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四五」時期是實現《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發展目標的重要起步階段，是「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重要歷史交匯期。回顧過去，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具有了良好的規模、結構、制度與環境基礎。面向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給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重要的機遇與挑戰。繼往開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的重點是：構建分類發展的質量保障體系，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通，推進線上線下融合的學習革命，深化高等教育的集群發展戰略，提高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在新時代教育評價理念指引下，促進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關鍵詞：「十四五」時期；高等教育普及化；質量保障；集群發展；治理體系
作者簡介：鍾秉林（195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2020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面肯定了「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成就，明確了我國「十四五」期間和2035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遠景目標，為我國制定教育領域中長期規劃提供了基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1]，對「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與重點任務進行回顧與展望，這是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也將促進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2020年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國教育事業「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實現《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發展目標的重要起點。「十四五」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歷史交匯期。回顧過去，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具有了良好的規模、結構、制度與環境基礎。面向未來，隨著我國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面臨著外部形勢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也有自身的優勢與困難。「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任務的關鍵包括：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在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競爭力與吸引力；適應信息化時代教育教學形態的改變，促進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合，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層次人才的多樣化需求；促進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實現高等教育功能的集聚溢出；構建政府部門主導、多元參與的治理體系，以評價為導向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促進教育系統內外、教育系統各學段的發展目標與任務的協調發展，等等。
一、「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新形勢
現代大學深深嵌入其所賴以生存的環境之中，外部環境的變化要求大學組織發生相應的改變[2]。「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初級階段，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將面臨國內外社會形勢的轉變、國家總體戰略布局優化以及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一）國際格局重構提出新命題
當前，我國正處於近年來最好的發展時期，而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相互交織、相互激蕩，成為當前中國教育發展必須面對的國際大環境。21世紀以來，國際格局開始朝著多極化的趨勢發展，科技競爭日趨激烈，以競爭和融合為核心的創新之戰成為常態，科技創新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更加凸顯，已經成為國與國之間爭奪生存權、發展權和話語權的焦點與核心。高層次創新人才成為全球科技競相爭奪的戰略資源，促進科技與教育相結合已經成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依然面臨自然科學關鍵技術領域「卡脖子」的現象，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國際範圍內的話語權等問題，尤其是在當前國際格局重構的背景下，面臨西方國家強行推進的科技「脫鉤」等策略，我國科技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
在這個大背景下，迫切需要我國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這對我國創新型人才培養、高校科研創新、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尤其需要加強基礎學科的創新應用，加強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為技術、組織、模式的創新提供方向指引和基礎支撐。同時，全球價值鏈的重塑、全球經濟社會和自然社會發展問題的解決呼喚全球治理，我國在世界格局重構和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如何發揮作用，也是我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面臨的重要挑戰。
（二）國家戰略布局賦予新使命
當前，全球經濟貿易增速放緩，國內周期性問題與結構性矛盾疊加，尤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挑戰很多，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越來越成為發展的第一動力，新技術、新產業、新職業不斷湧現，社會對高層次創新型專門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需求越來越迫切，圓滿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需要現代化高等教育的支撐，需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高等教育規模快速發展的20年來，我國人均GDP增長率保持在6%以上，這在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財政支持的同時，也對高等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實現以提高質量和優化結構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選擇，也是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區域發展戰略提出新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實施高等教育區域發展戰略，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戰略重點。