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1890-1969）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成就極其卓著的史學家，對中古史、佛教史和語言學等領域有著開創性貢獻，對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他生前長期處於學界的中心地位，身後更以其學術精神在學界之外有著儕輩難以企及的影響力，幾乎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和史家楷模。今年適逢陳先生逝世五十周年，10月12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文研院」）和三聯書店在靜園二院聯合組織召開了「『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學術與思想』暨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學術研討會」，邀請多位史學、哲學、思想史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以期從不同的視野和全新的研究中，深入探討陳先生的史學思想和對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綿延不絕的影響。
研討會現場
上午十點，鄧小南教授主持會議並首先代表文研院致辭。鄧教授表示「文研院」和三聯書店舉辦這次會議是為了共同表達對陳寅恪先生的無限崇敬和懷念之情。陳先生逝世已五十周年，但近三四十年來他的學術精神和道德風範反而愈加清晰。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成就豐厚，門類眾多，陳先生的氣局造詣是近代學術界的豐碑，陳先生的睿智洞察是近代思想界的典範。「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陳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自我警醒的信條，也應是後輩追求的理念和努力踐行的方向。鄧教授回憶了父親鄧廣銘與陳先生的交往，然後說，陳先生離去的五十年間，學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先生的懷念與追思構成了知識界群體性的聚焦點之一。
鄧小南
三聯書店黨委書記李三秋先生在致辭中表示，陳寅恪先生對我國近現代學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是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學家，是現代思想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也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傳承者和實踐者。他的學術思想和人格力量是一座豐碑，感染一代代學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陳寅恪文集的出版，陳先生的學術思想逐漸成為新時期史學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典範，引發第一次研究熱潮。1995年三聯書店出版《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以來，更是讓陳先生走進了文化大眾的視野，陳寅恪這三個字也成為一種精神和風骨的代名詞。新世紀以來，新一代學人重新與陳先生的學術思想展開對話。李先生之後談了三聯書店與陳先生著述的出版淵源。三聯書店早在1956年就出版了陳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到1986年恢復獨立建制後，1993年即啟動陳先生文集的編纂，到2001年正式出版。三聯書店在1956年就與陳先生的著作相遇，90年代賡續前緣，這是三聯書店的幸運與光榮。「千年故壘英雄盡,萬裡長江日夜流」，我們還要一代一代的繼續閱讀陳寅恪先生的作品。
會議現場
陳美延教授等家屬代表專程從美國趕來。她首先對北大和三聯書店召開先父陳寅恪先生的紀念會，以及諸位專家教授的參加表示感謝，也讓她們得到了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陳美延教授回憶了三聯書店相繼出版陳寅恪文集的始末。三聯版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有相當數量的增補，是當時她們姊妹能收集的全部文稿。這次出版得到了三聯書店的大力支持，沒有收取任何費用，使她們姊妹如釋重負。是集出版以後，她們姊妹仍致力於搜集先父的文字，希望能順利實現陳寅恪先生《手稿集》的出版，以寄託對先父永遠的懷念。
