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北京更是在第一時間組織醫療隊馳援武漢。醫護人員用他們的實際行動感動了無數人，也讓國人無比感慨：如今中國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水平，今非昔比。
協和醫學院建築老照片
回想一百多年前，中國近現代化醫療設備幾乎是一片空白。隨著西方醫學文化的到來，零星的醫院才開始在中國出現，其中有些醫院，跨越時光的變遷，直到今天依然起著重要作用。
北京市民熟知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以及協和醫院、同仁醫院、北京醫院以及普仁醫院等，都是由一百多年前的「洋診所」發展而來。儘管它們是外國人所建，但是在一百多年的變遷中，醫生們救死扶傷的精神貫穿至今。
需要提及的是，這篇文章兩位作者的父母，是協和醫院和同仁醫院的醫生，他們時刻準備著投入到支援武漢的「戰疫」之中。兩位作者也試圖通過對北京這些醫院歷史的梳理，找到中國醫生們何以有一顆「勇敢的心」。
從施醫院到協和醫學院
1861年10月23日，東交民巷北側的「英國府」（英國使館，原淳親王府）旁的一所小診所闖入了京城老百姓的視野。
這應該是北京城第一所西洋診所，診所的大夫都是藍眼睛黃頭髮的「洋大人」，名字自然也是一連串的洋文：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倫敦布道會北京華人醫院），要不是後來掛出來一塊「施醫院」（取慈善樂施之意）的牌匾，估計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這裡是幹什麼的。
當需要治病的老百姓進去後，發現這裡都是從西洋引入的西式療法。這引來不少居民來「嘗鮮」：開診第一年，這裡就接待了三千餘位病人，到第二年年底，多達兩萬餘患者先後來此就診。
1864年，施醫院的院長雒（luò）魏林（William Lockhart）回國，由愛丁堡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杜德珍接任。這位杜院長將醫院遷至米市大街一處新購置的小廟中，根據歷史檔案記載，這座廟宇位於東堂子胡同的西口附近，大門直面大街。在原有廟宇周邊，杜德珍還修建了禮拜堂和醫務人員的住所等建築。
當時在醫院門口有兩根70英尺高的旗杆作為標記，當然也有可能原來的廟宇前就有兩根旗杆。不管是原有的，還是新立的，正是因為這兩根旗杆，這所醫院也被稱為「雙旗杆醫院」。根據乾隆年間的《京城全圖》來看，施醫院有可能是佔用了東堂子胡同西口南側的火神廟舊址。
施醫院此時發展擁有三十張床位的規模，1895年還開設了婦女兒童診室。施醫院開設期間，救治了很多患者。1900年施醫院被毀。不久，倫敦會又重建了醫院、教堂以及住宅。醫院重建後的規模比原來大了很多，醫院北起東堂子胡同，南至外交部街，西至東單北大街，即今日協和醫院別墅區舊址一帶，都歸屬這座醫院。醫院的名字仍然延續了原來「雙旗杆」的名稱。
1905年，為了紀念雙旗杆醫院創辦者雒魏林，倫敦會又創辦了一所醫學校。由於這所醫學校的教學質量優異，引起了在京各教派的重視，於是長老會、美以美會等都將自己有專長的傳教士，送到這裡學習醫術或實習。而各教會每年交給醫學校的學費，就成了學校的運營經費，也正是因此，這所醫學校出現了一種「合辦」的性質，故而醫學校成立不久，便更名為協和醫學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1906年，為紀念雒魏林，協和醫學堂新建成的主要建築被命名為婁公樓(Lockhart Hall)。婁公樓平面呈「山」字形，坐西朝東，主入口臨東單北大街。
協和醫學堂的首任學堂管理者是託馬斯·科克仁，這位格拉斯哥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曾在中國東北行醫多年，他之所以能被倫敦會選中，與其較強的人際關係和對於中國的人情關係把握得比較好有密切的關係。事後看來，倫敦會的這個決定非常正確。
當時，宮中有一位伺候慈禧太后的宮女「德貴人」，在聽聞科克仁高超的醫術後，請科克仁看病。經過診斷後，德貴人需要做一個小手術，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德貴人擔心一個男醫生給自己做手術後，自己回宮無法交代，但協和醫學堂實在又派不出女醫生。於是科克仁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和德貴人認了親，拜為兄妹，哥哥給妹妹做手術，這樣就能讓德貴人名正言順做手術。德貴人的手術很順利，科克仁的大名隨著德貴人的宣傳，也傳到了老太后身邊的紅人——大總管李蓮英的耳朵裡，於是李蓮英也成為科克仁的「病號」。在李蓮英的幫助下，倫敦會得到了慈禧老太后的認可，並得到了慈禧太后捐助的一萬兩白銀，同時李蓮英也慷慨解囊，為協和醫學堂捐助了一萬餘兩白銀。在這些資金的幫助下，協和醫學堂逐漸擴大了自己的規模。
