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戰爭,能否給終結戰爭帶來啟示?

三十年戰爭，能否給終結戰爭帶來啟示？

2020-12-11 15:3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本文摘選自《戰爭的戰爭（1618—1648）：歐洲的國家建構與和平追求》，作者：[德]約翰內斯·布克哈特，譯者：馬繹，校譯：孟鍾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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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羅多德被視為歐洲史學的先驅，他記載歷史，讓光榮的過去不被遺忘且保持鮮活。但歷史幾乎只是由戰爭和戰爭英雄構成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不久前。難怪新的「非英雄」世代更願意轉向其他主題。希羅多德的接班人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已經質問了戰爭的誘因和緣由，而這場伯羅奔尼撒戰爭打了27年，也接近30年了。隨後，在這種觀點下，一項新的歷史學的和平研究重新聚焦歐洲戰爭，但現在的目的是，通過研究戰爭的原因來幫助人們避免戰爭。這是為戰爭與和平帶來一整套全新見解的重要一步，也為特別不太平的近代早期帶來有承載力的整體結果。那是一個向新趨勢發展的時代，人們的出發點不再是必須被剷除的戰爭，而是亟待建立的和平。從這個角度出發，人們將政治實踐問題拋給了歷史學，該問題是：這份「一切和約之和約」（der Friede aller Frieden）是否準備好了思想、方法或手段，幫助人們結束已走入死胡同的當代戰爭和衝突？歷史學家不必過多地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與其戰爭背景割裂開來看，但隨著側重點的更新，整個三十年戰爭史又呈現出另一番光景, 令人震驚。

這本關於「戰爭的戰爭」的著作將和平置於所有論述的中心。本書沒有在催生戰爭的前史和尋找戰爭原因、紛爭中耽誤時間，並且對戰爭和戰役史保持克制。但是，它卻並不是貿然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作為解決衝突的對比性背景加以分析的。相反，這部全新的、有幾分別出心裁的歷史是從這場戰爭災難的巨大和平需求中衍生出來的，從頭開始追蹤戰爭進程中的和平嘗試與和平機會。

《戰爭的戰爭（1618—1648）：歐洲的國家建構與和平追求》
作者：[德]約翰內斯·布克哈特
譯者：馬繹，校譯：孟鍾捷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在引言中，本書講述了在巨大的時空跨度和近一半德意志人口損失的情況下，如何衡量戰爭恐怖及其造成的影響，並由此提出問題：真的沒有人能阻止這種情況嗎？饑荒、瘟疫和戰爭暴力構成了死亡三角，編年史學家視其為整個文化的生存威脅，著眼未來時則質疑到底還會不會有未來。而位於死亡三角頂端的戰爭暴力強度大、後果嚴重，令以上問題愈加迫切。最後，面對異常可怕的兒童命運、備受珍視的女性貞潔以及不帶有任何愛國成分或宗教意義的士兵死亡，本書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高度發達的文化怎麼會容忍這種打擊整個族群、違背自身文化準繩和價值觀的侵犯？在這個問題上，當時所有的神學教派都失靈了，它們把戰爭歸咎於上帝對一切的懲罰，而不是像當時常見的那樣認為這是需要與之鬥爭的魔鬼的傑作。直到最後，教會才規勸當權者應當遵循基督教的和平信條。另外，在整個中歐文明行將因戰火而崩潰之前，就真的沒有人幹預過嗎？

事實上人們從一開始便制訂了計劃，尋求機會並有所行動，這一點令人震驚。如人們致力於從政治方面阻止戰爭，似乎有了和平的可能，卻還是錯失了機會。這項和平事業貫穿戰爭的始終，而對於通往威斯特伐利亞和平之路上最有希望的站點，本書均進行了近距離的考察。值得銘記的是，1619年幾乎接近成功的《埃格爾和約》，如果成功的話，它必定能將德意志的戰爭扼殺在萌芽時（第一章）；值得回憶的還有1629年的《呂貝克和約》，它給予帝國一個戰爭間歇期，有可能就此輕而易舉地完全結束戰爭（第三章）；或許，還值得懷念的是1635年偉大的《布拉格和約》，這份和約由皈依和平的瓦倫斯坦推動，立足於更全面的歐洲全局觀，目的是把德意志從厄運連連的戰爭危局中解救出來，從而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提前10年（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這些契機和其他種種行動均未能阻止或結束這場大戰，但它們並未因此變得毫無價值，反而具有重要的試驗價值——有的是根據試驗規則「試錯」，有的則成為最終和平的基石。最後，人們對沿途出現的觀察和反思進行甄選，進行某種系統的彙編，並追問其是否具備和平史的潛質。其中一些內容僅對結束當時的戰爭至關重要，很多內容則匯入了戰爭與和平以及國際法的發展軌道，而另一些和平知識或許對解決我們當代的衝突和一切戰爭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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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活動家與時間窗口

