1980年以後，中國學術界擺脫「左」的枷鎖，步入了自由探討學術的新時期。20多年來，它帶給歷史學的勃勃生機是明顯的：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僵化模式被打破，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個學科的研究全面展開，多學科共同繁榮的局面已經形成。本文擬對這20多年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狀況作一回顧。有些專題如商會史、城市史等，相關綜述已多，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贅述。所引用的論著截止2002年底，所評論的學者以大陸地區為主。
一、總說：研究的基本狀況
社會史研究的啟動，與近代史領域裡的思想解放潮流密切相關。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對洋務運動的重新探討，80年代初開始的對辛亥革命的全面肯定，對民族資產階級研究的正面展開，一個個重大事件和階級關係的重新解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性化。於是，一些學者對若干重大理論問題如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開始了再探討，一些學者眼光向下，發掘出很多過去不屑一顧的如衣食住行之類的課題。這樣，1986年的第一次中國社會史會議的召開成為必然。有關這次會議的作用，重複評論已屬贅言，歸根結底，它為社會史研究正了名。從此，社會史研究不再被視為歷史的碎屑。若將眼光放廣些，也不妨說，即使沒有這次會議，社會史研究的興起也是必然之勢。它處於80年代改革開放的社會氛圍之中，此時，國外的學術觀點不斷影響中國。學術界了解到，20世紀50年代以來（正值中國受政治史框架束縛的初期），國外史學研究的重點已從單純的政治史轉移到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和心理等各門專史。由於經濟和社會是一個時代最活躍的兩個方面，歐美史學界在以政治史為主線的的模式受到挑戰以後，經濟史是首先獲得承認的新領域，而發展最迅速，成績最明顯的是社會史。198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也與此類似。最先挑戰政治史（其實是政治事件史）一統天下的正是經濟史，在整個80年代，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碩果纍纍，成績斐然，隨後便是社會史研究的開展。目前經濟史研究、社會史研究大有兩翼齊飛之勢，標誌著中國學術界已經打破自我封閉的狀態，與世界潮流合為一體了。
80年代以來社會史研究的成績表現在各個方面，例如中國社會史學會的成立，兩年一次中國社會史年會的召開，各地研究機構的設立和大學有關課程的開設，《近代史研究》、《歷史研究》、《史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等有影響的期刊成為發表社會史論文的重要陣地。如此諸般，不及細舉。而萬源歸一，最顯著的成果表現為論著數量的巨大增長。
學術界曾有過統計，自1900—1986年（主要是1949年以後），全國報刊發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論文233篇（不計少數民族史）。筆者對1987——2000年的論著也做了統計，總計論文1274篇，專著300部，列表於下：
年代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論文 | 22 | 44 | 69 | 47 | 58 | 69 | 76 | 72 | 83 | 156 | 117 | 136 | 146 | 179 |
著作 | 6 | 8 | 11 | 25 | 22 | 15 | 17 | 22 | 20 | 38 | 30 | 21 | 28 | 37 |
不妨對以上表做個分析。大體以1996年為界，分為兩個時期。1996年以前，每年發表論文幾十篇，1996年以後，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都在百位數以上。再仔細觀察還可發現，1996年以前的9年間，雖然每年不到百篇論文，但整個趨勢是一條平緩向上的曲線。而1996年以後，則基本是在百位數以上的波動增長。著作的出版情況也與論文類似。著作創作周期長，從單個年份來看，反映情況的靈敏度不如當年就可以發表的論文，但其長期趨勢依然是明顯的增長。
對以上的統計，有兩點需要說明之處：（1）社會史的研究範疇是什麼，什麼文章算社會史什麼文章不算，迄無定論，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只要在每一種統計中使用同一標準，就能夠反映一個歷史時段的變化。社會史可以是狹義的也可以是廣義的，本統計表使用的是狹義的社會史標準。（2）上表各年度的統計數字只是個近似值。由於論文數量浩繁和書籍出版不規範等原因，要將過去的論著（哪怕是重要的論著）收集比較完整是很困難的。筆者的上述統計，以後還會有所增補和完善。
最近20多年來的社會史研究表現出以下特點：
1.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大部分領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不再是一片空白。
社會史的一些主要範疇，例如：階級、階層、宗族、家庭、民族、宗教、人口、娛樂、社交、社會群體、社會心理、時令風俗、社會生活等方面，大抵都有論著發表。當然研究的程度有深有淺，但至少已經涉獵。多部通史性的著作已經出版，如喬志強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史革新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朱漢國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民國卷》，周積明、宋德金主編的《中國社會史論》。其中，喬志強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是第一本關於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專著。它從三個方面建立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構架：（1）社會構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家族、社區、民族、階級和階層。（2）社會生活，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人際關係。（3）社會功能，包括教養功能、控制功能和變革功能。這種龐雜的體系是否合理，遭到一些學者的批評，但畢竟是第一次有系統地寫出了一部通史，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探討近代社會史的構架。與通史相對應的是將社會置於一定地理空間進行研究的區域社會史。這方面相繼問世的有：從翰香主編的《近代冀魯豫鄉村》，魏宏運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東農村調查》，喬志強主編的《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王笛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在揭示社會精神面的社會文化史方面，有劉志琴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在綜述方面，有馮爾康主編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
2.在選題上，與現實有關的問題受到關注。
中國近代人口、毒品和禁毒、自然災害等問題，均與當前現實有關，成為學者樂於選擇的研究課題。1987——2000年，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中國近代人口史論文大約150篇（不含華僑和外國在華僑民），禁毒史論文約95篇，近代災荒史的論文約85篇，居於中國近代社會史各個研究專題的前列。這些問題本身就值得研究，文章數量之多，則是因為這些問題過去沒有被認真研究過，也因為人們關心現實問題，希望往前追溯，借過往的經歷，為現實尋找某種解答。例如人口研究中的人口過剩、農民離村、城市人口膨脹、流民，災荒研究中的全國大範圍的自然災害情況、各省各地區的災害特點及其對農業、城市等各個方面的影響，莫不有這種含義在裡面。
3.在研究方法上，理論越來越受到重視。
20多年來特別是1986年以來，理論的探討與實證研究形影相隨。第一次中國社會史會議後，《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一連發表了5篇社會史的文章，其中3篇是探討理論問題的。此後，至少有10年的時間，社會史學界圍繞以下幾個問題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探索：（1）社會史的研究範疇；（2）社會史的架構；（3）怎樣研究社會史；（4）社會史與其它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的關係。與此同時，許多國外的理論特別是社會學理論被翻譯過來。在近代社會結構、階級與階層關係、商會和行幫、人口、城市、社會心態等方面，社會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得到比較多的運用。例如，運用社會流動的理論研究近代中國的階級與階層，用市民社會理論中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闡釋近代中國社會，都得到學術界很大程度的認可，研究者的視野因之開闊。
二、社會階層
近代中國社會階層最明顯的變化是傳統的士、農、工、商地位的變動和轉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地位的上升，紳士地位的下降，以及紳士與商人合流而形成的一個新階層：「紳商階層」。由此，紳士、商人特別是紳商階層，成為近20年階級關係研究的熱點，並藉以透視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有關論著不少，但有代表性的觀點集中在不多的幾個學者之間。
在80年代以前，對紳商進行研究的主要是外國學者。6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島淑男的《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商紳階層》，法國學者白吉爾的《資產階級扮演的角色》等論文，美國學者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都從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國的紳商階層。這期間，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外貿易時對於買辦的考察，揭示了一個新興的商人階層的形成，只是當時對它貼的政治標籤太多，妨礙了對這個階層的進一步認識。
