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吸引民企資助基礎研究？北京試水聯合基金

圖源：http://www.pro-test-deutschland.de/en/themen/grundlagenforschung/

撰文 | 宋宇錚

編輯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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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搭乘「燕房線」穿梭於北京西南郊，透過無人駕駛艙遠望燕山山脈，是獨屬房山通勤者的片刻悠然。

很少有人知道，這是我國首條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全自動運行軌道交通線路，飛馳其上的「海豚號」，加持了先進的「主動障礙物識別系統」，可以在無接觸的前提下感知異物並緊急制動。

這一汽車自動駕駛技術能夠應用在地鐵上，要歸功於北京市一個聯合基金的支持。

201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餘貴珍申報了「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交控科技軌道交通聯合基金項目」，由此從研究汽車駕駛環境感知，走進了此前從未了解過的軌道交通領域。

這個基金項目，來自於一家企業與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成立的聯合基金資助。項目雖然來自於企業提出的需求，走的卻是研究人員熟悉的自然科學基金申報、評審流程，解決的也不是以往來自企業「橫向課題」中常見的具體工程項目，而是相對寬泛的科學問題，由研究者在《項目指南》的目標導向下提出自己的思路與方法。

《知識分子》在調研中了解到，這一類聯合基金的資助模式，正在蹚出一條支持基礎研究的新模式，搭建了高端人才交流合作的橋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政產學研聯動，使得創新轉化效率得到提升。

企業搞研究有多難？

「企業給你10萬元經費，想讓你作出100萬的價值。」一位北京高校的研究人員向《知識分子》吐槽說。「和企業合作，有時候思想包袱和壓力很大。企業盯你盯得很緊，一個月開好幾次進度溝通會，總在擔心你能不能夠做出來。」

「企業投資，天然是要追求回報的。尤其是較大金額的投入，更是會審慎考量投入產出。」北京佰才邦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周明宇坦言。

企業真的不願意拿出真金白銀投資短時間難以看到回報的基礎研究嗎？

2019年，任正非在一次專訪中談到，2018年華為的研發經費高達千億元，科技研發為華為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動力。他透露，華為公司有700多個數學家、800多個物理學家、120多個化學家，還有六千多位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專家，六萬多名工程師。

「華為、百度這些巨頭有實力建自己的研究院，養一批數學、物理領域的專家，高校院所的研究人員和他們合作也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但不那麼知名的企業怎麼辦呢？它們往往很難與高校院所建立穩定溝通交流的渠道，自身團隊也不具備解決科學問題的能力。」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紅一直很關注部分企業的研發痛點。

「我們為了尋求和高校院所合作，往往是廣泛撒大網，課題不那麼集中，而且還不容易找到某個方面的專家，我們做藥物，也不清楚臨床醫生在想什麼，即使專家們知道問題所在，為什麼要告訴你也是個問題。」藥物研發企業科信必成董事長王錦剛為此十分困擾。

曾任高校教授的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郜春海也深有感觸，公司此前與高校院所的合作頗多局限，最多只能實現和某個團隊一對一的合作，想要跨領域地去尋求合作夥伴非常困難，而如果沒有專家幫助凝練項目指南，同高校的合作也只會停留在非常具體的項目，無法獲得開放性合作所帶來的新思路、新技術和新方向。

沒錢，企業自然是望研發而興嘆；有錢了，卻發現人才是最關鍵的；而獲取人才的交流與合作，核心是建立信任與互惠的模式。「想做研究的企業和專業機構的科研人員，雙方就像在河的兩岸，相互都在招手，但是沒有橋梁。」王錦剛引述一位合作的北京兒童醫院李彩鳳醫生對現狀的形象說法。

2015年，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悄然打破堅冰，探索用政府與企業聯合投入自然科學基金的方式，在河的兩岸架起了一座橋梁。

北京的新模式

2015年，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首次引導企業資金支持北京地區基礎研究，與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按照1：4的比例，共同出資設立了一支聯合基金。在此後的三年間，立項經費867萬元，支持了17個圍繞母嬰健康相關的基礎研究項目。

此後，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先後與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澱區政府、豐臺區政府、北京佰才邦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科信必成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成立多支聯合基金，累計立項經費超過2億元。

作為一支「盤子不算大」的地方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將能夠滿足區域發展戰略需求的「應用基礎研究」作為資助定位。與企業建立聯合基金，主動當起了「紅娘」，嘗試調動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與擅長基礎研究的高校院所深入結合，推動企業與政府聯合資助基礎研究的新機制，無疑是一個創舉。

長期以來，中國的基礎研究投入總量低，投入比例90%以上依賴政府，相較美國27%的基礎研究由企業資助的格局相差甚遠。如何調動更多社會力量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各界曾經反覆討論。

2018年，國務院出臺文件強調要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其中中央財政需要「加大穩定支持力度」，同時提出了「構建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引導鼓勵地方、企業和社會力量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積極響應，「完善多元投入機制」也寫入了其新時期的深化改革要點。

在北京市，基礎研究投入的數字一向在全國領先。2018年，北京市的基礎研究投入達到277.8億元，在全市R&D投入中佔比14%左右，但是，在同一年，來自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在全市基礎研究投入佔比，以及在全市研發經費佔比，均低於1%，且連續四年低於全國水平。如何推動企業真正成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應用的主體，作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陣地，北京市亟需破題。

四年前，餘貴珍申報的交控科技聯合基金的項目，如今早已開花結果，應用在北京「燕房線」、香港「荃灣線」等四條軌道交通線路中。他的團隊後續還受到了交控科技192萬元的資助，深化課題研究，而幾位參與研究的博士生也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論文。

