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部，曹元勇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去認識。「首先是地理上的西部，包括西藏、新疆、甘肅等；再者是文化的西部，西部文化非常複雜，寧夏、甘肅、內蒙古、西藏這些地方的信仰思想都不一樣，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維吾爾文化、漢族文化。到了西部你會驚嘆於眼前的世界，也會感嘆自己缺乏享受那樣多元文化的能力，因為你不了解。雪漠在《一個人的西部》中提到『涼州賢孝』，一種當地說唱形式的地方戲，我們就從來沒聽說過」。
「第三是精神上的西部，西部每個地方可能都有不同信念，甚至一些神秘的東西，這在中原地區其實也有，但我們較少書寫，西部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更多。我看《一個人的西部》，雪漠父親身上那種『老天給什麼，老子都能承受住』的這樣非常樸素的信念也很觸動人心」。
「還有就是文學的西部，從西部立場出發的文學。中國現在有影響力的一批大作家，其實還是與『尋根』有關。1980年代改革開放，因為經濟原因，我們在追著美國、西歐、日韓走，文學上也是，很多作家寫作也在追隨，包括各種流派，包括魔幻現實主義。今天回頭再看，會發現這樣是有局限性的，反而是走『自覺』道路的成功了，包括莫言、張承志、雪漠這樣的，從一開始就沒有跟著所謂西方最流行的現代派走。用西方的現代、後現代文化的一套理論來看待他們的時候，是無法理解的。」
雪漠另一部長篇小說《西夏咒》出版時，曾有評論認為這是中國西部的《百年孤獨》。曹元勇並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其實這就是西部土地上生長出的先鋒樣式，包括《野狐嶺》。我們在自己的體系中找不到標準，就只能用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來詮釋了」。
西部文學中強烈的精神性，可能是與東部文學最明顯的差異性之一。「西部文學的精神是與那個地方的天、地融為一體的東西，這個你在北上廣編不出來。我們今天可以一起講究喝茶、講究咖啡、講究美食，但西北人不會這麼做，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方式。在貧窮的狀態下，人需要靠精神維持，因而他們精神上的東西就會非常強。雪漠跟張承志是中國當代西部文學作家當中最有精神性的」，陳思和說。
在《野狐嶺》中，人物之一馬在波與一個革命者在沙漠中爭執，兩人追求不一樣發生了爭執，革命者說「別去找了，找到是空，不找也是空」，馬在波反問「既然都是空，那你革命做什麼，今天反清朝是這樣，反明朝也是這樣，為什麼還要革命」。陳思和回憶小說中的這一情節給他帶來的觸動：「兩人鬥嘴，突然間把人生許多執著破除了。現在我們倒是可以為了一點事情爭天奪地，吵架了無非就是要多講最後一句話。人生有許多執著，這種執著可以鼓勵我們去奮鬥，但不要被它束縛住了。雪漠的作品中有很多這樣的一層一層的東西，慢慢體會非常有意思。」
西部文學在當代文學中仍處於被遮蔽的狀態，現代都市文化可以容納下西部文學嗎？陳思和認為未來的「文學大家」應該出於西部，不能用東部文化去改造西部文學。「東部城市、都市文化正在走向碎片化，西部因為生活方式不同，它呈現的是一個完整的思維，一個人從生到死的呈現，這種哲學在中國非常重要。我覺得以後的『文學大家』應該是出在西部。我們現在看小說文本，覺得故事要有頭有尾，要有高潮。但是西部的文學好像常常沒有這樣做，為什麼？西部太大，好比你從早到晚在沙漠中走，走了一天一夜還在沙漠，這就會產生另一種文學，不是靠故事支撐。我們對西部文學敘事背後的精神力量都講不清楚，頂多就講一句『他們富有詩意』。好比張承志的《心靈史》，這到底是小說還是史詩？我們首先應該去解放自己，生長出一種新的審美系統，就能解讀它們了。」
曹元勇也認為，文學發展至今有其多種多樣的形態。西北有雪漠、西南有阿來，新疆也有李娟這樣的文字。文學有自身的生長的規律，尤其面對經濟全球化，文學本身具備一種反叛和抵抗的自然的天性。
「我們首先應該去解放自己，生長出一種新的審美系統。我們的閱讀審美受西方文化影響，但我們接觸的西方也很局限，讀者也不了解南非文學、阿拉伯文學，都是德國法國的西方、美國、英國的西方。但其實還有東歐、有巴爾幹半島，他們也有無數大師和思想家，文明是多級的。」陳思和強調，「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青藏高原、只有一本《百年孤獨》，也是很可怕的。」
「西部文學需要北上廣這樣大城市平臺的關注，但不是被改造。從西北吹來的這陣硬朗雄壯之氣，對中國文壇是有好處的。我認為現在西部文學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沒有得到應該屬於它的榮耀。」陳思和說。
澎湃新聞：《一個人的西部》是你的自傳，如何想到在這個年齡就開始寫下回憶錄？
雪漠：這本書從文學上來看，是一個文學青年的成長史，但又不止是這樣。寫《一個人的西部》的機緣是不期而遇之的。我不喜歡總是回憶過去，也不喜歡外界的幹擾，算是有一點拒絕外面的世界和聲音，所以閉關獨居20多年，訓練自己化除雜念，深入內心極致就有智慧而出。
