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的對話

薛富興，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

筆者首先願申明一條：雖然國內學者大多喜歡「生態美學」（ecological aesthetics）一語，而西方學者似更喜歡「環境美學」（environmental aesthetics）一詞，筆者在此為從眾計，亦使用「生態美學」這一稱謂，然而並不像有些學者那樣，認為此二者分別代表了美學的兩個不同分支學科 ，而傾向於認為此二者名異而實同。對美學這一新興的分支學科，「環境美學」用以指稱研究的問題（由當代世界性環境問題所引起的相關審美問題，如到底應當如何欣賞自然，以及欣賞什麼等）或領域（以自然環境為典型形態之環境領域，如人類影響環境與人類文化環境中的相關審美問題）；「生態美學」則指稱研究所採取的核心觀念或原則——「生態觀」，立足生態學視野重新理解相關審美問題，甚至整個人類審美活動。無論採取上述哪種名稱，二者所指涉的研究領域、問題、方法及核心觀念當基本重疊，故此二名實一學也。

一、生態美學的定位

生態美學（或環境美學）乃是一門發端於20世紀中後期的美學新興分支學科，是對當代世界性環境危機的積極回應，它立足當代生態觀念重釋人類審美活動，同時立足美學學科，豐富了當代生態文明之內涵。

當代環境哲學認為，20世紀以來的世界性環境危機乃是近代以來人類中心主義主體哲學觀念指導下，工業化生產技術積極發揮其巨大效力，人類自身物質貪慾無限膨脹，對地球資源進行無限制剝奪帶來的嚴重惡果。當代環境危機已然嚴重地危及人類自身在地球上的生存、人類文明的延續，要徹底扭轉目前的全球性環境危機，唯技術、法律與政策手段遠遠不夠，當代人類需要一場從世界觀、價值觀到生活方式全方位、深刻的自我變革。必須重究天人之際，確立「依天立人」的新天人觀，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的新型天人關係，重建與生態文明觀念相協調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以環境哲學為代表的人文科學在這場塑造新型文明的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準此，生態美學家自然提出如此領域性問題：美乃傳統的基礎性人文價值之一，審美乃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形態。以當代生態哲學觀念為參照，在各民族久遠的審美文化傳統中，是否也存在著古典或近代的人類中心主義之跡，因而也培育和強化著一種不利於建立新型天人關係的傳統審美趣味、態度與方法？若有，當代美學當如何對此作出回應？消極地描述，在當代人類環境危機的形成過程中，傳統審美觀念曾發揮過怎樣的作用？積極地說，若審美活動也想參與當代生態文明建構事業，當培育哪些新的恰當審美趣味與方法？因此，生態美學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曰立足當代環境哲學觀念或生態學立場，全方位地清理和反思人類各民族文化中的審美傳統，看有哪些與當代人類生態文明基本理念不相諧。比如，生態美學可以在傳統自然美學範圍內，對古典時代各民族自然審美傳統進行深入的反思，以便發現那些看似充滿詩情畫意，實則是人類中心主義典型表達的自然審美案例。比如艾倫·卡爾松(Allen Carlson)對西方自然審美傳統的反思（對形式主義審美趣味、對象模式、景觀模式的反思），以及筆者對中國自然審美傳統中以物比德和借景抒情慣例的反思。另一方面，立足當代環境哲學與生態學觀念，可以嘗試建構當代人類新的審美意識、審美趣味與方法，此正目前生態美學學者們所努力的工作。

生態美學可以有不同的形態。初級版本的生態美學立足生態觀念，一方面對傳統審美活動中涉及的環境問題進行反思；另一方面在傳統自然美學基礎上，就自然環境或生態之美作專題研究。在此意義上，可以將生態美學理解為傳統美學的一個新領域，而不是一種新的基礎美學類型，因而它僅是對美學現有領域之拓展，並不具備全面替代現有諸美學理論的功能。高級版本的生態美學則是一種新的哲學觀念與美學理論系統，它立足生態觀念對人類審美活動進行新的系統性闡釋，得出一系列新的審美觀念，形成對人類審美活動的一系列新認識。在此意義上，生態美學便足以形成對現有諸美學理論的競爭性格局。目前，這兩種形態的生態美學均已出現，而以前者為主。

生態美學可以有三個學術層次：其一，就在傳統自然美學範圍內對既有自然審美觀念作系統反思，得出一些符合當代生態理念的新認識，以拓展傳統的自然美學，即作為自然美學的生態美學；其二，就環境自然（而非對象自然，即傳統自然美學所研究之自然）進行專題研究，立足生態觀念建立起關於自然環境審美的領域性知識與觀念，此乃與傳統自然美學相獨立而形成新的專有領域的生態美學；其三，立足當代生態觀念，全範圍地研究環境之既有類型，將在自然環境研究中形成的核心觀念貫徹於人類影響環境與人類文化環境，從而建立起一套系統、獨特地描述人類審美活動諸要素與環節的新的美學知識與觀念系統。目前的生態美學研究在學術視野上已然涉及此三方面。

