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萬福村村民 看電影雜誌
它是今年最有爭議的電影，沒有之一。
多數主流媒體對它的評價，無不帶著激昂的情緒。
「Most Ambitious」是出現最頻繁的一組詞，有史以來「最具野心」的電影。
「Most Ambitious」
無論是熱情還是怒火，你總會在電影結束後被徹底點燃，很難做到心如止水。
它就是未見真身卻早已聲名遠揚的[列夫·朗道:娜塔莎]。
[列夫·朗道:娜塔莎]，下簡稱[DAU:娜塔莎]
「最具野心」只是遮羞的噱頭，還是名副其實？
下結論前，你需要先知道[列夫·朗道:娜塔莎]講了個什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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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的食堂。
娜塔莎和奧利雅是食堂的兩名女服務員。
白天，她們身著黑色制服，面無表情地為顧客端盤送水；夜晚，待到食堂關門，她們倒上兩杯香檳小酌，聊起了人生與愛情，無望之中似乎又飽含希望。
娜塔莎(左) & 奧利雅(右)
她們和顧客調情，鬥嘴，為愛的本質而爭吵。冗長的、散漫的、醉醺醺的對話，填滿了大部分時間。
這樣糟糕的日子，循環往復，望不到頭。
有一天晚上，科學院的科學家布利諾夫博士與來訪的法國科學家盧克來到食堂用餐。
娜塔莎和奧利雅陪他們一起吃飯，喝得酩酊大醉。
盧克和娜塔莎喝過交杯酒後，趁著醉意抱在一起接吻。之後盧克把娜塔莎帶到房間裡做■。
赤身裸體，不加遮掩，尺度之大令人瞠目。
第二天收工，娜塔莎依舊和奧利雅在食堂喝酒：「敬我們這難得的休息時間。」
奧利雅喝醉後，尚且清醒的娜塔莎徹底崩潰了。她和情人分開了，遊走於一個個男人之間，放蕩之下儘是空虛。
她一個人蹲在牆根抽菸，雙手抱頭；她用力地彈掉菸灰，若有所思；她痛飲伏特加，咒罵所有人，埋怨命運的不公。
「為什麼啊這一天天的。我希望你們都去死，但還要祝你們幸福快樂，財源廣進。」
「早上在家醒來，白天在外工作，晚上過過私生活。什麼私生活？根本沒有什麼私生活，只是個普通的妓女。」
當你以為生活不可能更糟的時候，總會被迅速打臉。娜塔莎沒想到的是，那天晚上竟是另一個噩夢的開端。
她被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了，原因是和外國人通姦，懷疑她在從事某種間諜活動。
娜塔莎被一個滿臉橫肉的克格勃官員召喚到審訊室。克格勃官員的語氣時而關切，時而輕蔑，有條不紊地用心理折磨來摧毀娜塔莎的意志。
最終審訊演變成了大型凌辱現場。他命令娜塔莎脫光衣服，遞給她一個酒瓶，命令她塞進自己的下體。
冰冷的幽閉空間內，一切行為都令人不寒而慄。昏暗的燈光在娜塔莎的後背反射出斑駁渾濁的色調，與她絕望的心情相吻合，也象徵著史達林時代的極權壓迫。
這齣鬧劇以娜塔莎籤署的一份協議收場。她為自己選擇了「文藝復興」的代號，願意為克格勃服務，負責監視盧克和他的國際同事。
娜塔莎回到了食堂，繼續著她的日常生活。
她和奧利雅還在因為同樣的事情吵架：「我最後再說一次，去把地掃了。」
可憐的娜塔莎，不管是肉體還是精神，都在前一晚被掏空了，被剝奪了自主性的她宛若空殼。比這更可怕的是，她看上去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太陽照常升起，此地無人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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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像著上述所有或平淡或跌宕的劇情，包括埋伏其中的極權主義，奧威爾式監控社會，卡夫卡式噩夢，以及露骨的性侵犯，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的。
是不是瞬間覺得，這部電影已經不僅僅只是一部電影了。
圍繞著[DAU:娜塔莎]的巨大爭議，也源自於此。
因為它是一個「偽裝」成藝術項目的社會實驗。
[DAU:娜塔莎]的導演是來自俄羅斯的葉卡特琳娜·奧特爾和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赫爾扎諾夫斯基最初計劃拍攝一部諾貝爾獎得主、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1908-1968)的傳記片。
DAU取其名字Lev Landau的後三個字母
在拍攝過程拿到了俄羅斯富豪謝爾蓋·阿多涅夫的投資。
有了金錢的支持，赫爾扎諾夫斯基的野心也被撐大了，這才有了DAU項目。
2006年，赫爾扎諾夫斯基包下了烏克蘭哈爾科夫的一個廢棄遊泳池上，圈地42000平方英尺，重建了一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科學院。
與3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列夫·朗道所在的科學院幾乎一模一樣。
赫爾扎諾夫斯基要在這座再造的蘇聯建築裡，還原出列夫·朗道當年在科學院的生活，也就是1938-1968年。
建好以後，四百多位主要演員和一萬多名非職業臨時演員住了進來，有些人一待就是兩三年。
他們籤下保密協議，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
這裡有嚴格的制度，沒有手機和網絡，提到當代社會會被罰款125美元；入口處有人站崗，謝絕參觀；他們使用上世紀的盧布作為貨幣。
從建築的風格，食堂的布局，再到各種精巧的道具，包括火柴盒，餐盤，衣飾，全都是定製的，為了符合這個項目的時代背景。
DAU項目被稱作「史達林主義的楚門的世界」(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設定也很像電影[紐約提喻法]，安排一群演員24小時不間斷地即興表演，持續數月乃至數年。
[紐約提喻法]
在這個巨大的人造空間裡，收音用的麥克風被放置在了每個角落，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用35毫米膠片攝影機在片場裡來回走動，隨意拍攝和記錄。