「男人創造歷史」，19世紀激進的普魯士歷史學家海因裡希·馮·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的這句話一度令人耳熟能詳。不過，這句話早就沒人引用，也早就不是一句正面論斷了，原因很好理解。比如，三位真正在歷史上權勢燻天的女性統治者即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維也納的女王瑪麗亞·特蕾西亞和俄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主導了近代早期，這一點有些荒謬。此外還有很多女性風雲人物，如1648年前後在政治上固執己見的黑森女伯爵阿馬莉·伊莉莎白（Amalie Elisabeth，1602—1651）等。完全撇開性別因素，確切地說，是某些社會群體、社會結構和政治進程創造了歷史，而不是個人。但有時，的確是人推動了歷史。三十年戰爭中充斥著這樣的人物，本書也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因為，顯然誰在危機和衝突中掌握權柄，從古至今都是至關重要的。而在是否可以避免戰爭這一備受爭議的問題上，個人層面恰恰起著重新建構的關鍵作用。維也納皇廷的三位和平活動家中，頗有影響力的蓋茨科夫勒在「擲出窗外」事件前一年去世，首席顧問克萊斯爾在事件發生幾周後被政變推翻，而距開始僅一步之遙的埃格爾談判最終因皇帝馬蒂亞斯的駕崩而灰飛煙滅。接手政權的是兩撥人，一方是好戰的費迪南二世及其追隨者，另一方是圍繞「冬王」弗裡德裡希五世的激進團體，隨後出現了更多的死亡和衛戍更替，和談的時間窗口關閉了。人們幾乎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這些接二連三的個人層面上的倒黴事，三十年戰爭或許根本打不起來。對於談判而言，個人狀況和幸運時機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無獨有偶，另一個在不恰當時機死亡的，是已轉變為和平活動家的瓦倫斯坦。維也納朝廷有兩層訴求：其一，通過剷除軍隊主帥，將瓦倫斯坦的軍隊國有化（第三章）；其二，通過同一個人即指定的談判代表瓦倫斯坦，與薩克森達成和平。事實上，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就像第五章中所述，兩件事令人難以置信地平行進行著。謀殺任務早了幾天完成，於是和平遭了殃。這是失敗、倒黴和謬誤？在這一點上，德意志中部的媒體試圖化不利為有利——第二年，皇帝與薩克森訂立和約，媒體將其報導為死去的和平締造者留下的遺產。

瓦倫斯坦肖像畫（書中插圖）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個人層面上也有創造機會、促進和平的機會。比如薩克森選帝侯約翰·格奧爾格，他始終熱愛帝國，在教派政治方面態度溫和，致力於達成諒解與和平。在整個戰爭期間，他統治著當時最強大且富有影響力的選帝侯國，長期積極支持他的有舍恩菲爾德的卡斯帕等一眾幕僚。還有，威斯特伐利亞和談時，薩克森使團裡頗有權威的約翰內斯·洛伊貝爾博士（Dr. Johannes Leuber），他是主要的衝突調解劑——「正常年」1624年的發明者。此外，還有瓦倫斯坦與效力於薩克森的阿尼姆總司令之間獨特的關係：一對彼此交好的敵人成了談判夥伴，若是瓦倫斯坦能活下來的話，他們倆定能成功實現和平。

說實話，一些亂世梟雄死去的時間恰到好處，避免造成更多損害，從而給和平帶來一線生機。對於法國而言，這一點適用於皇帝亨利四世，他在史書中因結束了法蘭西宗教戰爭而獲得榮耀，實至名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大約在三十年戰爭打響前10年，他想要利用某次地區衝突來重啟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大國之爭。不過，亨利四世恰巧因暗殺而殞命，這對於德意志的和平而言是一大幸事。而在戰爭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呂岑意外戰死，將這位雙重意識形態的哥特主義新教戰爭策動者帶離了戰爭劇場的舞臺。這給瑞典的主和派以及躊躇不定的奧克森斯切爾納開啟了另一種選項——不過，這一選項卻被強大的瑞典將領以及法國人頗有吸引力的結盟提議斬斷了。

一樁樁個人層面或時間上無法控制的事情碰到一起，形成了有利或不利的巧合，產生了一個平衡的結果，它能幫助人們從一定程度上理解為何種種阻止戰爭的和平努力均付諸東流，卻無法給出一個通用的解釋。要解答這個問題，就需要人們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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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秩序政治之利益衝突的誤解

薩克森的談判政策表明，他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波希米亞起義並不真正涉及宗教問題，而是一場政治衝突。抵制任何一場宗教戰爭的初衷使得這位新教斡旋人，在篤信天主教的維也納朝廷和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亞等級之間採取中立的政治立場（第一章）。儘管薩克森統治者約翰·格奧爾格一世採取了這種從政治角度出發的正確解讀模式，但他仍然將其視為一場政治叛亂，需要以儘可能和平的方式解決。但他沒有看到的是，波希米亞起義與平行進行的尼德蘭起義一樣，是以建立國家為目標的。只有認識到波希米亞起義的真正目標，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妥協和平，從而促成所謂的小國家的建立，比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選帝制度下給予小國更多的自治權（第二章）。