生態美學的真正起點當是以自然環境為對象，對純自然群體審美的研究。在此情形下，自然環境亦可理解為純自然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乃生態美學之理想原型。從中概括出的生態機制——「互依共生」當成為生態美學的核心觀念，此乃生態美學之基礎形態。作為生態美學的拓展形態，它又研究人類影響環境，即人類對特定自然群體作了一定程度加工、改造的環境，乃處於自然與人工之間的第二自然，其典型形態乃傳統社會中的農村田園、社區以及現代社會的公共園林。在此情形下，詳究此類環境中天人因素如何合作、如何形成健康的天人有效互依共存機制，當是其核心學術旨趣。作為拓展形態，生態美學還可以研究純人類文化環境，即特定的全人工群體對象，比如城市社區、人居建築等。傳統意義上說，這已然越出生態美學的範圍。然而，由於生態美學以純自然環境為理想原型，以生態機制為人類處理天人關係之根本原則，所以生態美學可以全範圍、全類型地考察環境，因此也就包括了純人工環境。在此意義上，它是以生態機制的眼光描述和評估純人工環境的生態與審美效果。它對純文化環境的考察有兩個核心話題：其一，雖然是純人工環境，其諸要素間是否像自然生態那樣，已然形成有效的互依共存性功能合作關係，形成一個可以很好地服務於人類諸生活要求之有機體，是否從構成機制上自覺地體現了「生態智慧」？其二，對特定文化環境而言，它是否正確地處理了自身與作為其「環境」，即外在於它、包圍著它，物理空間更大的自然環境及其要素間之「生態關係」，即它對自然要素的依賴關係，是否與其周邊自然環境形成合理的過渡與融合，否則便會被評估為「不生態的」，或「不可持續的」「愚蠢的」等等，它可能因為沒有自覺、合理地引入、利用其周圍的自然要素，因而破壞了其周邊之自然生態，最終可能導致無法長期維持之局面。對於此類人類文化環境，自然會被生態美學家判定為缺乏「生態之美」，即缺乏作為一個整體、系統的「有機性」。

生態美學面臨的獨特挑戰在於，生態美學在核心知識與觀念上，極大地依賴於生態科學與生態哲學，那麼作為美學分支學科，其如何才能既是生態的，又是美學的，即如何處理生態觀念與美學主題之間的關係？學術界對它的質疑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它是否能，或已經成功地處理好此二者間關係存在很深的憂慮。

美學是感性學，它所處理的是感性的對象與現象，生態美學關注的乃是人類對上述三種環境的審美關係，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人類影響環境與人類文化環境的感知、理解與體驗。一方面，它以傳統審美經驗為基礎，首先且全過程地調動欣賞者的正常生理感官與心理情感因素；另一方面，由於此種審美面對的是群體對象，或作為環境的對象，對它們的恰當感知與深度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審美主體耳目感官與日常生活經驗所能把握的範圍，所以，對各式環境的審美欣賞與創造便需要審美主體自覺調動生態學以及其他相關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與核心原理，以深化審美欣賞與創造者對各式環境內在要素間互依共存生態合作機制之感知、理解與體驗。

作為美學的一個新興分支學科，生態美學（環境美學）自有其獨特學術品格。從學術起源上看，生態美學乃是一種外在推動性新學科，它在當代世界性環境危機的現實環境下發生，是對此危機的一種自覺、積極的人文學術回應。生態美學為一種跨學科性質的美學新興學科，它將以生態學為核心的相關自然科學知識及其所揭示的自然生態運行原則作為自己必要的學科要素，但它只應用生態科學之知識與生態或環境哲學之核心立場，似無需涉及生態學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

生態美學的哲學立場來自於當代環境哲學。環境哲學乃當代「新天人學」。它全面反思傳統與近代主體哲學及其極端形態——人類中心主義。在此基礎上重究天人之際，將生態科學所揭示的自然生態系統運行機制——「互依共存」作為其生態觀之核心內涵，將「依天立人」（nature-based culture）確立為建設新型生態文明的核心指導原則。一定意義上，我們可將生態美學理解為當代環境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就像我們樂於同時將它理解為美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一樣。生態美學又將環境哲學的另一分支——環境倫理學作為自己學科背景之又一必要參照。環境倫理學的革命性在於將傳統倫理學的倫理視野由人類社會拓展到天人關係，強調人類對自然的倫理責任。環境美德倫理旨在培育當代人類尊重自然、關愛自然、敬畏與感恩自然之倫理意識。生態美學認為，此環境美德當成為當代人類欣賞自然的必要文化基礎：先育尊重、關愛、敬畏和感恩自然之德，再賞自然之美。因此，生態美學自覺地將自然之真（生態科學）、自然之善（自然之內在價值，以及人類對自然之善意——環境倫理）與廣義的自然之美（同時包括對象自然與環境自然）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以自然之真與自然之善為自然之美的審美觀念。

