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觀察者網刊發新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和法國故總統戴高樂的交往故事，以茲紀念。
本文原題《黃鎮與戴高樂》，作者朱洪。
1964年6月6日，黃鎮向戴高樂遞交國書
作家與畫家
1964年6月2日，外交部副部長黃鎮作為首任中國駐法國大使乘飛機去巴黎。坐在飛機上，黃鎮陷入了沉思……
早在1925年。黃鎮讀上海美專時，就想畢業後積蓄一大筆錢，去巴黎學幾年西洋畫法。想不到40年後，終於成行了，不過不是帶著做畫家的夢，而是作為斷中國駐西方國家第一位大使來的。
法國總統戴高樂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黃鎮雖未與他見過面，卻對他有些好感。這不僅是因為他和羅斯福、邱吉爾齊名。更重要的是，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戴高樂衝破美國和西方勢力的阻撓，使法國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
和中國建交前，法國同蔣介石集團雖然尚未斷交但長期以來關係一直比較冷淡。法方在臺「使館」僅維持在代辦級。1959年聯大討論「西藏問題」提案時，法國投了棄權票，其基本立場與美、英兩國截然不同。在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法國的態度亦同美、英相異，並未公開攻擊我國。而且，戴高樂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活動。
1963年10月，戴高樂派前總理富爾以私人身份來中國訪問，轉達戴高樂打算同中國建交的意圖。富爾在中國多次和周總理會談並受到了毛主席、劉少奇的親切接見，他明確表示，14年來法國一直未承認中國，這是個錯誤，現在應由法國方面邁出第一步。
任駐法大使，黃鎮深知肩上的擔子有多重。
黃鎮飛抵巴黎後，於1964年6月6日到愛麗舍宮向法國總統戴高樂遞交國書。位於「凱旋門」前寬敞的愛麗舍田園大街圖形交叉路口的東北方，與巴黎的藝術品展覽館隔街相望的愛麗舍宮，面對市區，背倚森林，是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府所在地。黃鎮遞交國書時法國外交部長顧夫·德姆維爾陪同。
會見後，戴高樂接見記者說：「我和中國大使有一些共同點，比如說，我們都在自己國土淪陷後，領導抗敵戰爭，以達到最後勝利。我是作家，黃大使是畫家。我們很談得來。」和黃鎮見面，戴高樂唯一的遺憾是兩人之間隔一個翻譯。他說：「可惜不諳法語。我們無法用法語暢談。」
統帥與少將
1964年6月19日，戴高樂總統在愛麗舍宮約見黃鎮。
黃鎮到法國後。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10天前黃鎮在中國使館舉行招待會。6月18日，黃鎮夫人朱霖還拜會了戴高樂夫人伊馮娜·戴高樂。
接到總統約見通知，中國駐法使館參贊張錫昌說：「巴黎有100多個使團，戴高樂很少主動約見駐外使節。」黃鎮的重大活動請張錫昌作翻譯。
黃鎮立即和國內通了話，國內非常重視，對談話內容作了具體指示。去愛麗舍宮前，黃鎮對張錫昌說。「你要結合國內精神翻譯，注意準確。」
「提不提大樓問題？」張錫昌問。黃鎮到巴黎後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接收臺灣前駐巴黎「大使館」辦公大樓產權向題。報據國際憤例，臺灣當局與法國當局所交後，中國外交代表機構可以迅速接收這所辦公大樓。但臺灣在與法國斷交時，將房子過戶給臺灣當局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設在巴黎的總部，給中國使館收回房子造成困難。此外，法國在中國的便館根據北京市政建設的需要，從東交民巷搬到東郊新館區。法國遲遲不還房子，也想在中國還法國房子時討價還價。
黃鎮搖搖頭，說：「戴高樂第一次召見，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妥當的。」
按預定時間，黃鎮和張錫昌到了愛麗舍宮。愛麗舍宮的外標雖平淡無奇，但內部陳設十分華美：約有2000件各個朝代的家具、200餘幅名貴的地毯和掛毯、130餘座精美的鐘表。
禮賓官員將他們引到總統辦公室，戴高樂走到門口迎接。
「我們是第二次見面了。」戴高樂握著黃鎮的手說。戴高樂的全名是夏爾·安德烈·約瑟夫·瑪麗·戴高樂。1890年11月22日出生，比黃鎮大19歲。
黃鎮說：「非常高興與總統先生見面。」
坐下後，戴高樂說：「我們都是軍人，向來，我們一定能談得來。」黃鎮笑著說：「抗日戰爭中，你在英國組織了『自由法國』運動，為消滅德國法西斯作出了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個是同盟國的統帥，一個是少將。
接下來，戴高樂將話題引到越南、寮國、柬埔寨上來。1954年，法國承認越南、寮國獨立。1964年5月17日，美國出動飛機轟炸寮國解放區，兩人的話題主要談寮國一個月來的形勢。
在戴高樂會客的半小時內。總統全神貫注，沒有人進辦公室，也沒有電活聲。
從愛麗舍宮出來，黃鎮考慮到記者採訪的問題。對張錫昌說：「是不是就說這麼兩句：戴高樂總統同我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記者再提什麼問題就不糾纏了。」