改革開放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戰略主要是配合國家經濟復甦的需要進行院校調整，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服務於經濟建設的需要，具有明顯計劃性的特點；改革開放後，在效率優先的經濟發展思想指導下，區域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聯性增強，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區域差異明顯；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開始關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雙城經濟圈等發展戰略，致力於推動形成東西南北綜合聯動發展新格局。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高度重視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充分發揮粵港澳高校聯盟的作用，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和特色學院，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等[3]，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4]。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態勢已經初步形成，而形成高等教育區域合作發展的有效機制，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耦合關係，將成為「十四五」期間高等教育系統適應環境變化與需求的重要議題。
伴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全球經濟增長顯著放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調整，「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本土化、區域化趨勢將更加凸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黨和國家針對國內外局勢轉變作出的重要判斷，也是打造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這將進一步凸顯高等學校服務國家戰略需求[5]、區域經濟協同和本地高質量發展的需求，也需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新局面。
（四）信息技術融合面臨新挑戰
新興信息技術的發展成為國家競爭的關鍵，世界各國都將人工智慧技術等作為未來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關鍵，以期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佔據制高點。高校是新興信息技術運用的戰場，也是新興信息技術原始創新的主陣地，需要高校在前沿基礎理論、關鍵共性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提供支持，促進數學、計算機科學、物理、生物以及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新興信息技術也對高校的人才培養結構、學科專業結構以及就業市場帶來明顯的衝擊。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產業革命的萌發，網際網路教學方興未艾，人工智慧、虛擬實境、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對高等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教育與信息技術的融合可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實現個性化、精準化的教育支持，促進教學過程的持續改進，提升教育質量和促進教育公平[6]。在疫情防控時期，網絡教學突破了個體學習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滿足了學生居家學習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優質教學資源共享，並促進了教師信息素養的提升。可以預期，這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在線教學實踐，將會成為我國教育信息化理論與實踐創新的重要契機，必將有力推進教育現代化進程。但是全面實施網絡教學也帶來新的問題與挑戰：一是教育技術資源配置的區域、城鄉、校際差異引發的教育公平問題；二是學生自律性、教師信息素養的差異帶來的教學效果問題；三是信息技術也給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組織形態、教師角色及師生關係造成了衝擊，帶來了教育治理的機遇與難題。「十四五」期間，隨著在線教學的全面探索與實踐，我國高等教育形態將發生重要改變，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也成為高等學校的重要任務。
（五）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新階段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必須遵循的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強調指出，「十三五」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改革又到了一個新的關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加強了黨對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部署推進了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體系的主體框架基本確立，一些長期制約教育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得到破解，一大批基層改革創新的經驗做法不斷湧現，教育面貌正在發生格局性變化。「十四五」時期，要繼續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緊扣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
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國教育領域的時代任務主要是：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內在聯繫，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深刻認識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階段性新特點、新任務，緊扣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解決突出問題，提高教育改革的戰略性、前瞻性和針對性，使改革更好地對接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訴求，推動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深度融合、高效聯動。
二、「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基礎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高度評價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的決定性成就。「十三五」期間，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國取得重大進展，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進一步彰顯。經濟社會的發展為教育優先發展提供了保障，教育發展成就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結構調整、制度改革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也依然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成為「十四五」期間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與改革著力點。
