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看過《小兵張嘎》《洋鐵桶的故事》《雞毛信》等等反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少年兒童與敵人鬥爭的電視、電影。影片中的兒童團員，小小年紀卻機智勇敢，屢屢戰勝兇惡狡猾的敵人，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實，嵊州市解放初期的兒童團活動，比之於影視作品裡所描述的，一點也不遜色。
嵊州市是1949年5月22日解放的。解放初期，敵我鬥爭非常激烈。國民黨的殘餘勢力不甘心滅亡，逃到山上和各式各樣的反革命武裝勾結在一起，瘋狂地與新生的人民政權為敵。他們散布反革命謠言，威脅、暗殺革命幹部和積極分子。農村中的不法地主，舊政權的殘渣餘孽，與山上的國民黨土匪暗中聯絡、互相呼應、蠢蠢欲動，妄圖捲土重來，復闢舊政權。翻身做了主人的廣大農民群眾，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展開了清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剷除了國民黨反動派在農村中的統治基礎。在這場亙古未有的變革中，嵊州市的兒童團員們和他們的父兄並肩戰鬥，積極參加了站崗放哨、送信聯絡、監視敵特、宣傳發動群眾等活動，是當年農村裡對敵鬥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站崗放哨
解放初期，為了防止逃到山上的國民黨殘匪和各地的反革命分子相互串聯、暗通關節，嚴格控制人員往來流動，各個村莊都在交通要道設立崗哨。人們出入村莊，都須持有本村農會開具的路條，當時叫「出口證」。由於少年兒童心明眼亮、人小機靈，沒有大人們各種人情世故的羈絆，思想純潔、鐵面無私，又少有農活和家務的拖累，而且多少有些文化，因此，當時我市各村站崗放哨、查路條的任務都是由兒童團員負責擔當的。
本端通訊員老家嵊州市剡湖街道竹前村（竹山、山前兩村合併），位於市區北面稍偏東的剡溪西岸，離縣城不到5公裡。這裡有一座孤立於剡溪衝擊平原上的小山，古稱眠蠶山，當地人都叫它覆船山。這山周圍不足半平方公裡，最高處也只有20米光景。山的前面（南面）是山前村，山的東北坡是竹山村，著名的竹山渡就在村東不遠處。竹前村如今是我市主城區（剡湖街道）和副城浦口街道的結合部，當年可是聯繫我市西部的會稽山革命老區和東部的四明山革命老區的樞紐，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解放初期隸屬於竹山鄉，起初鄉政府設在我們山前村（後來鄉政府遷移到荷花坪村的明心寺），鄉長是我們山前僱農出生的吳香根，鄉農會主任朱元標也是山前人，鄉裡的其他幹部也大多是山前、竹山人。山前村後面的山雖然不高，但有很陡的崖壁；村前面像腰帶似地圍著村子的一片狹長水域，村裡人叫它為「門口塘」，據說是剡溪改道後留下的古河道。門口塘上架著一座有兩個橋墩的長石橋，是村民出入村莊的必經通道。橋對面是聯繫我市東西部地區的大路，橋頭大路旁有棵百年大楓樹，樹蔭足有半畝地大。大樹下有一塊水牛狀大青石，石面被歲月磨得光滑似鏡，是過往行人歇腳的好地方。
我們村查路條的崗哨就設在橋頭大楓樹下。
