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是個巧合的日子，中美兩國各上映了一部商業揭黑題材電影，美國的《黑水》和中國的《吹哨人》，不約而同地講到了以寡敵眾的「吹哨人制度」。
電影《吹哨人》除了男主角雷佳音，其班底基本是從《北京遇上西雅圖》續的，導演薛曉路、女主角湯唯、異國婚外戀，都暴露了該片「北京遇上西雅圖3」的本質。湯唯延續著此前兩部《北京遇上西雅圖》電影中的有錢人「小三」、在賭場被男人騙的「迷途女青年」人設，演了一位出軌已婚初戀的闊太太，連老公都是和《北京遇上西雅圖》裡同款的「老鍾」。
男主這條線倒是薛曉路此次最大的蓄力點，區別於前兩部「北西」的「女人戲」，把焦點放在男性的中年掙紮上，用「吹哨人」的名義對腐敗、外遇雙軌喊停。
雷佳音飾演的是在澳洲某能源企業一帆風順的成功人士馬珂，仿佛成功來得太輕易所以他很「天真」。本來人到中年萬事休，豈料他鄉遇見前女友（湯唯），當晚就上演了18禁。接下來，馬珂出現了「事後慫」，「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的他果然就遇見了鬼——周雯空難了。
更見鬼的是，馬珂發現周雯其實是假死出逃，周雯告訴他自己在被老公追殺，而只有他能幫她。天真的馬珂信了，先是帶著前女友回家氣走老婆孩子，後又帶著周雯前往非洲，追查一樁與她相關的公司腐敗案件。影片進展到這裡觀眾就會有一個靈魂拷問：犯罪分子本人就在你身邊，直接舉報不就完了，跑非洲找什麼證據啊？
說回劇情，馬珂在非洲經歷了一出徒手版「史密斯夫婦」後拿到證據，他本打算投奔赴領事館，不料證據卻被周雯「搶走」。因為她也挺天真，居然拿著東西向追殺她的老公索要封口費，主動暴露地點後差點被滅口。
回到澳洲後，馬珂發現自己原來只是周雯假死騙錢的工具，眾叛親離、無家可歸之時周雯又出現了，說要當他的證人幫他一起「揭黑」。這次，馬珂當然又相信了，但似乎為了符合「出軌不得好死」的編劇定律，在前往警察局的路上兩人出了車禍，周雯遇難。最後，馬珂的老婆居然「選擇原諒」，並靠AI周雯人臉幫馬珂「上訪」成功。而孩子也歡迎父親的回來，並誇他像蝙蝠俠一樣的城市英雄。
看劇情就知道這是部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動作、懸疑、倫理、反腐、愛情電影，標籤餡兒多得包不進現實主義的皮。雖然名義上講的是「吹哨人」，但看完之後你很可能根本不明白「吹哨人」到底是什麼人，反而對於片中謎之婚戀觀反覆回味。
那什麼是吹哨人呢？「吹哨人」是whistleblower的直譯，我們更熟悉的稱呼是「舉報人」，大眾印象最深的吹哨人，可能就是揭露「稜鏡門」的斯諾登了。每次「吹哨」都不僅是個體的成功，更是制度的成功，今年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2010年美國頒發的《多德弗蘭克方案》等等，世界各國都在為了維護市場穩定製定檢舉規範。
上世紀70年代，全球最著名的維權人士、活動家拉爾夫·納德創造了「吹哨人」這個詞，借用了19世紀英國警察用來向民眾示警的哨聲。當時，納德用《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書揭發了美國汽車設計中存在「二次碰撞」的致命缺陷，扳倒了通用汽車，促使了兩項安全法的通過，這樣的吹哨人就是超級英雄。