戰爭的真正目的往往不是一開始就公開表達的，而是隱藏在衝突的準備階段和周邊，或以符號進行編碼。當然，戰爭的真正目的應被記錄下來，成為可持續和平規定的先決條件。在這場「戰爭的戰爭」中，一個事關歐洲方向抉擇的因素加大了認知難度，而只有在基本的歷史維度內回顧歷史時才能充分認識到這一抉擇，即這場戰爭尚未最終解決的問題是，歐洲的國家建構將會走普世主義的道路還是建立獨立主權國家。從德意志的小範圍來看，有一條折中道路，即將兩種選項嵌入同一個政治體系，並分別設置邦層級和全國層級。這場戰爭捍衛了這一聯邦制度，《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也對其加以保障。而在歐洲，條約致力於建立一個集體安全制度，但很難付諸實踐。歐洲開始寄希望於建立獨立主權國家。

1600年前後《女王歐洲地圖》。彼時，歐洲尚被視為沒有邊界、只有零星地區描述的前國家整體。但是在哈布斯堡的普世主義時代，西班牙始終是戴著王冠的頭顱，而波西米亞作為首都則是身體中心，兩者均位於最顯耀的位置。（書中插圖）

和平條約將決定德意志和歐洲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基本道路，在最終的條約宣布、一切塵埃落定前，所有單獨訂立的和約都還只是沒有期限保障的前期成果。唯有承認這一一錘定音的秩序政治成就的偉大之處，方能理解人們為何能容忍這場將整個文化逼到毀滅邊緣的戰爭。

因為協調一致的歐洲秩序不可能用一份份單獨的和約加以解決，而是需要調動一切力量。方向性的抉擇需要一場盛大的和會，無數的單個問題則不需要。原因是，只有在和會上，平行且互相配合的雙邊條約，即曾經的普世主義者皇帝，法國、瑞典國王與已獲得獨立的尼德蘭以及條約中提到的幾個大國共同締結的條約，才能建立歐洲的國際體系，也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然而，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和會花了兩年時間才開始，開會開了四年，與此同時，戰爭並沒有停火，而是不受限制地繼續進行。在這個過程中，殺氣騰騰的戰鬥進行到最後，仿佛每個人都想打贏德意志這個普世大國，令後者愈加荒蕪。如果人們考慮到這一點，那麼，備受讚譽的和平典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只是好在其結果，而不是其拖拖拉拉的實現過程。《呂貝克和約》和相對坎坷的《布拉格和約》均在幾周內籤訂，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即使涉及的維度更為寬廣，也無法解釋談判為何拖延了近五年之久，反而體現出某些參與者缺乏和平意願。此處或許也能看到一個減速陷阱。如果不停火，但在威斯特伐利亞給談判者開闢出一個非軍事區，並給予良好的照料，完全將戰爭疾苦從談判者視野中清除——這樣做無法促進以結果為導向的工作的順利進行。在安全地帶，人們更願意長時間試探而非認真談判，直到才華卓越的皇帝特使特勞特曼斯多夫伯爵的到來。他知道，皇帝和帝國的情況到底是怎樣的，並且在審慎地諮詢後第一次提交了條約草案。這份草案離最終的結果一點都不遠，但是它一下子就遭到了拒絕，特勞特曼斯多夫伯爵心灰意冷，重新啟程離去。於是，西格麗德·韋斯特法爾（Sigrid Westphal，1963—）提出「允許加入」這一概念，即本書中用的「入局」一詞，強調了人們被迫允許真正受影響的地方代表加入和談，一點一點地通過跨教派的「第三方」處理完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成功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決定性一步。比如，在紐倫堡召開的一次附屬大會上，帝國等級按規定將500萬帝國塔勒作為約定好的賠款分配給瑞典，從而將德意志從外國軍隊的佔領中解放出來。這是歐洲團結的重大成就，雖然現在鮮有人提及。

本書突出強調了對和平具有雙重重要意義的機構 ，這一點對於帝國而言意義非凡（第六章）。一方面，各種機構堅定不移地持續運轉，在支離破碎的世界中造出一個供人支撐的扶手，讓人們得以倖存下去；另一方面，機構本身也化身為和平的積極元素，以令人驚訝的方式敦促和平（第七章），並將德意志民族之帝國帶入有序的戰後局勢中。此外，也有一些與帝國等級、帝國大區和帝國法院完全不同的機構。或許被部分國有化了的「常備軍」可以算進去，與自由散漫的半私人部隊不同，他們是有組織的聯絡對象，構成了各政權談判時的生存籌碼。人們尤其不該忘記的是擁有站點和時間表的高度組織化的帝國郵政，由於戰爭對信息的高度需求，它作為唯一的信息機構甚至經歷了一波迅速的發展。帝國的聯邦制度在這場戰爭中堅持下來並歷經考驗，扛過信息閉塞時期所有的惡意誹謗，最終得以順利運行。作為歐洲建立單個主權國家之外的另一條建構國家之路，德國的聯邦制度完全沒有被高估。英國科學家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1967—）領導的一個國際工作組甚至建議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的聯邦模式作為解決當前中東衝突的方案——即使該模式被人們不經意間理解為歐洲模式，儘管它只在德意志帝國得到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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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語言與和平實踐

