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2 18:2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 麗娃河之子 許紀霖之窗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
作者：許紀霖
本書中13篇人物的研究，是我近5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這些人物，基本是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分子出身，他們的一生處於20世紀中國歷史的激流險灘之中，隨著民族命運的起伏而上下顛簸。我自己也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從1982年畢業留校從事研究以後，就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有特別的興趣和感受，他們曾經的心路歷程，我們今天還在繼續艱難地行走，無論是思想，還是心態，我們仍然處於老一代知識分子生命的延長線上。
一個學者最合適的研究對象，或許就是他自身，即有著共同基因與文化趣味的同類群體。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葉文心教授，有一次在閒聊的時候，告訴我，在她選擇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他的導師，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大家魏菲德教授，建議她研究民國的警察或者土匪。這讓葉文心非常犯難，這位嚴復的外曾孫女，笑著說：「我們家族出過學者，也出過商人，就沒有出過土匪啊！」後來，她所做的研究，都是與知識分子、商人與都市文化有關。
*圖片來源於網絡
我闖入知識分子的研究純屬偶然。留校以後，組織布置給我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民主黨派歷史。我對民主黨派本身的興趣有限，但對民主黨派中的人物--大都是民國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卻情有獨鍾，於是從研究黃炎培、沈鈞儒起步，逐漸擴展到更多的知識分子身上。我最早的兩篇有關知識分子的文章，都是在1987年發表，一篇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歷史探索》，另外一篇是《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前一篇我從獨立人格角度，考察了古代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人格的歷史演變，後一篇文章從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寫的《懺悔錄》，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內心之中「靈與肉」的衝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意外地成為了知識分子研究的專家。更不曾想到的，在1980年代後期的啟蒙運動「文化熱」中，這些文章竟然得到了廣泛的反響，我當年只有30歲，幾乎是一夜暴得大名。
我得承認，當年我做這個研究沒有任何功利的念頭，只是出自內心的問題關懷與時代熱情驅使。從1977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期間我研究過現代思想史、中國文化和城市研究，但一直對知識分子的研究、特別是知識分子人物的研究有著不可抑制的強烈興趣。箇中的緣由，恐怕與我對歷史的理解有關。歷史是什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已經過世的大家錢穀融先生，當年曾經提出過：「文學是人學」。其實，何止是文學，史學也是人學。人類的歷史與自然界的發展不同，雖然有其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但這些法則卻是在人的自由意志選擇之下而得以實現，甚至改變的。離開了人，歷史什麼都不是。人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他有自覺的理性，也有不自覺的情感、意志乃至潛意識。要深入歷史的深處，就是進入歷史中一個個生命深處，他的所思、所想和所行。人與動物不同，他有自由意志，並非僅僅憑生存的本能活著。尤其是知識分子，更是如此。因此，史學就是人學，這個人，不是整體的人民，而是具體的個人，有生命、有溫度、有崇高、也有卑微的精神靈魂。
在我曾經寫過的各種文字當中，比較敝帚自珍的，當屬人物的研究。那是一個個活脫脫的生命，嚴肅而緊張的靈魂。我追尋他們的足跡，讀著他們留下的文本，與這些先人同呼吸、共命運。我感覺，我是他們中的一個成員，可以分享他們所有的歡樂與痛苦。每一次書寫他們，就是靈魂的自我反省。他們就活在我的內心。
本書的書名之所以叫做《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聚焦於這個民族的精英---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可以從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窺見一個民族的精神深度與缺陷。精神史的書寫，與思想史與文化史不同，它不僅要研究知識分子的觀念形態，也要觀察他們的情感和意志，以及心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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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不僅是整體的歷史，而且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的歷史。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有自由主義的，有文化或政治保守主義的，也有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我本人雖然是自由知識分子，但對文化保守主義與左翼思想懷有某種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書所研究的知識分子對象，有張之洞、杜亞泉和錢穆這三代文化保守主義者，有林語堂、沈從文、李慎之、王元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有巴金、瞿秋白、丁玲、郭沫若、郭小川等左翼知識分子，還有汪精衛這個從激進青年最後墮入漢奸的政治文人。
熟悉我研究的讀者或許了解，過去我著墨比較多的人物，多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幾年，我逐漸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向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箇中的緣由，不妨借本書的出版，透露一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我與許多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都公認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人類普世文明方向的自由民主道路。這條道路，在20世紀前半葉曾經有過探索，那麼，民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給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什麼樣的思想與精神遺產？他們的心路歷程曾經遭遇過什麼樣的挫折？這就是我過去30年研究自由知識分子的中心問題所在。
不過，五四與後五四兩代知識分子，都曾經經歷過漫長的革命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都一度以為，革命那一頁，永久地翻過去了。然而，歷史的發展是那樣地弔詭，那已經翻過去的一頁，似乎又重新回來了。那麼，革命的邏輯究竟何在？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究竟如何？進一步言之，我的少年歲月，是在毛澤東的紅色年代長大。我們這一代，如同崔健的歌所唱的，都是「紅旗下的蛋」，與如今「國旗下的蛋」90後一代，在思想觀念和精神氣質上迥然不同。不管你成年以後從事什麼研究，到你生命的老年，都會不由自主地回到童年，想清算曾經經歷過的青春歲月。不僅我個人如此，我同時代的多位學者朋友都是這樣。並非偶然地，在中國學術界，這幾年出現了一股小小的「新革命史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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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想追逐這股新的熱潮，只是想盤點自己的少年時代而已。於是，這幾年我對上一代左翼知識分子的心靈與精神世界發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知識分子投身革命，與底層的工人農民不同，並非窮則思變，為了實際的利益加入革命，而是往往與思想與心理的巨變有關，他們為了追求一個夢想，一個正義、自由的美麗新世界。那麼，20世紀的三場最重要的革命：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和中共革命，特別是後者，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神魅與魔力，讓知識分子拋棄了原本確定的個人前途，捨身加入革命的狂潮呢？中國革命的世俗宗教性何在？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最容易成為革命者？這與他們家庭出身與個人遭際有什麼關係？這都是之前的革命史研究很少觸及的問題，這幾年我對這些問題，開始投入研究與思考。我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從個案做起，只有更多的個案積累，才能對20世紀中國革命與知識分子的整體圖景，有鳥瞰式的了解。
本書中將近一半的知識分子個案，都與我近年來的這些思考有關，對上述令我疑惑的歷史迷案，也有一些初步的嘗試性闡釋，借本書出版之際，我很期待讀者的批評和回應。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香港三聯書店，這已經是我在該社出版的第三本繁體字著作了。最初的一本是1992年出版的《精神的煉獄：文化變遷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是我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國知識分子論文集。第二本是去年面世的《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前兩本都是先有簡體字版，香港三聯再推出繁體字版。而本書，首發的是繁體字版，我期待終有一天，也能夠在內地推出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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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香港三聯的顧瑜老師與我聯繫，促成了本書的出版，而李斌，已經是第二次擔任我的書的責編了，他的認真和細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的三家三聯書店，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香港，都具有濃鬱的知識分子關懷和氣息，與三聯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氣質上的投緣。誠如在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專文中說過，三聯的精神，就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從她的創始人鄒韜奮，中經1980年代，直到今天，三聯的知識分子精神弦歌不絕，薪火長存。
向三聯致敬，向知識分子精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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