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特勒參加遊行。圖片 | 視覺中國
在納粹德國，從希特勒到普通民眾，從軍隊高層到普通士兵，大多存在濫用毒品的情況。納粹的意識形態戰，實際上就是毒品戰。
撰文 | 張暢 編輯 | 郝媛2004年的一天，德國小說家諾曼·奧勒（Norman Ohler）在柏林遇見了一位老友。老友告訴奧勒一樁奇事：自己從位於東德的公寓衣櫃裡，偶然翻出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藥品「柏飛丁」（Pervitin）。包裝顯示，其主要成分包括甲基苯丙胺，即「冰毒」。
出於好奇，老友吃下了三片「古老」的柏飛丁。服下第一片後，整個人異常清醒；服下第二片後，他心情極好，不由自主地想演奏音樂、唱歌；第三片下肚，他意識到，自己吃下的，的確是一劑非常強效的毒品。
這會不會說明，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類似於甲基苯丙胺這類的強效毒品並不少見呢？奧勒回憶起成長過程中，爺爺對於納粹和希特勒的極力推崇：「那時候所有的事情都順利，一切都非常乾淨、利落，人人都一心勞作，保持亢奮。」在一片致幻的藥片和一個狂熱、非理性的政權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不為人知的關係呢？
△ 希特勒宣稱，「那些在德國邊境居住的3,500,00居民也將受到政府保護」。蘇丹坦鎮的捷克居民聽到此消息後歡呼。圖片 | 視覺中國
這件事改變了奧勒的寫作軌跡——他決定放下小說寫作計劃，選擇不擅長的非虛構，「仿佛縱身躍入一池冷水，或隻身闖入一片陌生的山林」。對於這一主題而言，歷史的真實，比小說的想像重要得多。
五年時間裡，奧勒穿行於各大檔案館，比如美國國家檔案館、德國軍事檔案館、德國達豪集中營檔案館、德國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檔案館、德國科布倫茨的聯邦檔案館、德國柏林檔案館、德國軍事私人檔案館。他埋首於卷帙浩繁的歷史資料之中，用一柄放大鏡「像個偵探一樣」找尋解鎖謎題的密碼。
置身德國科布倫茨聯邦檔案館時，奧勒一遍遍地翻看一本日程本。它來自特奧多爾·莫雷爾（Theodor Morell），希特勒的御用私人醫生，而所有筆跡難辨的記錄和標註，都指向同一個人——「病人A」。
△ 與病人形影不離的私人醫生莫雷爾（希特勒左後側）。
如果判斷準確，「病人A」無疑就是希特勒。這意味著，從1936年到1945年的9年、3000餘天之內，對外宣稱「禁慾」「純潔」「無所不能」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元首，其實以至少每天1到2次的頻率攝入毒品。
沿著這條線索，奧勒首次全面、系統性地揭開了興奮劑濫用對於納粹社會造成的影響。2015年，他的作品《亢奮戰：納粹嗑藥史》首次在德國出版，並在兩年間被譯成三十餘種語言，暢銷世界各地。
在《亢奮戰》中，奧勒向讀者清晰地揭示：在納粹德國，從其開創者和領導者希特勒到普通民眾，從軍隊高層到普通士兵，大多存在濫用毒品的情況，並通過毒品依賴，應對戰爭中的災難性局面。納粹的意識形態戰，實際上就是毒品戰。
他提出了一個概念：「藥片形式的納粹主義。」也就是說，為了維繫納粹這個「業績至上」、奉行極端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共同體」，藥物濫用是必不可少的選項。
用奧勒的話說，「納粹德國最主要的問題不是毒品，而是不自由」。因為在一個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對於「毒品」的界定，既可以是將異族（猶太民族）汙名化並劃歸為「危險的毒販」的言論和政治武器，也可以是其擺布民眾的權力手段。
△ 在納粹宣傳種族主義的兒童讀物《毒蘑菇》中，禁毒與反猶宣傳合流。「就像難以從好蘑菇裡發現有毒的蘑菇，辨別老到的騙子、罪犯和猶太人常常也是很困難的。」