事實上，這場「戰爭的戰爭」不僅涉及歐洲的國家新秩序，也保障了德意志不同形式的秩序。這並沒有改變追求和平的重要意義，而和平追求長期以來被限定得太過狹窄。如果說這一決定歐洲此後幾百年政治方向的抉擇不夠偉大的話，那麼一系列和平化的道路、做法和伎倆肯定會取得成功。這些促進和平的方法始終值得懷念，它們有的進入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有的成為外交手段或者進入了國際法。值得一提的是，人們至今仍然能在談判實踐與和平政策工具中找到上述方法的影子，而其他方法則可能經由熟知歷史的政治顧問之手，成為外交技巧。本書精選了一小部分在這場戰爭中開闢出的道路和影響和平的創舉，並披露出來，下文將側重其和平潛力並一一羅列出來。

其中，最基本的是伴隨著政治活動的和平語言。從「擲出窗外」事件後的首批外交信函文本研究結果中人們可以認識到，雙方通過最小化對抗、最大化所有共性和成績，從而實行綏靖策略。除了保護所謂信息不通暢的合作夥伴等舊策略外，薩克森調解員還寄希望於誇大合作及談判意願，並放大已談成的內容。在埃格爾和談的準備階段，普法爾茨的新教聯盟領導人意外來訪，在嚮慕尼黑的天主教同盟統帥匯報此消息時，和平語言這種有利於和平的交流方式脫穎而出，至今仍受到尊重。帝國的和平語言興起於16世紀，在整個戰爭期間受到辦公處和外交官們的維護，在戰爭後很快又被重新接納。它主要用在與國內和平相關的整合概念上。這些充滿感情的目標概念圍繞著維護帝國憲法、恢復「舊德意志信任」和帝國成員間的和諧展開。這種整合性語言的意義在於消除宗教幹擾因素對帝國和平的影響。該語言可以同時被新教和天主教方面接受，但其目的通常絕不是將另一方排除在帝國協會之外，而恰恰相反，是為了在雙方各有教派特殊利益的情況下，強調其原有的歸屬和對帝國的忠誠。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書中插圖）

在《布拉格和約》中，這種整合性的套話添上了幾分政治色彩（第六章）。一方面，和約語言在憲法法律層面平衡了帝國的雙元國家制度，即在尊重帝國元首的套話和強調帝國等級自由之間達成平衡；另一方面，受局勢所迫提出了具有民族愛國意識的解放計劃，但避免了軍事上的戰爭威脅或最後通牒，正如當時宣戰書中常見的那樣。《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原文是拉丁文，由幾個歐洲主權國家與其德意志「盟友」正式締結，雖然條約中主要是對德意志進行規定的內容，但幾乎沒有給充滿民族意識的帝國和平語言提供空間。

但是，1648年和約更多地發展了幾個世紀以來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形式。在流血事件發生後，上帝感化了統治者的心，使之轉向和平——將這樣的和平提議歸功於上帝可以避免一切塵世的追問，比如如何一步步滑向戰爭、誰更迫切地需要結束戰爭等問題。在這場戰爭中，交戰各方的統治者及其擁有所有頭銜的繼承者們跨越兩個世代的敘事，賦予和平以超越個人的有效性。

三個此後幾乎一直出現的核心條款值得人們特別關注：一是「永久條款」（Ewigkeitsklausel），即《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的「永久和平」（Pax perpetua）。它將沒有期限的和平與暫時約定的停火區別開來，如當時尼德蘭和西班牙的停火在12年後的1621年到期後重新開打，其參戰人員還額外給三十年戰爭煽風點火。瓦倫斯坦主導下的幾次和談停火，均以幾周為限。不過，威斯特伐利亞和平似乎離「永久」還很遠，正如它經常被嘲笑的那樣，原因是往往只過了幾年下一次戰爭又開始了，然後再「永久」結束，如此循環往復。但在實踐中未能兌現的「永久」主張的意義在於，它把和平而不是戰爭標記為值得追求的人類的正常狀態。「永久條款」的標準意義還包括其對國際法的貢獻。幾乎以後所有的和約都明確追溯並援引《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宣布其有效性或欲恢復之。但如果以後的和約內容一再重新劃分歐洲版圖，到底意味著什麼呢？例如在路易十四恢復普世君主制後發動了「第二次三十年戰爭」，從1667年斷斷續續打到了1697年。顯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多國制秩序本身，藉助《雷斯威克和約》（Friedensvertrag von Ryswik）得到了保障，經受住了近代早期的所有戰爭。

二是「歸還條款」（Restitutionsklausel），它規定恢復戰前狀況是一條基本原則，其具體的實施和限制細節由條約內容加以規範。除了規定好的「正常年」1624年是恢復宗教狀況的例外，人們將1618年視為標準度量，為退還被佔領土和重新任命受到大赦的普法爾茨與梅克倫堡諸侯奠定了基礎。於是，重新分配所有重要的領土，似乎只是修正了與美好、和平的舊時代之間的偏差。這也是此後樂於使用且易於接受的和平表現形式。