（一）高等教育的規模質量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05所，在學總規模11.7萬人，毛入學率0.26%[7]；2019年，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 688所，在學總規模4 002萬人，毛入學率51.6%[8]。據此統計，70年來，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數量增長了12倍，在學總規模增長了341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長了51.34個百分點。尤其是1998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發展進入快車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長了41.8個百分點，經歷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大眾化進入普及化階段，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大國。十九屆五中全會全面肯定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標的實現，並將其作為「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成就。
同時，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高等教育質量問題進一步凸顯：首先，高等教育的結構布局、招生政策、管理制度、課程內容、評價標準等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如何保障不同類型高校的多樣化、特色化發展，確保人才培養質量，滿足社會對不同層次、類型的高素質人才的多樣化需求，成為「十四五」期間亟待解決的重要難題。其次，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帶來就業難題。「十三五」期間，我國高校畢業生數量急劇增長，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持續在高位，就業基數龐大，形勢複雜嚴峻。最後，新建本科院校佔據我國普通本科高校的半壁江山，在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進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同時，新建本科院校辦學歷史較短，基礎比較薄弱，如何創新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提升教師隊伍水平等，成為今後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任務。
總之，「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將從高速度規模增長轉變為高質量內涵式發展，必須高度重視各級各類高校的內涵建設和特色發展以及差異化發展的戰略規劃與路徑選擇。
（二）高等教育的類型結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分類發展的高等教育體系，尤其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了高等學校分類管理的治理理念。《教育部關於「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也將高校劃分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術型，初步形成了國家層面的高校分類體系的指導框架，同時提出了國家主導、地方統籌的高校分類指導思想[9]。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各司其職、分類發展，繼而發揮組織功能的集聚溢出效應，實現教育系統內部的協調發展，提高對整個社會系統的積極應變能力，使得高等教育系統本身更加具有開放性和應變性。
當前，我國初步形成了分類發展的高等教育體系，形成了不同高等學校分類發展的戰略格局，但是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的辦學效益依然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國重點高校建設政策的實施效益有待提高。按照效率優先的原則實施了一 系列重點建設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實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建設政策，改革開放後形成了多層次的重點高等學校建設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陸續實施了「211工程」「985工程」「雙一流」建設計劃等。在不同歷史時期，重點高校建設政策帶動了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和競爭力的提高，縮小了我國與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的差距。目前，「雙一流」建設高校陸續完成了首輪建設成效的總結評估，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同時，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一方面一流人才培養的質量與原創性成果匱乏；另一方面，應用型高校轉型發展尚有待時日。2015年，教育部、發改委和財政部聯合發布《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推進地方普通高校轉型發展，從供給側推進應用型人才培養，推動地方支持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高校發展，推動應用型高校優化調整學科專業結構、課程結構，聚焦社會需求和崗位需求，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但是應用型高校與職業技能型高校如何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實現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密切結合，實現真正的產教融合，支撐經濟社會的發展，還需要進行艱辛的探索。
因此，「十四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切實提高不同類型高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國際交流、文化傳承及創新功能。
（三）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包括專科、本科、碩士、博士四級層次結構，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制度逐步完善。截至2019年，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3 317.90萬人，其中專科生1 280.71萬人，本科生1 750.82萬人，碩士生243.95萬人，博士生42.42萬人，分別佔在校生總規模的38.60%、52.77%、7.35%、1.28%[10]。進入新時代，我國學位體系要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必須優化研究生教育結構，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這對學位結構調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在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也出現了新的學位訴求。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為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加快調整了學位類型結構，從1990年開始設置專業學位，2000年專業學位種類11個，2011年增長為39種，到2019年增加到47種[11]，專業學位成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020年10月9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提出，到2025年，以國家重大戰略、關鍵領域和社會重大需求為重點，增設一批碩士、博士專業學位類別，將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擴大到碩士研究生招生總規模的2/3左右。另一方面，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迅速，並且表現出了愈來愈強烈的學位設置訴求。2014年6月23日至24日，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就加快職業教育發展作出重要指示，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等政策文件對職業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不少高職院校提出了學位設置訴求，在地方層面出現了 「工士」「匠士」「專業副學士」等學位或者榮譽學位證書的探索，也有政協委員建議設置副學士學位，打通高職與本科教育的培養通道。