以吹哨人揭黑為題材的電影雖不多，但優秀的也不少，《局內人》《絲克伍事件》《告密者》《斯諾登》《總統班底》，每一部背後都有血淋淋的真實事件。那麼，號稱是國內首部關注吹哨人的現實主義電影《吹哨人》，它的完成度如何呢？
吹哨（舉報）的故事，說的就是一個人如何破壞巨大集團利益。如果要合理且完整，以下幾大元素不可少：
首先是取證的過程。如同現實裡的任何一場官司，對於辯護律師來說最艱難、費時的，不是對簿公堂的那幾個小時，而是調查、取證的那幾個月甚至幾年。吹哨只是一個結果，最關鍵的是推動主角吹哨的證據鏈，而同時這也是打動觀眾的理由。但是本片的取證過程是怎樣的呢？
馬珂跟周雯塗黑了臉混進非洲工廠，毫無必要地用打火機炸了工廠後亡命逃走，結果在逃亡路上給車加油，碰巧撞見足以毀掉一個跨國企業的物證：一卷傳真墨滾，打遊戲般就獲得了終極道具。
其次，是舉報的正當性。「吹哨」是個體挑戰集體利益，可謂以卵擊石，因此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必須讓一個關鍵問題合理：是什麼讓主角非得吹響哨子？要讓主角選擇「背叛」集體的理由足夠充分。一個吹哨人在面對利益以及舉報後要付出的代價時掙扎甚至退縮過，這樣的人物更合理且正當，但是本片的主角是如何表現的呢？
馬珂從知道自己的公司技術存在安全隱患的那一刻起，就非常清楚自己要站在公司的對面，沒有片刻猶豫。當面對周雯的發問時，他義正言辭：「呂漢市幾百萬人不比那些錢重要嗎？」那一刻，他仿佛《長安十二時辰》裡的張小敬附體。如此單薄的人物，註定了《吹哨人》不夠動人。
再有，「潛規則」的警示。商業反腐題材有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曝光潛規則」，梳理清貪汙與瀆職的成因。這不僅是為讓作品更具合理性，更是給坐在電影院裡的普通百姓警示。但是本片是如何講述商業規則的呢？
通過外國大佬會議上的聊聊幾句「跟中國人談生意」的生意經來展現，簡略得仿佛在場觀眾應當知道企業家的黑心錢都是怎麼賺的，全然不解釋足以成為「證人」的周雯在這樁交易裡扮演了什麼角色，以及到底是怎樣的交易逼她「出逃」，顯得人物有些莫名其妙。
最後，是對於吹哨人制度的討論。吹哨人本身是個「裡外不是人」的角色。對內，他是集體利益的叛徒，對外，他又是既得利益成員，那麼什麼樣的規則願意聆聽一個「叛徒」的證詞？作為汙點證人是否能有被赦免的權力？這些都是可以呈現、討論的，但本片是如何展現吹哨人制度的呢？
片中「吹哨人制度」幾個字只在馬珂與周雯的對話裡出現：「我可以去領事館，大不了還有吹哨人制度」，所以吹哨人制度到底是個啥，你倒是說啊。最要命的是，本片的收尾幾乎是對吹哨人制度的褻瀆，馬珂通過老朋友混進了一場高峰晚會，在廁所裡堵截中方能源高官實名舉報了公司。不說雷大頭這缺乏鍛鍊的小身板上演「碟中諜」有多出戲，就說這橋段封建得如同古裝戲裡當街攔截聖上告御狀的草民，說好的靠制度取勝呢？
綜上所述，《吹哨人》對它的名字只是觸及皮毛，很難講這部電影如它所願將「吹哨人」展現在了公眾面前。只有在一場又一場的路演裡，團隊強調著這是國內首部關注到「吹哨人」的電影。作為觀眾，我們確實有理由欣賞導演表達的勇氣，但電影不是賽跑，不是每一個「第一個」都值得鼓掌。
如果薛曉路認為現實主義，可以安心止步於片尾對真實人物ppt似的致敬，還不如在自己擅長的情感心理戲上多做耕耘，把《吹哨人》的名字改回《北京遇上西雅圖3：出軌人》來得更真誠些。
文 | 天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