第三項條款，有時被稱為「赦免條款」，但更確切地說，應按照條約概念稱之為「遺忘條款」（Oblivionsklausel）。它規定了所有人的相互義務，即將戰爭中發生在彼此身上的一切深深地埋進永久的寬恕和遺忘中。它實際上也是一項反戰爭罪責條款，在1919年《凡爾賽和約》籤訂之前，這一條款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明確的遵守。《凡爾賽和約》要求德國賠款的理由是德國的戰爭罪責，而1648年賠償給瑞典的金錢和土地則被視為報銷戰爭費用，從而報答瑞典人對帝國的「幫助」。因為有「遺忘條款」的存在，所有與戰爭相關的法律程序都被排除在外，連起訴戰犯都不行了。另一方面，放棄一切關於戰爭罪責的討論肯定有利於激發各方面的和平意願。

從1648年起，近代的各項和約使得締約夥伴之間開始出現更多的情緒高昂的和平與友誼話語。締約各方的「安全」（securitas），實際上是指互相提防對方。不久前，研究發現，該義項第一次出現在《奧格斯堡宗教和約》中，1648年時被用來描述和平目的，當前也用於歐洲主權國家之間。在17世紀和18世紀，「安全」則越來越多地被當作帝國和歐洲為確保和平而採取防禦措施的理由，時至今日，這一概念仍然存在，如「安全政策」。

人們利用時間走了技巧高超的一步棋，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和平機會。「歸還」跳過了戰爭歲月，「遺忘」刪除了戰爭的過往，「永久條款」欲將和平狀態永恆地延續至未來。「正常年」規定的不是現在的狀態，而是查明了過去某個協調一致的標準年份，《布拉格和約》規定它為1627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則改為1624年，即在要求1618年或1629年的利益派別之間，取了一個能讓雙方達成共識的中間值作為妥協的年份。除了一些尚待清理的幹擾因素外，偏偏是這種數值上的建構成為維護宗教政治和平最成功的手段。

一個特別精巧的和平詭計通過時間限制封鎖了條約的修訂，從而推遲了最後的決議。一般而言，帝國的機構，尤其是最高法院、永久帝國會議等喜歡擱置有損和平的衝突，直至棘手情況自行消失，如對手死去或者皇帝要求支援的戰爭結束。《奧格斯堡宗教和約》苛求基要主義神學家接受兩個教派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並規定其為宗教重新統一前的臨時方案，以減少其負面影響。但反修正條例卻聲稱，在此之前，該方案得保持原樣不變。它果然撐過了整個三十年戰爭，並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憑藉必要的修訂和「改動」得到了明確的確認。如果這些和約還有效的話，那麼這一點始終適用。時至今日，教派在德國的政治法律中的地位還是得追溯到這一和平伎倆，它或許也能幫助其他宗教的基要主義者除掉和平障礙。在《布拉格和約》中，人們運用相同的拖延方法，廢除了皇帝1629年的《歸還敕令》。《歸還敕令》並沒有危及宗教和平，但人們卻說它易引發衝突，為了保全皇帝，故而僅將其免除40年，然後再次徵求意見。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已經不提這茬了。

談論分裂的人，不願讓人想到整合性的和平方案，而事實往往就是如此。兩級政府之間的基本權利分離已成為帝國聯邦制的標誌，並且在自《布拉格和約》以降的和約中獲得了新的平衡和保障。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遠超戰爭的合作取得了成功。就單個的分離模式而言，《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頗有爭議的領土割讓問題也得到了皆大歡喜的解決——普法爾茨伯爵重新得到了萊茵普法爾茨，巴伐利亞選帝侯則保住了上普法爾茨。舉例來說，在帝國內，王朝的分裂阻止了薩克森繼承戰爭，而在歐洲，後來大型的遺產分割結束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這種改良形式使半割讓地區在國家法上享有雙重地位，是非常實用的和平促進措施，但長遠來看，它在阿爾薩斯遭受了驚人的失敗，在帝國北部的實踐還過得去，但後來也被廢除了。

分裂原則最大的應用領域則在宗教方面，自從教派產生分離後，宗教領域有著諸多對峙的宗教派別，其中，政治上可控的有兩個。正是這些組織結成了聯盟、派別，最後形成了新教團體和天主教團體，從而使這些宗教派別具有談判能力並被納入憲法。1648年，在「聚合」及最後的「平等」概念下，人們在帝國委員會中和允許兩種教派並存的城鎮裡建立起維持和平的平衡，通過數量上的平等、配額或程序規則，防止一方強勢壓倒另一方的衝突性爭奪的出現。另一個變體是用於無法分裂情況下的交替制，其中最大膽的是荒誕地要求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間輪流選擇奧斯納布呂克的主教亦即統治者，令人驚訝的是這項苛求竟然得到認可，即便有一次一群天主教主教區修道院修士們選舉出來的新教主教還是個襁褓中的嬰兒。一般情況下，這種交替制對於僅一次性分配的帝國職位或儀式性的特權，的確是一種有效的化解爭議的手段。其前提是信任對方會堅持輪換制，而這種信任很大程度上是1648年德意志重新建立的法制安全所賦予的。

最後，應當對和平追求者出色的靈活性和創造性給予高度評價。人們發現薩克森政府長於周旋，幾乎要成功地阻止戰爭，也應看到瓦倫斯坦在正式談判前的即興創作和私人倡議。兩者都是和平有望成功的助推者。在《布拉格和約》中，只有就嚴重分歧達成不同尋常且公開記錄在冊的共識，方能就其餘要點達成一致，並籤署和約。1648年和會期間，只有過渡到磋商階段並達成具有約束力的決議，才能最終形成一個再也不受任何一方挑戰的和約文本。而衝破選帝侯的七人之限則更適合作為一個象徵，即在戰爭極端危急的時候，即便是「聖牛」也能宰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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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和平文化的工地