1915年，石油大亨約翰·洛克菲勒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以二十萬美元購得協和醫學堂的全部資產，同時又花費了十二萬五千美元將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豫親王的王府買了下來，打算建成一座一流的醫學專門學校和一座標杆性的醫院：北京協和醫學院以及協和醫院。
1921年在修建協和醫院的同時還修建了美式別墅住宅區，如今保存完好。
需要指出的是，全新的協和醫學院與協和醫學堂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雖然洛克菲勒基金會購得了協和醫學堂的全部資產，但基金會只留用了協和醫學堂的少部分人員。因為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看來，要辦一所夠得上世界一流的醫學院就要從頭開始，而不可能是在當時任何一所醫學院的基礎上改造而成。
事實也是如此，1921年，協和建築群落成時共14座樓，整體建築質量達當時世界最高級別。美國時代周刊記載：「從1913年5月開始的十年內，洛克菲勒基金會花費了將近8000萬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筆禮物是給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截止到那時，用於協和的共計1000萬美元，比用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700萬美元還多。據1956年統計，最終，基金會為打造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協和醫院的總計投入超過了4800萬美元。」
2007年，謳歌撰寫的《協和醫事》中記載道：「1921年6月24日，新建的『北京協和醫院』開始收治病人……高年級的醫學生在秋季進入臨床實習，那年醫院裡的住院醫生和實習醫生加起來一共72人」。協和醫院是一所中國早期的以西方治療技術為主的醫院，開闢了我國醫學發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修建協和醫院的同時，在洛克菲勒財團中國基金會的贊助下，一批完全不同於老北京四合院的美式別墅，於1921年在東單北大街路東開始建造，這些別墅是專供協和醫院的高級教授們享用的住宅區，別墅的建築幾乎完全仿照美式鄉村別墅的風格修建，樸素自然，結構布局井然有序。2003年，別墅群成為北京市第七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這座別墅群常年不為市民所知，只有協和醫院的人才能進入參觀，筆者曾有幸參觀了別墅群的內部景觀，別墅群的主體顏色為紅色和深灰色，隨著時間的流逝，雖然樣貌大不如以前，但是格局大都還保持著歷史的原貌，它們見證了一段不同尋常的歷史。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數不清的協和人為我國的醫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尤其要提到張孝騫先生。
張孝騫於1897年12月28日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教師家庭。他先後在長沙明德學校、益陽信義中學讀書。1913年，張孝騫畢業於長郡中學，畢業後他決心行醫治病，1914年，他不負眾望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湘雅醫學院學習。7年後，張孝騫從湘雅醫學院畢業，留校任職，成為一名住院醫師，並將內科納入自己的研究範圍。1924年，他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
1926年9月，張孝騫被選送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修一年。在這一年中，他努力學習，取得的成績引起美國醫學界許多人的重視。學成回國後，張孝騫任教北京協和醫學院。
抗戰期間，已在協和工作十年的張孝騫受母校（湘雅醫學院）之邀，回到母校擔任教務長兼內科教授。隨著日本入侵中國的加劇，張孝騫始終與湘雅醫學院共存亡。1948年，張孝騫再次回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並一直在協和工作，將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醫學事業。
