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鴿子隧道》，[英]約翰·勒卡雷著，文澤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04頁，59.00元
1966年9月的一天，時任日本警察廳次長後藤田正晴正在英國倫敦訪問。這位日本警察指揮管理機構的二把手此番訪英並不是為了交流警察治安事務，而是另有目的。二戰戰敗投降之後，日本迎來了去軍國主義化的一系列改造，特高課到軍部的各類情報機構、秘密警察組織在形式上均被清理裁撤。然而隨著恢復行使主權以及冷戰局勢的加劇，在美國默許乃至支持下，日本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又開始重建自己的情報機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謂「公安警察」。 而後藤田正晴的倫敦之行就是為了與英國方面情報機構開展交流。其間，他分別去了著名的軍情五處和六處。
這位日後成為警察廳長官、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內閣官房長官以及副總理的資深官僚，對他的英國同行極為推崇：「每個人的能力很強，並且都有把事情做到底的決心。對方的組織也很健全，因為本來都是陸海軍的情報機構，是在總理直轄之下的。」而留給他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英國情報部門的耐心與執著，「英國的情報搜集工作做得非常徹底、深入，並且非常執著」。
對這種「執著」， 後藤田正晴晚年回憶時曾講過這麼一個故事。
在1966年的那次訪問中，一名負責接待的軍情六處官員曾向後藤田提出一個非常奇怪的請求，希望日方能提供一批有關「佐爾格事件」的資料。理查·佐爾格大概是二戰前後最富傳奇色彩的國際間諜，作為蘇聯的情報人員曾在遠東建立了龐大的情報網。
後藤田正晴對軍情六處的這個要求感到非常困惑，問對方：「為什麼到現在還要了解這件事呢？那不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的事嗎？」
對方回答道：「不，有關人員還在。」
後藤田又追問：「在哪裡？」
「在上海，因為根子還在，所以我們還在追查。」
後藤田正晴（1914-2005）早年為警察官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投入政壇，成為「田中角榮派」的核心人物。歷任警察廳長官、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總務廳長官、官方長官、法務大臣及副總理大臣。晚年曾擔任日中友好會館的名譽會長，生前曾多次訪華。
所謂「軍情六處」即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在名義上隸屬英國外交部，或許是世界範圍內最有名的情報機構之一。此外，英國的情報體系中還有軍情五處即英國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又譯秘密勤務局），由內政大臣直接領導。除了這兩個比較出名的機構，向外交大臣負責的政府通信總部（GCHQ）與直屬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DI）聽說過的人就少很多了。
上述這四家英國的情報機構雖隸屬各有不同，但也都向英國首相負責。從分工上來說，軍情五處主要負責對內任務，例如保密防諜、反恐、反顛覆、反滲透等等，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部分職責類似。政府通信總部主要是通過技術手段進行通信、網絡監聽監視，類似於美國安全局（NSA）；而英國政府也是通過政府通信總部來與所謂「五眼聯盟」進行情報交換。國防情報局則大多是負責搜集與軍事行動直接相關的情報，美國同樣設有國防情報局（DIA）。而軍情六處是專職對外的情報機構，負責搜集、刺探對象國家的各類情報，其自然對應著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
普羅大眾對英國情報機關的印象大多來自兩位英國作家：創造出「007詹姆斯·邦德」的伊恩·弗萊明與寫出《柏林諜影》《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夜班經理》《巴拿馬裁縫》等名作的約翰·勒卡雷。其實，英國作家對「間諜題材」的興趣歷史悠久，幾成傳統。約翰·勒卡雷稱之為：「一百多年來，我們的英國間諜與任性妄為的小說家之間，始終有著令人發狂，又是又頗為滑稽的愛恨糾纏。」除了這兩位外，最著名者當屬格雷厄姆·格林，英國政府差點因為《我們在哈瓦那的人》一書，將他告上法庭。因為格林利用戰爭期間為軍情六處工作的經驗，準確描述了英國駐外使館與外勤特工之間的聯繫方式。不過，不同於格林這樣的「編外人員」，伊恩·弗萊明與約翰·勒卡雷都是有「正式編制」的「特工」。毫無疑問，弗萊明用妙筆為大眾建構了一個燈紅酒綠、驚險刺激的「間諜世界」，但這個世界並不比電影《疾速追殺》（John Wick）的「殺手世界」更真實多少。