這樣的創作有著自然主義的感覺，但又不是完全的紀實。現場即片場，沒有電影正在拍攝，記錄卻無處不在。
2009年到2011年，三年時間，上世紀的蘇聯在這裡走過了三十年。
DAU項目累計了超過700個小時的視頻素材，8000小時的錄音對話，3700萬的文字轉錄，50萬張照片，圓滿收官。
赫爾扎諾夫斯基擁有這些素材的最終剪輯權，他花了六年的時間，將這些素材剪出了14部電影和3部電視劇。
從DAU項目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在影史寫下了屬於自己的一筆。幾乎全世界的影迷，都在等待最終的電影成品。
2019年1月24日-2月17日，DAU項目的部分影像率先在巴黎的Chatelet劇院和la Ville劇院放映
終於在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DAU項目的第一部電影[DAU:娜塔莎]正式亮相，引起轟動。
《IndieWire》評價說：「自從[阿黛爾的生活]之後，還沒有哪部電影的性愛場面，能在電影節引起如此大的爭論。」
總之各路評價褒貶不一，有的彩虹屁吹上天，每一秒都在改變影史；昏昏欲睡者也不在少數，節奏慢，虐待狂，好概念不是好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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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電影所講述的故事，也知曉了電影的製作背景，那麼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DAU:娜塔莎]，或者說DAU項目，它到底是改變影史的神作，還是慘無人道的暴行？
接著裝理中客沒意思，我的答案是，神作談不上，神棍倒是看出來了。
作為電影，[DAU:娜塔莎]有電影層面值得肯定的東西：製作精良，于爾根·俞格斯的手持攝影很有震懾力，伸進了DAU項目中最骯髒的角落，也因此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傑出藝術成就獎。
于爾根·俞格斯
娜塔莎的扮演者，納塔利婭·別列日納婭的表演也值得一座最佳女主的獎盃。
她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氣質，像是香菸和白蘭地的混合體。她將自己的表演描述為「going with the flow」，沒有表演的表演。
但就像之前所說的，[DAU:娜塔莎]不只是單純的電影，所以對它的評價，也應該跳出電影。
如果一部電影的好，是需要被說明的，是需要搭配一份項目說明書聯合展現的話，那就是還不夠好。畢竟當噱頭凌駕於電影之上時，就應該警惕了。
脫離DAU項目單獨看[DAU:娜塔莎]，是平庸的，沒有清晰的背景，沒有前因後果，劇情本身只是一些粗糙的，鬆散的，節奏緩慢的生活片段。
關於史達林統治下的個人隱私和政治生活，也不過是老套的、冷酷的極權壓迫主題，沒有任何新的見解。
再說回整個DAU項目，目的是重現上世紀蘇聯在史達林主義下受壓迫的日常生活。這使得項目形成了自己的超現實主義，有點像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參與者到底是演員，還是臣民？
[DAU:娜塔莎]最有爭議的時刻，酒瓶被塞進娜塔莎的下體。導演堅持說那只是表演，沒有強迫演員，不過在俄羅斯本土，[DAU:娜塔莎]還沒有上映，就以「色情宣傳」為由遭禁。
甚至在柏林電影節放映之前，就有人就對電影節的這一決定提出質疑。因為在三年前的「MeToo」運動中，就有人指責赫爾扎諾夫斯基在DAU項目中不尊重女性，使她們難以忍受壓抑的工作環境。
電影之中的暴力，是有藝術價值的，而並非現實中的暴力。[DAU:娜塔莎]始終在強調DAU項目，目的是模糊電影與現實的邊界，所以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實則是為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提供一個攻擊他人而不必負責的場所。
此前在柏林電影節，有人在採訪中時問過赫爾扎諾夫斯基，感覺這部電影戲裡戲外都有著強烈的操縱慾，赫爾扎諾夫斯基卻反駁道：「如果你覺得被操縱了，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生活是一個危險的項目，與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相比，DAU只是一所幼兒園。」
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要說導演是盯著前蘇聯的深淵看了太久，並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一個「小史達林」，這是不夠的。
樂於打造一個虛擬社會，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崇尚權力壓迫的。DAU項目自成立的那一刻起，就違背了它的初衷。
他想通過DAU這個項目來說明「極權之下，人若芒草」的境遇，也想告訴現在的人們，我們距離過去那個被妖魔化的蘇聯其實並不遙遠。而他本人，恰恰就是最先自證的那一位。
俄羅斯《新報》的專欄作家安娜(Anna Narinskaya)在對[DAU:娜塔莎]的評論文章中說：「赫爾扎諾夫斯基建造了一個巨大而貪婪的機器，它可以作為旁觀者揭露我們的缺陷，也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自己的缺陷。至少現在(電影上映後)，選擇權交到了公眾手上。」
屠龍的少年，身上長出了鱗片。
只是他尚未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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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它是改變影史的神作，還是慘無人道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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