從80年代開始，國內學術界開始重視對紳士、商人和紳商階層的研究。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以後，中國學者在全面肯定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場革命中的作用之際，「發現」了這個階級的實體——新式紳士、商人和紳商階層。在辛亥革命醞釀和發動的20世紀最初10年裡，中國發生的各項重大活動——收回利權運動、抵制美約運動、立憲運動乃至民國初年的政局變動，無不活躍著紳商階層的身影，於是有了眾多的文章探討這個問題。
出於研究的需要，1991年出版了張仲禮關於紳士階層的研究專著《中國紳士—一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這是他50年代在美國出版的著作的中譯本。該書考察了19世紀中國紳士的構成和特徵，對紳士的狀況進行了界定、描述和解釋，估計了19世紀中國紳士的人數。2001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其姐妹篇《中國紳士的收入—一〈中國紳士〉續篇》。該書從擔任公職、公共服務、充當幕僚、教書、經營土地、商業活動各個方面，考察了19世紀紳士收入的來源，其結論是：由於紳士在政府和社會中是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特權集團，因此他們能從若干方面獲得高收入。由於該書對於紳士從事的各種職業的考察，張仲禮被稱為是「第一個試圖論述紳士職業生涯的學者」。近期出版的《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一書，是作者周榮德以40年代在雲南昆陽縣實地調查所搜集的社會統計和家庭生活資料所寫成的專著，系統分析了紳士階層的起源、階層特徵、社會功能、生成方式等問題。此外，還有若干研究紳士的專著，不細說。
關於商人階層的研究，散見於關於商會的研究、關於商幫的研究以及關於買辦的研究中。人們對商人的研究不限於其經濟上的表現，而且將之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比較能接受的觀點是：清末城鎮商人群體趨向已受到新興資產階級的影響，隨著他們力量的增長和團體的增加，日益成為市民的領導者和代言人。
把紳商合為一個階層加以研究，從80年代初見端倪以來，至少已有十幾年時間。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這個階層的階級屬性。馬敏、朱英、王先明等許多學者以肯定的態度將其定性為「中國資產階級的早期形態」。馬敏說 ：「所謂早期形態，意味著紳商尚不是成熟和完備形態的近代資產階級，而只是在中國社會由中世紀農耕社會向近代工商業社會轉軌過程中，一部分亦紳亦商人物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近代企業家過渡，開始具備了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思想和行為特徵。」 他闡釋道：「儘管紳商階層同傳統紳士和舊式商人階層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帶有明顯的『過渡』特徵，但從本質上已不同於二者，在新的時代氛圍下，其價值趨向是『近代』的，而不是簡單回歸傳統；雖然尚不可同完全意義上的近代資產階級劃等號，但它已初步具有近代工商資產階級的某些經濟、政治和思想特徵……因此，不是紳商（或新紳士）同資產階級結成同盟，而是近代紳商階層本身就歸屬於早期資產階級（處於轉化、形成過程中的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他估計，清末全國紳商階層的人數起碼有22000人，其中以江蘇、浙江、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為多，約佔38%。
與他們意見不大相同的是賀躍夫。他認為，紳商不是新興資產階級。晚清時期的紳商群體，不能籠統看成是中國近代新興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包括紳商在內的近代社會階層的分析，既應當兼顧長時段的傳統內變遷的歷史延續與短時段的社會政治及經濟變動，也應充分注意區域的差異。紳商——近代資產階級說的失誤在於，一方面忽略了傳統紳商合流在近代的歷史延續，片面強調紳商為近代「新式社會流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忽略了區域差異，所有的舉證幾乎全出自江浙及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由此而做出的定性論斷，就難免以偏概全。關於各地區紳商階層不能一概而論，邱捷也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廣東的紳商與江浙地區有很大的區別。
關於紳士、商人之間關係的轉化，王先明以社會流動的理論作了考察。他認為：封建社會結構中的社會流動是封閉型的，社會階層的垂直流動主要局限於平民——紳士之間。近代的社會流動，伴隨著新的社會職業的出現而發生，不僅商人向紳士流動，紳士階層也向其他職業流動。紳士階層不僅向企業主、資本家流動，更大量的是流向了編輯、教師、社團法人代表等自由職業。他認為：社會近代化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由身份等級向職業社會的變動，而這種變動本質上也是人的解放。在近代中國，紳士與商人和其他階層之間的流動是雙向的，不僅有傳統紳士向商人、向近代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者轉化，還發生由商人和知識分子向紳士歸附的「逆向滲透」。
隨著十幾年來紳商階層研究的深入，紳商階層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已經凸顯，最近，一些學者又把眼光集中在對「紳商」詞義的探討及其所代表的深層社會內容和文化意蘊。
從19世紀中葉起，「紳商」一詞己經流行於各種公私文獻。這個詞究竟是一個分指「紳士」與「商人」的合成詞，還是單指「紳商」這一個階層的單稱詞，是「亦紳亦商」人物的專有名詞？
謝放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晚清以來雖然出現了紳與商的合流，形成了一個亦紳亦商的階層，但當時公私文獻中的「紳商」一詞，基本上是分指「紳」與「商」，並未融合成為一個單指性的混合詞。馬敏的觀點與之不同，他認為「紳商」一詞，在晚清常常是一個單指性的「混合詞」，是對亦紳亦商人物的稱呼。他認為：狹隘地講，所謂紳商，也可以就是「職商」，即有職銜和功名的商人。邱捷基本上贊成第一種觀點，只是表達得比較含蓄：他說：在清末文獻資料中，「紳商」一詞分指紳士與商人的情況比較多見，而用於亦紳亦商人物的情況較少。
透過「紳商」一詞，討論者更注重的是以下的問題：
1.它在清末民初不同場合的不同指代，即這個階層在不同情景中的不同身份。謝放說：從「紳」與其他階層的關係來看，在文獻中有不同的語境，在現實中則有不同的場合。在與官方聯繫時，可能多謂「官紳」。在創立商會、興辦實業時，可能多謂「紳商」。在興辦教育或知識界參與的社會活動中，則可能多謂「紳學」。在有各界人士參與的場合，則可能出現「紳商學」、「官紳商學」、「紳商學軍」等等不同的「組合」。
2.那些亦紳亦商的紳士與商人究竟是合流了還是各自獨立的社會階層。馬敏認為：廣義地講，紳商無非是由官僚、士紳、商人相互趨近、結合而形成的一個獨特社會群體或階層。邱捷以廣東為例，說：清末廣東「紳」與「商」對流、聯合的情況已經很普遍，形成了人數頗多、影響頗大的亦紳亦商群體。但「紳」與「商」畢竟沒有合流，保持界限、經常競爭是「紳」與「商」關係的主要方面，「紳」「商」關係變化總的趨勢是士紳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三、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又譯公民社會、民間社會，是西方的一種歷史存在和學術理論，與其相接近的一個概念是公共領域。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界發起了一場中國近代是否存在市民社會的討論。它帶給學術界的衝擊，也許不僅僅限於市民社會的「有」還是「沒有」，而在於用國家——社會這種新的角度來審視近代中國。
1.問題的起始（1993—1994年）
最早引入市民社會理論的並非史學界，而是政治學界和社會學界。1993年鄧正來、景躍進發表《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雖然探討的是中國當前形成市民社會可能性，但文中一些重要觀點，如：市民社會在有條件的國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國別，市民社會的含義、構成、作用和性質會有所不同，引起了歷史學界的興趣，歷史學者是作為對這篇文章的回應而參加近代中國市民社會討論的。他們想要探索的是，中國歷史上是否曾經出現過如同西歐那樣的市民社會，尤其是在西學東漸之後，有沒有可能受西方的影響培育出自己的市民社會。在此之前，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已經進行了這方面的討論，為中國學者所注意。在對這個問題的關註上，中美學者是相通的。
在早期的討論中，幾乎所有的論者都是用西方的定義展開對於中國市民社會的論述的。他們認為，構成市民社會的要素有三：（1）以市場經濟為基礎；（2）以契約關係為中軸；（3）以尊重和保護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為前提的社會組成。無論是鄧正來、景躍進，還是夏維中、蕭功秦、朱英，概莫能外，幾年後情況才發生變化。
夏維中說：市民社會「始終只是歐洲或者西方的一個社會、政治概念，而從來沒有發源於東方」。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過市民社會，之所以不可能產生，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1）中國歷史上從來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市民階級；（2）以高度集權為基礎的大一統國家是構建市民社會的強大障礙；（3）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不具備形成市民社會的基本條件。
蕭功秦不否認中國近代出現過市民社會，但強調它遇到嚴重阻力而難以發育成長。他說：「中國近代以前只有民間社會，而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儘管傳統的民間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相對的自主性的特點）。中國近代的市民社會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在近代的工商業和租界文化的發展和近代社會變革的推動下，從傳統社會結構中逐漸蛻變出來的。」但是這個市民社會極其微弱，備受壓抑，始終處於萌芽狀態。
這些早期的文章，嚴格說來，只是運用市民社會理論對中國近代史發表的感觸和推理，但對史學界具有啟發意義，例如蕭功秦關於市民社會受到三重阻力的見解。
最早以專論的形式正面肯定中國歷史上存在市民社會的是朱英。1994年，作為對夏維中文章的回應，朱英發表了《關於中國市民社會問題的幾點商榷意見》。他根據自己對近代中國商會的研究，肯定近代中國存在市民社會，並且提出中國市民社會的三個基本特徵：第一，「市民社會是脫離國家直接控制和幹預的社會自治領域，擁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第二，「市民社會內部主要靠契約規則，而不是靠傳統的血緣、鄉緣等親情關係維持。」第三，「自願和民主的原則，是市民社會的另一重要特徵。」問題在於，這三個特徵是作者依據商會的特點總結出來的，是否能夠代表中國市民社會的特徵，值得斟酌。但重要的是，在這篇文章中朱英開始用「國家——社會二元結構」來闡釋中國近代史，這既是他的最早嘗試，也是其他學者贊同引進市民社會理論的主要依據。