那麼，這場「戰爭的戰爭」能否給出如何實現和平的啟示呢？乍一聽，就這樣一場三十年都沒和解的戰爭提出這種問題，似乎太荒謬了。它似乎是一場戰爭的反例，人們可以從中更多地了解什麼事情不該做。正是這場戰爭的持續時間和影響範圍以及貫穿始終、從未停止的和平嘗試，卻讓它成了最大的和平工地。人們運來了建築材料，備好了種種建築技巧，最後建成了一個由多主權國家構成的歐洲建築群，拱衛著一個雙元制的聯邦國家。但即使是這份「一切和約之和約」，一開始也只有外殼，人們用一系列和平慶典，心懷希望和感激之情，慶祝其新房封頂，其中，至今仍在舉辦的奧格斯堡和平慶典最為突出。在帝國內，其他的制度擴張則一步步走向完善，形塑著今後整個德意志的歷史：有一位早期立憲制的皇帝作為帝國首腦、首次以永久帝國會議形式持續運作的議會、新的確保和平與法制的帝國司法權（其頂端分別是帝國皇室法院和帝國最高法院），以及與邦國共同承擔地區管理和階梯式防禦體系的帝國大區。現已成為議會軍的帝國軍隊和聯邦制的組織形式所帶來的「結構性不可侵犯力」，使得帝國穩定了150年。而這種「結構性不可侵犯力」，從積極意義上來說受到雙元決策權的軍事牽制，從消極意義上來說則是被聯邦制等級化的安全體制所掣肘。帝國制度對歐洲國家制度產生了幹擾，一些帝國成員也具有雙重地位，其中首推從世襲領土崛起的奧地利王室的選帝侯制度，以及後來努力過或成功與其他歐洲大國組成君合國的大選帝侯們，如巴伐利亞、薩克森、漢諾瓦和布蘭登堡普魯士。鑑於以上情況，歐洲戰爭也可以被帶回「帝國基本法意義上的和平帝國」（赫爾穆特·諾伊豪斯語）。

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決定了單個主權國家的發展方向，「集體安全體系」確切地說還不是一個目標導向化的研究模型，歐洲的國家建構尚未完成。然而，國家建構的不完善應當對「近代早期的動蕩」負有責任。原因是：其一，國與國的並立雖被提升至準則層面，但還不夠穩定，如路易十四新普世主義的倒退，歐洲各國一起動用了軍事暴力反抗才阻止了他，還有擅長戰爭的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闖入了國家體系內部，推遲了國家建構；其二，國家的制度自治仍存在赤字。國家政權屬於統治者，卻聽任某個軍閥調遣常備軍，獨斷專行，不受控制，但凡有一點點不確定因素，王權的更替就會導致繼承戰爭的爆發。與帝國內不同，歐洲範圍內的教派對立並不合法，加之侵略性的重商主義新經濟政策很快席捲而來，次要利益衝突頻仍，尚未獨立的國家理性背負起更沉重的負擔。因此，1648年開啟的公認的歐洲多國制時代恰好導致了一個窮兵黷武的早期國家時代。

然而，戰爭頻仍的地區也不得不籤訂大量和約，於是，這場「戰爭的戰爭」的經驗以及寫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種種嘗試和部分解決方案，已匯入和平經驗的蓄水池。它是一份「和約的和約」，因為往回看，它解決了一場戰爭災難，而往後看，它也成了未來歐洲和約的模板。典範的前言和反覆出現且持續發揮作用的條款已然證明了這一點，此外，還有一些原則性的內容。

奧格斯堡和平之車，在這張奧格斯堡印刷的版畫中，一副車駕正駛向《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駕車的不再是凱旋的統帥，而是以女性形象出現的和平。車駕經過刻著和談核心概念的立柱，越過手持武器的戰神瑪爾斯。馬的身上掛著紋章，象徵著新的歐洲國際體系。

 

除了戰爭，和約的籤訂更是一個巨大的媒體事件，其文字和圖片不僅在德意志戰場上決定了公眾感知，留下了深深的印記，而且正如海因茨·杜赫哈特（Heinz Duchhardt）的研究所指出的，媒體事件使和約籤訂之年變成了全歐洲的「頭條新聞年」。甚至在印刷業中，和平條約以令人驚訝的密集程度傳播，公眾影響力持續攀升。1998年周年紀念時，已有42種不同版本的條約文本為人所知，但更多的還在後面——人們很快查明，共存在74個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從拉丁文原版譯入的德語版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僅作學術和法律用途，而且滿足了政治的實際需求。皇帝的維也納版本和大主教的美因茨版本等幾個主要版本逐漸演變成一個由德意志官方語言書寫的半官方版本。評論文章和其他歐洲語言的譯本接踵而至，就這樣為基本的歐洲和約建立起了一個信息靈通、有出版業支持的公眾群體。其他歐洲和約也自有其必要性，卻完全無法超越這一和約所確立的準則。它們依照這一範例炮製出自己的條約文本，這些文本又被次第發表並評論，好似歐洲人追求永久和平道路上的一座座裡程碑，而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則是後來康德試圖界定的。