清華大學歷史系劉桂生先生做了《寅恪師治學精神之感召力——課堂講授及侍側憶記》的報告。劉先生說，他是陳先生1949年2月到嶺南大學後的第一批學生。劉先生回憶了一些陳先生上課情況細節，比如，當時陳先生通常在秋季學期開設魏晉南北朝的課，春季學期開設唐史的課程；那時陳先生雖視力較弱，但並不盲；陳先生是性情中人，講到高興的時候激情就表現出來，上課過程中常常有手勢。陳先生常常說政治這些現象只是表面，經濟等因素在下面，他也強調歷史文化的重要性。陳先生這種「發前人所未發」的講授方式，對學生治學為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他解釋陳先生的學術精神是不忘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然後去創造將來。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蔡鴻生先生也曾師從陳寅恪先生，但由於年事已高，又身在廣州，無法親臨會場。他寫了《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師》一文，由三聯書店編輯孫曉林代為宣讀。他寫道，五十年過去了，陳先生並沒有進入歷史的荒冢，他的學說到處流傳。和同時代人相比，陳先生的著作並不算多，但有很強的精神魅力。陳先生的學理包含理念與理路，抽象與具體，務求脫俗求真。這些他在二三十年代即已和盤託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他的兩大主張「預流」和「發覆」,為閉門造車者敲響警鐘，有力的促進了敦煌學等學科的發展。這不禁讓人想到蘇軾的詩，「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陳先生是純粹的學人，遠離政治，教書育人，不負文化所託。他的重大關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滯和理性的衰退，並非什麼現實功利。最後蔡先生輯陳先生的四句詩以重溫文道之言。「讀書不肯為人忙，自家公案自家參。從今飽吃南州飯，老來事業未荒唐。」
接下來，中央文史館館員、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劉夢溪先生做了《陳詩「明清痛史新兼舊」尋解——〈柳如是別傳〉歷史書寫的「古典」「今典」和「近典」》的報告。劉夢溪先生年來對於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精神和學理價值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和闡釋，他認為陳先生的歷史研究沒有抽離出歷史流變中的興亡之感，如果這不是陳先生獨有的話，那這在他身上一定是最為突出的。他在《柳如是別傳》中「就事論事」，「就事論史」，用古典寄託他的哀思，他的身世流離和家國興亡。這可能受到他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的影響，這種家國興亡的關切在陳三立的詩裡隨處可見。這種情懷也反映在陳先生的中古史研究中，他特別強調世家大族和學術傳統和門風，這些關鍵詞在他關於唐代的論述裡至少出現五次以上，在關於魏晉的文章裡也屢次出現。這些都能讓人們對陳寅恪心中的痛史有更深切的理解。
清華大學國學院教授、原文研院特邀訪問教授劉迎勝教授的報告題目是《漢人概念的演進——讀陳寅恪〈元代漢人譯名考〉》。劉先生說，陳先生所開創的希臘的歐洲東方學的傳統是現代史學以及陳先生的學術領域中最為深入貫徹發揚、學人群起而相成的典型之一，因此今天他選擇這個文章來表達對陳先生的敬意。陳先生從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關於「漢人八種」的記載中，敏銳注意到其中沒有提到漢人，並根據錢大昕的考證，遼金舊族在元代都被視為漢人。陳先生進而提出，陶宗儀本身就是漢人南人中的南人，但為什麼「八種」中不列漢人？陳先生利用歐洲東方學的方法，找了波斯文以及《蒙古秘史》等史料，說明陶宗儀的記錄可以是從非漢語史料中抄來的。「漢人八種」應該是元朝統治階層為了統治方便而進行的民族劃分，但這並不等同於他們的「自我認同」就是如此。比如《元典章》規定有姓者即為漢人，高麗就被劃為「漢人」。劉先生推測，由於遼金元時期南北的政治因素，南人對北人這個群體是相當陌生的，陶宗儀的記錄可能是因為他對這一套話語並不熟悉。劉先生最後表示，今天我們紀念陳先生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墨守成規，而是應該如他在民初開學術新風一樣，在前輩大師的基礎上繼續前行。
下午一點半，在北京大學歷史系陳蘇鎮教授的主持下，研討會圍繞著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繼續進行。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楊國強教授首先帶來《文化遷流中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讀陳寅恪先生的三段話》的報告。楊教授認為陳先生的學問分為好幾層，這裡選取陳先生當作近代中國歷史變遷中矛盾的文化形象來分析。這三段話分別是「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楊教授認為這反映了陳先生在西方衝擊的潮流下仍然堅持保留自我的文化立場。
