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圖軸》 朱耷)
作為體現中國民族文化意識的繪畫藝術,自發韌之初便與探索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奧秘緊密相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認識過程中,奠定了中國繪畫藝術對客觀世界特殊的體驗和觀照方式,也決定了它的藝術形式中所表現出的遠離現實真實人生的獨特的思維特點和心理空間。這是一種開放的藝術思維和表徵認知觀念的藝術形式。在中國,至少從王維以後開始在參與繪畫的文人階層中,逐漸形成了以水墨為特質用來表達這種思維、感覺及理想的文化語境。700年後,出現了通過人生逆境的深刻體悟而把這一文化語境推到了更具深廣內涵的極至:八大山人的繪畫。
(《鵪鶉》 朱耷)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江西籍,明太祖十六子朱權後裔,明亡後入奉新山為僧,旋又入道,晚年仍為儒士,浪跡於南昌進賢、新建、撫州各地,他在燈社、北蘭寺、芙山房、寤歌草堂度其殘年。一邊堅持不屈的反清活動,一邊與節義之士詩酒為酬,賣畫為生。刻骨銘心的亡國之恨使他由猖狂而瘋癲,生理和精神上極度的刺激,從相反意義上把他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推到了超越社會和人生真實的特殊的理性思維空間,從而在他的繪畫中顯露出高於時代的認識觀與方法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的藝術表徵。
這種表徵的意義在於:他以一個文人的內質所形成的對水墨語言涵量及其表現的敏感,在造就了水墨語言之精緻完美的同時,也造就了文人畫藝術的發展與中國認識論進程的同步。中國的認識論是建立在對自然、人生和社會獨特的情感觀照和生命狀態內省式的體驗基礎之上。
八大山人正是憑藉其情感和生命處在社會大變革的矛盾衝突這一獨特體驗,傳情於荒山剩水、枯枝敗葉。也恰恰正是這一沒有色彩遠離現實的世界把文人畫的水墨語境由表現上升至觀念,以黑白的衝突構成與中國哲學屬性的同一性,從而使八大山人的書畫作品具備了非藝術作品的表述。
(《荷花雙禽圖軸》 朱耷)
這是中國畫高級階段的特性,也是中國繪畫藝術民族性發展之體現。從哲學本體論和藝術本體論都不難發現,文化語境是在認知層次的遞進和自我意識的外化同客觀世界的對立統一中形成的。它不僅取決於自我意識,而且受制於載體與自然的融合和同一。因此,水墨以其獨特的材質性能構成了中國畫與認識論一致的表述語言和能負載歷史、社會及人生內質的語境。
八大山人的作品充分利用了水墨材質與自然事物的關係,以審美心理為要憑,把黑與白這一對立的矛盾在視覺形象的筆墨界限中變化到極點,使白與黑充滿了理性思辯的藝術意味。
(《荷花》 朱耷)
中國畫的最高發展就是重意重理。尤其是宋代文人畫興起對後世中國畫民族性的形成與發展影響至大。在繪畫認識觀和審美觀上,由形似到神會,由自娛到抒情,由明性到寫心的發展是通過對發展哲學概念和範疇而形成秩序的抽象的思維能力來實現的。在方法論上,筆墨是至高無上的,通過筆與墨的節奏變化傳遞塑造物象的信息。像八大山人的《荷花》小品,在黑白的水墨關係中顯示並強化黑白層次,一方面守住了集中體現物象質的黑,另一方面在物象實體面與背景空間的交接中實現一種含有思維特徵的綜合與抽象。這是民族的理性精神與智慧,是在精神的微妙與智慧的玄哲中獲得的藝術體現與自然法則的高度統一。
(《水木清華圖軸》 朱耷)
從這裡應當不難發現八大山人繪畫的文化內涵就是通過對社會人生的體驗而形成的含有文化標誌形態的水墨語境的發展,使他的藝術在歷史的演進中強化和充實了民族性的內質。民族歷史和思想文化所決定並在發展中完善的帶有特質性質的要素是民族性內質的基礎。藝術的民族性發展離不開民族審美觀念和審美理想的發展,離不開藝術家的心理構成方式對民族性的容納。同時,它是以民族的個別和特殊來體現的,通過獲得新的生命意識來改造的。
文人畫宋元以來一直扮演著民族審美文化載體的重要角色,因其形式表現上以山水、花鳥為主,遠離社會,是與社會產生矛盾衝突後反向形成的認識的極端形式,故而在型態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創作上也有相對的秩序性。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秩序裡顯自由成為中國畫隱形的特質。它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更多的是民族文化所決定的民族氣質。在八大山人出現後至清亡,文人畫家雖層出不窮,但有如此典型的民族性繪畫尚不多見。一部分畫家雖衝破了舊有的藝術觀和表現方法,在時代風貌的體現上也浸透了理性的意識,然而終究缺乏像八大山人那樣集多種矛盾於一身的文人。因此,可以這樣說,八大山人的繪畫應當作為中國古典時期文人畫的終結寫進繪畫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