此外，這些和平條約也被納入近代早期的條約集，就這樣有了條約語料庫，供政治家、法學家和外交官使用。專家本雅明·杜爾斯特（Benjamin Durst）認為，以上做法大大有助於推導出尚未成形的國際法，並通過反覆出現的推動者將國家體系視為國家體系，這一觀點令人信服。和平世代累積延續了歐洲的和平話語，排除了那些完全不同且不成功的實踐，並創造出自成一體的和平文化。多項研究項目致力於此。這些工作包括釐清和平文化的承擔者及其翻譯成就，即創造了通行於歐洲的跨語際和平語言，也包括積累法學和外交學的和平知識，如怎樣選擇談判地點，條約應如何措辭，有著怎樣的應用和象徵意義。因為，歐洲外交以和平外交的形象出現，而和平則作為歐洲準則奏效，並非理所當然，在萬不得已時，和平之準則也有悖於歐洲近代的現實情況，被邪惡地中斷了幾次。

從整個國家法兼外交視角衡量政治文化是否適用於和平，需要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文化範疇，而位列最後的藝術所達成的和平成就絕非不值一提。因為除了社會、政治制度外，音樂、繪畫和詩歌帶走了這場人類災難，並阻止了人類文化的崩壞。三十年戰爭期間，來自義大利的音樂革命以海因裡希·許茨（Heinrich Schütz）和小樂匠的形象在教堂音樂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共鳴。這一時期領先歐洲的西班牙、弗蘭德尼德蘭繪畫雙雙登頂藝術之巔，絲毫不受兩國交戰的影響。除了當前的其他騎士畫像和戰役場景外，迭戈·委拉斯開茲憑藉著名的描繪和解場景的油畫《布列達的投降》（Die bergabe von Breda）率先達成了和平，格拉爾德·特鮑赫則畫出了尼德蘭在明斯特的和談過程，而首位藝術史學家約阿希姆·馮·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 1606—1688）則獨一無二地在畫中記錄下了紐倫堡執行大會的閉幕宴會，即人們真正建立和平的大會。總而言之，儘管有戰爭的存在，宗教、神話以及肖像畫、室內畫、風景畫和靜物畫構成的日常生活「正常」題材依然佔據主導地位，維持了文化的延續性。德意志的視覺藝術作品主要是銅版畫，通過記錄和評論的形式伴隨著整個戰爭。隨著戰爭持續時間越來越長，銅版畫也開始表達對和平的渴望，比如把手持豐饒象徵的和平女神放在手握武器的戰神瑪爾斯對面，顯示出前者是更好的選擇。

 

《和平=幸福 戰爭=痛苦》，1648年
樹狀的葡萄藤蔓將兩個寓意形象分在兩側。左側的背景是井然有序的風景，纏繞的葡萄藤下可以看到一個帶著翅膀的和平之神，一手扶著豐饒角，一手握著棕櫚葉拂塵；右側光禿禿的樹枝下，戰神瑪爾斯拿著武器袋、火炬，頭頂是戰爭的風暴。這張傳單將兩種文化狀態進行了對照，並認為和平是更好的選擇。樹幹上掛著神聖羅馬帝國、法國和瑞典等《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主要籤字國的徽章，為這一選擇作出了擔保。

而最後，詩人控訴著德意志文化的滅頂之災，卻用精巧的藝術消除了這一危機，令人印象最為深刻。其時，詩人刷新了語言和詩學，並發展出一個獨立的時代風格，即德語文學史上介於宮廷情詩工匠詩歌（Minne und Meistersang）和魏瑪古典主義（Weimarer Klassik）之間的藝術高峰——巴洛克文學在這場戰爭中令人難以置信地蓬勃發展。與音樂和建築的晚期巴洛克風格不同，文學以先鋒的姿態走在最前沿。馬丁·奧皮茨的詩學規則、堅韌不拔（Constantia）的主導美德以及牧羊人般的興高採烈和人生樂趣，都是人們放下戰爭的風流解藥。這些作品的基調始終是對和平的渴望，直到人們最終「在歡呼和平」的德意志達到了目標。

另一個不可模仿、獨一無二的高峰是君特·格拉斯，他在短篇小說《相聚在特爾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中讓多位巴洛克詩人聚在一起，討論美學和政治學之間的張力並一起呼籲和平，從而行雲流水般表達了所有的內容。這是當代唯一一部不糾結於戰爭事件而是堅持和平求索的文學作品——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也是本書的目標。如果巴洛克詩人自己成為討論主題的行為主體，那就十分有意義了。自1947年以來，「四七社」（Gruppe 47）共同塑造了德國戰後文學的發展道路，人們可以將這部作品當作關於「四七社」聚會的一部重點短篇小說來讀。這或許正是《相聚在特爾格特》創作的初衷。但它不僅是一部重點小說，而且是一場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遊戲，寫作技藝精湛，讀來精彩絕倫，除了聚會本身是虛構的之外，它幾乎只是把歷史上的真實姓名、詩句和事件串在了一起。組織者在召集會議時的意圖也是：「於1647年在明斯特和奧斯納布呂克之間的某地舉行聚會，是時，戰爭已歷經二十九個春秋，而和談依舊沒有結果。此舉要不惜一切代價，目的是賦予我們僅存的紐帶亦即德意志主流語言以新的價值；也是為了參與政界的討論，即使屬『邊緣人』議政也罷。」這段讀起來好似詩人「入局」威斯特伐利亞和談，他們在靠近第三方使者會議地點倫格裡希的特爾格特開會，而倫格裡希和特爾格特在地理上均位於兩個和會城市之間。