楊念群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發表了看法，他對以往的中國市民社會論者的一些論據提出質疑。他評論道：「一般論者……往往把具有前現代市民社會（特徵）的組織形式如行會、同鄉會館、宗族門第、社區社團、和諸如拜神社、惜字會、撫恤組織、秘密團體等，均視為獨立於國家領域之外的機構。實際上它們可能只是『國家權威的社會設計』的表現形式，至少也是傳統鄉村基層組織的複製與放大。」又說「『市民社會』論者所舉出的中國存在公域的許多實例，如出現了夜巡人、救火隊、善堂救濟組織等等，大多有可能只是舊有『社會』基層組織的變形與延伸而已。」當時中國學者還沒有開展具體的實證性研究，他的上述看法主要是針對美國學者提出的。
同一時期，臺灣地區史學界也對近代中國近代的市民社會感興趣。發表了兩篇介紹性文章。如同大陸一樣，當時還沒有出現有分量的論著。
2.研究的展開（1995年—目前）
在研究性專著中，最早對中國近代市民社會進行表述的是馬敏、朱英合著的《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研究》。在本書的前言中，他們宣稱：「從我們對晚清蘇州商會的研究可以看到，晚清商會組織已經把自己的影響力滲透到城市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商會為核心，眾多民間社團組織縱橫交錯，從而形成一個官府以外的在野城市權力網絡，控制了相當一部分市政建設權、司法審理權、民政管理權、公益事業管理權、社會治安權、以及工商、文教、衛生等許多方面的管理權。如果不拘泥於字面意義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將此在野城市權力網絡稱之為『公民社會』（或許『民間社會』更為恰當）的雛形。其背後的推動者，則是新興的近代資產階級。」
如果認真把全書讀一遍，就可以明白，上述論述僅僅是個宣言而已。這本書並不是按照市民社會的視角來寫作的，書中的主要脈絡是考察商會的組織系統、社會職能、商會參加的活動，在敘事過程中，既沒有市民社會的觀點，更沒有市民社會的專章，完全是國內學術界的傳統套路。關於市民社會的觀點僅僅出現在前言中。對此不難解釋：這部著作是1986年前後完成的，當時作者還沒有接觸到市民社會的觀點。1993年出版之際，美國中國研究中的市民社會理論剛剛興起，這理論與作者對於中國社會的一些看法不謀而合，遂在前言中加入了上述話語
兩位作者關於市民社會研究比較深入的作品是馬敏的《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和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馬敏的著作對中國近代市民社會問題專列一節作了系統的闡述。在考察了晚清市民社會的特點後，他著重指出：中國的市民社會只是處於雛形狀態，它與國家的關係主要不是抗衡而是尋求平衡。這也是朱英的觀點。不過，朱英在他的著作中，特別強調了「市民社會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是脫離國家直接控制和幹預的自治領域」。他認為， 「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的雛形自清末初始形成之後，與傳統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況相比較，社會與國家兩方面均已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開始構建一種新的互動關係。從國家的方面看，清末民初的國家已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社會實現新的動員與整合，因而對社會給予了某些扶植，由此成為獨立的市民社會雛形能夠孕育萌生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社會的方面分析，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在清末萌生出雛形後，已經取得了相當一部分自治權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制衡國家的功能與作用，並在民初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關於公共領域，最早進行專門研究的是王笛。他在對長江上遊地區的公共領域發展狀況進行考察後指出：20世紀初期，長江上遊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統領域的演變，一是新領域的產生。大多數商會和公立學堂屬於前者．幾乎全部公共協會和其他社會經濟組織都屬於後者。公共領域的發展已初步為市民社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儘管這個基礎的規模和深度都是很有限的。在各主要城市，商會、各種法團、新學校、各種文化教育組織等，都在這個社會中積極活動。在各個社會層面．從士大夫、鄉紳到普通百姓，都在其影響之下。這些非官方的社會領域為地方士紳參與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王笛的另一篇文章也明顯帶有公共領域的色彩。他在考察了清末民初茶館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後指出：茶館為成都市民的「公共生活」——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動提供了最重要的場所，沒有任何一個公共空間能像茶館那樣容納從上層精英到底層民眾各個社會階層，使他們悠然自得地相處在一起。小商人在這裡洽談生意，苦力在這裡尋找顧主，小販、藝人、手工匠通過茶館裡的種種活動維持生計，追求閒逸只是茶館生活的表面現象。茶館既是休閒逸樂之地，又是各種人物的活動舞臺，它是市民的「會客室」、「自由世界」和公共空間。王笛筆下的中國近代茶館，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市民社會論者引據的18世紀英國的咖啡屋，儘管它們不完全是同質的東西。
由於中國市民社會的論述主要是立足於商會展開的，近幾年來，一些學者對此頗有異議，開始從其他方面進行考察。劉增合認為輿論空間是公共領域的本來意義和重要組成部分，應該予以充分注意。他考察了晚清以報刊為代表的大眾媒介後指出：晚清時期創辦了數百種報刊，信息內容體現了非官方的色彩，意味著當時的大眾媒介已經具備了相對獨立、冷眼觀政、貼近市民生活的公共品格，基本上是一種游離於皇權國家之外的「輿論環境」，屬於民間與官方的對話場所。儘管各報的宗旨不盡相同，但大都以進化、自由、民主、個性等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作為基準，排擠封建國家所固守的輿論空間，擴張了市民社會的基礎。楊志剛也認為，中國近代公共領域的研究，不應過於集中在新式工商社團上。他在考察了中國近代博物館的產生和培育後指出，在清末，無論是維新派還是清政府，都把設立博物館視為開啟民智的四大公共文化設施之一；中國近代的博物館，將國家、皇室和私人收藏向社會公眾開放，使鑑賞文物從少數人的特權變為廣大社會成員可以共同享受的權利，人們在其中感受到了民主的氣息和公共的意識。中國近代的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公共的「空間」。熊月之考察了晚清上海私人花園對公眾開放的情況後指出：這些對公眾開放的私園的共同點是集自娛與公娛於一體，集花園與茶館、戲園、會堂等功能於一處，私家園林變成了公共活動場所；其中尤以張園為最突出，是中西兩種公共活動空間形式的混合產物，是休閒活動空間、社會活動空間、政治活動空間的重合，反映出上海公共空間的拓展和都市生活內容的豐富。屠雪華認為，蘇州的市民公社不是一般的城市自治團體。而是具有明顯市民社會特徵的市民基層自治組織。
四、人口
80年代以來發表的中國近代人口史論文大約有160篇左右，而1949—1979年不到10篇，可以說，中國近代人口史作為一個研究專題，主要是在80年代以後展開的。當時的許多文章都是關於人口思想的，說明研究是從思想史的一個小分支——人口思想史起步的。即使是研究人口思想，也零星不成系統，大多是評述一些近代著名思想家如薛福成、嚴復、梁啓超有關人口的論述。關於人口實際狀況的論述很少見到，人口統計更毋庸論。這時期，李義俊的《我國人口重心及其移動軌跡（1912——1978）》，繆振鵬、王守稼的《試論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中國人口問題》，鄒依仁的《舊上海人口變遷研究》，就是少有的論述人口實際狀況的論著了。
1986—1990年「七五」期間，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批准立項的中國近代人口史課題有三個，此外，同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中國移民史」（葛劍雄主持）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是有關近代的； 陳樺的「十九世紀中國流民的群體活動與結構特徵」，被列為國家青年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總共五個國家基金課題，表明近代人口研究受到分外的重視。
90年代初，出現了一批較有質量的研究著作。行龍的《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探討了近代中國人口數量的演變、人口過剩、人口分布與流遷、人口的城市化、人口構成等問題。姜濤的《中國近代人口史》，考察了三個問題：（1）近代人口數量的增減變化。（2）近代人口地理分布的變動，特別是近代人口的遷移運動。（3）近代人口結構的發展演變。著者做了不少資料方面的基礎性工作，書中大量的統計資料多為著者經過認真甄別後列出。此後，人口史論著大量發表。所論所述，主要圍繞人口統計、人口結構、人口的流動三個基本問題。
1.人口統計
人口的數量是研究的基礎，而現成的人口統計是所有經濟史、社會史統計資料中最不精確的，人口研究的第一步即是儘可能對近代中國的人口數量有個準確的概念。因此，各家在自己的專著中，無不對近代中國的人口數量作了估量，各自成說，互有歧異在所難免。人口統計除了各種具體的數字外，還包括人口的增長速度，近代中國是否存在人口過剩，人口對社會發展是否構成壓力等基本問題。
近代中國人口過剩幾成定論，基本的依據是人口對耕地的壓力。不過，也有不同的看法。章有義選擇中國近代若干個有代表性的年份，對當時的耕地和人口數量作了估計，認為在1812——1949年的137年間，中國平均人口增長率僅2.9‰,不僅遠遠低於1741年以來的增長率，而且低於當時世界各國人口增長率，認為人口壓力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道理的。行龍認為：中國近代人口雖然增長十分緩慢，但是相對人口過剩卻有增無已，人口過剩直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汪潤元、勾利軍認為近代中國農村「過剩人口」的主要表現是人口與耕地比例失調。
人口統計的準確與否，首先在於所依據的資料是否可靠。於是近年來展開了對近代人口調查材料的研究。
