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偷聽敵臺」的日子
在那個閉塞的年代，人們對於來自外面的稍有一點新鮮的信息，哪怕隻言片語，也抱著巨大的好奇和熱情
「敵臺」的衰落：
「敵臺」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語，泛指中國以外的華語或者英語等廣播電臺，主要特指當時的「敵對」國家和地區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BBC」 「自由中國之聲」(臺灣)等。當時收聽這些電臺只能通過短波收聽，並在夜裡進行。如果缺乏耳機這樣的設備，人們往往需要把音量調到最小，所以叫「偷聽敵臺」。一旦這種行為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被停職、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帽子，重則被判刑。
國際廣播很多是冷戰時期的產物。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打了半個多世紀。美國國際廣播電臺「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對華廣播均始於1941年，當時是該國設在亞洲的對抗法西斯軸心的「宣傳武器」，二戰後一度縮小規模。但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來，西方國家就陸續在社會主義各國周邊地區設置幾十座廣播電臺、發射臺和轉播臺，推行反共冷戰戰略，當時對中國廣播的規模和實力僅次於對蘇聯。為了抓住聽眾心理，這些「敵臺」除意識形態宣傳外，也舉辦了吸引聽眾的文藝節目。於是，在思想禁錮、文藝刻板的文革歲月，冒著風險「偷聽敵臺」，成為一部分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滿足求知慾望，甚至是娛樂渴望的特殊途徑。
隨著冷戰時代的終結，一些擔負宣傳任務的國際廣播開始尋求轉型，回歸到相對客觀、追逐新聞的媒體本質。而在網際網路日益普及、信息逐步開放的時代進步中，電臺短波已經不再是人們獲取外部信息的主要來源，「敵臺」在中國的影響力每況愈下，「偷聽敵臺」的現象也漸漸銷聲匿跡。
1990年代以來，「偷聽敵臺」一詞已經從人們的日常口頭語言中消失。
文/黃艾禾
1973年，陳京生19歲，在工廠裡已經當了兩年車工。記憶中，那一年的生活平淡無奇，只出了一件大事：朝鮮的萬壽臺藝術團來北京演出了，帶來了歌劇《賣花姑娘》。
那時的中國人，平日裡除了幾部樣板戲再無其他節目可看，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從境外來的文藝節目都有無比高漲的熱情。朝鮮的電影和歌曲，就這樣造就出了粉絲無數。此前的一年，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先進入中國大陸，陳京生記得，她認識的所有工友基本都進了影院去看，傳說是「男的要帶一條手絹，女的要帶兩條手絹」，因為這電影太「苦」，去看的人沒有不哭的。奇妙的是，大家說起來的時候都興致勃勃，似乎去電影院哭一場很是過癮。在這氣氛下，陳京生剛進影院坐定，就已經暗暗想哭了。
《賣花姑娘》的歌篇兒，在電影放映不久後很快在民間流傳。那都是喜愛音樂又會記譜的人，憑著記憶用簡譜記下來的。陳京生記得她也勤奮地轉抄了好多份，開始學唱。到今她仍能唱這些歌。
1973年時，人家《賣花姑娘》最正宗的原班人馬來了，像陳京生這樣的文藝愛好者怎能不激動？但是她搞不到票。聽說是在人民大會堂演，但只有最有門路的人才能進得去。不過還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決定，整場歌劇從頭到尾全部進行現場轉播。
《賣花姑娘》演出的那天晚上，陳京生守在收音機旁，全身心傾聽著歌劇，想像著大會堂的盛景，陶醉了一晚上。那時沒有收聽率調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像她一樣守著聽轉播，還有全國的聽眾呢，更不知有多少。陳京生很感激家裡這臺紅燈牌帶短波的收音機，那時家裡還沒有電視，她的業餘時間的文娛生活全靠它了。
「中央臺」「北京臺」之外的聲音