格拉斯喜歡在敘事中連帶講述食物在生活中的作用，通過戰爭題材，他有充分的機會進行觀察和諷刺。由於飽受饑荒之苦，詩人們滿足於喝湯，但當這種情況可能再度發生時，其中一位詩人認為，人們也不該誇大其詞。據說，明斯特和會附近的幾位藝術資助者為詩人集會贊助了一場豐盛的宴會；然而當人們一陣風捲殘雲後，和平詩人們才尷尬地得知，這頓飯實際上是他們中間的一位搶來的，他正是尚在積極作戰的年輕詩人格裡美爾斯豪森，烤肉和美酒都是他用惡劣的暴行從瑞典人的車上搶來的。呼籲和平的工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斷，因為廚房裡總是不合時宜地傳來喊叫聲——這是全世界所有會議的典型經驗，在明斯特也有很多類似情況嗎？一方面，如果附近真正的和會外交官沒受到良好的照顧，他們或許會更快得出結論；而另一方面，瓦倫斯坦慷慨的待客之道實在不符合這個時代的飲食狀況，但卻增進了對手達成和平妥協的意願。長遠來看，特權階層的菜譜為歐洲人的口味形成打下了基礎。特爾格特的旅館由格裡美爾斯豪森長篇小說的主角庫拉舍經營，頗有幾分諷刺性的影射，而最後，格拉斯卻讓它付之一炬，它輝煌的故事及其宣言一道化成青煙，飄散而去。但敘述者向我們保證，沒有人受到傷害，所有人都已回到家中。事實上，真正的詩人從未離開家鄉，他們留在家中創作，其作品使得巴洛克文學脫穎而出，虛構聚會這一技巧則凸顯了以維護德語純潔性（Sprachpflege）與和平政策而聞名的巴洛克時期的重要意義。

即便是小說中詩人們的交往也不是虛構的，人們在戰爭中就已經組織了五個語言協會（Sprachgesellschaft）。其中最著名的有安哈特·克滕公爵路德維希（Fürst Ludwig von AnhaltKthen）1617年創立的「豐收學會」（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因其會徽為棕櫚樹，故也被稱為「棕櫚團」（Palmenorden）。1644年帝國城市紐倫堡成立了「佩洛尼茨河畔的花卉協會」（Pegnesische Blumenorden）。緊隨其後的是戰後成立的一些協會，如「易北天鵝協會」（Elbschwanenorden）等。它們產生了遠超戰爭的持續影響。除了國家、教會和社會機構，文化機構也作出了貢獻，如聯邦式的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在各邦的大學中達到了巔峰，其中的大部分挽救了飽受戰亂摧殘的德意志民族之帝國，使之沒有陷入混亂而滅亡。那麼，這一切是否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並防止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呢？

如此漫長的歐洲和平塑造在多大程度上適合跨文化轉移，始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使是面對奧斯曼帝國高度發達的文化，以及其分裂後成立的國家和完全異質的文化，也不應倉促推薦之。誠然，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訂立的兩個世代後，奧斯曼人已經於1699年籤署了《卡洛維茨條約》（Frieden von Karlowitz），採納了歐洲國家的國際法實踐。然而，對整個近代早期的歐洲文化及對哺育和平知識至關重要的印刷媒體，卻直到幾個世紀之後才被接受，因此，與歐洲其他地區不同，印刷媒體無法在近代早期的奧斯曼帝國發揮效用，也無法產生深遠影響。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十年和平大工地的和平文化尚未成形和標準化，卻已經得到了創造性的規劃、嘗試和整合，事實上已經是一個更有用的模式，用於建設其他的包括歐洲之外的和平工地，並獲得了促進和平的啟示。

促進和平的啟示是什麼？或許需要尋求建議的人和給出建議的人自己發現。從歐洲的歷史經驗來看，筆者寄希望於聯邦制的國家模式、法律規範下的宗教捆綁制度帶來的政治穩定、文化抵抗以及整合性的和平語言。對於個別難題，列出的一些非常有創意的妥協方案和解決辦法或許可以提供一些靈感。為了加快和平進程，則需要積極的和平行動者與和平派，如帝國等級、政論家和詩人中追求和平的派別，他們是政治利益代表，也是當地飽受戰爭疾苦的百姓直接的傳聲筒。就這樣，這場「戰爭的戰爭」最終畫上了句號，或許，那些已經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人能夠在類似的情況下更快地實現和平。

關鍵詞 >> 歐洲史,世界史,戰爭,和平,國際,時事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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