同仁醫院起初開在崇文門教堂旁
北京協和醫院最早的前身施醫院，是西方人在北京城開設醫院之始。自施醫院建成後，西方傳教士和慈善人士，紛紛在京開設各類醫院和學校，為老北京的文教衛生事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其中有不少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除了人們熟知的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背後也與濃厚的「西洋」背景。
如今的同仁醫院的主體建築，已經成為崇文門路口最為重要的地標。回到四十年前，走在這一帶，會有一種仿佛到了上海外灘的感覺。因為從1900年起，崇文門內以西一直到前門東側一帶的東交民巷，作為租界，歸屬於各個國家的公使館。
二十世紀初，經清政府批准，由美國醫生霍普金斯（中文名賀慶）投資改建的一所醫院，也在東交民巷東口開始建設。1903年新醫院落成，當時美國駐華公使以及清政府的總理衙門派來的專員都參加了落成典禮。醫院的英文名稱為：賀約翰氏捐建美以美會醫院，而中文名稱則為現在所熟知的同仁醫院。嚴格說來，這並不是最早的同仁醫院。最早的同仁醫院，與美以美會有關。
清末民初位於東交民巷東口的同仁醫院
美以美會本名為衛理公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其簡稱為M.E.M，他們最初在福建活動時，當地百姓根據簡稱而將其稱之為「美以美」。這支教會在北京留下了很多痕跡，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崇文門周邊。1870年，美以美會在崇文門內東側興建了教堂亞斯立堂（如今的崇文門教堂），教堂規模雖然不大，但這所教堂名聲在外，它也是北京最早的一批教堂之一。
1873年，冦慕貞女士（L.L.Comb）受美以美會委派，來到北京。她在崇文門教堂（亞斯立堂）旁開設了一家醫院。當時，這家醫院的規模不大，只能算是一個簡易的診所，開辦之初只有35個床位和一個藥房，醫生則只有冦慕貞女士一個人，而前來就診的病人則以婦女兒童為主。
1875年，冦慕貞向美以美會申請了部分資金，對原有醫院進行了升級。這家醫院維持到了1879年，這可以算得上是同仁醫院的「前身」。需要提及的是，和這所醫院同時興建的，還有以冦慕貞女士名字命名的慕貞女子中學，這所學校當年和育英、貝滿、匯文並稱為京城的四大教會名校。後來慕貞女中更名為125中學，如今這裡是匯文實驗中學。
1885年秋，蘭華德（Walter R. Lambuth，出生於上海，熟悉中國情形，又曾在美國攻讀過醫學）來到北京，將這座已經停辦的診所進行了整修，並於1886年重張營業。此時的醫院已經更名為「同仁醫院」，其含義則表示對所有患者「一視同仁」。
上文提到的霍普金斯醫生，這時打算對這所同仁醫院投資，並準備在崇文門東側擴大其經營規模。然而此時卻發生了庚子之變，所有準備好的建築材料毀於一旦。也正是因為這起突發事件，才使得後來的同仁醫院落腳於今天的位置：東交民巷東口。
同仁醫院的這位投資者霍普金斯醫生，後來直接擔任了同仁醫院的院長。由於他曾經是位眼科醫生，因此對於眼科非常重視，並且在設備方面很捨得投資，而在用人方面則優先考慮眼科大夫的聘請，並在醫院建築面積上向眼科傾斜，以此形成了同仁醫院的特色。
1906年同仁醫院的磨鏡室成立，1910年該磨鏡室升格為制鏡科，這也標誌著北京城的居民再也不用到國外去淘眼鏡了。
歷經百餘年發展，如今的同仁醫院已經成為一所以眼科學、耳鼻咽喉科學為國家重點學科的大型綜合三甲醫院，許多學科得到了教育部和國家的認可，並獲得了多項成就。
德國醫院與民國時的社會名流
如今在同仁醫院西北側不遠處，還有一所著名的醫院：北京醫院。它的前身也是一所「洋醫院」：位於東交民巷東口的德國醫院。
清末德國醫院的大門
1900年庚子事變，德軍在使館區內設置了一所戰地醫院，1904年對該醫院進行了擴建。1913年，在北京「德僑醫學協會」的邀請下，曾以教會醫生身份赴華後又回國的德蒙·狄博爾，再次入華，擔任德國戰地醫院的院長。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對德宣戰時，院長狄博爾因精湛的醫術，沒有被遣返德國。狄博爾在教會的支持下，將軍用醫院改為民用醫院，最初住院部只有20個床位。一戰結束後，中國收回了這座醫院。
1921年北洋政府與德國重新建交，在狄博爾的推薦下，1917年被遣返回德國的另一位原戰地醫院的大夫克禮被邀請回北京。
這兩位德國大夫在北京期間診治了大量的名人和普通百姓，包括魯迅、溥儀、梁啓超以及來訪北京的羅素。