楊國強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的報告題目是《陳寅恪的明清之學》。王汎森認為，陳寅恪在研究明清的兩部著作《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中，使用了很多象徵性的證據，表達的東西並沒有完全明確說出來，因此注意到這些證據（包括詩歌等）和推理對這兩部書中是非常重要的。這和他的其他研究有著顯著不同。陳寅恪研究的特點是他認為很多看起來很普通的事實往往存在多層次的意義，也往往會著意找出生成文本的「過程」和「能量」。陳寅恪在討論文本的時候，往往有個基本的前提，文本往往是一層一層的「套」著的，他的「用典」往往有著一層一層的指代意義。在這兩本書中，陳寅恪使用了很多新材料，比如羅振玉刊出的關於洪承疇和錢謙益的關係的材料，這些新材料對陳寅恪的論證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汎森表示，他最近的工作就是研究明代中期以來的文人風氣的轉變以及其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其中很多可以證明錢柳之間的因緣，而這在《柳如是別傳》中都有體現。他認為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並不僅僅是研究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而是藉此展現整個晚明的社會風貌。
王汎森
北京大學歷史系陸揚教授在《為何唐史：再論陳寅恪史學方法的思想資源》的報告中說，要把陳寅恪給人的啟發落實到對唐代重要政治文化人物的作品的思考上。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陳先生是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史家，他把現代史學方法引入中國傳統史學問題，完全用現代史學意識去分析古代社會，同時陳先生具有特殊性，不斷地處於古典與經典的對話之中，很難被模仿。如今任何人想研究唐代，都脫離不了陳寅恪的研究，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和蒲立本先生都受到陳先生的影響。陳寅恪對唐史的觀察，來自於兩個不同的傳統，《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主要基於政治、經濟等角度，而後者明顯受到宋人的影響。這兩個傳統自成體系，並不太融洽。陳先生所有的研究都體現著高度的想像力，同時他所有的論證都十分具體（相較於日本也是如此），比如注意到了玄武門的作用。陸揚教授認為如今的「陳寅恪史學三變論」，還是不能完全解釋為何陳先生為何在最盛年時代致力於唐氏研究，他指出陳寅恪的學術轉向和近代學術專業化以及清華的學制改革有關係，也和陳先生認為上古史料過少、猜測較多而唐代史料足夠豐富有關。陸揚教授認為，陳寅恪對唐史的興趣很早就已開始，其中有兩個層面，一是他所處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他對唐代的興趣是從清代開始的，他是以晚唐類比晚清，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把晚唐和晚清完全結合到了一起；他研究唐代的黨爭是受到清代的影響，因為只有晚晴和晚唐最能比較，都出現了胡漢、黨爭等問題。他把光宣比作開元全盛年，他注意到晚唐有一個相當承平的年代，以及黃巢起義的突然。再者他是從宋代出發來解釋唐代。陳先生盛讚天水一朝之文化，是因為他真正欣賞宋代的史學，而非對整個宋代文化的讚賞，他發表這個論調具有特殊的時機。此外，陸揚教授提醒陳寅恪的讀書結構和同時代其他學者（陳垣、瞿兌園和錢鍾書等）都不一樣，他深受歐陽修、司馬光和朱熹的影響，此外還有張之洞的影響，而且很深。陳先生在清華以後才決心轉向中古史，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掌握了充分的知識，他有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其中可見《書目答問》的影響，他受集部影響也很大，這從留下的上課筆記可以看出。陸揚教授表示，陳先生對自己的影響具體而微，但陳先生的不同是他有著作為歷史學家清醒的自我認識，他很清楚在歷史長河中自我工作的意義。他常常讓人驚訝，比如他對韓愈的推崇眾所周知，他認為韓愈寫那麼多墓誌就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文學理想，而越到晚唐，古文文體的墓誌就越多。
陸揚