在《亢奮戰》的結尾，奧勒不無憂慮地寫道：「假如我們的核心結論是，在第三帝國，納粹利用毒品作為人工製造的動員力量，用以替代隨著時間逐漸減弱的意識形態動力，並藉此維持領導集團的行動力，那麼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這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之所以被揭開，並不是因為人們吃下了太多的毒品。」
△《亢奮戰：納粹嗑藥史》，（德）諾曼·奧勒，強朝暉譯，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10
近日，穀雨與奧勒進行了對話。以下為對話內容。
元首竟是「癮君子」穀雨：你第一次讀到希特勒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雷爾的遺稿時，是什麼情形？
諾曼·奧勒：在德國柏林的聯邦檔案館，我第一次讀到莫雷爾的手稿，發現了一個事實：希特勒原來是靠長期注射毒品維持形象。
我讀得越多，就越相信之前從朋友那裡聽到的故事並非虛構，而是有真實的歷史憑證在，也就越堅信這條線索可以發展成為一本非虛構作品，我也從挖掘線索的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樂趣。
△ 1943年夏天，「病人A」（希特勒）的病歷卡：上面第一次出現了麻醉劑優可達的名字。
穀雨：調查和研究的過程中，最難的部分是什麼？
諾曼·奧勒：莫雷爾的手稿特別難讀。一方面，其中涉及大量的藥劑名稱縮寫，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分辨出哪種藥是哪種藥；另外，他幾乎每天都在記，事無巨細，要揀選出哪些東西對我的研究更重要，也不太容易。這是整個研究過程中最難的事。之前的歷史學家，沒人能解決這個難題。
穀雨：為什麼看起來這麼重要的一段歷史，卻被歷史學家忽視了呢？
諾曼·奧勒：那應該要問他們才對。可能是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在大學體系裡教書，需要遵循既定的軌道，用嚴格的學術思維來思考。而這段歷史又因為納粹正統歷史記載中的「禁毒」政策被掩蓋了，所以可能沒那麼容易被發現。小說家就不一樣了。我們不能只關注一個方向或領域，我們需要環顧四周，不停尋找新題材。
穀雨：在你之前，對於納粹和毒品這一話題的研究，具體情況是怎樣的？你是如何突破的？
諾曼·奧勒：之前有一些學者寫過幾篇和這個主題相關的論文，但並沒有被大眾所知，也沒有經過更深的挖掘和審視。
在我的研究開始之前，我和其中的一些學者聊過，他們也幫助我釐清了一些問題。比如烏爾姆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彼得·施坦因坎普，他是甲基苯丙胺和德國軍事史的專家。他幫我列出了可以調查到相關史料的軍事檔案館，因為檔案館的資料浩如煙海，找到需要的資料非常之難。而他對於哪些檔案館的哪些區域中有關於這方面資料，了如指掌。
穀雨：研究過程中，有沒有讓你眼前一亮的發現？
諾曼·奧勒：就是希特勒注射了大量的古柯鹼這件事。因為從小我們就從爺爺輩那裡聽說，希特勒是一個「純潔」「禁慾」「完美無缺」的領導人，他自詡也是如此。所以當我發現他其實是個「癮君子」，注射過大量的毒品時，是非常震驚的——這和我認知中的希特勒太不同了。
△ 因健康問題而面容憔悴的希特勒，與被神化的元首有著天壤之別。
在納粹狂熱的國家社會主義大背景下，似乎只有大量攝入毒品，才能使希特勒長期保持亢奮的狀態，迎接德國戰爭中的一個又一個挑戰，以比較光輝的個人形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裡。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自己都從這個故事中獲得了很多樂趣。我們太不常看到希特勒的這一面。因為歷史常常是枯燥無趣的，而這一面的歷史卻如此生動有趣。
穀雨：作為一個長期寫作虛構作品的小說家和編劇，決定開展這樣的調查並不容易吧？
諾曼·奧勒：的確，但我認為寫作者理應勇敢。
全民嗑藥穀雨：表面上看，納粹的反毒品政策和它的種族主義、獨裁統治密不可分，而《亢奮戰》一書則揭露了這段歷史隱秘的一角：從領導人到大眾，從軍隊高層到普通士兵，幾乎所有人都日常攝入毒品。該如何理解這種自相矛盾的納粹禁毒之戰呢？