生態美學研究的對象是各式環境或曰生態系統，其中也就包括了人與諸環境之相互關係。但是，它並非是對諸環境之全面研究，而僅關注人類對諸環境之審美欣賞與創造活動，即只研究人類對諸環境之審美關係。生態美學的研究範圍便是上述三種環境——自然環境、人類影響環境與人類文化環境。生態學本質上是自然關係學，因而生態美學也僅立足於「關係視野」考察諸環境要素間審美關係是否符合「互依共存」之生態原則，人與自然之關係亦乃題中應有之義。生態美學一方面考察諸環境內部各要素間所形成的互依共存性功能關係，即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所形成的內在合作機理；另一方面又將人類主體與其諸環境內部和要素間的關係本質上理解為一種互依共存性生態關係，細析其相互影響機制。當然，生態美學對此「關係」的描述與評估，總是立足於一種審美經驗——對要素間互依共存生態機制的感知、理解與體驗。

生態美學有自己的哲學範疇：生物共同體、自然內在價值（自然之善）、環境美德等。生態美學有自己的科學範疇：生態系統、多樣性、有機性、生態機制等。生態美學有自己的美學範疇：自然環境、人類影響環境、人類文化環境、生態之美等。生態美學在哲學層面提出以下核心命題：一曰自然之道即互依共生之道、自然生態系統運行之內在機制；二曰依天立人乃當代人類處理天人關係、發展自身文化之核心原則。生態美學在美學層面提出以下核心命題：一曰自然美乃是自然之真（生態機制）與自然之善（自然內在價值）之感性呈現。自然之真與自然之善外，別無自然之美；二曰自然審美乃人對自然之真與自然之善的感知、理解與體驗；三曰自然生態之美即是自然要素間互依共存所形成的有機之美；四曰互依共存乃貫通自然環境、人類影響環境與人類文化環境之核心生態原則，故當以之評估後兩種環境之健康程度；五曰生態審美（環境審美）乃人類審美主體對各式環境內部要素間，以及人與各式環境間互依共存生態機制之感知、理解與體驗；六曰掌握以生態學為核心的相關科學知識，培育尊重自然、關愛自然、敬畏與感恩自然之環境美德乃生態（環境）審美之兩項必要條件。美學乃哲學分支學科，生態美學的核心方法當然是哲學分析與概括，其獨特之處在於以哲學層面的生態觀為核心立場，輔之以生態學為核心的相關自然科學知識。另外，作為一種審美研究，生態美學仍需以人類主體對各式環境的審美感知、理解與體驗為基礎。

生態美學（環境美學）是否足以成為美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這要看學科成立的標準是什麼。何以命名一個學科？標準各有不同。有以研究對象命名者，有以研究方法命名者，有以核心觀念命名者。最嚴格的標準當同時依據研究對象、方法與觀念命名，寬一點的標準則可據其中之一或之二命名。生態美學屬哪種情形？可能屬於以較寬標準命名者。此學科現在已有兩種命名——「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前者以核心觀念命名，後者則以研究對象或領域命名。有不少學者認為此二者不僅名異，實當為兩個不同學科。學界對此學科已有三種不同意見：標準最寬者認為「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是美學的兩個分支學科。標準最嚴者認為無論命名為「生態美學」或「環境美學」，它均不足以成為美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只是美學的一個話題，因為它並沒有不同於美學其他分支學科的獨特研究方法。筆者的意見則居中：生態美學（環境美學）當足以成為美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因為它已然具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亦有其獨特的研究觀念；然而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不足以分立，乃名異而實同的一個美學分支學科。

二、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

若作歷史的回溯，從實踐美學到生命美學，再到生態美學，我們看到了中國當代美學基礎理論發展的基本脈絡，標註出當代中國人審美闡釋參照系的大致變化，構成當代中國美學基礎理論研究學術史的基本信息，此乃這三種美學理論在當代中國美學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對實踐美學置之勿論，而僅考察生態美學與生命美學的關係。若面向未來，當如何理解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間的關係呢？首先，我們需廓清此二者之本質差異。

與實踐美學一樣，生命美學是在人類文化系統內部自足性地討論人類審美現象，總結審美規律。其邏輯出發點與歸結點均是人，其核心的價值訴求便是人類主體生命需求與能力最大程度之張揚。若此已然實現，對生命美學家而言，人類的理想國，至少審美的理想國可以說已經實現了。美學的學術目標如斯而已，豈有它哉？