由於我們村是竹山鄉鄉政府所在地，村裡的農會、婦聯、民兵、兒童團，幾乎是和鄉政府同時成立的，比周圍村子都要早，各項工作也都走在前面。村兒童團員有20多人，都是8至15歲的貧下中農子弟，團長是吳香根鄉長的同母異父的弟弟張常貴。當年張團長雖只有16歲，卻長得高大壯實，如同成人。他把團員分成三人一組，輪流去大楓樹下值勤。我當年只有7虛歲，當兒童團員本不夠資格。我的堂哥是兒童團骨幹，又是常貴團長的好朋友，就破例讓我入團，並把我分在堂哥的組裡。沒過幾天就輪到我們組去大楓樹下站崗了，堂哥是組長，他手拿一把沒有刀鞘、像寶劍似的日本長刀（據說是從日本鬼子那裡繳來的），儼然是個威武的指揮官。另一個兒童團員手裡的武器是一枝梭標，就是紅纓槍，我們這裡的人叫「板槍」。我在組裡排老三，拿的是一根硬木棍，像西遊記裡孫悟空手中的金箍棒。沒事時我們就在樹下大青石邊玩耍，只要看到有人過來，我們就立即停止玩耍，拿起武器嚴陣以待。待來人走到面前，三個人一齊圍上去，查問他（她）是哪村人，叫什麼名字，到哪裡去，去幹什麼。一般情況下，來的人再牛高馬大，面對我們的查問，也不敢有絲毫怠慢，會一邊遞上路條，一邊認真回答我們的問話。記得當時往來的基本上是剡溪兩岸鄰近村子的人，從西邊過來的人多數是去浦口趕集的，從東邊竹山渡過來的則基本上是回娘家的年輕婦女，或是去看出嫁女兒的大娘、大伯，再就是去看病的病人；在當時的環境中，誰也不會無事出來瞎逛的，來往的人比平常少得多。我們認真驗看路條，核對姓名無誤後，客氣地把「出口證」還給人家，放他（她）過去；如果沒有路條，那是天王老子也不行的。一次家住隔壁村的堂哥的親舅舅有事來堂哥家，以為大家都認得，就沒帶路條，我們硬是不讓他進村，還說這叫人熟理不熟。堂哥身為組長也不好說什麼，氣得他舅舅好長一段時間沒來堂哥家。因為這事，我們受到駐村的南下幹部李同志的表揚，一時傳為佳話。
有時我們會爬到大楓樹上去瞭望。往東能看到浦口鎮，往西會望見裡坂村，四面八方的山川田野，一目了然；無論哪邊有人過來，就通知樹下的隊員做好準備。有一天樹上瞭望的人，望見有人從竹山渡渡船上下來，往這邊來了，我們立刻做好準備。可是等了很長時間，卻不見來人。這人到哪裡去了呢？正當我們覺得奇怪時，忽然隱隱約約看見有人在沿大溪（當地人稱剡溪為大溪）岸邊走。崗哨班長斷定這個人有問題，立刻讓一位團員過橋去村裡叫民兵。很快，民兵帶著槍趕到。班長留一名團員在哨位，他和另一名團員領著民兵去江邊把那個人帶到村農會辦公室，交給李同志審問。原來那人是大溪對面的蔣家埠人，在山上當小土匪，剛從山上下來，想去裡坂村請當民兵的妻弟陪他去坦白自首；看見這邊有崗哨查路條，想沿江邊繞過去，不料被我們發現。不過壞事變好事，促成了這位誤入歧途的小土匪及時自首，提前回家。他的父母還特地趕到我們村來感謝我們幾位兒童團員呢！
很快到了1949年的初冬，大路上風沙特別大，兒童團員穿得都很單薄。團長帶著我們去村邊的小山上砍來竹木，去田坂裡拖來稻草，在大樹下搭了個草棚，四周圍起了厚厚的草牆，在沿路的兩側各開了一扇小窗。風雨天，站崗的兒童團員貓在草棚裡，班長就讓兩名隊員各守一個窗口，盯著路的兩頭。風雨再大，我們也仍堅守在崗位上。
好多兒童團員和我一樣是在村學校讀書的，我們輪到放哨時就向老師請假，第二天老師會給我們補課的。年底學校放寒假了，沒輪到站崗的兒童團員也會去崗位上玩耍，大樹下，一下子熱鬧了許多。人多力量大，更不怕有人闖崗了。這個崗哨一直設到1951年初夏，土改結束，我市土匪被全部剿滅，社會安定了才撤除。歷時近兩年。
送信聯絡
解放初期，社會劇變，鬥爭激烈，事情多，變化快。上傳下達互相聯繫的事，頻繁而又複雜。那時縣、區才有電話，鄉村兩級是沒有電話的，上下左右所有的聯繫，全部要靠人步行送信來完成。鄉政府設在我們村裡，送信聯絡的任務當然比其他村繁重多了，白天黑夜都會有信件、通知要送。夜裡和重要信件的傳送，一般由持槍的民兵去完成。白天一般信件的傳送任務，往往會落到我們兒童團員的身上。雖然我們體力沒有大人強，但我們兒童團員腿腳快，人小不會被人引起注意，又有空閒時間。當然，送信的任務通常會叫年齡大一點的團員去完成。記得我曾跟著堂哥把一封鄉政府的信，送到城東區人民政府。