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大選投票結束以來，川普頻繁發推抱怨存在「選舉欺詐」，積極轉發各路攻擊民主黨借郵寄選票進行選舉舞弊的推文，但相關推文大多被推特等社交平臺打上「事實有爭議」的警告標籤，並被附上了「更多背景知識」的閱讀連結。見此情形，川普轉而批評社交平臺「真實核查」功能受自由派媒體控制。
無論川普如何借推特攻擊對手、標榜自己，即便他至今尚未承認敗選，大選的塵埃正逐步落定。綜合美媒消息來看：拜登將於近期宣布他的首批內閣人選提名；側近人士表示，川普計劃在未來開設一個數字媒體頻道，按月收取訂閱費用，努力保持政治和媒體影響力；臉書、推特兩家社交巨頭表示，將於新任總統拜登宣誓就職的當天，將平臺總統專屬帳戶「@POTUS」移交拜登。
一、川普的推特：被削弱的戰場
早在去年年中，推特、臉書等公司便著手備戰，確保2020選舉公正，紛紛表態將嚴守中立，通過人工智慧、人工審查和與政府執法團隊合作等方式，積極防範、打擊網絡幹選。為了「避嫌」，推特更是直接拒絕了所有政治廣告的投放。
雖然社交網絡一直有自己的社區規則，但對於各國政要，平臺還是會另眼相看。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推特、臉書兩家平臺都加大了對虛假疫情信息的打擊，但對於總統川普圍繞疫情的種種打擦邊球的「奇談怪論」以及不靠譜的醫療建議，最初還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6月，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案發生，與此同時，由於白宮在疫情防控部署不力的情況下強勢重啟經濟，美國疫情在歷經4、5兩個月的平緩期後再度起飛。彼時，川普仍不忘通過社交網絡傳挑撥紛爭，推特、臉書自此調整了對總統的內容審核標準，將部分適用於普通用戶的規則加之於總統。
隨即，推特給川普多條推文打上了「事實有爭議」的警告標記，並附上一條「更多背景知識」的閱讀連結供用戶參考。8月，川普競選團隊發布視頻稱「兒童對新冠病毒幾乎免疫」，推特當即停止了該帳戶的權限，直至競選團隊主動刪除了該視頻。對於上述「推特新政」，臉書選擇跟隨，只是臉書對於川普帖子的標註更為謹慎、溫和，「能放則放」，打標籤的比例也遠低於推特。
長期以來，作為「推特達人」，川普的社交媒體風格是「真真假假」，用插科打諢來「四兩撥千斤」，以起到引導輿論、回應和動員基本盤的作用。2020大選季，新冠疫情讓線下集會變得困難，川普理當更加充分地發揮自己的社交網絡專長，然而，其本人及競選陣營的推文屢遭「真實性待查」警告標註，導致推文的置信度、傳播力、動員力下降，這與其最終的敗選之間不無關聯。善於社交網絡的川普手腳被捆縛，反過來有利於不擅社交網絡的拜登。
或許是看到了自己的社交話筒被平臺調低音量乃至「禁音」，川普才發聲稱要開辦自己的媒體頻道。
二、未盡的喧囂：兩黨的算盤
儘管大選形勢日趨明朗，川普的「推特之戰」日漸衰微，但11月17日，參議院兩黨議員還是抓住機會，表達了對臉書、推特兩家社交巨頭的不滿。
聽證會上，針對川普推文被加注警告標識，共和黨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極質問推特CEO傑克·多西：「你們所提供連結的背景信息說，在美國任何形式的選舉欺詐都是極其罕見的。這不是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而是持有一種有爭議的政策立場，這表明你們已經是出版商了。」
克魯茲認為，若推特堅持中立，就應該提供中立的背景信息。而說美國歷史上選舉欺詐的概率極低，是在暗示此次選舉也不存在欺詐，屬於「拉偏架」。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平臺有自己的立場，就當被視作「出版商」，就應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就不能受1996年《通訊規範法》第230條的豁免。
在同一場辯論會上，與泰德·克魯茲一樣不滿的，還有民主黨人，但雙方不滿的點完全不同。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廣野慶子(Mazie Hirono)質問傑克·多西：「推特的警告標註功能遠不足以有效表示川普總統在撒謊。」
這場聽證會是四年來兩黨圍繞社交媒體纏鬥的延續。一直以來，以川普為首的共和黨人認為，社交網絡歧視保守主義，「谷歌搜出來的新聞全對川普不利」，社交平臺成了自由派媒體聲音的「放大器」；民主黨人則認為，推特、臉書利用美國寬鬆的網際網路立法，規避了對平臺內容真實性進行審核把關的應盡職責，「樂於充當右翼言論的回音室」。
