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謝宇弒母案擇期宣判，但就「弒母案」背後的「高材生」吳謝宇，似乎才正式進入媒體輿論的視野。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撇開弒母的慘烈，以及弒母的異化，僅從作案的實施去看吳謝宇的存在，似乎永遠逃不開他高材生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無論是媒體有意或無意地修飾，「北大學子」始終被冠在慘案的背景板上。
可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他弒不弒母，跟「北大學子」的身份並不構成強邏輯。但是，媒體從參與庭審的「知情人」處獲悉，吳謝宇在庭審上談到「弒母計劃」時，直言是按照數學模型操作的，具體的步驟：第一步先試探媽媽，他有一次回福建，跟他媽提過一次「自殺」的想法，他媽媽的回應大概率意思是：「你不活，我也不活」。
說實話，按照吳謝宇弒母的案情推動，貌似「這一試探」算是吃下定心丸。要知道，就案情的核心推動來講，吳謝宇父親的病逝算是觸發點，讓本來就性情壓抑的吳謝宇和好強的母親徹底進入硬撐階段，他（她）們彼此都應該很愛對方，但是又因為父親的病逝，不能更好直面彼此，以至於只能進入彼此心疼又彼此依賴的境況之中。
坦率地講，雖然並沒有相關的鑑定結論認定吳謝宇存在精神層面的問題，但從吳謝宇庭審中的自我描述來看，顯然弒母前後有一定的抑鬱傾向。當然吳謝宇的母親應該也有抑鬱傾向，要不然吳謝宇當時也不會認為「媽媽很像死前的林黛玉」（這裡不排除吳謝宇的「自認為」有脫罪嫌疑）。
從這個層面上看吳謝宇弒母的前後異化，所謂「弒母計劃」的說法，顯然有些太過嚴肅，並且有關他自認為的「數學模型」可能更多也是基於他學霸狀態的講話方式，根本上與所謂的「高智商犯罪」並沒有太強的關聯。畢竟從吳謝宇前後的心理異化來看，是從「自殺」開始的。
所以，對於媒體刻意從「高智商犯罪」出發進行相關報導，更多也只是在蹭「北大學子」的標籤，至於弒母案本身的存在，可能更多還是基於親緣關係的扭曲而觸發的。因此，就算吳謝宇聲稱「按數學模型完成弒母計劃」，大概也是為當時的迷失硬找邏輯而已。
要承認，就吳謝宇對弒母現場的清理以及對母親屍體的處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高智商犯罪」。只是當案情背後的悲劇線索流露出來時，我們才發現吳謝宇對於作案現場的處理，應該屬於作案後本能的恐懼使然，並非是一早想好就要那樣做，因為在吳謝宇的弒母計劃裡，也有「自殺」的安排，只是後來沒有按原計劃操作而已。
不得不說，人性確實是複雜的，老早想好的計劃，輪到「自殺」的時候就徹底變卦。所以很多時候，絕大多數人之所以沒有變成惡人，就在於各自的處境遭遇不同，所以很難絕對的定性一個人是壞人還是好人，只能是在既定的行為反饋中給予特定的標籤。
因此就「好人和惡人」的評判來講，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極致標籤的定性，並非能徹底代表一個人的特質。所以回到解構悲劇的路徑上，就不能鐵板一塊。而是要回到具體的案發背景中，進行事無巨細的揣摩，只有如此吳謝宇弒母案才能全面地袒露在我們面前，而非只是「兒子殺母」的大逆不道之景。
與此同時，之所以要將吳謝宇弒母案排除在「高智商犯罪」的序列之外，就在於吳謝宇的作案動機裡「有愛的釋放」，即便他理解上是錯誤的，這方面從他逃亡的過程中面對周遭的方式裡，也能看得出來。當然，不否認的是：他打著母親的幌子騙取親友的錢財確實是不對的，但那也是基於他對親友在父親生病危難時未提供幫助而錯誤理解造成的。
說到底，如果吳謝宇真的是徹徹底底的痛恨自己的母親，想從此遠走高飛，就不至於在逃亡過程中也有過自殺的想法（庭審中有提到兩次自殺的行為）。所以從始至終，吳謝宇是矛盾的混合體，一方面想擺脫生活的壓抑，一方面又不得不被遭遇本身所吞噬。
庭審中有公開資料顯示，吳謝宇在逃亡過程中和女朋友拍攝過「性愛視頻」，有不少媒體解讀為「壓抑的反撲」，這其實有些把人太過靜態化了。說到底，只要沒有對別人造成不良影響，想必也犯不著去過度的揣測背後的是非曲直。
另外，在很多時候，過分的聰明如果得不到智慧的加持，很容易走向「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境地。按照「知情人」的說法，吳謝宇是比較博學的，熱衷看哲學類書籍，所以看問題的方式相對刨根問底。只可惜，在面對母親沉悶的問題上，他卻走向反哲學的路途。
所以，回到親緣關係的的期盼上，作為父母相較於「願你走出半生，歸來仍是少年」式的美好祈願，更應該注意的是孩子活在人間，一定要不畏人間之苦的品性構建。只有如此，當苦悶襲來時，才能經得起壓抑，鬥得過抑鬱。所以人們常講，經歷得來的智慧，比所謂的先驗聰明更為重要。
就如熊培雲在《慈悲與玫瑰》中寫道：我相信人的一生是身體下坡，靈魂上坡的過程。當我走到時間的盡頭，我願我的一生每一時有每一時的領悟，每一歲有每一歲的江河。但眼下來看，吳謝宇不僅弄丟最愛的母親，也弄丟未來的自己，著實令人神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