清末宣統年間和民國初年（1912年）兩次人口調查，在中國人口調查中佔有重要地位，對這兩次人口調查，特別對清宣統年間的人口調查的真實可靠性，學術界不少人持否定態度。侯楊方對清宣統年間的人口調查背景、過程、結果作了詳細考察後認為：這次人口調查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具特色的，它包括的空間範圍最大（1953年以前），除西藏外清朝版圖內的所有人口都在調查範圍之內；也是1953年以前最精確、全面的人口統計之一。米紅、李樹茁指出：清末的調查，注重戶數、總人口數、總人口性別比、學齡兒童數比重及壯丁數的比重。民國初年的人口調查則是對人口特徵的全面調查，包括戶數、總人口數、分年齡組分性別人口數、出生率、死亡率等。這兩次調查儘管有不完整處和缺欠，但它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人口狀況，特別是戶數和口數資料有比較高的利用價值。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數量大，來源複雜，良莠不齊，引用者無所適從，亟需對此作番梳理。侯楊方選擇1912—1948年的幾次最重要的人口普查，就其制度規定、統計過程、統計數字的來源作了考察。他認為：1936年的全國選舉區戶口統計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人口普查，雖然沒有達到現代人口普查所要求的標準時點，但全國大部分地區在時間上達到了大致的統一，而且它所包括的空間範圍是宣統人口普查之後、1953年人口普查之前最大的。其他的幾次統計雖然沒有準確的全國性數字，但由於各地縣市的統計局註明了統計數字的時間與來源，具有相當的準確性。
2.人口結構：
關於城市人口的研究近年很多，一則是因為近代城市史研究繁榮的帶動，二則是受到90年代以後中國城市人口快速增長的影響。1989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發表的行龍的《略論中國近代的人口城市化問題》，大約是最早的關於中國近代城市人口的專論。此後，何一民、沈毅、徐曰彪、王均分別考察了成都、大連、香港、北京的人口情況。張利民考察了近代華北城鎮人口的劇增及其結構後指出：從1840—1949年，華北的城鎮人口增長了140．11%，而同期同地區的總人口僅增長37．98%，特大型城市的北京、天津佔華北城市人口的48．5%，而世界平均值，百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人口僅佔城市總人口的23%。城鎮人口的性比例嚴重失調 ，男性對100女性的比率，北京1917年為173.2,天津1932年為179.61,青島1937年為145.9,而新興工業城市更高,1928年太原為282.77,呼和浩特為223.56。年齡結構呈菱形,青壯年多,老幼者少。
王慶成研究了晚清直隸、山東一些州縣村鎮的規模、家庭構成、村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別比例等問題。他認為：晚清時期，不少「鎮」人口不多，只是鄉間自然村落的的一種名稱。村鎮的戶均人口多在5人左右，入學者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窮民、殘疾、節孝等弱勢人群佔相當比重，老年人口偏低。性比例嚴重失調，男性遠遠超過女性。就人口年齡分配而言，基本屬穩定型人口類型。
李金錚考察了二三十年代河北定縣農村的性別構成後指出：全國人口中男性對100女性的比率，清宣統年間為121．6，1928一1929年為124．5，但這種官方統計是不準確的，因中國家庭往往不願意提供女子的情況，特別是未婚女子、童養媳和小妾。較為可靠的是二三十年代一些社會學家的實地調查，當時定縣的性比率為110．5，但即便如此，仍然很高，當時歐洲國家在100以下，日本也低於105。男性對女性的過高性比率，導致男性的早婚和遲婚，一部分男性被剝奪了結婚的權利。虞和平在分析民國時期的人口理論，對人口壓力、人口素質、人口遷徙、女性就業等問題作了量化的研究的基礎上，論述了這一時期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他認為：由於教育的較大面積普及，提高了人口素質，從而增強了人口的就業能力，使這一人口資源得到發掘，從而減緩了人口的壓力。
3、人口流動
人口的流動主要有三種形式：移民、流民、遊民。遊民是混跡於城市與鄉村、沒有固定職業的流動人口；流民是失去土地無所依歸的農民，或因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盲目流入都市謀生的農民；移民的內涵則更廣泛。這一問題的研究專著早期的有：李德濱、石方的《黑龍江移民概要》和路遇的《清代和民國山東移民東北史略》。近年出版的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的《中國移民史》（清、民國時期），論述了清代至20世紀40年代發生在中國境內的移民，對一些大的移民運動，說明其起因、遷移對象、遷移時間、遷入地、遷出地、遷移路線及方向、定居過程和產生的影響，並儘可能作了定量分析。池子華的《中國近代流民》以淮北地區為重點，對流民現象發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間和職業流向、流民對近代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歷屆政府處理流民的政策等四個問題進行了考察。有關專著還有朱國宏的《中國的海外移民》，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
關於近代農民的離村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外學者已予以關注，著眼點主要在於農民離村後對農業經濟的影響，現在的研究偏重於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後城市的影響。池子華認為：近代農民離村呈日益增長之勢。到1933年，根據全國22省的統計，離村率已達8．9%，其中71% 為20一49歲的青壯年。近代城市人口的激增，約95%是因這些進城農民所致，市民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素微乎其微。季節性和自發性是這種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特徵。盧漢龍通過對上海438人的調查，分析了1949年前上海移民的來滬原因、動機、來上海前後的身份的變化、生活方式等問題，認為上海中下層市民很多來自移民甚至難民，這是導致上海人精明慎微、察言觀色、利己本分和隨遇而安性格的基本原因之一。周育民考察了在上海的遊民階層，研究了他們的就業、組織、活動特點及與會館的關係。
除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外，城市人口的流出，也應在研究者的視野之內。邵燕婷在對19世紀60年代上海流民離滬情況作了考察後指出：1860年前後上海湧入了100萬流民，在1865—1870年間，有80—90萬流民離開了上海。正是這種城鄉之間強勁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上海現代化初期人口的劇烈變動。
人口大規模遷移不外乎兩個原因：天災與人禍。過去的研究側重於自然災害的影響，而對戰爭造成的影響研究較少，特別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華造成的中華民族空前大遷移，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張根福考察了戰時浙江的情況後指出：抗日戰爭時期浙江省人口遷移總數為500萬人，其中200萬人遷移至外省，300萬人在省內遷移。遷往省外的人口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安徽、上海租界和西南各省，由於這些地區生存條件除上海外均不如浙江，移民思歸故土心情迫切，加以日軍對佔領區特別是重要市鎮的居民實行安撫政策，故從戰爭初期開始就有大規模的人口回遷現象，遷移人口中最後轉化為移民的只是少數。
五、婦女
與社會史的其他內容相比，近代婦女史是開展比較早的一個研究課題。從1981年開始，全國婦聯及各省市婦聯婦運史研究室就陸續創辦了不定期刊物「婦運史資料」，報刊上發表的有關婦女史的論文也不在少數。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婦女史的研究集中在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三個時期，正在中國近代史「三大高潮」的傳統框架之內，有明顯的依附於政治史的痕跡。在研究對象上通常以人物為主，例如對秋瑾的研究，佔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研究的半壁江山。到80年代後期，有多部專著問世，但幾乎全部是婦女運動史。此時，在人們的頭腦中，除了婦運史以及重大政治事件中女子的表現之外，似乎沒有多少其他的女性問題可以研究。
儘管如此，婦女運動畢竟是婦女史的一部分，代表著研究的一個階段。1988年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的劉巨才的《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是建國以來第一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研究專著，它在婦運史的歷史分期上，打破了中國近代政治史與其他各個專史的主從關係，按照婦女運動自身的規律，以戊戌維新作為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起點，這一 分期標準為以後其他一些論著所採用。這一時期出版的其他重要著作有《中國婦女運動史（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婦女運動史1840—1921》。重要的地方婦運史有《上海婦女運動史：1919—1949》，以及其他城市例如天津、重慶等地的婦運史專著。成套的:婦運史資料也有多部，此外，藏健、董乃強主編的《近百年中國婦女論著總目提要》是一部重要的工具書。
在80年代中後期，婦女史研究逐步擺脫婦女運動的影響，這時一個比較集中的研究對象是民國初年的婦女參政。所發表論文的論點可以歸納如下：在20世紀最初的10年間，人們已經接受了歐美婦女參政運動的影響。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給中國婦女的參政提供了極大的機會，中國女子參政運動勃然興起。它產生了兩個後果。（1）各省市出現了一批女子參政團體和活躍一時的人物，輿論受到強烈震動。（2）1912年廣東省議會選舉中，有3名婦女當選議員，成為當時世界各國的特例。人們選擇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表明當時婦女史研究與政治史的若即若離。人們覺得應該選擇重要一點的問題進行研究，於是這個與婦女和政治都沾邊的問題首先受到了注意。
進入90年代以後，婦女史研究領域拓寬，突出表現在關於婦女生活的研究專著的出現。1990年呂美頤、鄭永福合著的《中國近代婦女生活》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近代婦女生活史方面的專著。該書從婦女的放足、婚嫁、宗教信仰、服飾、城市婦女、農村婦女等方面，論述了婦女的生活情景，並且力圖用計量的方式，展現這些實況，例如近代農村婦女的結婚年齡、夫婦年齡差數、農村嬰兒成活率、農村婦女日間勞動量等。與此類似的學術專著是羅蘇文的《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該書考察了在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商業社會轉化之際，大都市、小城鎮和鄉村各類女性群體的變化。
從90年代至今，近代婦女史研究中有兩個問題受到關注：興女學和不纏足，這是西方影響下中國早期女權運動兩項最重要的內容。