但因為兒子結婚遵照風俗要回老家請客，我必須得回憶過去，該請誰，不該請誰。回憶中仿佛整個事件都被打開，在那個赤貧的年代下，30多年間世事變幻，朋友們各有不同命運，巨大的滄桑感撲面而來。如果把這個過程、這麼多種命運記錄下來，可能會給讀者帶來啟發。我寫作得非常快，30年感悟的衝動非常強烈，很多文字就這樣流出，不由自主。尋找一種活著的意義，這是我寫作的意義。
《野狐嶺》講述了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兩支駝隊在野狐嶺神秘失蹤。《野狐嶺》講述了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兩支駝隊在野狐嶺神秘失蹤，故事中的「我」通過召集幽魂，從各個不同角色，呈現了真相的各個不同側面。這與你之前的小說又有很大不同。
雪漠：《野狐嶺》不是那種人們熟悉的小說，而是另一種探險。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像扣在弦上的無數支箭，可以有不同走勢和軌跡，甚至不同目的地。因為這個故事是由很多幽魂敘述的，我有意留下了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段，淡化了小說的主題，因為一旦有了明顯的主題，你的想像力就會受制於它。只要讀者願意，可以考證和演繹它。
《野狐嶺》的主要內容，如涼州英豪齊飛卿的故事，我醞釀了很多年。在三十多年前，我剛工作時，就想寫這個故事。寫《野狐嶺》前，除了我調往齊飛卿的家鄉任小學老師外，我還採訪了書中提到的馬家駝隊的子孫，採訪了很多那時還健在的駝把式，了解駝道和駝場的一切。
這本書中還有關於木魚歌、涼州賢孝、關於駝隊、駝把式等許許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農業文明的一些東西，這是和我以前的小說「寫出一個真實的中國，頂個一個即將消失的時代」一脈相承的。
涼州賢孝澎湃新聞：你的幾部長篇小說中，容納了諸多西部土地上的傳說、風俗、歷史故事，你是如何獲得這些素材並融入作品中的？
雪漠：這需要作家對書寫的土地有深入的了解。第一，了解這片土地上的所有相關資料，包括歷史、地方志、筆記記載等。第二要尋找到這個地方講故事的人，可能是一個，也可能是很多個，他們可以讓這塊土地上的很多東西鮮活起來。許多東西不是文字記載的，而是一代代人口口相傳而來，是一種群體記憶，這是非常有價值的。很多作家可能就是因為沒有找到，所以作品內容缺乏活力和連接。在寫《野狐嶺》之前的十來年，我一直在積累相關的故事，尋找這些人。寫《獵原》之前，我跑遍涼州，多次前往草原和大漠，採訪了上百位獵人和牧民。第三就是去當地生活，我會有意識地在一個地方住很長時間，去感受土地的脈搏。這些你都做到、經歷過後，你的靈感自然會噴湧而出，不需要刻意編故事，而是所有的故事向你湧來。你去看許多作家作品，是能感覺到哪些作品是噴湧出來的，哪些作品是擠牙膏一樣擠出來的。
澎湃新聞：你的小說爭議很大，《西夏咒》、《無死的金剛心》出版時，喜歡的讀者認為作品中斧頭劈出的粗糲讓文本充滿力量，但是叫罵聲也有。你怎麼看待這種爭議？
雪漠：不要緊，哪怕這世上所有的人都在乎和讚美你，等這一茬人死後，你仍是下一茬陌生人，批評聲也一樣。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留下讓下一茬人也記住的東西。再者，我認為讀者有批評也很好，他們在批評你的同時，可能他們自己會注意不要犯上他們所批評的缺點，這很好。之前很多不喜歡我作品的批評家，還和我成為了朋友，哈哈，當然他們還是繼續批評我。
澎湃新聞：《無死的金剛心》是一部很特別的作品，寫了被譽為「雪域玄奘藏」的藏傳佛教香巴噶舉派祖師瓊波浪覺的一生經歷。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犯了很多小說不能犯的忌，比如充溢於字裡行間的思想。
雪漠：對傳統小說規則來說，寫思想是犯忌的，都說思想會腐朽，生活之樹卻可以常青。但在我眼中，那些「忌」，正是我作品的魂。如果不寫這些，還不如扔了筆去曬太陽。我要寫的就是這種死不了的魂，無論啥規則，要是做不到這一點，我便要打碎它。不要希望我拿腔拿調地寫一部四平八穩、循規蹈矩的小說，世上到處都有這種東西，要是想看它們，走進任何一家書店，隨便抽一本小說就是。我不願意浪費自己的生命去遵循別人的標準，我有自己的標準。
澎湃新聞：你的一些小說甚至有些不像小說，對你本人和作品的定位外界也各說紛紜，有說你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也有說是魔幻主義的，你怎麼看？
雪漠：我覺得我什麼主義都有，和我自己表達的內容有關係。我感受到的是一個博大的世界，表達出來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世界豐富了，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也豐富，也就出現了很多所謂的主義，如果一定要說主義，我應該是理想主義，我的作品都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有烏託邦夢想，總希望未來比現在更美好，也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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