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中，天無絕人之路，杜甫最後竟然從長安城逃了出來，而且順利地在靈武見到了肅宗，他那「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的樣子，深深地感動了唐肅宗，於是，唐肅宗封他當了左拾遺。雖然說官不大，但是，可以常常見到皇上，所以，杜甫已經是感激涕零了，他覺得，自己那遠大的理想就要達成了，他可以繼承先人那「奉儒守官」的思想，為國為民，做一些事情了。
只可惜，杜甫卻並不知道，在叛軍手裡逃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皇帝身邊做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當時身為宰相的房琯只知道紙上談兵，不切實際，和叛軍作戰，竟然採用古時候的戰陣，結果大敗而歸，肅宗問罪的時候，杜甫因為替房琯求情而得罪了肅宗，很快遭到了貶謫。
那時候，他在華州等地待了一段時間，那些地方正是遭到安史之亂破壞最嚴重的地方，杜甫將自己親眼所見的場景，用詩歌記錄下來，這便是不朽的「三吏」、「三別」。在那段時間中，杜甫雜身在難民之中，經歷了千辛萬苦，漂泊天涯，他筆下所寫的，都是他眼前所見的，他聽說了普通的勞動者為了國家的安危而在新婚之夜慷慨從軍，雖然依依不捨，卻依然深明大義，於是將那故事寫成了《新婚別》。
但是，他也看見了官吏為了徵兵，對老百姓百般逼迫，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甚至連老婦人都不放過，於是便寫下了《石壕吏》。總而言之，「三吏」、「三別」道盡了百姓受到戰亂和官吏的雙重迫害，同時也反映了杜甫心憂天下的赤子情懷。
「三吏」、「三別」屬於樂府詩，在唐朝的時候，一般人寫樂府詩的時候，都會依照樂府古題來作詩，所寫的內容題材，也和樂府古題的要求相一致，比如大詩人李白，他那著名的《蜀道難》，其實就是樂府古題，而且，他所寫的內容，也和古題的要求一致，都是反映蜀道之艱險的。
雖然也有人拓展了視野，並沒有按照樂府古題的要求來作詩，而是「舊瓶裝新酒」，有所發揮創造，用的是原來的題目，寫的卻是自己心中想寫的內容，可是，畢竟受到了題目的限制，發揮不開啊。就好像高適一樣，他的《燕歌行》，雖然主要寫的是戰爭的場景，但是多多少少也還是夾雜了一些對思婦的描寫。
可是，杜甫就不一樣了，他在寫樂府詩的時候，往往自擬題目，自創新調，顯得天馬行空，任意縱橫，除了我們所熟知的「三吏」、「三別」之外，《兵車行》、《麗人行》等，也屬於他自創的樂府詩。真的可以說是「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中唐時期元稹和白居易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也是自擬新題，應該說，他們的確是受到了杜甫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