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波伏娃,最廣為人知的是她的女權主義代表作《第二性》,首次從全方位視覺對女性的性別、角色、家庭與婚姻關係等作了詳盡的哲學式論述,成為「有史以來討論女性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其中的思想和觀點至今影響了世界無數的女性。
波伏娃1908年生於巴黎一個傳統保守的中產階級家庭,在她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對束縛個性發展的各種規矩充滿反叛和質疑,隨著年齡增長,她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19歲時,波伏娃發表了個人的「獨立宣言」:「我絕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志」。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使波伏娃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奮鬥方向,即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女性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
由于波伏娃很早就對死亡、生命的短暫以及時間的流逝產生敏感的意識,她害怕人生陷入這種重複而無意義的死循環之中,她渴望實現生命的價值,因此在遇到薩特時,她內心所有的疑慮和恐懼似乎找到了依託的方向。
波伏娃與薩特的相識也頗具戲劇性。
1929年,大學畢業的波伏娃參加了教師資格考試,她獲得了第二名的成績,而第一名就是薩特,這是他們相識的契機和起點。
個性突出又美貌迷人的波伏娃對薩特來說猶如神賜,他對她一見鍾情,很快就陷入戀愛不能自拔。
「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薩特後來如此評價他們的第一次見面。
薩特身材矮小、其貌不揚,波伏娃的家人當初反對他們的交往,這對叛逆的波伏娃來說,更堅定了她要和薩特在一起的決心。
那個夏天,他們經常一起散步、討論、開心地大笑。波伏娃發現薩特和她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薩特的思想較為激進,對很多陳規陋習都不屑一顧,對生命和世界的觀察有他自己獨特的觀點,這讓波伏娃感到思想上的推動力和精神上的振奮,與薩特的相識成為她生命中最感慶幸的事。
當時薩特正投身於寫作,他也鼓勵波伏娃從事寫作。波伏娃在自傳中回憶這段經歷時說:「當我在八月初向他告別時,我早已感覺到他再也無法離開我的一生。」
波伏娃和薩特並非從一開始就是不婚主義,他們也曾考慮過結婚,但薩特知道波伏娃並不想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婦女,她有超越一般人的意志和才華,她可以實現更高的人生價值,而不是在瑣碎平庸中消磨掉一生。
經過考慮,薩特決定和波伏娃籤訂一份協議,約定他們之間是一種「開放式關係」,在愛是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下,可以有「偶發愛情」,但絕不互相欺騙、隱瞞。雖然當時波伏娃的內心充滿憂慮和不確定,但她從理智上也更認同個人的價值實現,她需要有獨立人格和獨立事業。
波伏娃在回憶錄中寫到:「我們彼此永遠不會成為陌生人,永遠不會毫無意義地召喚對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破壞我們的結合,但是務必使這種結合不要蛻化為束縛和習慣。」
對於漫長的生活而言,他們雖然遵守彼此的約定,但這種關係並非最完美的。他們不是道德的衛士,他們都在不同的時間會喜歡上不同的人,這是作為正常的有生理和情感需求的人都無法擺脫的,因此他們也會彼此妒忌,彼此爭吵。但正如波伏娃所說,他們在一起有共同的使命和追求,這比什麼都重要。
在一起八年、十年之後,性已經不是必須的,但他們在精神和創作上的相互依戀和需求卻更緊密。即使在情感濃烈的初期,他們也並不住在一起,波伏娃或在家寫作,或去薩特家寫作,他們的這種習慣始終保持不變。
波伏娃坦言,在有薩特存在的氛圍中,她才能安心並才思敏捷地創作。他們是彼此作品最忠實的讀者和最中肯的評判者,他們的思想經常很自然地融為一體,這才是他們一直到老都彼此不能離開的重要原因。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如果說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義的,那是因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獻給做飯和洗尿布——她無法取得一種崇高感!承擔單調重複的生活,處在無知覺的實在性之中,這是她的義務。」是的,女人總覺得忙忙碌碌卻並無實在的價值感,她們經常被迫囿於家庭的瑣碎和繁雜中,但人們卻對她們的眼界之狹窄感到驚訝!
在長達51年的「開放式關係」中,波伏娃與薩特的關係是愛情實驗,還是靈魂伴侶?我認為無論哪一種,都不能簡單解釋這種關係,因為他們的關係綜合了人類兩性之間最熱烈、最親密、最無私的關係總和。
當然,波伏娃與薩特這種「開放式關係」或許並不適合大部分人,但波伏娃的經歷給了女人對於自身和他人以及世界的關係一種獨特的啟示,「女人不是天生的」,那些傳統的束縛女性的規則並非只能一味順從和忍耐,女人可以有主宰自己命運的勇氣和自由。
人們也大可不必對所謂的女權主義者聞之變色,它並非要超越或凌駕於什麼之上,而只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一樣享有「人生而平等」的訴求。
在前輩們不懈的努力之下,如今女性的地位已經得到很大提升,她們的才能也得到更多的釋放,我們當然相信一個繁榮的、現代化的社會,必將使女性獲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