生命美學的核心範疇當然是「生命」，但這並不確切。準確地說，生命美學的論域及其價值立場是「人的生命」，而非其他生命。即使涉及其他生命，比如自然審美中的植物與動物，它們也僅作為人類審美主體的審美對象而存在，其唯一功能乃取悅於人類審美欣賞者。除此之外，其生命自身並無獨立意義。簡言之，生命美學是一種以人類——人的生命、人的審美為唯一主題的審美敘事。「是啊，難道我們的整個美學不就是人的美學嗎？作為人，我怎麼可能去建立一種關於牛的美學，這可能嗎，必要嗎？」生命美學家如斯言，我相信若質之於實踐美學，李澤厚先生亦當如斯言。顯然，若進一步質之於整個近代，乃至古典思想家們，他們均當如是想：人類的思想與學術當然以人類為本位，此當不言自明。然而，生態美學家進而環境哲學家仍然有此質疑：「從來如此便對嗎？」其實，古希臘先賢關於人的討論並不包括奴隸，女權運動之前的人類政治也不包括婦女，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上，思想家們均視之為當然。

生命美學背後的根本哲學立場是人類本位，其核心範疇是人，「實踐」與「生命」不過是對人類主體現實存在形態的兩個角度、層面的描述。只不過，在生命美學家看來，較之於「實踐」，「生命」乃是對人類主體更具現實性，因而也更為根源性的界定。生命美學背後的生命哲學天然地帶有近代哲學人類主體在反思中世紀哲學後重新獲得的旺盛自我意識，信心滿滿地一路向前，遍奏凱歌、無憂無慮的青春情調，其主題乃是人類主體本質特性與生命能量之充分發揮，它焦慮的是人類還可以創造出何種新的偉業，至於人類是否會因過度自信與自傲，有意無意地作孽弄蠢，似乎並未進入生命美學家的視野。是無條件地肯定人類的主體性，還是主張對人類自身之需求與能力進行自覺的反思與制約，這是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二者整體哲學立場之分水嶺。

生態美學的背後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新視野——生態觀。首先，在生態學視野下，世界萬物實無一獨存，萬千物種相互牽連，構成一「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的互依共存性生物共同體，這是一種有機性世界觀。人類誠然已是一種理性生物，然而若在更高——地球生態圈的層次上考察，則會發現人類同時也是一種生態式存在，一個必須依賴於地球整體生態系統健康方可言其自身文明的物種。準此，人類在面對世界不斷地拓展其權利的同時，作為地球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他還需承擔一些對此共同體的必要義務，在實踐或滿足自身生命需求的同時，還需不同程度地顧及共同體中其他成員的生存權利，不能無條件地損害自然，否則地球生態系統就會以「環境危機」的形式對人類的自傲與自私作出強有力的回應。

生命美學關心的主題是人類主體性的充分發揮，生命需求的全方位實現，並沒有為人類主體性之發揮、生命需求之實現劃出特定的邊界。它代表的是一個無限制地肯定人類自我能力與利益的時代。生態美學則不同，它直面當代人類嚴重的環境危機，嚴厲反思近代主體哲學所造成的人類中心主義嚴峻後果。從哲學和美學兩個層面系統反思人類整體與領域性文化傳統，便成為其獨特的學術使命。生態美學正面提出：在人類追求自身利益時，亦需顧及地球其他生物之基礎性生存權益，即使以美或藝術的名義從事創造，人類也需在此過程中自覺自律，盡力避免對其他生靈不必要的傷害，比如以雕刻象牙炫耀藝術家的妙手與巧思，比如以個性展示、藝術創新，或以環境藝術的名義大規模地破壞一個區域的原有生態。「美啊，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生態美學的革命性在於，它的生命觀視野更為宏闊，除了人類主體之生命，其他非人類物種的生命乃至於無機物，也進入其審美視野，並且將它作為人類完善，因而真實、確當地理解自身命運之必要參照。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的背後，是兩種人類觀，是對人類的兩種理解。一種是生命美學所理解的，完全作為文化式生存，在世界面前可以保持自足，作為絕對孤立物種而存在的人的觀念；另一種則是生態美學持有的人的觀念——始終將自然作為人類生存的必要因素、材料，甚至生存機制，「生態中人」（human in eco-system）或「生態性人」（ecological human），亦可謂之「生態物」（ecological being）。人類在自我描述中必然要提及自然、生態，並具有如下自覺和反思：作為自然之子，人類永遠不可獨存，不可獨憑其文化智慧與成果生存於世，自然或生態乃人類生存之天然必需物，一種文化而無氧之人類乃是虛構，是對人類命運與本性之絕大誤解。當然，對於自然整體與其他非人類物種而言，此概念乃純屬廢話——難道還有無生境之生命？然對人類而言，此贅似又必需，其唯一功能便是消解人類長久以來形成的一個自我妄念——「文化式動物」（cultural animal）。