女子教育的研究1981年初啟其端，當年羅蘇文發表《中國第一所自辦的女校》，以後罕有進展，80年代後期重拾其端。研究集中在女子教育的發展，教會學校的影響，女子的留學教育等方面。
陳祖懷把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分為四個時期：教會女子學校的產生至戊戌維新時期、20世紀初期、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其中20世紀初，不僅女子學校數量大大增加，而且教育目標由「相夫教子」轉向「人格獨立」。王美秀指出：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始於教會女學，但它的真正發展是在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期間。戊戌維新運動激發了中國人自辦女學的願望，從戊戌到辛亥時期的社會風氣的變化，造成海外留學運動的勃興，推動了女子教育的普及。至20年代初期，女子教育趨於完善。郭衛東指出：基督教在華辦學不是從男子入手而是從女子教育肇始的，其開辦的最早的正規學校是1834年的澳門女塾，而不是人們所熟知的1839年的馬禮遜學校。鴉片戰爭後新教教會在中國大陸的通商口岸地區辦學，同樣是從女子教育入手的，開設的第一所學校是1944年的寧波女塾。初期的教會女子學校主要是初級和中等學校，1905年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是第一所教會女子大學，1909年從這所學校畢業的女生是中國土地上產生的第一批女大學生。直至1920年北京國立女子高師完全建立之前，中國境內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全部都是新教教會所設辦。中國傳統社會輕視女子教育，教會學校衝擊了這種傳統。張建仁、張建民認為：教會女學的突出貢獻是衝擊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想，在中國封建教育制度中打開了一個缺口。梁鳳榮認為：戊戌維新時期是中國近代女學的開端，維新派的興女學衝擊了封建倫理綱常，衝破了中國女子教育的禁區。關於女子留學教育，主要論著有：謝長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學生》，郭常英、蘇曉環的《近代中國女子留學探析》，孫石月的專著《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
開始於清末的不纏足運動，既是移風易俗的一端，也是婦女解放的分支，有關論文不少。研究比較深入的是楊興梅近年發表的幾篇文章，她對這一問題的推進主要有三點：（1）把這場運動的研究在時間上從清末民初推向民國中期。纏足風習延續千年，至清末開始破除。過去的有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戊戌變法時期及民國初年。楊興梅考察了南京國民政府最初10年間的情況。她指出：新文化運動後，中國人對婦女纏足問題的認識遠比以前深刻，故1927一1937年的10年間，中央政府至少5次頒布禁令或訓令，直接出面組織不纏足運動，表明中央政府態度的積極，各省起而應之，收到一定成效，尤以少數民族集居的雲南和素有「放足模範」之稱的山西表現突出。但民俗不支持這場運動，以致民眾設法規避者甚多。（2）注意了官方的舉措和作用。對於這場運動，過去多注意民間人士的活動，楊興梅以四川地方政府為個案，考察了官方的作用。指出：官方參與不纏足運動，除了奉行朝廷諭令外，主要是應地方紳士之請，他們希望藉助官力來推進運動。但是官方既經介入，就要體現政權的力量，開始對纏足者實行禁罰，與民間歷來以勸諭為主的做法大相逕庭。於是一方面是民間不纏足團體的繼續「動口」勸諭，另一方面是官方的「動手」懲罰，運動的風格發生了轉變。隨著官方介入程度的加深，整個清末不纏足運動由勸、禁並重，逐漸轉向以禁罰為主。（3）注意從民眾審美的角度考察了纏足與反纏足兩種觀念的競爭。她認為：小腳的美與醜，兩種觀念的較量長期存在。從清末開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社會精英階層就不斷宣傳天足美、小腳醜，但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欣賞小腳美依然是民間的普遍行為。廣大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很難享受到知識階層的社會待遇，不能不顧及風化，以纏足來保障她們婚姻的成功。但是從一個更長的時期來觀察，有關小腳的審美觀念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逐漸轉變，小腳醜的觀念在中國越來越普及，最終導致纏足的接近消滅。
此外的有關論述有：關於近代賢妻良母觀念的產生。呂美頤認為：良母、賢妻的提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出現，但把兩者聯繫起來形成賢妻良母概念並且在社會上流行，是1905年前後興女學時引入了日本的賢妻良母主義並把它與中國傳統的女子賢良主義相結合，雖然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衍生物並且有男尊女卑的功能在內，但當時它主要反映資產階級對女性的新要求。夏曉虹認為：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權是晚清婦女思潮的重要方面，是女界自身覺醒（而不再是戊戌維新時期靠男子提倡婦女解放）的重要標誌。關於女子就業。何黎萍認為：晚清婦女的就職，最早出現的是女工，而後是女教師、女醫生。民初婦女就業一度活躍，因袁世凱統治時期「男外女內」觀念的復活和法律的限制而受到壓抑，五四運動後再度興起。到20年代末，大中小學教師、圖書館員、醫生、護士、編輯、翻譯、會計、律師、文秘等腦力勞動者中，都不乏女性身影，國家法律已確認婦女的職業平等權。
六、婚姻與家庭
婚姻和家庭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婚喪嫁娶在中國傳統史學中也是一直受到重視的。目前的研究中，有志於此者不少。從1987年到2000年，大約論文有85篇，但總體印象是深入剖析不夠，泛泛之作居多，與人們的期待不甚相稱。
1.婚姻
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中國傳統婚姻的狀況及其變革，西方影響下新式婚姻的興起和流行。
關於傳統婚姻在近代的現狀與流變，傅建成考察了農村的早婚、擇偶等問題。他指出：在華北農村，早婚現象十分普遍，在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表現。富裕家庭子女的婚姻早於貧困之家，而且富裕的家庭偏重於男子早娶、女於晚嫁；貧困之家則是女子早嫁、男子晚娶。父母包辦擇偶有三種特殊的類型，童養婚、指腹為婚和對盅作親。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關婚姻問題的法規，堅決反對早婚，禁止買賣婚姻、保障了以男女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自由和婦女權益。
在婚姻觀念變革方面，李長莉根據1873年的「楊月樓案」考察了晚清良賤不婚觀念的變化。她指出：民間談論婚嫁，講究門當戶對，首重良賤之別，禁止良賤為婚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天經地義的禮法習俗。隨著近代社會生活的變動，良賤觀念的社會基礎已經動搖，不少人開始淡化身份之別，以平常人來看待過去的低賤者，從而主張良賤可以通婚。雖然這個案件的最終審判以重懲派和官方的勝利而告結束，表明正統觀念仍然在上海社會中佔據優勢，但是同情良賤為婚的人們以《申報》為陣地，與佔主流的重懲派發生了將近一個月的大爭論，表明新的社會倫理觀念的正在生長。
梁景和考察了戊戌維新時期的婚姻觀念變化。他指出，維新派對封建婚姻的批判集中在四個方面：父母包辦婚姻，男子多妻制，守寡制，早婚與童養媳婚。他們的改革主張是：夫婦擇偶自由，離異自由，簡化婚禮。這些主張以自主為原則，以情志為媒介，追求個人自由，達到了19世紀中國婚姻觀的最高水平。
行龍認為，清末民初中國婚姻方面出現了許多新氣象，表現為婚姻自主現象的增多，再嫁離婚環境比較寬鬆，中西結合的新式婚禮的出現等。作者所敘述的現象，是過去人們較少觸及的，其觀點、其論據皆非人云亦云。看得出，其資料來自於自己的點滴收集，不少來自於當時的報紙，而非一味依賴地方志。徐永志認為：民國初年出現了貞操功能淡化、離婚現象增多、小家庭有所發展等變化。
關於民國時期的城市婚姻。陳蘊茜、葉青利用舊報刊，特別是報刊所載的社會調查資料，論述了民國時期的城市婚姻狀況。作者認為：從20年代起城市青年特別是知識女性的婚姻理念已從父母包辦轉向自己做主，到30年代更敢於追求個人幸福，38.3%的未婚者將尋求生活伴侶視為結婚的第一目的，而不是傳宗接代。市民不再視離婚為異端，而激進的燕京大學女生96.7%贊成離婚（1930年）。許多大都市中，離婚的主動者女性多於男性。1928一1934年廣州離婚案中由女性提出的佔77.1%，天津為85.7%，北平為66.1%，上海與北平相接近，感情破裂即不必勉強維持已成市民共識。
伍野春等利用民國內政部檔案，考察了30年代集團結婚儀式產生和推廣的過程。他們指出，這種結婚儀式是在「新生活運動」的推動下產生的，因其具有隆重、熱烈、簡樸、文明的特點，受到民眾歡迎，很快風靡各地。作者列舉了一些地區集團婚禮的辦法、舉辦的次數、參加者人數、年齡構成、職業構成和文化程度等情況。
迄今為止有關近代婚姻的論著，注意到了妾的法律地位，但皆未詳論。程鬱考察了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的變化。他指出：北洋政府時期，法律明文規定了妾的身份，妻的對方人稱夫，妾的對方人稱家長，妾被視為家屬中的一員，家長與妾的關係是合法的契約關係。南京政府的法律正文中除去了妾的字樣，但沒有明確的禁止納妾的條文。直到1935年的修訂刑法後，未得妻的許可的納妾才被視為通姦。
2.家庭
鄧偉志的著作《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革》，勾勒了從太平天國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家庭演變的概貌。著重考察了太平天國時期對於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衝擊，戊戌變法運動時期康有為等人的家庭改革思想和性觀念，辛亥革命時期的「家庭革命」理論，以及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家庭狀況。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對於20—30年代的家庭規模的考察，用了一些當時的統計資料。作者認為 20—30年代中國多數家庭是3—6人的規模，同時有少數規模龐大的家庭，有的20多人，甚至多達65人。
徐國源以民歌為素材，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了蘇南地區清末民初的婚姻家庭觀。他指出：這一時期，吳地民歌風氣丕變，從明清盛期的「情歌」流行，變為以歌詠社會生活特別是家庭生活為主，出現了大量的青年追求自由和婦女追求解放的佳作，表明大變革時期社會的求變心理。由於舊的家庭生活的內核開始蛻變，而新的選擇依然渺茫，故此一時期多質疑舊家庭倫理關係的怨歌。
