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急的沙特王儲
11月4日，沙特國王薩勒曼宣布成立以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員會，當晚就有11名沙特王子、4名現任大臣（部長級）和11名前大臣因涉貪被捕。沙特政壇的這場反覆風暴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Project Syndicate近日以「沙烏地阿拉伯心急的年輕人（Saudi Arabia’s impatient young man）」為主題，陸續發布了一組專題文章，從不同角度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剖析。其中，曾任德國外交部長的約施卡·菲舍爾（Joschka Fischer）撰寫的「沙烏地阿拉伯來自上層的革命（Saudi Arab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一文頗有見地。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菲舍爾指出，作為阿拉伯地區最大的國家之一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帶來的巨大財富使其成為了西方尤其是美國不可或缺的戰略夥伴。這個夾在伊斯蘭中世紀和西方現代性之間的國家，存在極端化的矛盾。一方面，麥加和麥地那有著最先進的基礎設施和美國式的購物中心，另一方面，自1932年建國至今，沙烏地阿拉伯都是由一個家族統治的、絕對君主制的、反西方的部落社會，擁護極端保守的伊斯蘭教派——瓦哈比派。
菲舍爾認為，由於石油價格的長期下跌和為快速增長的年輕人群體提供教育和工作崗位的需要，國王薩勒曼和王儲穆罕默德顯然認為國家需要現代化。為了避免緩慢衰落乃至最終崩潰，他們開始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採取開放措施。在掀起反腐風暴的不久前，沙烏地阿拉伯剛剛廢除了禁止女性開車和參加體育活動的禁令。然而，上一次試圖繞過伊斯蘭教權階層在中東地區進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獨裁者是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他和他的「白色革命」最終被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掃蕩。菲舍爾寫道，我們只能寄望於穆罕默德王儲的這場革命進展順利，因為一旦失敗，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沙拉菲派將在利雅得奪取權力，而如果這座保守伊斯蘭的堡壘成功實現現代化，那麼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國家也會效仿。
文章進一步指出，作為其議程的一部分，穆罕默德王儲還實行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針對伊朗。穆罕默德身邊的現代化主義者明白，這場革命想要取得勝利，需要打破瓦哈比主義的力量，用沙特國家主義取而代之，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敵人。與沙特爭奪地區霸權的什葉派伊朗無疑是最好的襯託者，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近幾個月來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截止到目前，兩國的地區霸權爭奪戰尚限制在敘利亞和葉門的代理人戰爭，帶來了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後果。雙方都不希望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但鑑於近期的事態發展（沙特、伊朗雙方因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裡裡在4日訪問沙特期間突然辭職而爆發爭端），不能排除爆發戰爭的後果。在中東地區，冷戰很可能在短時間內變成熱戰。
菲舍爾最後總結稱，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場革命是一次高風險的嘗試，如果失敗將帶來嚴重後果，而其成功也很可能伴隨地區張力的急劇上升和戰爭可能。
川普的女婿、白宮首席顧問庫什納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英國《觀察家報》的一則社論則將沙烏地阿拉伯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和美國的外交政策聯繫起來。該文認為，穆罕默德王儲的這些舉動和川普的女婿、白宮首席顧問庫什納（Jared Kushner）10月底對沙特的訪問和兩人之間的牢固友誼以及直至深夜的長談有關。當穆罕默德王儲以反腐的名義掀起針對王室競爭者的大清洗、發動黎巴嫩政變和對葉門港口實施援助封鎖時，白宮沒有做出任何批評，川普還在推特上對「反腐風暴」表示支持。
社論進一步指出，沙特王儲和庫什納的緊密聯繫讓美國的外交官和五角大樓深感擔憂，官員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是表示對兩人的談話不知情，而這樣的秘密行為正在成為常態，美國國防部只能根據他做了什麼、去了哪裡來猜測其他支持的立場。該文認為，美國魯莽、衝動、對抗性的行為正在使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更加不穩定，這已經成為了全世界共同的問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上周就黎巴嫩事件表示，該國不應成為「代理衝突的地點」。法國、德國也對該地區不穩定的加劇表達了相似的擔憂。