總之，如何提升本科與研究生教育的質量，積極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滿足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學位設置訴求等，成為「十四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調整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高等教育的治理體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持續深入推進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與結構調整，逐步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統籌管理為主的管理體制，形成了公辦和民辦並存的辦學體制，逐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建設與重構一直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尤其是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之後，高等教育治理與決策越來越受到不同利益群體多元化訴求的影響，不同領域的教育改革可能也會存在制度重構的衝突與矛盾，高等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
「十三五」期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多項改革方案，如《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等，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行了頂層設計與戰略部署。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這為新時代我國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指明了發展方向。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這是落實全國教育大會上提出的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綱領性文件。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在評價主體、評價內容、評價方法等方面體現出系統性、整體性、綜合性特徵[12]，為新時代優化高等教育治理體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重點
「十四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要以轉變教育思想觀念為先導，以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為動力，以破解重點、難點等現實問題為抓手，集中精力抓好內涵建設，提高質量、優化結構，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社會公眾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選擇性需求，為建成高等教育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一）構建分類發展的質量保障體系
邁入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面臨教育系統內外部的難得機遇與嚴峻挑戰,世界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呈現出某些共性發展趨勢。中國特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要基於中國實踐探索,更新教育發展理念,樹立多元化的質量關，推進高校完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實現不同類型高校的分類發展,滿足普及化背景下人民群眾的多樣化、個性化教育需求[13]。
第一，構建多樣化的高等質量保障體系，在自我評估、院校評估、專業認證、狀態數據常態監測、國際評估的「五位一體」質量評估活動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
第二，確立高校質量保障的主體地位，構建多樣化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高等學校應以人才培養方案修訂、專業認證、教學評估等重要任務為抓手，建立起以專業教學為基礎、學生發展為中心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持續提高內部質量保障體系的有效性。要踐行學生中心、結果導向，持續將學生學習效果的跟蹤評價作為質量評價的重點，開發和完善基於中國學生體驗的評價指標和評價量表，全面客觀地呈現高校人才培養的效果。
第三，形成具有學校特色的質量文化。以「十四五」規劃的編制與實施為契機，推進高等學校幹部和師生員工凝聚發展共識，形成改革合力，在實現高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基本功能的過程中，注重反思和升華，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質量文化內涵。
（二）推動線上線下融合的學習變革
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是新時代高等教育面臨的新挑戰，也是制定和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戰略任務之一。以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虛擬實境、增強現實、區塊鏈技術等為代表的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融合，改變了人類獲取知識的渠道和方式，導致了高校教師角色的轉型和師生關係的變化，衝擊著高校的教育教學觀念和辦學理念、教學組織形態和教室布局、教學方式與學習方式以及教學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高等學校要保持敏銳的目光，密切跟蹤發展趨勢，積極開展多樣化探索。
第一，發展在線教學，擴大優質高等教育教學資源覆蓋面。要完善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發揮在線教學優勢，促進優質教學資源共建共享，尤其是助力中西部地區高等學校提升教育教學質量。
第二，提高在線教學質量，探索線上線下教學融合。在線教學與傳統課堂教學具有實質性的區別，在線教學如何實現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探索「網真」課堂；線上線下教學如何實現深度融合，構建後疫情時代混合式教學的新常態；如何加強線上教學質量監控，探索新教學方式的質量評價等，都需要加強政策導向，並引導和鼓勵教師進行實踐探索。
第三，提高師生信息素養，加強信息化教學能力建設。要順應科學技術和教學改革發展趨勢，通過校本培訓等手段，切實提高高校師生的信息素養；同時要重視提高教師的學科交叉和課程整合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開展跨學科綜合性教學，探索跨專業（類）人才培養。
第四，發揮信息數據優勢，加強對師生發展和學校發展的跟蹤與評價。發揮大數據、人工智慧等先進信息技術的支撐作用，實現對教育教學活動的有效監測和預測，促進教學決策科學化、教學管理精細化和學生學習個性化。
第五，重視在線高等教育治理。信息技術的普及將影響教育決策與治理，網絡輿情也將影響政府的權威性與公信力以及高校的社會聲譽，對高等學校治理帶來極大的外部挑戰。要重視輿論引導作用，加強網絡安全管理，建立教育領域重大決策的社會風險評估機制，積極回應社會關切，提高應對社會風險與輿情問題的能力。
（三）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融通發展
