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歐洲人為什麼會走上漢語的「不歸路」？

​白樂桑

首任法國國民教育部漢語總督學，

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

法國著名漢學家，

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

全歐首位漢語教學法博士生導師，

法國漢語教師協會的創始人及首屆會長。

陳楠（以下簡稱「陳」）：歐洲人好像對文字學都很感興趣，您是如何與漢字結緣的？

白樂桑（以下簡稱「白」）：我一生中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你為什麼要學習漢語？」文字問題，作為一個學術問題，長久地捕獲著歐洲學者和大眾的好奇心。不過在語音學問世以後，文字就被邊緣化了。「文字學」這個詞出現於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文字裡。後來，尤其是法國思想家們，如德希達、巴特等人的重視以及符號學、美學的助力，為新時代拉開了序幕，使文字重新獲得了關注。

對於求學時期的我來說，漢字的透明度是零，也就是根本看不懂。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就特別願意發現漢字後面有什麼，漢字後邊是什麼境界。好像西歐人就對古文字興趣比較濃厚，古埃及文字的最後解碼者就是一位法國人。

那時，我剛學過幾十個漢字，就馬上拿著《人民日報》或其他中文報紙看一看，經常坐地鐵時錯過車站，因為特別想查到我學過的字。我當時對漢字入迷到什麼程度呢？朋友和同事碰到我都會這樣打招呼：「中國人你好！」我的外號就是「中國人」。

我為什麼會走上漢語的「不歸路」？是為了一種追求發現。我在哪兒能追求發現？是拉丁字母嗎？不是，哪會有什麼拉丁字母文化呢。我追求的發現在漢字裡。我對現在法國漢語教學的歷史有一定的了解，人們很少有說漢字難的，都覺得很深奧，很有意思。我慢慢發現，在漢語教學界說漢語難、漢字難最多的是中國人，而不是西方人。這個現象很有趣。

陳：作為外國人，您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有遇到「文化衝突」嗎？

白：我剛到中國時，我遇到的一個「文化衝突」很有趣，並且對我後來研究漢字和在中文教學上提出的「字本位」方法有不小的影響。在來中國時，我帶了一盤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磁帶，我希望儘早讓中國人聽到我喜愛的西方古典音樂。有天晚上，我就帶著磁帶去找中國學生分享，聽完之後我會問他們：「怎麼樣，好不好聽？」有趣的是，幾乎所有中國學生都回答「我聽不懂」。其實，我只是想問音樂好不好聽，但這一結果是我從來沒有預想到的。如果有中國同學讓我聽京劇，我會說好聽或者是不好聽，而不會說「聽不懂」。後來我思索，這會不會跟思維方式有關。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所以西方人更傾向於就形式發表評論。而漢字是表意文字，所以中國人更傾向於就內容發表評論。語言文字是不同文化的基因，是人類最內在的東西。古典的德國哲學、法國哲學、中國哲學為什麼不一樣？可能語言不同是原因之一。語言不只是工具，它應該還影響著思維方式或思想。

▲ 懷素 小草千字文（局部之一） 貞元十五年（799） 絹本 33.7cm×1730.cm 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陳：在現代字庫字體設計與logo字形設計中，存在不注重漢字文化傳承而對字體胡亂變形的現象，請您分享關於「字本位」的研究與實踐心得。

白：1996年，我在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目前漢語教學面臨著危機。大部分教材沒有抓住漢語教學中最根本的問題，即怎樣處理『字』這一語言教學基本單位的問題。確切地說，無論在語言學和教學理論方面，還是在教材的編寫原則和課程設置方面，都不承認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能正確處理中國文字和語言所特有的關係，這是漢語教學危機的根源。」我的這一番言論徹底引發了漢語教學界的「字本位」與「詞本位」之爭。其實，漢語教學以「字」為本，一直是我的基本思路，我最早寫的那本漢語教材是典型的「字本位」。後來，發表評論的人越來越多，有支持我的，也有持不同意見的，逐漸演變成漢語教學中的「字本位派」和「詞本位派」。我所謂的「字本位」主要是指我的「以字代詞」的漢語教學方法，其內涵是承認漢語具有兩個語言教學單位而不止一個，即字和詞。法語、英語、西班牙語等都是表音文字，教學的基本單位就是詞，沒別的。而詞又是什麼？我們對此的定義很簡單，以法語和英語為例，詞就是空格之間的字母，如「Chinais」，在「China」和「is」之間有空格，那麼，「China」和「is」就是兩個詞。中文呢？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版的漢語教材都是套用西方的模式，也強調詞，如老師「teacher」。對西方旁觀者而言，說「teacher」是個詞，很好理解。可是在中文中，「老」和「師」分別是單獨的字。那麼，「老」是什麼意思？「師」又是何意？沒有答案。接著又出現了「老人」這個詞。這個詞中的「老」與「老師」中的「老」一樣，為什麼？也沒有答案。