立足於人本位，當生命美學家弄清人類作為一種文化式動物需求什麼——「三重生命」學說，並將它系統貫徹到人類審美活動的各要素與環節後，一個關於人類審美活動的系統性闡釋理論便大功告成。然而，就在生命美學自信、坦然地為自己的理論畫上句號的時候，生態美學家的心裡泛起疑云：在世界面前，人類實現自身生命需求難道可以毫無節制嗎？人類在描摹與讚賞大自然的過程中難道不會犯錯誤嗎，人類為表達自身審美趣味與藝術創造天賦時，難道不會有意無意地作孽，傷及無辜嗎？面對目前的世界性環境危機，當代人類是否需要對自身生命意識作嚴肅的審察，當代美學家對人類的傳統審美趣味與觀念是否需要作專題性反思？等等。在傳統的主體哲學，以及以之為思想背景的生命美學那裡，此類問題恐難以自主性地提出，除非它有意識地與生態美學對話。

生命美學也會討論自然美。然而，立足於近代主體哲學，它往往將自然對象僅視為滿足人類審美需要，令人賞心悅目的對象。論及天人關係，「人化自然」乃其主導思路。這樣的自然觀本質上不可能為自然張本，不可能從中分析出除人類利用之外自然為自身而存在的內在價值，而只能強化人類一路徵服自然所高奏的凱歌。「人化自然」思路主導下，學者們甚至得出世上並無純自然、無人生態，有的只是不同程度地被「人化」了的自然之結論，此可理解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典型案例。立足於生物與生態科學，此可謂對整個自然界，對生存於其中之所有非人類物種生存事實之最大罔顧，地質學家與天體物理學家恐怕也很難認同此立場。

作為生態學哲學基礎的生態觀要點有二。其一，人並非獨存之物，並非世間異類，而僅是地球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員，人的現實性正表現為他與整個世界其他物種的種種有機聯繫。人在自然中或自然中人乃是對人的一種本質規定。生態學用「生物共同體」定義這個世界，而共同體內部所有成員間（個體間及物種間）所存在的互依共生機理乃是生態學視野下這個世界之首要法則。人與萬物所同的「互依共生」式生存，或曰生態式生存，乃是生態學對人類的最高規定，文化式生存則居其次。不宜用次級規定超越最高規定，更不宜僅以人類物種特性——文化式存在理解人，它會造成人類對自身存在機理之戰略性誤判，整個近代哲學之失誤正在於斯。其二，人類物種沒有權利僅依據自身生命需求處理與這個世界上其他物種之生存性關係。即使僅僅為了其自身之久遠利益計，人類也不得不對其自身生存策略作出重大調整，自覺、適度地克制自身欲望，在滿足自身基本生存利益的同時，適度地約束自我，顧及地球上其他物種之生存利益。若立足地球生態機制反觀自身，則我們不得不對自己重新定位：本質上說，人類物種與地球上其他物種一樣，乃地球生物共同體中的「普通居民」或「成員」（奧多·利奧波德語），將人類物種與整體自然相比，是自然大於人，而非相反。

立足於生態視野，我們見出近代哲學人本主義或主體性哲學之偏狹。它過度膨脹了人類的權利，僅關注人類主體性的極致發揮。面對世界，它僅言說人類利益，而視其他實體為無物。涉及天人關係，它也僅功利主義地看待其他非人類物種，將它們根本地理解為人類自身之生存資源。它對自然持一種外在、原子式的看法。這意味著它將人類理解為一種外在於自然的獨立實體，未能探測到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整體——地球生態系統互依共存之內在運行機制。這造成人類對自身與自然之雙重誤解：人類似乎是一種可以脫離整個自然界而存在的純文化性實體；自然界似乎是一種對象間毫無內在聯繫的鬆散集合體，並無內在的功能性秩序與生命機制。

生命美學是當代中國美學內部自我學術推進的成果，是一種較為完善的審美闡釋理論。它向生態美學提出如此問題：生態美學可以像生命美學那樣，較為系統、完善地對人類審美活動作出合理闡釋嗎，它解決了哪些屬於美學自身的問題？作為領域形態的生態美學並未將系統闡釋人類審美活動作為自己的學術目標，而是旨在立足環境意識與生態觀念系統反思人類各民族文化既有的審美傳統。在此意義上，它並不具有全面覆蓋或替代生命美學理論，並對人類審美活動進行系統新闡釋的學術功能。然而，它卻具備為傳統美學提供新視野、拓展新領域，乃至對傳統美學既有審美趣味、方法進行顛覆性反思的學術功能。它可以提出一些生命美學視野下難以發現的問題。生態美學可以向生命美學提出一些新問題：人類生命需求的實現是否需要設定一些特定邊界？在人類審美活動中，讓審美主體充分地實現賞心悅目是否可以成為人類審美的絕對律令？在人類審美地實現自身生命需求，乃至審美理想的過程中，是否會產生一些無法為自己作充分環境倫理論證的消極後果？