陳蘊茜利用20—30年代的調查材料，考察了民國時期城市家庭制度的變遷。認為民國時期大量存在的是介於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間的折衷家庭（三代之家），因為城市市民大多數贊成由父母與孩子組成的核心家庭，但有長輩需要贍養，因此將三代同堂作為理想的家庭模式。當時中國城市的家庭平均人口是4—5人，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仿佛，農村是5.5人，但是小城鎮中仍有大家族的存在。關於當時各類家庭的生活狀況，劉志強、姚玉萍考察了北洋政府時期工人、農民、人力車夫、教師的家庭後指出，他們共同的狀況是入不敷出，無法維持正常生存；支出結構畸形,食品費用比重過大；食品結構畸形，主食比例過大，家庭成員缺少正常的營養條件。崔蘭萍認為：反家庭暴力在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備受重視，婦女受虐現象減少，以打罵婦女為突出特徵的傳統家庭風氣得到了改變。呂美頤認為，民事習慣在穩定近代家庭方面起著特殊作用。主要表現在承嗣方面的控制功能，家庭財產的分配與保護功能，對老幼孤殘的贍養、撫育功能，以及通過調節家庭與社會各種關係，實現家庭自律及家庭間互助互利的功能。
史家歷來認為，烏託邦在中國只是停留在思想形態而沒有真正的社會實踐。其實不然。1927發端山東泰安馬莊為中心的耶穌家庭，到40年代末擴展至七八個省，到1952年以後消失，一度形成很有規模的中國烏託邦運動。以往很少有人對它進行研究。陶飛亞對此考察後認為，這些耶穌家庭，把宗教與世俗生活結合起來，在團體中廢除私有財產和血緣家庭，大家共同勞動，過平均主義的集體生活，是一場在基督教教義指導下的持續了近30年的中國基督教烏託邦運動。
婚姻與家庭這個專題之所以研究不深入，癥結在於資料的貧乏，不少論者利用的是現成的文集或單純依靠地方志。不少文章，甚至僅僅靠引證地方志中的十幾條材料，就連綴成篇，所述所論，完全是舉例子。所以，給出的論點，是人們久已熟知的老調重彈。凡說出點真道理令人有新鮮感的文章，例如行龍、陳蘊茜文，其基礎就在於挖掘了許多別人沒有利用過的史料，比較系統地佔有了資料。婚姻家庭這個專題，現成的資料不多，要想在其中取得成績，必須到近代報刊等史料的汪洋大海中去潛心淘金。
七、風尚習俗與日常生活
風尚習俗和日常生活，也許是全部歷史中最有血有肉、富於情趣的內容。消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喪葬、文娛體育等過去似乎不能登史學研究大雅之堂的東西，現在走上了前臺，使歷史顯得飽滿豐腴。
1.風尚習俗
在80年代早期，在這方面很難說得上有分量的論著。1986年《近代史研究》第4期發表胡繩武、程為坤的《民初社會風尚的演變》，是早期研究中一篇有影響的文章。他們認為，民初風尚的革新潮流充滿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斷髮易服、婚姻自由、破除神權、改革禮俗、結社集會、縱慾享樂是其主要表現，追新慕異、去土求洋是其顯著特徵。它包含著西方價值觀、道德觀的合理內容，反映了人們革除弊俗惡習的願望。文章歸納的民初風尚追新慕異、去土求洋的特徵，言簡意明，給人留下深刻影響，為以後不少研究者所借用。1991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嚴昌洪的《西俗東漸記——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演變》，這是有關中國近代風俗史的第一本研究專著。第二年，他的《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兩部著作不能說很有深度，但卻是最早全面描述近代中國世俗風情的著述。它勾畫了在西學東漸形勢下，中國風俗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軌跡，近代中國風俗中西合璧的特點以及各地區移風易俗發展的不平衡性。至今還是人們研究這一問題的必要參考書。
20多年來研究的重點有兩個：（1）西方觀念對中國風尚習俗的衝擊。（2）傳統習俗在近代的存留和演變。
西方影響下中國風尚習俗的棄舊圖新，是近年近代風俗史研究的主流，文章數量很多。集中探討的問題是：（1）各時期各地區的風俗變化情況。涉及的主要歷史階段有：清末時期、民國時期以及各個具體歷史時段例如戊戌變法、義和團、五四運動。一般來說，偏重於清末或者清末民初，這是由於過去的近代史研究，對清末民初時期比較深入，而且清末民初處於社會轉型初期，風俗變化比較明顯，可研究的東西比較多。最近十年左右，對民國時期風俗的研究也明顯增多了，這與中華民國史研究的進展有關。關於各地風俗的變化，涉及的地區的有上海、北京、武漢、南京，一般來說各個地區都有，但是以上海和發達地區為主。除了大城市和發達地區外，農村和風氣閉塞地區如河北、綏遠地區也有人在研究。（2）移風易俗的各種專項內容也有不少人在研究，主要是：婚姻、喪葬、不纏足、剪辮子、戒菸、禁賭博、風水。
研究的缺欠在於，平鋪直敘較多，深入分析偏少，觀點雷同之文時時可見。例如關於清末民初的風俗變易，絕大多數作者都圍繞剪辮、易服、改元、放足、廢除跪拜等內容作文章。這是當時的實情，但讀來未免有千篇一律之憾。又如各地風俗的變革，也是大同小異，罕見地區特點。例如林平漢認為：民國初年福建習俗的變化主要有剪辮、放足、禁賭、提倡體育、穿短衣。許多文章描述其他地區的風俗，也與此差不多。
關於傳統的習俗在近代的存留和演變的研究，就數量而言，遠不如前者，但研究成果是值得注意的。
習五一通過民國時期北京廟會的興衰，考察了社會風俗的演變。她指出：自遼金以降，北京各種廟會繁華昌盛。清朝帝制崩潰後，廟宇門庭冷落，民國歷屆政府對傳統宗教基本持抑制態度，傳統廟會趨向衰落。二三十年代，北京有壇觀寺廟千餘座，為全國之冠，大多轉變為世俗文化活躍之地。在這些寺廟中舉辦的廟會，其世俗性和商業性都已遠遠超過宗教性，為豐富多彩的民間遊藝提供了廣闊的天然舞臺。迎神賽社是民間最重要的集祭祀和娛樂雙重功能於一體的鄉村社區活動。趙英霞認為迎神賽社除了具有娛樂和祈神禳災的作用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被人忽視的凝聚社區的功能。鄉村的演戲酬神活動往往以社區為組織單位和活動單位，因此，它的社會功能遠遠超過娛樂本身。張鳴考察了晚清華北農村的巫術。指出：自商殷以來，幾千年間，巫術早已溶入民俗之中，是一種泛化的社會行為。它在農村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於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日常活動，而是處於文化上的邊緣和非正統地位，遭到正紳們的否定和輕蔑；其一定程度的神秘性，對人又有誘惑力。鴉片戰爭後，當大傳統的意識形態在西學東漸中節節敗退，固有威信喪失之際，小傳統的邊緣性文化因素就顯得格外活躍。義和團運動中的巫術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利用了巫術在重大事件中應急的特點。趙樹好認為，晚清教案中佔相當比重的是民間風俗與基督教相衝突的習俗教案。這些風俗主要有：敬拜山神、火神的迷信習俗，祭祖的倫理習俗，相信風水、舉辦迎神賽會的消災求福習俗。
2.日常生活
近十幾年來，中國學術界一派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社會史的研究應該以社會生活為主。提倡者對社會生活定義甚廣，到目前為止，究竟什麼是社會生活，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說法。為避免歧義，本文使用日常生活一詞，或稱之為民眾生活。
關於近代民眾的一般生活狀況，重要指標是收入和消費。劉佛丁、王玉茹指出：隨著中國工業化從19世紀70年代起步和發展，國民收入和分配與傳統社會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富有階層的收入在全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明顯縮小，普通居民的收入所佔份額略有擴大，高收入階層與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顯著縮小。這種變化與一些發達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情況相似。慈鴻飛考察了民國中期的民眾生活指數。他認為：總起來說，20—30年代的中國物價水平變動不太大，如以1926年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上海批發物價指數最高的1931年，也僅126.7。當時大都市的銀元購買力較高，每1元可買5—6斤肉，在農村，銀元的實際購買力更高。在1927年的上海，一個非熟練工人撫養五口之家僅需費每月21.34元，其中飲食費僅11.1元。一個月薪300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撫養5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個普通工人的十三四倍以上。
對各地區的民眾生活的研究，上海是最詳盡的。
熊月之認為：上海近代城市社會生活至少有三大特點：一是雜。五方雜處，華洋雜居。不同地區和國度的人，在這裡共存共處；以至上海兼容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倫理道德，民風民俗，可謂萬象雜陳，斑駁陸離。二是和。和平共處，和平競爭。中西兩種文明會合，兩者中哪一種都不佔優勢。三是原生態。近代上海特殊的文化生態，並不是人工設計的結果，不是主動開放的文化特區，而是因緣際會，中外眾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異質文化交匯、共處、融合，在上海城市社會生活中表現得最為具體。周武考察了晚清上海城市照明系統的演進、供水網絡的創建等問題。他指出：煤油燈取代油盞燈，煤氣燈取代煤油燈，電燈取代煤氣燈，以及自來水取代河水作為飲用水，此乃與市民生活關係極其密切的兩大市政系統。這些西方事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所顯示的自身優越性，使上海人對西方物質生活從排拒逐漸轉向認同。李長莉的《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是有關上海近代城市生活與倫理變化的第一本專著。作者從物質生活方式、社會生活方式、文化生活方式三個層面，考察了近代上海人的生活形態。內容包括：五光十色的西洋器物的傳入及其對市民生活的影響，尊卑失序與社會平等觀念，享樂奢侈之風與消閒消費觀念，婦女走上社會與男女平等觀念，婚姻關係與婚姻觀念的變化。近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已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
對於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也有一些研究。羅玲指出：南京的社會風尚反映出中西合璧的特性，吃西餐、建洋樓、住洋房成為時尚；傳統的交通工具與西式馬車、黃包車、自行車、小汽車、公共汽車同時奔馳在馬路上；電影院、彈子房、舞廳等西式娛樂場所布滿街頭。南京的社會風尚以崇尚文明為主，但始終受到政府行為的制約。楊冬梅認為南京是民國的首都，政府對當地的思想控制比較嚴密，市民文化自由發展的空間較小，而城市經濟又不發達，社會生活缺少五光十色的豐富內容，其發展程度落後於其他大城市。
在精神生活和消閒娛樂方面，許敏分析了士、娼、優三種人的生活方式及相互關係的變化，認為隨著商業城市市民閒暇文娛生活的演變，人們的身份觀念發生變化，士、娼、優成為具有濃厚商業色彩的特殊階層和市民生活的示範。她並以戲園為中心，敘述了晚清上海市民的娛樂生活。認為與注重傳統文化的北京人不同，上海人重在看戲而不是聽戲，重在戲園氛圍而不是戲團班底，故有設備先進的新舞臺的出現和戲園內各種世俗生活的展開。張敏認為，晚清眩人眼目的的妓女著裝之所以會成為引導上海女子服飾變化潮流的領頭羊，是因為妓女的特殊地位使社會上層對她們給予了對常人所沒有的寬容，而上海各界又允許婦女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出入劇場以及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出於愛美天性以及在公眾面前的形象需要，良家婦女紛紛效仿妓女服飾，形成推陳出新、日新月異的上海女子服飾。忻平指出：上海開埠不久就取代傳統的秦淮金陵、古都洛陽成為新的青樓業中心。1864年租界有妓院668家，1935年妓女人數達12萬。妓業興盛的主要原因在於婦女就業難，不得不以非理性的手段去謀求生存，同時也由於性比例的失調。