應該說，在非緊急情況下，兩黨圍繞持槍權、墮胎正義、氣候變化等議題的隔空爭辯，尚不足以對線下生活構成實質影響，因為政策調整需立法落實；但在疫情和選舉交織的敏感當下，兩黨的社交網絡之戰就異常關鍵，平臺的定位此時變得微妙。社交網絡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控制了與最大多數用戶的直接接觸渠道，這是傳統的代議制民主下議員、政客所不具備的優勢：川普的推特帳戶坐擁8700萬粉絲，而一名議員哪怕再盡職，終其一生親自握手的選民數量，也永遠達不到這一數字的零頭——正因為此，兩黨都希望平臺站在符合本黨價值的立場上，這是兩黨爭奪社交網絡控制權的邏輯起點，而所謂的平臺是否應對平臺用戶的言論負責，是否考慮撤銷230條款，都只是武器。
正因為此，雖然傑克·多西反覆表示「我們不想把自己置於宣布大選結果的地位，我們只提供連結（而不做判斷），以方便網民獲得更多信息」，但這顯然既不能讓共和黨信服，也無法讓民主黨滿意。
三、拜登的立場
自去年7月以來，臉書因涉嫌壟斷，面臨來自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TC）和美國多州檢察官的調查。有消息稱，FTC本月可能將對臉書提起反壟斷訴訟。
一個預測是：拜登任內，世界或許不會見證臉書被分拆。
今年1月，《紐約時報》編輯部與拜登進行了一次「面對面」訪談，在網際網路政策方面，拜登直言不諱道，「我從來不是臉書的粉絲，不是扎克伯格的粉絲」，「《紐約時報》不能寫明知是錯誤的東西，但臉書就可以（讓類似內容傳播）」；「我不擔心平臺權力的集中，我擔心的是隱私問題和他們一旦被訴享有的豁免，230條款應當被撤銷」。
這段表態，可以清晰看出拜登對於網際網路政策改革的預期，即分拆集中的平臺權力不是優先項，但消費者隱私和落實平臺內容責任是當務之急。這意味著，拜登任內動用聯邦反壟斷工具來打擊社交平臺的概率，要小於推動修正230條款及聯邦層面隱私立法的可能性。原因有二：首先，兩黨在調整230條款和建構聯邦隱私保護方面有共識，但在是否應拆分科技巨頭方面分歧嚴重，推動後者難度大；其次，拆分巨頭是民主党進步派沃倫等人「政策自留地」，共和黨很難從中分一杯羹，拜登所代表的民主黨溫和派，也不願讓進步派來主導政策議程設定。因此，230條款的適用在未來四年可能被限縮但不會被推翻，而在國會分治的情況下，反壟斷依舊很難落地。
如前文所言，雖然華盛頓對矽谷有所保留，但鬥爭只是為了更好地合作，無論是選舉還是執政，都不可能在沒有社交網絡的環境中進行。正因為此，拜登目前的過渡團隊中，既有來自於網際網路產業的資深人士，也不乏科技批評人士，如過渡期的總法律顧問傑西卡·赫茲(Jessica Hertz)此前為臉書的董事，2016年以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針對「劍橋分析」事件的調查，正由她負責對接；再如，曾經為臉書提供遊說服務的路易莎·特雷爾（Louisa Terrell）目前負責過渡時期的國會關係；主張拆分臉書的前歐巴馬政府官員、美國經濟自由計劃聯合創始人薩拉 米勒(Sarah Miller)也加入拜登過渡團隊。
作為資深參議員，拜登一直保有的跨黨派合作傾向，這讓通過其團隊構成去預判其政策走勢變得困難。但無疑問的是，一批「加州人」、「矽谷人」入局拜登團隊，意味著民主黨正在奪回2016年一度失去的重要輿論陣地。
當然，拿回這塊陣地，也未必見得能夠順利闖關2024。在前述《紐約時報》編輯部的採訪中，關於科技和政治的關係，拜登給出了一段精彩的論述：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後，政府都需要花6至8年甚至一代人的時間，去解決因科技革命而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這番表態，足見拜登身上依然烙印著傳統民主黨人對於「真實平等」的渴求，這與單純基於身份、議題的左右之爭之間存在根本差異。當鐵鏽帶的工廠搬遷到異國，當往日的製造業工人轉行去做優步司機，當最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中位數30年原地踏步，這或許才是科技革命與社會平等之間的真實互動。調整230條款或高舉反壟斷大旗，只能帶來一時的輿論波動和選票支持變化，而唯有真實的社會改革，才能夠夯實選民基礎，這恐怕才是拜登科技政策制定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