堂哥帶著我從村裡出發，走過我們的崗位，渡過竹山渡，經過湛頭、浦口、茹家村，終於把信送到設在沈家坎大洋房裡的城東區人民政府。那是我當年去得最遠的地方了。我也曾和別的小夥伴一起，把信送到設在裡坂村的禹溪鄉政府。一天，鄉政府要送通知給鄰近的何家村，一時找不到人，我恰巧在鄉政府旁邊玩，就叫我送去。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執行送信任務。其實何家村就在我村旁邊，不到二裡路，我卻高興了好幾天。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發生的人和事，現在的人們是很難想像和理解的。
監視壞人
清匪反霸運動時，為了及時了解土匪和家屬的思想動態，領導會暗暗布置住在與這些人鄰近的兒童團員暗中監視。由於兒童耳朵靈，眼睛亮，手腳快，不會引人注意，往往會非常出色地完成任務。有一個土匪半夜時潛回家裡，就被住在隔壁的兒童團員看到，迅速報告給農會裡的民兵。那人還沒和家裡人說上幾句話，民兵就找上門去，把他帶到農會裡。土改運動中，有位民兵被地主媳婦拉下水，經常把農會裡商量的事透露出去。一次這個民兵在地主家裡吃粽子，被隔壁的兒童團員看到，報告給農會。農會立即採取措施，將這名民兵隔離審查，清除了隱患。還有個地主，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把金銀珠寶偷偷埋在屋後的燕竹園裡，也是被隔壁的兒童團員發現，報告給農會，這些浮財很快被民兵挖了出來。
土改時經常開大會，「地富反壞」被集中在會場一角，以便隨時傳喚。這種場合，情況複雜，看管這些人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不能有一丁點的疏忽。上級常常把這種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兒童團。我們總能不辜負上級的信任，出色完成。由於兒童團員的努力，當時的許多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取得勝利。兒童團員起到了成人無法替代的作用。
宣傳發動群眾
解放初期的各項運動，宣傳發動群眾是頭等重要的工作，也是最難最複雜、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兒童團員幾乎個個是職業革命家，除了在家睡覺、吃飯，放下碗筷，就奔出家門，活躍在村子裡，配合當時的各項中心工作，貼標語，發傳單。早晨、傍晚穿街走巷，用大聲呼喊的方法，宣講形勢和任務，造成革命氣勢。開會時，布置會場，帶頭呼口號。哪裡有重大活動，哪裡就有我們兒童團員活動的身影。
我市兒童團的活動，幾乎和解放初期的建立政權、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等運動相始終。兒童團自1949秋成立一直到1951年底，歷時二年多，一方面是解放初期各項運動的主力軍之一，作出了無愧於那個時代的傑出貢獻；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提高和鍛鍊了當時青少年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51年民主選舉時，我市有好幾位兒童團長直接被選為鄉長，仙巖鄉施家爿村的兒童團長童方林就是其中的一位。許多人後來成為農村的共青團書記、黨支部書記，更多的成為各條戰線的骨幹、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