八、災荒與救濟
在80年代前期，災荒問題極少有人研究。1985年李文海主持的「近代中國災荒研究」課題組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系統研究。1987年、1990年，他主持的「中國近代災荒史（1840—1919年）」和「民國時期災荒研究（1919——1949年）」課題，相繼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表明學術界對這個課題的重視和關切。此後不久，學界有一系列的論著問世。本文分四個方面進行介紹。
1.全國及大範圍災害的總體研究
1990年李文海主編的《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書詳細介紹了1840——1919年間歷次重大災害發生的時間、地點、範圍、程度，以及災民生活和政府的救災政策和措施。此後又出版了該書的續編，正續兩編合計120萬字，是迄今為止最豐富的中國近代災荒史資料長編。李文海等的研究專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在「無年不災」、「無災不烈」的近代中國，選擇了10次規模最大的災荒，儘可能對被災情況、受災人口進行統計，彌補了歷史資料對災害限於籠統描述之不足。為了反映近代中國災害的全貌，該書附有一份「近代中國災荒年表」，羅列了1840—1949年每年災害的發生情況。
上述資料和著述基本是對全國情況的總括，而深入的研究，則表現在分時段的詳細論述上。1861一1895年被稱為「災害群發期」。夏明方的研究顯示：此35年間，不計新疆、西藏、內蒙，全國共17278縣次發生一種或數種災害，年均493縣次；以全國1606個縣級行政區劃計，每年31%的國土遭災；尤以1881一1885年為重，年均596縣次。這期間的特點是災害規模大，繼起迭至，交相併發，大洪澇頻繁，旱荒奇重，低溫冷害突出，地震活動強烈。
池子華、李紅英經過統計後指出：晚清直隸是災害頻發區，災害年數之多，位於全國之首。1840—1911年，直隸受災州縣累計達3797個，平均每年受災50多個。以水災和旱災為主，中等規模的水災平均間隔時間不到2年，大水災和特大水災平均間隔3.5年，而且特大水災出現的周期不斷縮短。旱災平均1.6年出現一次，是典型的三年兩旱。災荒不僅造成經濟的衰退，人員的流徙和死亡，而且引起人們心理的震蕩，加劇社會秩序的紊亂和動蕩。
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最頻繁的一段災荒史。張水良的《中國災荒史（1927—1937年）》，考察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10年間的災害情況及其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夏明方的專著《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以鄉村為軸心展開災害對社會影響的論述，涉及自然環境、人口、農業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社會秩序諸方面問題，重點就災害與環境異常、災害與人口變動、災害與經濟變遷、災害與社會震蕩各專題進行探討。
2.分地區的考察
各地區災害的情況及其特點也是學者們比較注意的問題。
華林甫考察了清代以來300年間長江三峽地區的水旱災害。他指出，三峽地區是中國水旱多發地區，水災明顯多於旱災。水災高發於三個時期：1668—1700年，共發生水災42次，平均每8.4年一次；1745—1833年，共發生水災25次，平均每3.3年一次；1858—1905年共發生25次，平均每1.9年一次；因此三峽地區的水災呈現愈演愈烈之勢，而且規模越來越大，1860年、1870年的特大水災，是清代以來規模最大的水災，超過新中國成立後最嚴重的1981年水災。張紅安根據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資料，對民國時期蘇北地區的18次大災荒做了整理。作者認為：當地具有災荒連年不斷、水旱諸災雜陳、許多年份多種災害並發、水災為害最烈等特點。蘇北經濟遠遠落後於蘇南，重要原因在於災荒的頻繁。吳文濤、王均考察了北京地區的災害。他們的統計數字表明，北京地區主要是旱災、水災、蝗災和泥石流，以旱災為主。從1911年到1949年的39年中，共發生旱災22次，大約兩年1次，其中大旱11次，佔50%，說明民國時期北京處於嚴重乾旱期。水災共19次，其中重大水災6次。水災的發生頻率雖然不如旱災，但突發性強，伴有河流決口，危害大於旱災。牛敬忠考察了1840—1930年間綏遠地區的自然災害，指出：當地災荒以水、旱、風災為主，在這90年中，平均受災頻率大於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但因人口密度較低，災害造成的影響沒有內地大。
董龍凱考察了1855一1874年黃河漫流及其對山東的影響後指出：1855年的黃河決口，造成歷史上的第六次黃河大改道，淹流山東21州縣，此後泛濫不已。由此造成的移民主要有三種形式：以湖團形式移民於銅、沛等地，南河故道移民，後撤型移民，三種形式均屬生存性移民。彭先國利用湖南各縣市編寫的地方志（包括不少尚未出版者），考察了湖南水災的特點及危害，指出：湖南水災在近代的泛濫加劇，與當地的無序墾殖，對生態環境大範圍的長時期破壞有關。上述研究涉及地域比較廣，有助於對不同地區災荒特點的了解，但是總的來看，文章質量平平，在資料的挖掘和災害規律的總結上都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
3.救荒與慈善
災荒史的研究不應局限於自然災害本身及其後果，而且應該包括政府與社會的救助行為，這是學術界的共識，並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不少很有見解。楊劍利以「丁戊奇荒」為切入點探討了晚清社會的救災活動。他指出：在中國的救荒史上，政府的「荒政」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地方善堂、義莊等社會救助行為是零星的局部的。1876—1879年北方地區的「丁戊奇荒」，災民1.6億，死亡1000萬人，災情之重，時間之長，世所罕見。清政府財政匱乏，倉儲空虛，無力負荷救濟災民的重擔，於是新興商人出面號召救災，發起中國近代第一次大規模的義賑活動。義賑是晚清非官方社會保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民間自設機構、自行向災民散發救濟物資，在中國災荒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以這次大災為契機，民間的義賑由局部發展為全局。王印煥通過災民的移境就食考察了各地政府的賑濟措施。她認為，民國時期災民逃荒現象極為普遍。災發地政府無力賑濟自己的民眾，或為推卸責任，放任災民四處流離，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濟本地災民自顧不暇，不願再為別區承擔救濟重任，因此，對來境災民無不驅逐出境或資遣回籍。總起來看，整個災發期間，災民便是在災發地與流入地的推來搡去之中艱難苟活，說明各地政府賑濟措施的軟弱無力。
善堂曾經是民間救災的主要組織，也是慈善研究的重要內容。臺灣地區和日本學者對此研究較多，近年內地學者也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梁元生指出：清末上海善堂與過去傳統的善堂都以賑濟、救援為義務，以嬰孩、婦女、老弱和孤寒為主要服務對象，但是近代以前許多舊式善堂有明顯的官辦色彩，而清末善堂則是官、紳、商三位一體，是各種人物的超幫派、超社區的結合體，因此超越了傳統善堂的畛域，由關心宗族和鄉裡擴展為對上海全體市民的關心，許多善堂處理的事情已經不僅是救濟，而且廣泛涉及地方公益以及市政。同類的研究還有：宮寶利的《清代後期蘇州地區公所的善舉活動》，張小青的《為災民解困的慈善組織——中國慈善總會》，周秋光的《民國時期社會慈善事芻議》等。
4.瘟疫
最近幾年，災荒的研究範圍已經不僅限於自然災害，開始延伸到大範圍的瘟疫流行及其破壞性影響。
過去對於鼠疫史的研究主要限於醫學界，近年來隨著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傳入，社會史學者也開始介入。李玉尚考察了震撼全世界的雲南鼠疫。作者指出：從1887—1949年雲南、廣東、福建鼠疫患者在絕大多數年份裡的死亡率都在80%以上，說明在傳統條件下，僅僅依靠民眾自身的力量是難以阻止鼠疫擴散的。直到抗生素和抗鼠疫血清手段輸入後，鼠疫的傳播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餘新忠考察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江南瘟疫的時空分布、瘟疫的種類及其影響，認為這次大瘟疫從鹹豐十年開始，到同治元年達到高潮，同治三年基本結束，波及32縣次，主要集中在江寧、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6個府以及上海，均為太平天國戰爭慘烈地區或難民大量流動之地。戰爭是這次瘟疫發生和流行最主要的原因。瘟疫的種類包括霍亂、瘧疾、痢疾、天花、類霍亂，並可能存在傷寒和百日咳等。
瘟疫對人口和社會的影響，由於文獻記載的缺乏，具體情況鮮為人知。李玉尚、曹樹基利用20世紀50年代鼠疫專業人員的調查報告等資料，以鹹同年間的雲南為例，對此作了探討。作者指出，杜文秀起義後雲南陷入一場長達16年的戰爭，死亡人數的70%是由於戰爭引起的鼠疫而不是戰爭本身所導致。在同一時期裡，長江中下遊地區霍亂、痢疾、鼠疫等疾病的流行與太平天國戰爭並相而起，至少在皖南，可以確切知道，死亡人口的大部分是死於瘟疫而不是戰爭。戰爭造成了「生態災難」。
九、餘論
寫完綜述，感慨良多。1980年以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顯著成績是全面鋪開，著述頗豐，但給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並不多，這大概是學科形成過程中必然要經過的一個階段。大部分論著的主要缺點是平鋪直敘，沒有深度。這裡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史料缺乏，二是理論蒼白。史料底子不厚實，當然沒有多少話可說；理論準備不足，則只能老話重複，了無新意。要注重理論，注重史料，這雖然近似套話，但確是治學的真諦。
理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多年的研究表明，對於過去的老課題，用新的理論或新的視角進行再探討，可以獲得新的認識。歷史現象是個多面體，從不同的視角去觀察問題，可以挖掘出它自身所蘊涵的的豐富層面。更何況，社會史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專史都有密切的聯繫，可以視為一個交叉學科，需要引入多種學科理論來探討和闡釋；特別是社會學理論，被證明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就史料而言，更是提高論著水平的關鍵。必須明確，社會史研究沒有現成的史料可以利用，要靠研究者自己去一點一滴地收集，這是個苦功夫。20 多年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之所以出了很多力作，是因為至少從50年代起就有一批專家學者積年累月地收集整理，形成了多套資料。即使一些專題沒有資料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也已經為學術界指明了尋找資料的途徑。社會史研究目前完全不具備這種條件。治史者必須親自到清末民國的報紙、期刊和其他原始資料中去埋頭工作，下笨工夫才能出細活。