雖然各自背後的哲學視野有根本差異，然而若願意，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仍可彼此走向對方，實現雙向拓展，建立起相互對話的機制。對生命美學而言，雖然其自我理論建構的工作已然完成，但若願意面向未來，便可拓展其邏輯起點——「生命」的外延。此時，「生命」便不再僅指人類物種之生命，同時也包括地球上其他生命，從而將「生命間關係」納入自己的理論範圍。於是，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便建立起橋梁：生命美學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生命，生態美學的出發點是地球生態系統整體。它們可以相向而行，走向對方，這樣就可以相融於對地球生命現象之關注。換言之，「生命」範疇完全可以為此兩種美學所共享。只不過，生命美學之生命原型乃人類物種的生命，生態學當然也是一種關於生命的學科，只不過，生態美學視野下的生命並非某一種生命，而是生命體之集合，乃是指「眾生」，乃是一種生命關係學。換言之，生態學視野下的「生命」概念乃關於地球生命之高級版本，而生命美學所言之「生命」乃是其初級形態。

生態美學亦可有意識地謀求與生命美學之交匯。它可以將生命美學的審美闡釋作為自身理解人類審美現象之必要基礎，而將目前所關注者理解為對生命美學的一種拓展。也許，我們可以有兩種形態的生態美學。初級形態的生態美學並不謀求對以生命美學為代表的傳統美學之全面超越與替代，而僅在某些環節作對生命美學的反思性工作，比如反思與重新闡釋自然審美之內涵與方法等；而仍應用生命美學既有成果理解人類審美活動之基本面貌。高級形態的生態美學則應用環境哲學的全新立場，重新闡釋天人關係，重新定位人，謀求建立一種新的全面、系統闡釋人類審美活動的理論體系。袁鼎生教授的「整生論」生態美學理論便是這樣一種生態美學。它是否確實能夠全面地超越和替代生命美學對人類審美活動的系統性闡釋，尚待進一步討論，但它確實表達出立足生態立場重新系統地理解人類審美活動的學術意圖。

三、對生態美學的質疑

生態美學（環境美學）是一個新興的美學分支學科，而非成熟的美學部門，其中有諸多問題尚未澄清。有一種較為形象的描述，說生態美學和環境美學就像是闖進美學「瓷器店」裡的一頭「公牛」，給美學界「造成混亂 」。

從學理上質疑最激烈的是董志剛，他認為生態美學從邏輯上說根本不能成立，是一個「虛假的」學科。他提出：美學研究的是人與對象之情感關係，且只觀照對象之形式，而生態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則只關注諸自然對象之物理、化學與生物關係，二者間牛頭不對馬嘴。且生態美學所強調的「自然」概念之純粹性值得懷疑，它所積極倡導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理想也難以實現。董志剛所依據的美學觀念——對對象非功利的純形式觀照形成審美關係，正是近代康德美學之核心。此種觀照之最大好處在於可使審美主體身心愉悅。立足當代環境哲學，我們發現了這種看似最具超越性的非功利審美觀背後的人類中心主義之跡——自然自身並無獨立價值，所謂自然之審美價值正在於其可以悅人之耳目身心。若它竟不能如此,便不足以成為人類的審美對象，人類審美主體便會判定其無審美價值。康德美學只是超越了人類對自然對象低層次的物質利用心，並沒有超越更高層次的人類功利——對自然對象之心理利用——以物悅人。人類到底為什麼欣賞自然，是以物悅人，還是對自然自身之善的同情式感知、理解與體驗？正是在這一點上，出現了近代美學與當代生態美學的分水嶺。確實，生態美學並不全面地研究自然對象，而只是審美地關注自然，即以整體上的感性方式去感知、理解與體驗自然。但是，這種整體上的感性立場與方式，並不在具體的審美欣賞方法層面完全拒斥理性，拒斥生態科學所揭示的關於自然生態的知識與原則，生態審美過程中欣賞者完全應當，也能夠充分吸納這些理性因素，將其理解為完善生態審美之必要因素。生態審美是將生態科學中的具體知識在更高層次上轉化為一種生態原則去理解，並儘量將其轉化為一種可感知、理解與體驗的生態之美。生態美學只是在形而下的知識層面，與形而上的生態機制理解層面吸收生態學的因素，並不會，也不需要在欣賞與研究方法上模仿生態科學之路徑。因此，在作為人文科學的美學與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之間，並沒有完全不可跨越的鴻溝。其實，在傳統的藝術鑑賞中，修養較好的欣賞者已然可以成功地吸納藝術批評、藝術史，甚至藝術哲學等方面的理性信息，以提升和完善自己的藝術欣賞。在藝術欣賞領域，理性與知識並不會成為令人質疑的要素，為什麼在生態美學中，生態學就會成為完全異己的因素呢？

研究者質疑生態美學的合法性，正在於不承認科學理性在審美欣賞中應用的可能性。然而，環境美學中的「科學認知主義」就是要正面強調人類審美經驗並不總是僅由感性因素——感知構成。其實在傳統的藝術審美欣賞中，對結構複雜、內涵深邃的藝術作品之審美欣賞，也總需要調動欣賞者的理性分析與概括能力，並以之為應當。生態美學要求審美欣賞者在欣賞各式環境的過程中，自覺應用生態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知識，調動自己的理性理解力，在切實理解生態學關於自然諸要素互依共生機制的基礎上，恰當、深入地感知、理解與體驗各式環境及其要素間的內在生態機理，也當合理可行。