上世紀70年代初期時，陳京生記得從收音機裡可以聽到中央臺三套節目，北京臺兩套節目。中央臺的節目，每天早上6點半的「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與晚上8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父母每天必聽，陳京生小時候，「報摘」節目就是起床哨，每早被它吵醒；「聯播」節目是熄燈號，每晚伴著它入眠。不過，當時從廣播裡面能聽到的文藝節目，又少又單調，除了樣板戲和「毛主席語錄歌」，基本聽不到別的。
其他的信息來源就是看報紙了。全中國人民都看《人民日報》，不過《人民日報》都是在辦公室看的，北京的老百姓在家就看《北京晚報》。一共四個版，全家人每人每天都能從第一版仔仔細細讀到最後一版。陳京生還記得常常跟著父親到院裡的傳達室去取訂閱的《參考消息》，那份16開的小報上，排滿密密麻麻譯成中文的外電，一點也不講究版式美觀，卻還是「內部訂閱」，不是每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即使是美國的「阿波羅」飛船登月了，10億中國人也壓根不知道。
因此，像朝鮮的萬壽臺藝術團來演出這種事，陳京生無論是從報紙上還是從廣播裡，都沒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她那時也沒有錄音機，想再聽這些歌，只有徒勞地一遍遍地慢慢旋轉收音機調鈕，希望什麼時候能聽到廣播電臺對這場節目的重播。
有一天，她打開了短波的波段。這裡的噪音更大，但也可能有些她從來沒聽過的東西，她克制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聽到了那熟悉的《賣花姑娘》的歌聲！
這是朝鮮的廣播電臺。聲音雖然時大時小，但是能夠完整聽清，關鍵是，那絕對是《賣花姑娘》的原版歌聲。這一下，陳京生一發不可收，她一有時間就在短波的各個頻率間搜索，聽過不少熟悉與不熟悉的朝鮮音樂，後來，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廣播電臺」。
莫斯科廣播電臺的開始曲宏偉又壯麗。它播送的節目，要麼清楚得像是在北京發出的，要麼嘈雜得什麼也聽不出來。每次聽到這個臺，陳京生的心都緊張得「砰砰」跳，要知道，這可是「敵臺」啊。
當時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中國的敵對國。友好國家只有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寥寥幾個。「蘇修」同「美帝」一樣，是主要的敵人，有一度，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到一觸即發的地步，據說人家的飛機只需7分鐘就可飛臨北京，讓人感覺「蘇修」比「美帝」更危險。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聽「蘇修」的廣播，會意味著什麼？陳京生不敢想像，她每次收聽「敵臺」，都是躲在被窩裡進行。後來的歲月中，陳京生也聽說過有人因「偷聽敵臺」被捕入獄，比如貴州的李志美後來還被槍斃了。這說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經過敏。
陳京生後來知道了有幹擾臺這個東西。也就是說，對付「敵臺」，我們的廣播電臺有辦法：建立強大的幹擾臺針對對方的頻率發射巨大的噪音，把他們的節目覆蓋掉。可以想見，這事要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但絕對政治上需要。很多年以後，陳京生去看望她的一個住在北京東郊的大學老師時，得知這位老師住在這裡是享受「輻射補貼」的，因為附近就建有一個功率強大的幹擾發射臺。她明白了，為什麼「莫斯科廣播電臺」的聲音一會兒那麼清楚一會兒那麼嘈雜——那是幹擾臺的電波在「發功」呢。陳京生倒是從來沒從廣播裡聽到過「美國之音」或英國BBC電臺的聲音，後來才知道，專門有人還通過聽這兩個臺學英語。當然，聽的時候，你同時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轟炸。
邊疆知青的樂園
陳京生一向認為，無論如何，就算文革時自己對外界孤陋寡聞，但也總比在邊疆下鄉的哥哥強，怎麼說自己也在國家的首都嘛。後來過了好多年知道，實際上恰恰相反。哥哥當年在黑龍江下鄉，正是因為身在邊疆，他可以清楚地聽到許多「敵臺」——因為國家沒那麼大力量在邊疆也修建那麼多的幹擾臺。