社會史作為一門新起步的學科，稚嫩在所難免；要想後來居上，不僅在論著數量而且在水平上與政治史、經濟史等老學科並駕齊驅，無疑路還很長。
參看「本刊評論員」《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馮爾康：《開展社會史研究》，陸震：《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學科對象問題》，宋德金：《開拓研究領域 促進史學繁榮》，以上4篇文章均見《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陳旭麓《略論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王先明《淺談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史研究的貢獻》，《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張靜如《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蔡少卿《擴大視野，注重理論方法》，《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馮爾康《深化與拓寬》，《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常宗虎《社會史淺論》，《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常建華《中國社會史研究十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周曉虹《試論社會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參看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紳商階層面面觀》，《檔案與歷史》1988年第3期；馬敏《晚清紳商階層與辛亥革命》，《華中師大學報》I991年增刊；賀躍夫《士紳與辛亥革命》，《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總第9期，1992；汪林茂《江浙士紳與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賀躍夫《晚清紳商群體的社會構成辨析》，《中山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王先明、史春風《紳士在收回利權運動中的作用》，《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第 4期；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紳商的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1期（創刊號）1992年11月。
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第4卷。
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3頁。
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73頁。
王笛：《二十世紀初的茶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張利民：《近代華北城市人口發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虞和平：《略論民國時期的人力資源開發》，《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池子華：《中國「民工潮」的歷史考察》，《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4期。
張根福：《抗日戰爭時期浙江省的人口遷移與地域分布》，《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全國婦聯婦運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7—1937》（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版）；全國婦聯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45—1949》，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83》第1、2冊，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年版。
徐永志：《近代不纏足啟蒙思想及其運動述論》，《河北師院學報》1990年第3期；閔傑：《戊戌維新時期不纏足運動的區域、組織和措施》，《貴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梁景和：《中國近代不纏足運動始末》，《山西師大學報》1995年第1期；吳強：《婦女解放的第一步——辛亥革命以後的解放婦女纏足運動》，《雲南檔案》1995年第4期；夏曉虹：《清末的不纏足與女學堂》，《中國文化》1995年第11期；鍾年：《戊戌不纏足運動的文化透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3期；鍾年、張宗周：《放足與放心——戊戌不纏足運動的回顧》，《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王守愚：《清末何時頒布勸禁婦女纏足上諭》，《歷史檔案》1999年第2期。
夏曉虹：《從男女平等到女權意識——晚清的婦女思潮》，《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傅建成：《論民國時期華北農村的早婚現象》，《社會學研究》1994年第 4期。
傅建成：《20世紀上半期中國農村擇偶方式分析》，《歷史教學》2001年第3期。
傅建成：《論華北抗日根據地對傳統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1期。
李長莉：《從「楊月樓案」看晚清社會倫理觀念的變化》，《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陳蘊茜、葉青：《論民國時期城市婚姻的變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徐國源：《清末民初吳中民間世情之演變》，《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如梁景和《清末社會習俗變化的歷史局限》、《史學月刊》1989年第2期；嚴昌洪《維新運動與移風易俗》，《河北師院學報》，1989年第2期；徐永志《戊戌維新與移風易俗》，《中州學刊》1990年第6期；曹德方《略論南京臨時政府對社會陋習的改革》，《北京檔案史料》1998年第5期；程為坤《民國初年的移風易俗團體》，《益陽師專學報》1989年第2期；胡維革《對民初社會風尚變化的考察與反思》，《學習與探索》1990年第4期；王首恩《從清末民初社會習俗的移易看中國早期現代化對人們心態層面的影響》，《學術論叢》1998年第1期；趙剛印《辛亥革命時期的移風易俗變革與人的現代化》，《貴州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孫宏年《試論民初江蘇社會風尚的變遷》，《江海學刊》1999年第4期。
習五一：《近代北京廟會文化演變的軌跡》，《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慈鴻飛：《二三十年代教師、公務員工資及生活狀況考》，《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熊月之：《稀世富礦：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價值》，《史林》2002年第4期。
楊冬梅：《民國時期南京的市民文化研究》，《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忻平：《20一30年代上海青樓業興盛的特點與原因》，《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
夏明方：《從清末災害群發期看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條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周章森：《三四十年代杭州的自然災害和救災救荒》，《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李文海：《晚清義賑的興起與發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賑濟及善後問題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劉五書：《論民國時期的以工代賑救荒》，《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馮金牛、高洪興：《「盛宣懷檔案」中的中國近代災賑史料》，《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有關的研究參看：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李玉尚 曹樹基：《198—19世紀的鼠疫流行與雲南社會變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樹基：《鹹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賴文、李永辰：《1894年廣州鼠疫考》，《中華醫史雜誌》1999年第4期；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編：《中國鼠疫流行史》（內部修訂本），1973年版；李玉尚：《霍亂在中國的流行（1817——1821）》，《歷史地理》第1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雲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餘新忠：《鹹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瘟疫與戰爭之關係》，《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李玉尚 曹樹基：《鹹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上一篇：清政府借債官辦鐵路政策的出臺下一篇：論戊戌前後梁啓超保教思想肯定與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