「生態能成為人類認識審美的邏輯起點嗎，是人決定生態，還是生態決定人？」這是封孝倫對生態美學提出的問題。作為領域或部門美學的生態美學似無需將「生態」範疇作為其獨特的邏輯起點，它完全可以一方面利用現有的美學知識系統展開對環境審美問題的專項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過程中，它又可以對傳統審美理論提出特定的質疑。至於將生態美學理解為新形態的美學一般，即原理型的生態美學，學者們也正當如此設想，袁鼎生教授的「整生論」生態美學理論即屬此類。筆者則持前一種生態美學觀念。

到底「是人決定生態，還是生態決定人」？現實地看，似乎不言自明地是人決定生態，而非相反。然而，這也正是環境危機出現的原因，同時也是環境哲學與生態美學出現的原因。整個近代主體哲學提倡的正是人的主體意識，而將人之外的自然萬有理解為一種被動的對象。生態美學及其背後的環境哲學在嚴肅反思近代主體哲學的基礎上，提倡一種互依共生式的生態觀，認為在決定人類命運及地球命運的問題上，最需要反思的正是這種毫無保留的主體哲學。其實，若立足地球整體生態系統看，不是人大於自然，而是自然大於人，否則人類也就不需要擔心自己未來的命運了。

只是逃離，從「人化自然」逃離，從人的「實踐」無休止的逃離，去除 「實踐」，只留自然，便是生態。至於它能否成立，則再當別論。

這裡有所誤會。確實，生態美學與生命美學，在整體立場上是要 「逃離」作為邏輯起點範疇的實踐，實際上是逃離它背後的近代主體哲學立場，而並不是在絕對意義上拒絕主體這一要素以及具體的任何實踐行為。生態美學所涉及的「生態」概念實際上有二義。一是其狹義，指環境哲學與生態美學之理論原型——純自然環境中不同規模的自然生態系統。在此意義上，生態、自然或環境均指排除了人類主體要素之外的純自然實體。二是其廣義，指從前者概括出來的自然實體之群體生存機制，即生態學概括出的群體生物生存原則——互依共存機制。環境哲學與生態美學認為，鑑於近代以來極端主體哲學——人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當代人類在今後的文明發展過程，及所有與自然相關的領域性行為中，均需借鑑得之於自然界互依共存生態原則。若從天人關係角度概括，則曰「依天立人」，即在遵循自然生態機制基礎上發展人類自身文明，在自然之道基礎上發展人類文化之道。顯然，在此意義上，「生態」不是一個範圍或領域概念，而是一個機制概念。在此原則下，人類主體乃被理解為地球生態圈中的有機要素之一，而無需被徹底放逐。從事實層面講，前面對環境的三分法，後兩種環境——人類影響環境與人類文化環境都自然地包括了人類主體要素。

「生態」所以成為美學的一面旗號，其最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就在於對實踐美學的逃離而另立門戶了。

如前所述，生命美學是在自覺、積極地與實踐美學的對話、論爭中建立起來的，它可以說是實踐美學最為自覺的「逃逸」者。生態美學（環境美學）則不然，其建立之初，最現實、迫切的背景是人類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換言之，在自覺的學術創新層面，生態美學或環境美學不直接地以實踐美學為對手，而以當下嚴峻環境危機背後的近代主體哲學之極端形態——人類中心主義為對手。只是當它自覺地從生態科學與環境哲學中借鑑了生態機制、生物共同體、自然內在價值觀等核心思想資源，以反思自然審美傳統以及當下環境現實時，才意識到，生態美學所採取的根本哲學立場與實踐美學、生命美學所堅守者大為不同。從客觀上說，生命美學與生態美學都是實踐美學的「逃逸」者，但是，對生命美學來說，這種逃逸是自覺努力的結果，對生態美學而言，它只是一種客觀無意識效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生態美學從一開始所借鑑的，便是一種在根本哲學立場上與生命美學、實踐美學背後之近代主體哲學完全不同的思想資源，它無需與實踐美學直接交戰，而是直奔主題地開始了反思與拓展。此其一也。若論「逃逸」，生命美學認為自己已成功地逃離了實踐美學之羈絆，足以大丈夫自樹立了。然而，從生態美學角度觀之，其實它逃離得距離還十分有限，在根本立場上，生命美學與生命哲學所依賴和表達的還是一種近代主體哲學立場——只見人類，不見自然，還是一個孤立、自傲、毫無顧忌的主體，一個只知道自我生命追求與實現，對他所生存的這個世界毫無禁忌與義務感的主體。這樣的主體觀念正是環境哲學與生態美學所極力反思，著力「逃逸」的。為了人類今後走得更穩當、久遠些，當代人類主體需對自身做出一些必要的制約，對地球上其他非人類存在物承擔起一些必要的義務。

