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玲：自我被誰傷害（下）

——論完美犯罪的精神動力學（四）

（續 前）

W的故事和夢，也闡明了抑鬱症的心理動因之一，是早期理想自我因愛的「斷乳」而受損。自我好與不好的價值定位，早在過去就設置了。也可進一步解釋，自我的不存在，是主體全被自我理想淹埋，而這個自我理想是承襲和內化了他人理想。沒有個性化的自我，自我感是空的，或說身體是我自己的，自我的情操思想是他人的。這類人中，有些是被背負的偉大責任和美好理想壓迫得直不起腰；有些人，是完全沒有自我理想或自我，感覺盲目或麻木地活著。

W心理那些「zhuanzhi」自我，很像是zhuanzhi思想的代言，而他同樣充滿「zhuanzhi」自我的母親，（此處省略若干字）應該說，在精神層面，父母之愛是小孩自我價值的胚胎，社會秩序是父母或成人自我價值的胚胎。

很不幸，我們的文化及家庭教育，恰是擅長說教、重分數技術，迴避情感、輕人格培育的文化（有關「中國人為何說不出愛」「為何中國孩子智商高情商低」的現象和研究，數不勝數。其根源何在，眾多國人心裡都有數，只是無奈的沉默，甚至不敢承認罷了）。這使人不得不聯想到，家庭之所以短缺精神母乳，是因教養人本身就沒吃過精神母乳……（此處省略若干字）

甚至可以說，缺失精神母乳是文化的特色，它導致的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情結：愛匱乏症，zhengzhi恐懼症。表現在國人身上的特徵是，在公德或正義面前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惹不起躲得起」的迴避型人格。

如果說，心理病患者那千奇百怪的症狀背後是同一個病因「童年創傷」，那麼，缺精神母乳的撫養人，則是傷害童年（自我感）的罪人，缺失人性尊重的極權制度，則是窒息精神母乳的有毒土壤。

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具備——愛關係。（註：上篇文章裡，闡釋了健全人格基於的結構：外部愛的關係 + 主體的成長性自我）

真正令人成長的「愛關係」是弗羅姆指出的：世界上最艱難的愛，是我們對孩子們的愛，因為我們愛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最終離開我們，去過自己獨立自由的生活。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對孩子的愛，更多是以愛的名義而實行的控制和束縛，這樣的愛是不能給孩子以自由的。

我國家庭對孩子的愛，剛好相反。由於體制帶給人的諸多不安全，父母不得不以「望子成龍成鳳，養兒防老」的勢力為目的，而利於人成長性的愛，根本就談不上。即便說父母很愛子女，那也是控制和束縛的愛。這樣的愛，完全是以愛的美名而犧牲了孩子——獨立思想、生產性的自我。

人的自我身份感，是早期「價值判斷」了的。是我們幼年時候被環境「強制教育」為是沒出息的弱者，或有出息的自負者，或聽話的好人，或不聽話的逆子等等所塑造的。而在神經症的人格中，發現他們的成長性自我，是被過去的低價值身份鎖定，但他們同時又背負了必「有出息」的遠大理想。

中國文化，衡量有出息的價值標準是物質，最低標準也是你在大城市買了房子沒有……為成為他人眼中的「成功人」，不計其數的人變成了房奴，或撈錢的機器。

說難聽一點，我們都是神經症，至少也是神經症的易患群體。我們患有「愛匱乏症，zhengzhi恐懼症」的自我，是被兩個理想所傷，一個是他人標準的理想，一個是成為被他人認可的自我理想。

可謂真正的幸福，是看你是否你活在愛的關係裡，所謂真正的成功，是看一個人是否活得自在而寧靜。我想，這樣一種人生狀態，應該是弗洛姆所稱的有生產性自我的人，才可達致呵。悲嘆的是，從我們許許多多的親密關係障礙，以及神經症的人際恐懼看出，其癥結恰是被嚴酷的、無法容忍差異、無法忍受不確定、害怕改變的刻板個性所致。常見的人與人之間衝突，也幾乎是以評判、指責為武器，強烈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攻擊對方的價值觀為目的。

我們的應試教育，和畸形的「641」家庭結構，註定了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學校將把「知識與理想」方面的進展，狂轟濫炸給下一代；註定了硬給道理而無視孩子的情感互動；註定了短缺生命早期所必需的、體現愛的精神母乳。

去年，耶魯「學校長小貝諾·施密德特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否定中國的教育，他談到的「中國教育的做大做強是面子工程。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他們的學者退休的意義就是告別餬口的講臺，極少數人對自己的專業還有興趣，除非有利可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真正意義上的事業。而校長的退休，與官員的退休完全一樣，他們必須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權勢為子女謀好出路。」還有人說，中國的教育者在做「自己屋子裡的君主。」「他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他們竟然引以為驕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

若家庭是國家的細胞，那麼國家的教育自然滲透在各個家庭。

我們的自我怎樣形成？我們的價值怎樣定位？我們的人格健康與否？全仰賴我們的幼年處在怎樣的母體環境。可是，父母們能給到孩子什麼呢？

（待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