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期辭退、職場性騷擾、家庭暴力……當遇到悲慘經歷，面臨線下維權耗時費力、渠道不通暢、司法程序難進入的時刻，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通過網絡發聲為自己募集影響力和社會支持。在一些女性通過網絡維權成功之際，也有越來越多的反轉事件侵害著公眾的社會信任度。
女性網絡維權所引發的網絡暴力，正在「以善良的名義」製造出新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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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透支社會信任
今年8月29日，微博用戶梁某發表長文《愛你，才要強暴你》，描述了一個「房思琪式」的「愛情故事」——梁某在被男友羅某強暴後，出於心理上的自我保護，選擇了接受羅某的愛意。該事件多次登上微博熱搜榜單，男友羅某因輿論壓力過大，半年內搬家3次，其家人每天都在忍受著人肉搜索和網絡謾罵的雙重壓力。
然而事件結果發生驚天反轉。9月6日，梁某發表了道歉聲明稱並未遭到強姦，發文指控系分手事宜處理不當。
這不是孤例。半月談記者對近5個多月來的女性網絡維權事件進行梳理後發現，有多例涉及虛假或誇大事實維權，並造成較大社會影響：5月，廣州一位母親在微博控訴，患有哮喘病的女兒被老師體罰導致送醫院急救。後證實女兒吐的「血」實為化妝品和水；8月，四川一女孩委託他人代為發微博維權，控訴父母長期對自己家庭暴力，後證實女孩因被父母沒收手機，心生不滿，進而在網絡上發文控訴……
類似的眾多反轉事件，讓許多網友頭腦一熱，投入大量精力和感情加入「口誅筆伐」。最終卻是一出出鬧劇，既無法對被攻擊對象的真實人生負責，又加劇社會信任的消耗，嚴重擾亂網絡文明生態。
長期致力於性別平等相關案件的律師萬淼焱認為，女性網絡維權當事人謊言頻現、反轉事件頻發、道德底線被一次次突破的後果，就是女性在現實維權困難重重的境況下，在網絡上的維權空間也被不斷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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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來了」，最終傷害的是女性自己
如今，人們對基於性別的侵害存在著激烈的情緒。然而，懷著「保護女性合法權益」「為弱者發聲」的心態，不加甄別便加入女性網絡維權事件當中，對另一方當事人進行攻擊、「人肉」的行為，並不可取。
萬淼焱認為，維權主體只看到了以往女性網絡維權的高成功率，而忽視了真正維權時所需要面對的審視、質疑以及後續引發的社會信任喪失等一系列後果。
在今年9月發生的一起「某演員涉嫌猥褻女子被刑拘」的熱點事件中，相關微博的評論區內出現了許多「又是仙人跳，坐等反轉」「女的想出名」等內容。作為該女子的支持律師，萬淼焱目睹了網絡上針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讓該女子陷入崩潰的全過程。「這說明虛假維權造成的社會信任坍塌，已經開始對受害人造成真實傷害。」萬淼焱說。
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反歧視法研究中心主任何霞認為，幫助女性進行網絡維權的輿論是一把雙刃劍：「輿論所產生的壓力機制是社會治理當中的一個環節，但單方言論所引發的網絡暴力不容忽視。為受害者的發聲永遠不該停止，但不能以善良的名義製造出新的受害者。」
違法成本過低是虛假網絡維權的重要原因。萬淼焱直言，遏制女性虛假網絡維權，首先需要建立健全規制辦法，要將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當中關於散布虛假消息、誹謗等法律條文執行起來，加大對虛假信息發布主體的處罰力度。
作為女性網絡維權的協助者，律師、媒體、心理專家、社工等充當的角色尤為重要。就像患者找醫生治病一樣，不能因為與患者共情就放棄專業的判斷。
女性維權的協助者在進一步介入之前，要理性甄別受害者的陳述是否可靠，對真正的受害者傾注資源和精力，對於虛構或誇大事實的則勸告其放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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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網絡維權剛需凸顯線下維權困境
女性為什麼選擇網絡維權？因為線下維權的實踐推進困難。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認為，很多女性維權典型案件，包括性侵、家暴等均屬於私人領域範疇，這種傳統觀念裡需要「關起門來」解決的事情，在我國的法律實踐當中，進入司法程序的困難很大。
「有的女性選擇網絡維權，其實只是為了利用輿論引發關注，進而迫使對方停止對自己的侵害。」何霞認為，女性選擇通過網絡進行維權，原因之一就是現有的救濟措施和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女性維權案件發生的領域，認定標準、舉證責任、證明標準、幹預措施及職能部門間的聯動都亟待完善。線下女性維權面臨著時間拖沓、經濟成本偏高的問題。
2019年7月，北京一位白領因懷孕「被離職」而進行網絡維權。在此之前近兩年的時間，她先後向北京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5個勞動仲裁，勞動爭議仲裁需要申請人舉證，但證據往往很難獲取。由於提交的多是聊天記錄、郵件截圖等電子證據，沒有原件或未經公證，許多證據不予採信，導致其加班費和工資申請大部分被駁回。
性別維權法律實踐的真實困境迫使女性尋找新的發聲渠道。自2018年起，幾例影響較大的女性網絡維權案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推動相關保護機制建立健全，似乎為女性的維權困境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可能。「在網絡上發聲的女性所受到的傷害，屏幕另一邊的女性在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女性們在產生共情的同時，很容易形成輿論的合力，從而推動事件的解決。」萬淼焱說。
（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