文章最後總結稱，沙特家族歷來被視為維持中東穩定的必要力量，然而穆罕默德王儲領導下的沙特正在成為一個不可預測的、無法控制、擅長開始或助推自己無力善後的衝突的危險因素。處在伊朗的野心、石油收入減少和改革訴求上升等多重壓力下的沙烏地阿拉伯需要、也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而穆罕默德在其不可理解的白宮夥伴支持下剛愎自用的行為將一切都置於危險之中。
經濟學家為何需要託爾斯泰
近日，美國財經記者、《拯救華爾街》一書作者羅傑·洛溫斯坦在《華盛頓郵報》上為索爾·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莫頓·夏皮羅（Morton Schapiro）5月出版的新書《金錢與理智》（Cents and Sensibility）撰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為何需要託爾斯泰」的書評，試圖說明經濟學應該從人文學科中汲取養分。
《金錢與理智》書封。莫森是西北大學語言文學教授，而夏皮羅的身份是西北大學校長、經濟學家。兩位作者認為，人文學科的倫理敏感性有助於改善公共政策。洛溫斯坦舉了數例子說明缺乏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可能誕生出何種殘酷邏輯：很久以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曾支持將高汙染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因為以未實現的未來收益計算，這些地區失去的生命價值較低。一名巴西某部長對此評價稱，「合邏輯但蠢透了」。同樣地，世界銀行曾質疑一項在西非地區治癒失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項目是否值得。經濟學家認為，批准腎臟交易市場可以提高供給，從而有可能拯救更多生命，但一些人不得不衡量器官拍賣價高者得背後的道德意味。
洛溫斯坦指出，經濟學家往往有「智力帝國主義者」傾向，當讀到《未選擇的路》時，他們會哂笑弗羅斯特發現了機會成本，而很少思考可以從詩人身上學到什麼。經濟學家總是假設他人和他們自己一樣，無視其文化、階級和背景，認為其他人都會按照經濟學家視為理性的方式做出反應。而在兩位作者看來，未受文化影響的抽象「經濟人」是一種謬論，因為「人從一開始就是文化的，而不是先作為生物體被創造出來，然後在某種文化裡蘸了一蘸，就像阿喀琉斯在冥河裡那樣。」因此，透過文化的稜鏡，很多經濟學問題能夠被更好地理解，諸如為何有些地區生育率更高、為何一些國家發展更早、為什麼一些高中生不去申請他們能被錄取的最好的學校，等等。
兩位作者試圖打破經濟學一神論者的傲慢。他們批評諾貝爾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關於人類的一切行為，從結婚、離婚到生育、交友，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因此經濟學可以作為「理解所有人類行為的寶貴統一框架」的假設。 在《國富論》之前寫了《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就已指出，人絕不僅僅是自私的，他們也會為他人著想，「就像進入他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同一個人」。兩位作者指出，這就是當你閱讀一部好小說時發生的事情——產生同理心。文學發展出一種經濟學模型無法做到的對人們將如何行動的感知，在理性人假設中，人的喜好是固定的，而在文學裡，我們知道人會隨著時間變化。
另一方面，兩位作者也對文學進行了解剖。他們指出，經濟學經受著物理羨妒（ physics envy ）的折磨，因其需要敘事支撐而無法躋身「硬科學」行列；與此同時，文學和歷史則陷入了「人文尷尬」之中，在史丹福大學，人文學科佔到了主要本科院系的45%，卻只招收到了15%的學生。
文章指出，人文學科的困窘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貶低的結果。今天的很多大學院系都宣稱偉大的小說不過是「紙上的文字」。影響力巨大的《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中說：「文學文本，和其他藝術品一樣，並不比任何其他的文化產品和實踐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作者對此提出質疑，那麼為什麼還要閱讀莎士比亞？如何只是為了解構作者的「啟示（message）」，為什麼不直接教授那些啟示呢？這樣一來，《悲慘世界》可以被簡化為「幫助不幸的人」，《哈姆雷特》則是「別再消沉，做點兒什麼！」但事實上，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是為了獲得文字所激發的體驗。歷史學也令人傷感地試圖模仿經濟學找到系統的、不變的定律，發現必須是科學的、普遍性的。偶然性和機遇，例如一場饑荒、一位天才或狂人的及時出現、一項科學發現，都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
在作者看來，理想狀態下的人文學科應當是和不確定性的角力，這是一個關注偶然真理和「整體性」的學科。書中還聚焦了多位絕對論者，希望以此提醒經濟學家們注意到經濟學中可疑的絕對論，因為和人文學科一樣，經濟學也是一門「整體性」的學問。經濟學的根本從來都不是數學計算，而是它所講述的關於我們的人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