2009年，由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一書出版，書中收錄了阿城所寫的《偷聽敵臺》一文，講的是在雲南下鄉的知青怎樣聽境外廣播的事情。阿城在雲南能聽到的「敵臺」，除了美國之音和莫斯科廣播電臺、英國BBC，還有澳洲臺、香港的宗教臺、臺灣臺——在當年的黑龍江，「敵臺」差不多也有這麼豐富。
「臺灣的電臺聽得很清楚，他們的政治內容也最多，最『反動』，老是報導大陸的負面消息，比如幹部怎麼霸道欺負人這樣的事情，所以對他們的幹擾也比較多些。他們常常換頻率，換了頻率，頭幾天幹擾臺跟不上，就聽得清楚些。」哥哥說。
相對「美國之音」，由於幹擾不多，日本的NHK廣播電臺收聽質量則更高一些，「還有澳洲臺，這個臺的好處是政治性不那麼強，常常有好聽的文藝節目。」
「蘇聯的電臺，除了『莫斯科廣播電臺』，還能聽到那個被批判成『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王明手下人辦的一個電臺，叫做『紅旗廣播電臺』，記得裡面的播音員，是一口的北京腔。」
「你們這樣聽『敵臺』，難道沒人管嗎？」陳京生覺得不可思議。
「一開始農場幹部也管，誰也不敢明目張胆地公開聽。但後來就越來越放鬆了，到了1976年以後，就再沒人管了。」哥哥說。
《春節序曲》：一曲難忘
在陳京生哥哥的記憶中，1970年的春節讓他終生難忘，那一年，他沒有回家，是在黑龍江的農場過的。
「在農場裡過年，第一個感覺是冷。絕大多數知青們都回家了，剩下的幾個人，集中到一個宿舍裡睡覺，食堂一天只供應兩頓飯，火炕燒得也半溫不熱的，記得睡覺時都是戴著皮帽子睡，睡醒了一看，屋裡被子上面是一層的霜」。
「所有回不去的人，都是家裡落了難，有家難回。可是不回家，在清清冷冷的農場裡，到了這種日子，那種悽涼感簡直無法排遣。這時也沒有農活可幹，於是大家白天常常賴在炕上鑽在被窩裡，心裡的盼頭，就是能在年三十晚上吃頓實實在在的餃子。年三十沒到來之前，幹些什麼？就聽廣播——具體說，在那裡偷聽『敵臺』。」
「就這樣，我在被窩裡戴著耳機聽蘇聯臺。那天，他們放的是李煥之的《春節序曲》。播放音樂之前，先對李煥之作一番介紹，他的簡歷，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和藝術特點，然後，《春節序曲》的音樂就傾洩而出。」
「我在北京時聽過很多次《春節序曲》，其實那曲子從小就聽得耳熟能詳，尤其是每到春節的時候都會聽到。但到了文革中，基本上這些音樂就都沒了，因為這些作曲家都是『有問題』的。而且那時的人們『革命』到什麼程度？連過年都是『舊傳統』，屬於該被打倒砸爛的一類。」
「可是這一次，我完全被《春節序曲》給融化了。我從來沒覺得《春節序曲》會這樣美妙，我甚至覺得從來沒聽過這樣好聽的音樂。我不知道我的同伴們捂在被窩裡都在幹什麼，但突然覺得這樣美好的音樂應該是讓大家共享的。於是，我不顧一切地拔掉了耳機，把我的半導體收音機從被窩中拿出，高高舉起……」
「這時，你猜我看到了什麼？從不同的被窩裡，伸出了三四隻手，每隻手都舉起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它們都同時在放著《春節序曲》……」
當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
陳京生從來就沒讓父母知道自己曾經偷聽過「敵臺」，省得父母瞎擔心。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天，她發現，父親竟然對聽「敵臺」分外熱心，而且不管不顧地開足音量，在全家人的注視和巨大的噪音空隙中，幾個字幾個字地捕捉信息。後來陳京生很快就發現，當時的北京城很多地方都飄蕩著「敵臺」的聲音，你走在小胡同裡走到大街上，時不時會有「敵臺」那熟悉的語調伴著噪音不期然地鑽入你的耳朵——當社會處於動亂之時，人們太需要得到信息了，以至於飢不擇食。
當時，陳京生的兒子還沒有出生。而他出生以後再聽家裡大人說起這些往事，覺得像是聽外星人的故事。什麼是閉塞年代，什麼是與世隔絕，他毫無感覺，這個90後的孩子出生後就生活在一個世界日趨全球化的環境中。是的，對於現在的年輕人，開放的觀念與生俱來，有了網際網路，「敵臺」的誘惑就慢慢消失了。如今，你只需要一點網際網路知識和一些英語水平——這個，在今天也不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