接下來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教授做《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發微》的報告。這句話出自1936年4月陳寅恪讀完沈兼士寄來的論文《「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的復函，「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國近日著作能適合此定義者，以寅恪所見，惟公此文足以當之無愧也。」侯旭東教授認為，陳先生在此表達了對自己理想治學方式的推崇。沈兼士這篇文章，應該是受到章太炎的影響，但研究方法上已經超越了章氏，他注意到甲骨文等出土文獻以及日本學者的研究，已經有了新氣象。陳先生對這種研究方式的稱讚，就涉及到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國學術傳統的問題。清代的乾嘉之學，主要是用傳世文獻的研究，訓詁學主要是基於文字和發言去解釋歷史，而民國的學者傅斯年和陳寅恪等人都受到語言學的訓練，主張將歷史學和語言學結合起來。陳寅恪的看法，不僅影響了「史語所」同仁，還影響到楊聯陞、羅常培等很多學人。直到今天，音韻學和訓詁學的學術壁壘仍然需要打破。侯旭東主張，我們應該學習陳先生將一個字做成一部文化史的指引，比如透過某些常用的字或詞和其使用，以及其在近代的轉變，可以開闢新的研究方向。
清華大學中文系沈衛榮教授認為一千個讀者眼中可能有一千個「陳寅恪」，他從本專業的角度來帶來了《陳寅恪與語文學》的報告。他認為，從陳寅恪受到的西方訓練以及歸國以後到三十年代中期的著作來看，他更是一個典型的語文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或者思想家。他所處的時代也是語文學的黃金時代，語文學與歷史學的關係十分密切，實際上代表了整個人文學木，只是後來隨著專業分化，語文學被就專門研究語言和文學的二個學科分解掉了。陳先生在海外學習中，主要功夫就用在學習各種語言上，他應該有著比較好的梵文和藏文功底，也懂蒙古文和西夏文等等。當然並不是說懂的語言越多就是一定是傑出的語文學家，陳先生是用語文學的方法來研究各種語文和文獻，進而構建歷史。從中國近代學術的眼光看，陳寅恪實際上是很多學科的開創者，比如印度研究、西夏史、藏學和蒙古學等等，但他沒有成為印度學家或者藏學家等等。陳寅恪的研究理路類似於伯希和，更是比較語文學的學術取向；他的興趣不在於純粹的語言學研究，而在於研究歷史和佛教，尤其著眼於文本的高等批評，即對文本作歷史化的對勘和整理。當然我們也不能過高地估計陳寅恪的語言能力，他也曾犯有一些低級錯誤，但陳寅恪對很多的「虜學」研究的意義類似於顧頡剛之於「古史辨」。三十年代中後期，由於與西方學術隔離等種種原因，陳寅恪逐漸離開了胡語語文學研究，但他自謂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學術風格，但實際上在那個時代的學術體系下是「又中又西，又古又今」，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後來陳寅恪研究中古史時，也依然有著明顯的語文學的影響。
沈衛榮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景蜀慧教授接下來做了《陳寅恪先生對業師繆彥威先生的學術影響——從繆師與陳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一段交往談起》的報告。陳寅恪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很多大學任教，但他的影響力絕不僅限於校園內，繆鉞先生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治學就受到陳寅恪先生的影響，這在他的《自轉》裡寫的十分清楚。繆鉞先生的很多師友和陳先生關係密切，他在四十年代和陳先生有著直接的書信交往。接著景教授以書信為主要材料還原了1943年至1944年間陳、繆鉞二先生的交往細節，討論了陳先生對繆先生的學術影響。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江湄教授從史學史的角度談了她讀陳寅恪著作的體會。陳先生的研究基本從東漢的中後期到晚唐，描述了統治集團形成、演變的全過程，勾畫了中國歷史的大脈絡和總輪廓。他研究和撰述的主角始終是中古時期的士大夫，他的關注點始終放在人的身上，他的經濟、制度等研究都是圍繞著人展開的。陳先生撰文常寫「知人論世」，但他的目的並非局限在傳統史家「究興旺盛衰之所以然」的層次。他批評傳統史家局限於統治階層的角度，他體現的是一種社會史的眼光和方法，他在研究《〈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中自稱是政治社會史，但他又超越了那種只看社會結構而不看人的研究。他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寫了東晉南朝數百年的歷史過程，他特別突出王導這樣的人。陳寅恪先生論史特別強調家學門風的影響，非常注意少時薰習、階級、地域和種族文化等因素。陳先生的學術思想，不是空言，不是玄理，而是一個士大夫在歷史中安身立命之根據，是他人生實踐的動力和指南，是他生活行為的一個基本方式。而這又以史家自身在當代的人生實踐和內在體驗為基礎。
會議的最後是同學提問環節，之後參加會議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外國語學院王邦維教授分別發言，各自談了對陳寅恪的理解。榮新江教授表示，現在到了可以心平氣和的談論陳寅恪的時候了，他認為陳寅恪給我們的啟發是如何建設中國的一個學術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