諾曼·奧勒：禁毒，是納粹對其人民進行思想控制的一部分，但不是現代生活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德國，人們只是希望通過攝入毒品，使自己更適應大環境，表現得更為積極。這並不是彼此矛盾的。
當時在軍隊高層，其實也有人意識到了甲基苯丙胺的問題，認為它不僅對人體有害，還與納粹的意識形態和「禁毒」政策相悖離，因此屢次提議限制其生產和使用。但上級回覆說，既然這種藥物有利於戰爭，能讓人在變得更亢奮的同時服從命令，為什麼不用呢？現實需要總比意識形態的要求更強有力，所以他們並不在意。
當然，德國軍隊大面積攝入毒品，也和當時希特勒對戰局不切實際的幻想有關，和當時德國現代工業的飛速發展有關。
△ 1944年，德國海軍開始研製「奇蹟武器」，將「小型作戰部隊」投入戰爭，偷偷靠近敵人軍艦，精準打擊。這需要士兵潛伏在水下，無眠無休，保持戰鬥力。圖為僅在士兵服過強效藥後使用的「黑人」號單人魚雷艇。
穀雨：集體狂歡、意識形態的洗腦、種族淨化和優生理論……毒品似乎是納粹政權自身一個頗為貼合的隱喻。你會如何解釋納粹主義和毒品的共生關係呢？
諾曼·奧勒：納粹當時試圖引進一個全新的政治體系，這種體系自身是非理性的、超驗的，它致力於將普通大眾從日常生活中拔根而起，移植到一片虛幻之地——我們在統治著全世界，我們所在之處即是天堂。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毒品是非常實用的，因為它幫助納粹創造了某種幻想，因為納粹自身就是關於創造幻想的，它的整個體系都建立在虛幻的謊言，而不是紮實的真實之上。
在人類的日常之中，我們就是這麼容易耽於幻想，這麼習慣於懷抱某種夢想去生活。在這個層面來看，納粹的確很「聰明」，因為它替人們鍛造了這樣的幻想，並說服人們去相信它。
穀雨：所以毒品只是納粹政權內部一個結構性的、不可或缺的成分，還是只是被納粹利用的工具？
諾曼·奧勒：我認為是後者，毒品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並不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將毒品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都是反對、禁止毒品。
如果說意識形態的話，德國人的信仰應該是基督教，它提倡人們喝紅酒，因為在基督教信仰中，紅酒被視為耶穌的血。酒精，從某種程度上，也是被我們的社會所利用的。它會在人身上起到某種影響，比如喚起快樂、興奮。如果你讓一個德國人一輩子不喝啤酒，他可能會瘋掉。
穀雨：《亢奮戰》中的論點之一，就是我們對於「毒品」的定義——它究竟是被汙名化的違禁品，還是戰爭中為國犧牲的標誌，這其實是由統治階層決定的，也就是說，對於「毒品」的定義，其實是社會政治及文化意義上的，而非毒品本身。是這樣嗎？
諾曼·奧勒：沒錯。當納粹成為統治者後，突然說之前人們日常使用的某種藥物是不好的，禁止人們再攝入，甚至把繼續使用它的人投入集中營作為懲罰。
從中就能看出，對於「毒品」的定義是如何被政治決定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都取決於統治者。
穀雨：眾所周知，納粹是一個在國家層面對個人身體進行改造的極端案例。除了藥物濫用之外，納粹還用了哪些手段控制並改造人的身體？
諾曼·奧勒：讓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納粹進行過令人髮指的人體試驗。這完全是非常可怕的反人道罪行。
△ 不同時間段表現出精力不集中、睏倦或睡意的S組受測者。
當時納粹黨衛軍還成立了一個叫做「生命之泉」的機構，為的就是繁育出純種的雅利安人和「超級人種」。它的入住條件是通過「種族純潔」測試。經過篩選的女性住進去，和納粹軍人結合，生下更強壯的純種雅利安嬰兒。我對這方面很有興趣，但目前還沒有深入涉足。
不僅是德國故事穀雨：在德意志第三帝國解體之後，德國軍隊和普通民眾是怎麼對待毒癮問題的？有沒有針對這一問題的全國性的方案？