因為狄博爾在北京的時間比較長，他在京城很早就享有盛名，魯迅一家與他有非常深的交往。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紅熱，魯迅憂心忡忡，四處找醫生為周作人看病。周作人回憶，當他高燒不退時，魯迅「也似乎有點兒張皇了，決定請德國醫生來看，其時狄博爾是北京外國醫生最有權威的人，雖然他的診費不及義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貴，要十二塊錢看一趟」。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訪問北京。1921年3月，他到保定育德中學演講，因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大禮堂脫掉大衣，回到北京後他就發高燒。擔任羅素在華接待人的趙元任，立刻安排羅素住進德國醫院。在狄博爾的精心治療下，一個月後羅素脫離了危險，逐漸恢復健康。
而另一位德國大夫克禮與梁啓超一家，關係非常好。梁啓超的書信中常出現克禮的名字。1926年1月，梁啓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國醫院就醫，克禮囑咐他精心休養，2月初，梁啓超「很費心造了一張《先秦學術年表》，於是小便又再紅起來，被克禮很抱怨一會兒，一定要我去住醫院」。過了幾天，梁啓超還是聽了克禮的話前去檢查，並且開始住院治療。梁啓超也對克禮非常信任。
1927年的一天，梁啓超的孩子梁思禮病了，「幸虧發現得早立刻去醫，在德國醫院住了四天……克禮說若遲兩天醫也危險哩」。
這兩位德國醫生為北京城和北京市民奉獻了一生。1933年3月，狄博爾在北京逝世，克禮也於1938年9月在北京逝世。
抗戰勝利後，這所醫院改名為「市立北平醫院」。1949年中央軍委衛生部帶領延安中央醫院和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醫務人員接管該醫院，並隨後更名為「北京醫院」。
普仁醫院
最初給英國僑民看病
1900年庚子事變發生後英軍進駐北京城，並在崇文門外建立了一所軍醫院。1901年更名為普仁醫院。當時這所醫院隸屬英國基督教會，主要給英國僑民治病。1931年英國駐華使館從香港滙豐銀行抽調10萬元庚子賠款費用，在外八區（現崇文區）抽分廠購買空地20餘畝，籌建普仁醫院新址。因為使用的是庚子賠款，所以這座小樓又叫「庚子樓」（現已無存），此址經過多次改建和擴建至今。
1933年3月，新普仁醫院建成使用。最初由病床50餘張，每日門診100餘人次。雖然醫院醫護人員並不多，設備也不是特別先進，但在當時的外八區，這所醫院的條件仍屬一流。抗日戰爭期間，普仁醫院被日本人控制，改為衛生試驗所，所有醫療服務被強行中斷。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醫院由國民黨北平市衛生局接管，並改稱衛生試驗所，主要開展食品檢驗工作。1947年初，北平市衛生局委派北平醫院（現北京醫院），在衛生試驗所設置了北平醫院分診所。1949年，中共北京市公共衛生局接管該院，並更名為北平市第四醫院，後改為北京市第四醫院。2000年，普仁醫院建院100周年時，將「北京市第四醫院」改回「普仁醫院」這個有著歷史底蘊的老名。
道濟醫院與
北京市第六醫院
1885年，美國長老會在交道口北二條成立了一所婦嬰醫院。幾十年後，這所醫院改名為道濟醫院。與此同時，還興建了北京第一所護士學校：道濟醫院護士學校。道濟（Deborah Matilda Douw），是一位美國人，為何醫院和學校都以道濟為名？這與她對這所醫院的貢獻離不開。
清朝道濟醫院銅版畫
1869年，道濟跟隨長老會在北京定居。生活在北京，最讓她感到震驚的是中國舊式的接生方法。有一次她看見一位產婦難產，孩子只露出一隻腳，結果接生婆採取的方法，竟然是給這隻伸出的腳穿上小鞋，因為按照迷信的說法，孩子穿上小鞋後就能自己走出來。結果可想而知，產婦和孩子無一倖存。
這件事情讓道濟感到十分震驚。1877年，她回到美國，用了8年的時間，向長老會募集了8萬美元。1885年，她再次回到北京，用募集的資金在交道口建起了上文提到的婦嬰醫院。隨著這所醫院的建立，新式的接生法在中國得以傳播。1917年，這所醫院與長老會建立的另一所男子醫院合併，醫院用她的名字命名，稱為道濟醫院。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者以醫院是美國敵產為由，查封了醫院。不久，中國收回了這座醫院，更名為「北京市第三醫院」。當時，北京協和醫院各科專家如林巧稚、鄧家棟等人先後來道濟醫院上班，協和護校也一度併入道濟護校。1952年道濟醫院更名為「北京市第六醫院」，該名一直沿用至今。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