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中國進行的偉大的抗日戰爭，不僅最後徹底打敗了殘暴的侵略者，而且也在抵抗外侮的過程中，逐步培育了中國人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提高了國家民族認同。
抗戰中值得思考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正反兩面
早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就因為日本的步步緊逼，產生了強大的民族主義思潮。在舉國呼籲「救亡」的強烈意願中，國民政府的「北伐」，一度獲得了極大範圍的支持，一些原本擁兵自重的武裝力量，也在國家危機面前，放棄政治成見與利益分歧，而逐漸走向了整合。特別是在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看到中國即將實現統一，試圖阻止這一進程而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的內部團結更是達到新水平。而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實現合作，中國各派力量，紛紛在民族主義的保家衛國旗幟下，同心協力，一致對外，從精英群體到普羅大眾，其國家民族意識空前高漲。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抗戰期間，中國民眾中也出現了投敵叛國行為。如何反思這一問題？有人認為這種現象，與「國民性」有關。這一認識錯莫大焉。在那個時代，之所以有此沉痛的一頁，原因仍然應當追究到當時的中國國家轉型尚不充分，處於塑造中的現代民族國家認同仍未打造完成。在國家尚未完成最後統一、內部仍存在嚴重政治紛爭的情況下，由於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乃至文化符號可資凝聚全體國民，因此引發的認同紊亂，自然會帶來政治上的不良後果。
抗日戰爭中國家民族認同的正反兩面，既為當代中國留下了值得繼承的良好傳統，也給後世展示了令人痛心的教訓。這兩種同時發生的經歷，都在提醒今天的中國人，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保持政治符號系統的相對穩定，對中國來說，有著深刻的必要性。由此，執政黨把「建設政治文明」寫進執政綱略，也是順應時代之舉。國家只有在有效的政治文明的保障下、有著內在的統一性，才能保證國家內部的團結。
當然，如今中國民族主義的使命，已由「保國救亡」轉變為「國家建設」。包括抗戰時期在內的原有民族主義追求，已不足以勝任21世紀中國國家建設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更新民族論述，也非常必要。
與當年抗戰時期不同的是，今天民族主義所關照的重點，已不再是外來壓迫，而是在對外交往中堅決保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同時，還要進行內部制度創新，實現高度的科學、法治與民主，以維護公民權利，保障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肯定過去民族主義的合理性，並不意味著現在仍可以無限度地堅持
與此同時，還要看到，完全源於歐洲的民族原則，來作為今後中國國家建設的指導，也正日益暴露出其不足，需要予以揚棄和創新。主要在於兩方面：其一，源於歐洲的民族原則不足以涵蓋「中國復興」這一命題。當代中國的復興，應該被視作為文明復興，它包含了中國人在物質、制度與精神心理上的多方面多層次追求。民族原則的世俗性，決定了它的國家建設方案，是高度權利化的，無論對外伸張主權還是對內訴求公民權利都是如此。這種政治民族主義的旨趣追求，對於如何使中國重新成為一個富有文化活力的國家，無法提出設想和提供方案。如何協調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當下事實與作為「文明國家」的歷史傳統之間的緊張，將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建設與以往的歷史和文化相對接，當代中國人應有新的思考。
其二，如果將民族原則無限伸張，又有其風險。在中國處於被殖民地被侵略命運的那些年代，中國興起民族主義思潮、在此強大精神動力下起而保家衛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是一種弱勢者的民族主義。然而，肯定過去時代民族主義的合理性，並不意味著現在仍可以無限度地堅持民族原則。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國已經取得其獨立自主，基本實現國家統一；另外，已經是國際政治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有著廣泛的世界影響力。在這種變化了的歷史情境下，民族論述在當下中國仍有合理性，但在繼承與創新這一論述時，又應當格外慎重。
程亞文（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