在此意義上，生態美學對「實踐」之「逃離」，其價值並非又打出一個新旗號，於美學內又立了一個新門戶，而意味著當代中國哲學直面當代人類文明最嚴峻挑戰，與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其他部門一起，共同發起一場對人類自身的新啟蒙，一場新的自我革命。只不過，由於這種啟蒙與革命是在美學領域內進行的，自然地染上了美學的色彩，需要藉助傳統美學已有的一些概念與知識。其實，生態美學即使並不自我膨脹為一種新的美學一般、新的美學理論系統，並不謀求取代它前面的其他美學理論，而僅僅在一些特殊的話題，比如自然審美與環境審美的領域內進行討論，它對傳統審美趣味、理想、方法的反思也是深刻的，由此而得出的一些小小結論也足以發人深省。比如，自然審美並不是要以自然取悅於人，而是以同情的方式感知、理解和體驗自然自身之善；自然之美並非存在於自然之真與自然之善之外的自然價值形態，它就是對自然之真與自然之善的感性式把握，等等。若這樣的觀點得以成立，那麼它一定會走出生態美學，對美學之一般，對美的哲學內涵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它將逼迫美學家重新思考人類審美價值究竟為何物。換言之，生態美學可以起點很窄，然而它給美學所帶來的很可能是一場全局性的哥白尼式革命。

生命美學對生態美學的又一根本性質疑是：生態中心，或曰非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何以可能？人類保護環境的目的說到底還不是為了人類更長期的利益嗎，哪有為了自然界本身而實施環境保護的；若環境危機並不足以危害人類利益，人類還會倡導環保嗎？人類為了環保而絕對地不消費自然對象何以可能？等等。這顯然涉及對環境哲學與生態美學生態觀的一種誤解。

生態哲學及生態美學之所以出現，乃出於對當代現實的一種反省——因人類過度自我膨脹而造成對自然環境的過度破壞。相關學者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是自覺地限制人類開發和利用自然之程度，將它控制在一個自然生態環境所能承受的範圍內，而不是決然地取消人類利用自然資源以謀求生存的權利。環境哲學與生態美學提倡的保護自然當然首先是考慮人類自身的長期利益，但此類主張若能得到有效實施，自然界眾物客觀上也會受益。

在環境哲學與環境保護的理論與實踐層面，一直有兩種主張。一種是弱版本的環境保護主義，即主張為了人類的長久利益而審慎地利用自然資源；另一種則是強版本的環境保護主義，主張為了自然對象自身之權益而強烈限制人類對自然之各式利用。顯然，前者推行起來更容易些，後者則更難一些。從環保實施角度講，前一種立場至少便於開始。但是，若想更為深刻地更新傳統自然觀念，若從培育倫理美德的角度講，後一種立場方具有觀念更新價值。因為前一種主張仍然屬於人類本位立場，且對自然持一種純粹的功利主義態度。後一種主張的要義是要樹立一種新的自然觀——承認自然在客觀上具有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的工具性價值外，同時還具獨立於人之外的其自身的內在價值——自然自身之善。凡出於自然自身之善而保護環境者，則是環境保護事業之更高境界。大面積地劃出自然保護區，禁止人類的開發利用，便建立在承認自然內在價值——尊重非人類物種生存權益的基礎上。對前者而言，只存在較合理地利用自然，不存在禁絕人類利用自然。

人類到底是否真的能實行生態中心主義，禁絕人類中心主義？此問題似乎可以從兩個角度回答。其一曰認識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此種主張認為，人類作為有限物種之一，他對任何自然對象之認知均限於自身之特定感官與認知水平，不可能絕對客觀地認識與評價對象。這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實際上揭示的是人類的有限性。它對人類認識能力的描述雖然消極，卻絕對真實，因為人類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確實做不到純客觀。其二曰由於人類有自身利益，在與自然的關係中，他總是傾向於從滿足自身利益的角度決定自身行為。此乃價值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即以人類自我利益為中心。確實，人類首先關心自身利益，且趨向於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正如康德所言，在自然萬物中，人類較為特殊，他已然進化為或自我努力為一種「理性生物」。這種理性已然使他能清晰地意識到自我利益與他者利益，使他能夠不同程度地克制自我利益。自利心之外，人類已然具備了對他者的同情心，能夠意識到對他者的不必要傷害乃是一種惡。在傳統倫理學範圍內，人類已然能做到推己及人式的善行，有能力做到不同程度的自律與關愛他人。因此，我們不能從人類做不到絕對無我，進而推導出人類因此便應當絕對自利的結論。換言之，不同程度的自律愛物對於人類而言不僅應當，亦屬可行。提倡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並不意味著對人類合理權益之絕對排斥，而只是反對一種絕對自利的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價值論意義上的反人類中心主義並不意味著一種為了非人類物種之生存而徹底剝奪人類合法權益的「生態法西斯主義」。

本文原載於《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