對「情報從業者」來說，所謂「調查」往往意味著海量的信息分析與研究，通過從各種不同情報源獲取的片言隻語來拼湊甚至推測事件的全貌。其中，甚至情報源本就是公開的，而無需「007」們去出生入死。如前中情局副局長麥克·莫雷爾（Michael Morell）所言：「情報部門搜集的大部分經濟情報都可以從公開渠道獲知，或者說都是些行內人所謂的『開源』情報。」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通過對某國相關政府部門公開的預算信息，或許就能夠科學、準確地去推算其機構規模、任務性質等信息。在累計了數年的信息後，又可以推測這個部門的發展趨勢，進而了解這個國家在相關領域的政策趨向、決策流程。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情況要比這個複雜的多，但如何將「信息碎片」匯集成為情報的本質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英國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2016-17年度報告》中，軍情六處的相關預算情況皆被隱去
對此，勒卡雷則在回憶錄中分享過另一個更精彩的例子。1956年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他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間諜時，曾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國家最炙手可熱的機密」當然是鎖在秘密情報局局長辦公室的保險箱裡。那時秘密情報局要從百老匯街54號的舊樓搬到如今所在的蘭貝斯街的新址，局裡的上上下下都沒有知道局長保險箱的鑰匙在哪兒。這個神秘的保險箱是二戰期間的局長孟席斯爵士安裝的，之後的局長也都沒有打開過。無奈之下，局裡決定在搬離前撬開這個「神聖莊嚴」的保險箱。結果，裡面卻空無一物，只在「保險箱和牆面之間」找到一條老舊的灰色長褲，上面別著一張便籤，註明這是魯道夫·赫斯。這位神經質的原納粹副元首在戰爭期間獨自駕機潛入英國，希望促成英德和談。在這張便籤上還一句用局長專用綠色墨水寫的一行字：「請對布料分析，或許能夠藉此了解德國紡織業的現況。」
約翰·勒卡雷
至於那些通過秘密、特殊途徑獲取的情報，如麥克·莫雷爾這樣的角色則需要對其進行甄別，例如先要知道「情報提供人的身份、地位」，以便判斷情報的可靠度，因為「情報提供人也許是首相辦公室的副官，在會議上聽到與會者在討論這個問題，或者是副官的朋友，間接聽到了這個情報。如果情報來自被截獲的通信內容，他會想知道通信雙方的具體情況，通信是以何種方式進行的——電話、電子郵件還是傳真等等」。在談及美國情報圈存在的問題時，他甚至認為情報分析存在很多問題，「但缺乏情報源不該算作其中之一」。
或許是出於「老帝國」特有的優越感，勒卡雷也喜歡在小說或是自己的回憶中揶揄美國的情報機構。他嘲笑過中情局並沒有準確預判蘇聯解體的趨勢，「託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福，當時的蘇聯已經日漸衰退。除了CIA之外，每個人都清楚這事」。有趣的是，不少其他國家的情報部門似乎也對此抱有同感。譬如後藤田正晴就對軍情六處評價極高，而對美國人略有不屑：「與此相比，美國的情報機構雖然龐大，而且資金也很充裕，但令人感到其情報卻頗為膚淺。也就是說，組織規模龐大，掌握情報淺薄。我訪問越南時，在同中央情報局的派出機構談話之後，就感到了這一點。」在他看來，美國中情局 「雖然也在從事各種活動，但作為一個情報機構，它的做法並不高明。總而言之，它的一切都是靠大量物力去推動的。如果從情報的角度考慮，恐怕是有些不上算。與其說是不上算，還不如說是它難見成果」。至於英國人則是事半功倍，「軍情五處的總人數可能比美國中情報局在泰國的人還要少，但成果並不輸給他們」。
不可否認，除了大量、瑣碎的研究分析工作，深入一線的「田野調查」依舊還是無法避免的。這類工作的執行者，也就成為勒卡雷筆下的「剝頭皮組」和「點路燈組」，而他自己本人也當過駐紮海外的外勤人員。原日本外務省情報局局長孫崎享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向來日本訪問的軍情六處高官提過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向蘇聯派出間諜？西方間諜都會被蘇聯人打上記號。有些時候還會死人。付出如此大的代價還要派出間諜，就是為什麼？」那位軍情六處高官如此作答：「今天沒有什麼情報時不能在公開渠道獲得的。幾乎所有情報都會出現在報紙和雜誌上。但這就是問題所在。」接著他進一步闡述理由：因為在很多時候，通過這些公開情報完全可以推論出截然相反的兩種結論。所以，如今間諜工作就是去「現場」驗證究竟哪個結論是更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