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軼倫 上海老底子
戰爭年代，從這所醫學院走出的醫生救助了許多病患，甚至這所醫學院的建築也成為生命的方舟。而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來自這所醫學院的戰士逆行入江城，「戰病疫，救蒼生」。建築不會說話，但歷史會記住這個校園裡孕育的力量。
【一】
1952年11月5日，在上海，有1604名醫學生以一個新身份開始上課。
新身份的全稱是：上海第二醫學院學生。經過當年的院系調整，在重慶南路前私立震旦大學舊址成立的這所全新的醫學院，由前震旦大學醫學院（創辦於1911年）、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創辦於1896年）和同德醫學院（創辦於1918年）三所私立學校合併而成。第一屆學生中，有前震旦醫學院學生519人，前約大醫學院學生335人，前同德學生370人，此外還有本年度新招考的本科、專科學生380人。
老校門
從這時候開始，上海人口中有了一個全新的親切的稱呼:「二醫」。這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從原來各自的教室，匯聚到昔日的震旦大學校園內，新一屆學生在這一歷史悠久的校園裡開始學習。建校時，只設醫療和口腔兩個本科專業和內科、外科、口腔三個專科；最初的培養辦法是「一、二年級學習基礎課程，三年級開始分科；經過四年學習、一年實習，畢業後即可擔任醫師職務」。同時，還設立專修科，學口腔科的兩年畢業，學內科、外科的兩年半畢業，「根據用革命精神辦教育的原則，用速成辦法培養出大批醫務人才」。兩年還沒到，1954年8月，由於淮河洪水，上海第二醫學院立即派出醫療隊，和上海其他醫學院的醫療大隊一起，出發前往安徽支援防汛地區衛生工作。
從3個專科開始，到如今成為包含24個學院（系）、13所附屬醫院，覆蓋臨床醫學、口腔醫學、基礎醫學、生物學等7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4個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的一流醫學院，學院歷代學人創造了我國乃至亞洲、世界醫學史上的許多「第一」。在這些建築裡，發生的變化和故事有許多；不變的是，在人們需要的時候，來自這所醫學院的身影從未缺失，他們總是第一時間站出來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貢獻。
大解剖室
國有難操戈披甲，人有險眾士爭先。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來自交大醫學院的勇士逆行入江城。4月，在他們平安歸來解除隔離後，環瑞金醫院四周的道路上，掛滿了旗幟，「戰病疫，救蒼生」，歡迎英雄凱旋。
【二】
為什麼瑞金醫院離交大醫學院這麼近？
開車經過南北高架，可以清楚俯瞰到瑞金醫院和交大醫學院，兩者位置毗鄰，由一條思南路分開。
這樣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兩個機構的誕生之初。1902年末，蔡元培等請馬相伯建學院，馬相伯捐三千畝地產予以資助，並請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協助。從1903年到1912年，震旦學院的校址在徐家匯天文臺舊址，設「文學」、「質學」（即科學）兩門課程。1908年起設文、理兩科。1903年2月，震旦學院正式開學，馬相伯自任總教習，親定章程，確定震旦辦學宗旨。但到了1905年2月，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篡改原定章程，學生憤而集體退學，馬相伯辭職，震旦學院停辦。1905年8月，震旦學院在法國耶穌會主辦下重新開辦，成為天主教法國耶穌教會直接控制的大學。
1912年到1928年，震旦遷址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1914年起，分設法政文學科、算術工學科、博物醫藥科，後改稱法政科、工程科、醫學科。1911年，設震旦大學醫學院先修科。醫學先修科兩年，臨床實習四年畢業。也在同一時段，天主教江南代牧區法籍主教姚宗李與法租界公董局合作，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東側購地160畝建立「聖瑪利亞醫院」，醫院中文名「廣慈醫院」。震旦醫學科學生的臨床實習就是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安當醫院（今盧灣區中心醫院前身）完成。畢業後，最優秀的醫學生進入廣慈醫院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這所醫學院就和這所醫院再沒分開。
因為這份淵源，所以，在老上海人中間，即便不從事醫療行業的人也知道，只要聽說誰在「震旦」讀書然後在「廣慈」工作，那必定是個會說法語的醫生。早年，震旦大學醫學院的優秀畢業生，也多會前往法國和比利時留學深造。其中，留學比利時歸國的傅培彬、程一雄、佘亞雄，和畢業于震旦大學醫學院的沈永康、史濟湘、林言箴都是廣慈「法比派」的代表人物。
隨著1952年院系調整，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和同德醫學院內一批留學英美的外科大家加盟廣慈醫院。他們中有留學美國的董方中、李杏芳，留學英國的周錫庚，畢業於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的周光裕、柴本甫、汪道新等，這就是後來俗稱的「英美派」。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在手術臺上，就能看到學術背景不同的兩派醫生連外科手術打結方式都不同，「法比派教的是用左手打結，英美派教的是用右手打結」。有一種說法是，在戰爭救援時，醫生們在手術時用左手打結，右手還可以剪線，不用助手或其他醫生幫忙。在一個世紀前外科醫生稀缺的年代，歐洲培養外科醫生，就是講究要獨當一面，刻意培養能「一人包幹天下」的全能手術醫生，用心良苦。