從層次結構來看，「十四五」期間，一方面要重視本科教育，深入實施全面振興本科教育攻堅行動，全力提高本科人才培養質量。另一方面，要重視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培養，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探索實現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通發展，既要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又要面向社會需求培養本專科層次的高素質應用型、技術型和技能型人才。要妥善解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學位訴求問題。筆者調研發現，目前存在三種觀點：一是增設獨立的職業教育學位體系，二是依託現有學位體系滿足職業教育學位訴求，三是在專科教育階段增設副學士學位。無論哪種構想都存在現實基礎與實踐困境，應進行科學論證與利弊分析，理性回應社會訴求。
第一，在部分省份實踐探索基礎上，增加專科學位改革試點，為修訂《學位條例》提供中國經驗，繼續探討建立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學位體系的可行性。
第二，完善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研究生分類培養體系，積極探索學術學位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本碩博貫通培養，大力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培養。可以將職業教育學位訴求納入現有的專業學位體系中統籌考慮，完善職業教育從專科教育到博士教育完整的教育體系，使專科教育向「上」發展道路暢通，促進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協調融通發展。
第三，完善新的學位質量評估平臺，將評估專家進行「學術學位」或「專業學位」分類登錄與管理，吸收行業、企業等符合評審條件的專家進入到專業學位評審專家庫，進一步完善區別於學術學位的專業學位評審指標體系。
（四）推進高等教育集群發展
「一帶一路」、京津冀區域、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雙城經濟圈等構成了我國未來區域發展戰略的總體布局。「十四五」期間，高等教育領域的戰略重點之一是以發展為導向，實施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戰略，發揮高等教育功能的集聚-溢出效應[14]，服務區域發展戰略布局。從國際經驗來看，高等教育集群發展的關鍵是形成區域高等教育協作發展機制。
第一，發揮政府主導、市場推動、高校主體作用，促進高等教育的區域協同發展。依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與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環境差異，發揮政府統籌和市場拉動作用，強化高校的主體作用，主動對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實現區域發展與高等教育發展的良性互動。
第二，完善區域高等教育協作機制。與歐洲區域範圍高等教育的區域合作不同，我國高等教育區域協作發展是在同一教育體制之下的協同合作、發展共贏，有力支撐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因此，要在省級政府戰略合作框架之下，探索高校之間戰略聯盟的深度發展，尤其是學科專業的協同發展；構建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共享機制，促進師生深度交流，協力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和學科建設水平。
第三，完善教育對口支援機制。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背景下，東部地區高校對中西部地區高校開展的對口支援，應該更加強調提升中西部高校的自主發展能力，充分發揮受援高校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功能溢出效應，切實提高中西部高等學校的整體辦學水平。圍繞服務國家戰略需要，聚焦人民群眾所急、所需、所盼，著力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加快縮小區域、城鄉差距。
（五）優化高等教育治理體系
落實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方案，引導大學協調好大學與社會、大學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優化大學內部治理結構，進而解決學校與政府關係不順暢、學校與社會關係不協調、學校內部治理結構不平衡的問題，優化同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教育結構、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結構，統籌推進招生方式、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推進學校內涵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是「十四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務。
新時代高等教育評價，要發揮黨委和政府的主導作用，落實學校的主體責任，鼓勵多元參與，推進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具體體現在：一是充分發揮黨委和政府領導下的教育督導部門在新時代教育評價中的主導作用，保證教育改革發展與學校辦學方向。二是進一步強化學校的辦學主體地位，將資源配置、經費使用、考評管理的權力下放給學校，切實落實和逐步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激發學校辦學活力，推進學校內部質量監控與保障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依法自主發展、自我約束的現代學校制度。三是鼓勵和引導專業機構、社會組織的參與，提高教育評價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完善政務公開、民主管理和問責制度，推進教育治理體系的優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總之，「十四五」時期構建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重點依然是改善政府宏觀管理、完善大學領導體制、優化大學組織機構、保障大學民主管理、平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深化管理運行機制和運行機制改革，營造優良校園文化和育人氛圍等。
（六）提高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這就要求「十四五」期間要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繼續紮實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第一，探索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新形式，拓展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新領域。積極拓展新興國際教育合作項目，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加強政策導向，與國外合作高校共同開發合作項目，評價實施成效，總結相關經驗。第二，發揮信息技術優勢，主動探索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關注新冠病毒疫情對師生國際流動造成的物理阻斷和國際關係的新變化，立足本土本校，提升全體學生的國際化和跨文化素養，探索形成教育國際化新格局。充分運用網際網路技術和移動通訊技術，促進學術講座、短期課程、國際論壇等在無人員跨國流動的情況下有效實現。組織引進優質的國外課程資源，就地服務於我國高校的人才培養和國際化戰略。第三，提高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完善來華留學生招生標準，優化來華留學教育的課程體系和管理體系，發揮我國疫情防控成效的制度優勢，提高來華留學教育的吸引力，不斷提高教育國際化的水平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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