諾曼·奧勒：沒有。因為當時德國分裂成了四個部分，同盟國接手了藥品監管的事務。對於當時的人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為當時幾乎是無政府的狀態了，軍隊也解散了，很多毒品流入黑市，人們從黑市上能買到。事實上，1945年的時候，因為一切都被毀掉了，人們從黑市上買幾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軍隊解體、相關機構解散，沒有專門的職能部門出面處理這一問題，這導致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毒品問題還是頗為普遍的。一個例子就是「廢墟女性」，即在德國戰後處理廢墟的女性，會比較普遍地吸食柏飛丁。
穀雨：書中提到，一些德國知名的製藥企業，在二戰期間參與了毒品的生產和研發。這本書出版後，它們有哪些反饋？
諾曼·奧勒：我在搜集書中資料時，和泰姆勒公司取得了聯繫，他們的發言人積極配合，給我提供了大量資料。書中所用的泰姆勒公司的照片就是他們提供給我的。
△ 位於柏林-約翰內斯塔爾的泰姆勒藥廠的過去，當年，每周有數百萬粒柏飛丁藥片在這裡製成。
最初我們的接觸是很順暢的，但幾周後，發言人說，領導要求他不能繼續和我溝通了，因為公司不想對外塑造這種企業形象——「這個公司是依靠生產毒品起家的」。尤其是當時泰姆勒公司在籌備上市，形象尤為重要。
其他的一些藥品公司也比較公開透明。比如拜耳公司，從來沒有否認或隱瞞過他們曾經開發過海洛因，並曾同時將海洛因和阿司匹林推向市場的事情。
△如今的泰姆勒藥廠廠區已被廢棄。
對於歷史上業已發生的事，不同的個體會有不同的態度。這和國家一樣，有的國家希望研究和探究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要如何做才能有效地避免災難再次發生；而有的國家就一味地想隱瞞下來，抹去這段記憶。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
穀雨：除了納粹德國之外，你對其他國家的禁毒有研究嗎？
諾曼·奧勒：目前還沒有。不過我對日本在二戰時期的毒品政策很感興趣，因為在當時日本軍隊內部也攝入過甲基苯丙胺；日本和德國是同盟國，有過非常密切的聯繫。
不過，在日本做研究，得到相關的資料可就比較難了，因為日本人對於揭露過去的歷史懷有戒心，非常敏感。當然，如果能做這方面研究的話會很有趣，對於一名日本作家而言，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話題。
穀雨：《亢奮戰》目前被譯成三十餘種文字，證明它是一部相當成功的暢銷作品。但讀者中依然有反對之聲，網上有人評價它是「記者所寫的娛樂性的歷史」「文學過多地介入其中」，認為這本書不屬於嚴肅歷史的範疇，只是展現了「經過篩選的部分事實」。你如何回應這些評價？
諾曼·奧勒：我不覺得他們說的是事實。可能因為這本書語言風格的緣故，一些歷史學者不能接受。因為在德國，歷史書一般都寫得一板一眼，比較無聊，不然就不被認作是「嚴肅的」歷史作品。
但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歷史可以寫得非常流暢好讀，但也依然建立在紮實的資料審讀的基礎上，依然是嚴肅的歷史作品。我認為我做到了。
當然，就像諸多其他的歷史作品一樣，這本書中的一些觀點和陳述也是可以被質疑的，我認為有反對之聲是很正常的。
穀雨：回到你寫《亢奮戰》的初衷，你最初的動機是什麼？你會如何界定它呢？
諾曼·奧勒：我想為已發生的事實提供更詳實的解釋，想為這段歷史呈現更豐富多彩的解讀視角。一個故事，它未曾被知曉，碰巧被我知道了，我必須寫出來。
納粹的歷史不僅影響了德國歷史，也影響到了歐洲的歷史進程。因此我希望能為德國歷史，甚至是歐洲歷史貢獻一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德國的故事。
關於諾曼·奧勒諾曼·奧勒（Norman Ohler），1970年生，德國知名小說家、編劇、記者。著有「城市三部曲」（《代碼生成器》《中心》《黃金之城》）。參與編劇的《帕勒莫槍擊案》被提名坎城電影節金棕櫚獎。《亢奮戰》是他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已被譯成三十餘種語言。
（本文圖片如無特別標明，均出自《亢奮戰》一書，由甲骨文提供。本文由騰訊新聞出品。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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