兩種看起來截然不同的學術流派，放在一起，讓醫學院的實力更強了。
這其中有「新加盟」的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和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倪葆春（1899年-1997年，外科學教授，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代理校長、醫學院院長）。在上海第二醫學院成立時，他是醫學院副院長。
1950年初，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師生參加為解放軍防治血吸蟲病（左三為倪葆春教授）。
也有「本土人才」的身影：震旦大學醫學院1922屆畢業生劉永純是我國卡介苗防癆創始人之一。上海卡介苗BCG防癆接種開始於1937年，到1948年，採用劉永純手制疫苗而被接種者，共有七千餘人。為了推廣卡介苗，在製造疫苗之外，劉教授還撰文、演講，詳細論述疫苗的用處，並親自接種兒童，測驗疫苗效率，以作精確的統計，十餘年如一日。
劉永純教授親自示範接種疫苗
一個上海人或許並不一定認識這所醫學院的畢業生，但每個人都在無形之中因為這所學校的貢獻而受益。
【三】
今天，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校區內，還可以看到兩份珍貴的城市財富：重慶南路225號——一幢1930年建造的裝飾藝術派風格、磚混結構的博物館，和西1號樓——1936年建造的、具有現代派風格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圖書館。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東院校園
博物館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868年，法國傳教士韓伯祿創建徐家匯博物館，收藏從長江流域採集來的名貴生物標本。1930年，徐家匯博物館遷到了位於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震旦大學，後改名為震旦博物院。該院收藏最豐富的是植物標本，有50000餘件，在遠東首屈一指。震旦博物院的收藏，後來都移交給了上海自然博物館。
而圖書館也叫「老紅樓」，1936年建成，佔地面積2400平方米，建築面積9000平方米，樓高四層。記錄醫學院歷史變遷的醫學院檔案館就在其中。
院內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當屬現在還在作為辦公用房使用的東院一舍，興建於1909年。東院四舍始建於1916年。而另一棟為醫學生居住的宿舍，在淡水路416號，由法國建築設計師賚安設計，建造於1932年，原為薩坡賽小學。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血液學專家王振義院士正是從這所小學畢業，升入震旦大學附屬中學，之後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走入廣慈醫院。
戰爭年代，從這所醫學院走出的醫生救助了許多病患，甚至這所醫學院的建築本身也成為生命的方舟。「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在震旦大學任舍監和教授的法國神父饒家駒，在震旦大學校園內建立了上海國際救濟會第一難民收容所，7000多名流離失所的難民在這裡尋到安身之處。震旦大操場西北隅搭建臨時帳篷，收容難民，大禮堂開辦臨時傷兵醫院，收治傷員1410人。
建築不會說話，但歷史會記住這個校園裡孕育的力量。近日，上海第一批援鄂醫療隊員、仁濟醫院呼吸科查瓊芳醫生撰寫的《查醫生援鄂日記》正式出版。日記完整記錄了上海醫療隊援鄂的點點滴滴，是國內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援鄂醫生抗疫日記。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國強為該書撰寫了序。他寫道：「兩個多月來，我在感動、擔憂甚至哽咽中為數批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援鄂醫療隊送行，更通過微信朋友圈關注在湖北、武漢『玩命』的援鄂戰友，那種『去留肝膽兩崑崙』、『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大無畏精神，可歌可泣！」
這一段最新的援鄂故事，延續著校園裡前輩的足音，最終也會留存在歷史悠久的醫學院裡。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圖片編輯：笪曦
來源：上觀新聞
上海老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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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母校故事】重慶南路上，這所上海人熟悉的醫學院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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