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 吳益超攝
不急著寫科普書，也不開認證微博提升個人名氣，王原或許是在追求科研、科普效益最大化的同時，為保持自身的低調而尋找著某種平衡。
面前的盒子裡，靜靜地躺著一塊來自恐龍時代的蠑螈化石。
「我還真怕一不留神把它打碎了。」這是記者第一次零距離接觸如此古老的「小生命」。
「嗨，沒事，打過膠了，你別特意砸了它就成。」
大眼鏡，瘦高個，44歲的王原是個典型的科學家。2004年，他走馬上任中國古動物館館長，同時也是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一口京片子，很快打消了記者的忐忑。
意外「跨行」
1991年大學畢業，作為唯一一名被錄取的研究生，夢想研究恐龍的王原從北京大學地質系來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他的老同學中，有出國的，有轉行做公務員的，還有一些因為炒股發了點小財。或許對他們來說，地質系的理學學士只是張文憑。
年輕的王原倒沒想那麼多，「只要好好幹，準能留所工作。」
作古動物研究就得經常出野外採集化石，這種生活很苦。有一回王原在新疆，遇上颳大風下大雨，帳篷都給吹翻了，很是狼狽。王原卻覺得很有趣，「你在城裡可體會不到」。
但盜挖對他們來說卻是災難。科考隊挖掘化石，現場總是保持得十分規整，「但第二次我們再去，千瘡百孔！全被盜挖的搞亂了。」
這就需要科研人員「兼職」當保安守夜。十多年前在東北的冬夜裡，王原也曾披著一床軍褥子，凍得瑟瑟發抖看著山。
2011年1月1日，《古生物化石保護條例》開始施行，對古生物化石保護原則、範圍、制度以及古生物化石發掘、收藏、進出境等作了明確規定。
儘管這距離一些科研人員的期待尚有差距，但王原覺得這部法律仍有利於讓盜採和走私「剎車」。
做研究的時候，王原憑著自己的興趣為《大自然》、《化石》等雜誌寫過一些科普文章。2004年，當研究所領導找到這個「對科普表現出興趣」的博士，問他願不願意受聘出任中國古動物館館長時，王原知道，自己可能要「跨行」了。
「大展宏兔」
中國古動物館坐落北京西城區，和北京動物園的「活物」們就隔著一條街。館後是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上了計程車打聽這裡，司機說：「呵！就門口倆大恐龍模型那地兒？」
2004年初任館長的王原卻沒有這個待遇，「當時沒幾個人知道我們館在哪」。9年過去，王原覺得「讓北京司機認了路」也是自己任內重要的科普成效之一。
特展是古動物館的一大特色。這些年，王原他們組織了50多個館內的古生物特展。「大展宏兔」是古動物館2011年3月組織的一個特展，首次對外展出了號稱「世界第一兔」的遠古道森兔標本。
王原說，古動物館的最大優勢就在於能夠積聚科研圈裡的資源，有研究所作「靠山」。一了解到研究所裡有什麼成果要發表，他第一時間就去和同事聯繫，申請特展也都比較順利。「我們館面積不大，一定要強調特色。不辦特展，下次哪還有人願意來？」
點開中國古動物館網站的特展區簡介，會發現這裡曾舉辦過的幾個特展名字都很有特色：「遊龍歸來」、「西域龍影」、「徵服藍天400000000年」。
本來，在王原的計劃中，當館長以後要「七分心思花在博物館，三分留神在研究」。如今再提起這句話，他卻說「不耽誤科研那是假的」！
但王原的目光並不局限於此。也許是因為有過海外留學經歷，他崇尚西方社會關於科學家與納稅人關係的一套理論：「科學家拿著納稅人的錢去做科研，就應該反饋給納稅人一些東西。畢竟科研論文的讀者是少數，而且還有好多是外國人。」
王原反問記者：「你覺得中國的老百姓從科研中，具體得到了什麼呢？」
他說，也許自己有一天不作館長了，但會堅持做科普。
尋找平衡
中國古動物館於1995年12月正式對公眾開放，是目前亞洲最大的古動物博物館。就在去年，古動物館獲得了由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科普教育基地」稱號，在第二批入選基地的300多家單位中，中國古動物館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點開大眾點評網，在博物館分類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國古動物館。總體評價項目一欄，中國古動物館獲評4星，在博物館類中的排行很靠前。
100多條點評中，很多遊客認為這裡「恬靜，有味道」，但有一條點評引起了記者注意：「古動物館商業氣息太濃，感覺像賣恐龍玩具的商場。」
儘管這並非主流意見，但王原還是很認真地向記者解釋了緣由。
辦國際巡展的時候，王原去過日本，那裡的展覽操作模式讓他印象深刻。「一般都是像朝日新聞社這樣的大媒體主辦，宣傳力度大，同時配套發行恐龍玩具、模型和T恤衫等各種紀念品以及相關的圖書、音像製品。真正地形成了一種古生物文化產業。」
這與國內不同，日本的模式是一種良性循環，「能掙到錢，展覽就能一直做下去」。王原認為這種運作模式值得學習。
在地方博物館做巡展時，王原嘗試了同樣的方法，每年也積極在各地博物館和大學裡做科普講座和宣傳，但他覺得力度還是不夠。
相關科普產品是否真的能為博物館掙到錢？記者想起了2012年廣受媒體關注的《它們》—— 一本由沒有古生物學學科背景的中國公知圈名人主編的恐龍科普圖書，定價398元，或許是為了定位某類「高端市場」。
對照網上對這本書的熱捧，古動物科普市場的「廣闊」可見一斑。
王原卻認為：「儘管名人的身份有助於科學傳播，但由沒有學科背景的人擔任主編，恐怕開創了一個不好的先河。」
王原不是沒想過寫書，但覺得自己能力還是不夠，儘管他已經當了9年古動物館館長。另外科研、科普兼顧，「時間和精力也有限」。
雖說是個「60後」，王原還很是新潮地玩上了微博，但卻沒有效仿他的好友、北京天文館館長朱進作身份認證，也沒有以「館長王原」的身份發布信息。
在他眼中，微博是個私人化的東西，以博友身份做科普更隨意一些，「這樣沒有壓力吧」。
王原或許就是在追求科研、科普效益最大化的同時，為保持自身的低調而尋找某種平衡。
採訪結束前，王原特意和記者說：「我們館春節期間又要開個特展：『生命從遠古走來——我們體內的魚』，請幫我們多宣傳宣傳。」
（原載於《中國科學報》 2013-02-08 第7版 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