上面的這個例子是想說明，當時中國漢語教學的這個思路是為了靠近西方，否認漢語不只有一個語素單位。「老師」是個詞，但是由「老」和「師」兩個語素組成，是表意單位。中文是語素非常突出的語言。所以，我的一個很簡單的看法就是中文的獨特性在於字是基本單位，而西文中的詞是基本單位。

只要承認這一點，就會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教學法。可是，若不承認，就會違背教學最基本的原則。我把這個原則叫作經濟原則，就是省力原則，用儘可能少的資源達到最佳效果。這在外國人學習中文時體現得最為明顯。如果不講字，一個外國初學者馬上就會問：「『中國』是『China』的意思，可是第一個字『中』是什麼意思？『國』又是什麼意思？」對於外國的學生來講，「中」和「國」是兩個基本信息，因為它們都是獨立的語素。我主張對這兩個字作分別解釋，這樣，學生在碰到「大國」一詞時，就會知道「國」不是「中國」的意思，而是「國家」的意思，從而學生會具備自主理解的能力。中文是表意性很強的語言，所以識字是最重要的，然後才是組詞。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漢字不是很難，而是太多。掌握400個漢字，只能是達到漢語的入門級。那這400個漢字的挑選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我儘量挑選使用頻率高、構詞能力強的400個漢字。我的思路就是以字代詞，而非以詞代字。儘可能達到最高的覆蓋率，才符合經濟原則的漢語教學路子。

▲ 懷素 小草千字文（局部之二） 貞元十五年（799） 絹本 33.7cm×1730.cm 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我很崇拜中國古代的《千字文》，它的作者周興嗣是個天才。他發明了一個能控制解決中國閱讀能力的策略——在最短的篇幅之內放進儘量多的字，並且一個都不重複。這就是經濟原則最好的體現。周興嗣發明了一種學習策略，或稱教學策略。

陳：您怎麼看「推廣漢語」？

白：在中國，我常聽到推廣漢語的說法。其實，我並不贊同這種說法，而主張使用傳播漢語一詞。傳播漢語這個表述讓人更舒服一些，而且還可以拓展漢語的文化內涵。

▲懷素 小草千字文（局部之三） 貞元十五年（799） 絹本 33.7cm×1730.cm 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語言文字和思想、思維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我們用語言分析周圍信息並把這些信息處理好。每種語言都有它分析周圍信息的獨特方法。我喜歡用一個詞叫「文法」。文法最早的意思是「語法」。可是，我給文法提供一個新意，即它不是語言的法則，而是文化的法則。也就是說，一種特定文化有它的內在邏輯，中國文化當然也不例外。中國要展現自己的軟實力，做好漢語以及以它為載體的中國文化的傳播是一種重要的途徑。但是，這是一項潤物無聲的工作，需要長期地、紮實地進行。

陳：請談談您對甲骨文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看法，以及對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的感想與祝福。

▲懷素 小草千字文（局部之四） 貞元十五年（799） 絹本 33.7cm×1730.cm 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白：我從事漢語言文字教育幾十年，極為重視甲骨文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以及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的相關紀念活動，並寄託了極大的期望。

中國甲骨學歷史悠久，造詣很深、很豐富，可缺乏旁觀者，以及跨學科、跨界的新眼光。期待這樣的新眼光來激活和發展甲骨學。我很欣賞陳楠等學者優秀的甲骨文藝術設計成果，確實也需要這些新視角，以使甲骨學拓展更多、更廣的新領域。

以上內容摘自《中國藝術》2019年第4期

作者：陳楠 白樂桑

《用藝術設計連接傳統與現代——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八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