雖然像餘貴珍團隊和交控科技那樣能夠將成果快速轉化的聯合基金資助項目屬於少數，但在許多情況下，依託單位前瞻性的研究都幫助資助企業確立了未來研發方向，乃至在密切交流中發展為了長期合作夥伴關係，這為科技企業資助基礎研究提供了持久動力。

比如，佰才邦就在資助聯合基金後與高校科研團隊聯合申報國家課題，與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成立了物聯網聯合實驗室；交控科技則與資助的北京交通大學侯忠生團隊後續合作申報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還有27.5%的被資助團隊與企業達成了聯合培養研發人員協議。

聯合基金的改革探索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民營企業的歡迎與積極參與。對企業而言，既能夠從市場層面為研究人員提供一定的「目標導向」，開放潛藏於行業的海量數據與場景，又可以在效益驅動下增加管理效率。與此同時，來自於基金資助項目所帶來的的開放性合作，給企業帶來了新的思路、新的技術，或者新的發展方向的啟示。

在王紅看來，牽線企業與高校院所，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有兩個突出的優勢——以公平公正、穩定高效、選拔性強著稱的基金品牌，以及能夠幫助企業凝練科學問題、做出科學判斷的3.5萬名評審專家，而這些正是高度依賴研發卻體量有限的科技企業所需要的。

的確，以海澱原始創新聯合基金過去三年的數據為例，其資助項目中92%的項目負責人都是首次與資助企業開展合作，50%的項目都是跨學科資助，甚至還有15%是跨學部資助；交控科技聯合基金則主動控制了本行業受資助者的比例，得以將自動駕駛汽車與無人機領域的技術引入軌道交通。同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委合作顯然有效地幫助企業建立了與研究人員間的信任，並以此拓寬了其合作對象的數量與廣度。

但對於以追求利潤為己任的企業而言，資助基礎研究的原動力是什麼？在沒有經濟效益的前提下能夠堅持下去嗎？企業又如何把聯合基金項目與他們更熟悉的「橫向項目」區分看待？

對於這些問題，佰才邦、交控科技和科信必成三家資助單位的負責人向《知識分子》給出了一個共同的答案——通過聯合基金的渠道向研究人員傳遞現實需求，集思廣益把握前沿技術方向，並獲得未來優先合作的機會。

這些成效也正是王紅期待從聯合基金中見到的。她表示，對於這些資助項目，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有著與「面上項目」非常不同的評價辦法——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委一般會從項目是否按原計劃目標和考核指標完成來考評，具體指標反映在同行認可的高水平論文、專利、衍生項目、新標準等方面，而聯合基金則除此之外更關注與資助企業的後續合作、成果轉化前景等問題。「我們對這類項目的日常管理也是以促成合作為主。」

試水後，如何形成長效機制？

聯合基金所帶來的合作成果符合各方期待，也構成了一個能夠允許民營企業深度參與科研資助、建立與科研人員互信合作等各環節的寶貴渠道，尤其難得的是受訪的高校科研人員都表達了對於聯合基金模式的滿意。

在受到資助的北京科技大學教授範麗珍看來，聯合基金很好地找到了應用和基礎研究間的平衡，研究者在《項目指南》的導引基礎上有很大發揮空間，既不會像「面上項目」一樣隨意申請令申請者感到猶如大海撈針，也不會像有些「橫向項目」一樣被企業錙銖必較地盯著。

不過，在這樣一個尚處於試驗階段的模式中，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委與企業兩方也仍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保留不同意見，如何找到雙方合作間的利益平衡點，達成更大共識對聯合基金的後續發展至關重要。

比如，部分企業希望能夠在評審環節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遴選出「真正符合企業需求的項目」。比如，王錦剛表示「學術型的專家對於應用性項目有一個了解的過程，有時會因為創新性不夠而否掉企業需要的項目」。

但在從基金管理方看來，守住「資助基礎研究」的定位對於聯合基金至關重要，資助項目可以不是最基礎的「為什麼」的問題，企業也可以在需求層面為研究人員提供一些目標導向，但最終項目不能脫離科學性，而科學性的判斷主要還是交給科學家來做，「而且科學部分佔的比例應該是比較大的」。當然，目前看來這一意見不同並沒有實質地影響到聯合基金的推進，「好在自然科學基金比較開放，願意聽企業的意見，不斷完善。」王錦剛如此說道。

在「搭橋做媒」的環節中，部分企業則希望北京自然科學基金委或其他政府部門能夠提供更多人力、物力、政策支持。佰才邦副總裁周明宇就提出，建議考慮建立新型研發機構，推動高校研究人員在此兼職進行成果轉化，而不用擔心因此離開體制或失去教職；王錦剛則期待聯合基金中政府投入比例進一步提高，而且進一步搭建省市間的聯合基金，以此擴大資助範圍，跨區域資助研究人員，提高聯合基金影響力的同時也能對接更多合作資源；對海澱原始創新基金進行績效評估的北京理工大學汪雪鋒教授也建議，需要更多專職工作人員幫助對接資助企業與依託單位。

對於這些想法，王紅給予了一定認可，她認為，資助企業自身應當對於聯合基金項目投入更多人力資源。在她看來，企業安排專人負責跟蹤、對接資助項目不僅效率更高，也是重要的研發能力積累過程。

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慕名而來」希望加入聯合基金，這令王紅感到欣慰的同時，也有了一定壓力。如何保障多個企業乃至競品企業共同資助某一項目時都能夠獲得一定未來合作的收益？如何把握企業所提出需求的「科學性」？如何在現有財稅支持政策基礎上為企業投入「R&D」中的「R」提供更大激勵？這些都是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委一直思考、並希望未來幾年繼續精耕細作，與資助企業和科學家們磨合出一個更加優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