「嗯！就這樣。」張錫昌知道，黃大使是提前和自己打招呼，以備翻譯準確。回到使館，黃鎮對張錫昌說：「你起草一份給國內的報告注意要完整。戴高樂說了什麼，我說了什麼，要完完整整地寫。」
「絕別」
1967年l月17 日。戴高樂總統夫婦在愛麗舍宮舉行新年招作會，黃鎮大使應邀出席。
席間，戴高樂大人對黃鎮夫人朱霖說：「我們夫婦很願意訪問中國。」
朱霖高興地說：「歡迎總統夫婦到中國訪問。」
在招待會上。戴高樂主動對黃鎮說：「喬治五世大街大樓的事。我將親自處理。」
黃鎮十分高興，說：「謝謝！」此前黃鎮請法國外長德姆維爾、國務部長馬爾羅和政府秘書長斡旋此事。
3月20日，根據戴高樂總統的指示，法國外交部將臺灣前駐巴黎「使館」辦公大樓和另一座「總領館」大樓的鑰匙交給了中國使館。臺灣前駐巴黎「使館」辦公大樓在喬治五世大街11號，「總領館」大樓在佩爾戈勒茲街47號。接到鑰匙後，黃鎮很高興，親自到兩個地方看了看，布置搬遷事情。
1967年7月23日，黃鎮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黃鎮沒有想到，新年招待會是他最後一次見戴高樂總統。
返任
1969年5月19日夜裡，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接見即將返任的黃鎮大使。黃鎮回國不久，被打成「耿、黃反黨集團」。1968年9月，毛澤東指示解放黃鎮，周總理向黃鎮交待了回法國的任務，說：「戴高樂下臺了，再上臺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要注意調查研究……使館主要面向上層，中下層工作當然也應該做……大使要重視法國對美國的獨立性，推動反美統一戰線。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與當地實際結合，要看對象，也要有分工。」
原來，在中國進行「文革」的同時，法國的局勢也發生了動蕩。戴高樂在連任總統後，連續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同時，他本人為了發展獨立的核力量及防務力量，不惜花費巨額款項，給法國經濟造成了很大壓力。面臨畢業即失業威脅的青年學生對現狀不滿，這些人渴望著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向現存制度挑戰。1968年5月，巴黎大學學生佔領了學校的樓房並上街示威，後來蔓延到工商界，整個法國處於癱瘓。
1969年4月11日，戴高樂不得不公開宣布，如果多數反對的話，他將引退。4月27日公民投票的結果：反對票佔有效選票的53.2%。
4月28日清晨，戴高樂發表了「停止行使共和國總統的職務」的公報。
戴高樂引退後，回到科隆貝專心撰寫《希望回憶錄》。
和周總理談話的第二天，黃鎮作為「文革」中第一個返任的大使，離京赴巴黎。
懷念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由於心臟病發作而猝然去世，時年80歲。去世前他仍像往常一樣在撰寫著回憶錄。
11月10日中午，蓬皮杜總統向法國人民發表了廣播講話，高度稱讚戴高樂將軍：他領導法國走向解放和勝利，使今天的法國有了自己的制度、獨立和國際地位……
黃鎮向國內提出弔唁方案：中國駐法大使館下半旗一天，以黃鎮個人名義致唁電。萬萬沒有想到，從遙遠的中國，毛澤東主席發來了世人矚目的唁電，對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與此同時，天安門下半旗致哀。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尊重戴高樂，除了戴高樂在二戰中的貢獻，還因為在改善中美關係上，戴高樂起了積極的作用。1969年2月，戴高樂曾對尼克森說：「我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們不應讓他們怒氣衝衝地與世隔絕……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1970年11月11日，黃鎮大使作為中國特使，參加了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的葬禮，並代毛澤東、董必武、周恩來等向戴高樂敬獻了8個花圈。同時，黃鎮給戴高樂夫人寫了一封信。根據戴高樂立下的遺囑，法國政府沒有為他舉行國葬，親屬們只是在科隆貝教堂的墓地上將長眠在橡木做的棺木裡的戴高樂落葬，為戴高樂立了一塊刻有他的姓名及生卒年份的簡單墓碑。在戴高樂陵墓的一側顯眼地擺著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送來的兩隻大花圈。法國電視臺在拍攝尼克森、波德哥爾內之後，特地拍攝了毛澤東獻的花圈……
幾年後，黃鎮被任命為中國政府駐美利堅合眾國聯絡處主任。1973年3月22日，法國外交國務秘書、代外長貝當古設午宴歡送黃鎮和夫人朱霖。黃鎮在答辭中說：「……我以懷戀和尊敬的心情提到戴高樂將軍，感謝他曾給我的友好協助。」3月27日，法國總統蓬皮杜和夫人設午宴歡送黃鎮夫婦，黃鎮說：「我以懷念與尊敬的心情提到戴高樂將軍，我應非常感謝他，同時要非常感謝戴高樂將軍親密的合作者總統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