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清華也算「考砸」？高考改變命運，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

每天看到的高考新聞，都令王老師羨慕嫉妒恨。

收到了清華錄取通知的學霸，竟然也感嘆自己「考砸了」——原因是沒上成北大：

網友紛紛化身清華：

要數八月的關鍵詞，天天上熱搜的「高考」，無疑是頂流中的頂流。

各具創意的高校錄取通知書，喚起了我們對當年收到錄取信的回憶；

江蘇文科第一名因為選修成績B+無緣清北，讓很多人重新認識了如今高考制度的變化；

留守女孩報考北大考古專業，引起了關於專業選擇和「錢途」的討論；

廣東考生偽造清華錄取通知成功騙過家長，讓我們看到了家庭在教育中的缺位……

為什麼即使已經大學畢業了很多年，一旦遇到高考的話題，我們依然會無比關注？

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中，「高考」可能真的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了。對於很多學生來說，「一考定生死」的說法並不過分。

它不僅是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起點，更承載著無數寒門學子「鯉魚躍龍門」的期望。

和高考掛鈎的，是教育公平、跨越階級、改變命運等等，牽動著整個社會的重磅詞彙。

可是，「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放在今天，還能叫得響嗎？

接受教育，可以實現「逆襲」嗎？

1999年，中國的高等教育開始擴招，更多的人有了讀大學的機會。

不過，擴招的機會，並沒有均等地分配給所有人。

擴招前後五年，城市戶口中切實「受益者」的比重為17.49%，高於了農村戶口中切實「受益者」的12.8%。

2010年的研究顯示：擴招前，城市小孩上大學的機會，是農村小孩的3.4倍；而擴招後，這個數字擴大到了5.5倍。

來自廈門大學的研究者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在經濟意義上，擴招政策進一步提升了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個體、城市戶口個體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優勢地位。」

更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在中國的重點大學中。

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佔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2010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佔一成左右。

2010年，清華大學的鄉村生源僅佔17%。而那年全國的高考考場裡，有62%的考生來自農村。

南京大學為貧困學生設立的「 入學綠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門子弟已越來越少。圖：南方周末

南京大學為貧困學生設立的「 入學綠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門子弟已越來越少

數字，都在向我們揭露一個殘酷的事實：

僅僅依靠被動地接受教育，很難幫我們抹平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宏觀差距。

是教育辜負了我們的期望嗎？

事實上，儘管我們在人生的初期，就平等地享受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在基礎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城鄉間就有著一定的差距。

四川漢源古路村小學，校舍由竹籬圍成。圖：南方周末

研究顯示， 在師資上， 從學前教育開始， 鄉村 與城市 教師就在規模、學歷、職稱上 存在著差異 ； 更不用提校舍、 教學設施、 圖書館資源 和教學 經費了。

對比各項教育資源，鄉村優於城市的記為「+」，劣於城市的記「-」，相同或近似的記「=」。除了校舍面積，鄉村很難打得過城市。

「看不見的鴻溝」

教育資源的差別肉眼可見，而那些看不見的差別——我們所處的社會和家庭環境，也在影響著我們接受知識的能力。

美國傳播學者蒂奇諾，曾經提出一項「知溝假說」，這來自美國曾經發生的一個真實事件：

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提出通過大眾傳播手段改變貧困兒童受教育的條件，其中重要項目包括動畫片《芝麻街》節目——旨在幫助貧困家庭兒童接受更好的學前教育，以縮小貧富家庭兒童的學習差距。

《芝麻街》

然而，儘管節目對貧富兒童都有良好的教育效果，但對節目接觸和利用最好、產生更好效果的仍然是富裕家庭的兒童。

這種不平等的差異並沒有縮小，反而是擴大了。

蒂奇諾認為，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更有效地獲得和利用信息，兩者接收到的信息越多，他們之間的「知識鴻溝」就越大。

這種利用信息的能力差異，就來自不同的家庭和社會背景：

傳播技能上的差異，是閱讀的積累和理解能力上的不同；

理解信息上的差異，是已有知識儲存量的不同——儲存越多，理解越快；

獲得和交流信息的差異，取決於不同的社交範圍的差異——人際交流越活躍，獲得知識的過程就越快……

然而，網際網路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磨平了這部分差異：所有人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來獲取以前依靠課堂、電視、收音機無法接觸到的知識。

但是，網際網路也製造出了新的問題——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來自網際網路技術在接觸和使用上的不平等。

今年的疫情，無疑放大了這種不平等：

河南貧困家庭的初中女生，因為沒有智慧型手機，無法上網課而自殺；

家中沒有寬帶的學生，只能上演一出現代版的「鑿壁偷光」，在戶外的寒風中追著信號跑……

夢想考上浙大的高三學子，疫情期間每天早上爬上屋頂蹭鄰居家的wifi上網課

網際網路不僅直接將一部分人攔在門外，也在為不熟悉它的人製造障礙。

今年廣東的高校提檔線公布，大家驚訝地發現：有一名632分的考生，拿著這個能考進985高校的高分，進入了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學院，一所前「三本」的獨立學院。

很多網友都認為，這個考生想要填報的其實是同在成都的「雙一流」高校電子科技大學，然而卻因為缺乏信息檢索能力，而將其誤認了。

在多個搜尋引擎，搜索「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代碼」，都會指向這個獨立學院，但是搜索「電子科技大學」則是正確的。然而，為了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區分，我們通常都會稱其為「成電」，這可能也是誤導考生的一個原因。

儘管網際網路看似是平等和開放的，但其中暗含著內容區隔和進入壁壘。

誰來回答我們的迷茫？

2017年，北京高考狀元在接受採訪時的發言，給許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們常常懷念百年之前的大教育家們。他們為教育和知識立下使命，期待著接受新式教育的新青年，去給整個社會帶來改變。

而到了今天，知識褪去了從前的使命感，學校成了大批量生產畢業生的流水線，老師是流水線上的操作員。

毛坦廠中學，是冷酷的「高考工廠」，也是無數考生掙脫命運的唯一希望。

我們能為自己的未來爭取點什麼呢？知識有什麼用？

瑪格麗特·米德在她著名的小說《文化與承諾》裡，提出了這麼一組有意思的概念：

人類絕大多數歷史時間，都處於「前喻文化」中，即，後輩從長輩那裡，獲得對於世界的知識與看法。因為世界幾乎是一成不變的，人們只要把知識代代相傳就可以了。

但如今這個快速變革的時代，我們更多從同輩人而不是師長那裡，獲得有效的知識和眼界，也就是並喻文化。

瑪格麗特·米德，美國人類學家

這也是學校發揮作用的一種方式。

學校、尤其是大學，讓你離開原生的家庭和故鄉，在異鄉與同齡人的交往中，學會做人、學會獨立生活。

走出學校，在職場同事之間、打工者群體中、漂泊城市的年輕人中間，人們都需要依靠相互學習，來生存、發展。你的迷茫，需要和同齡人一起尋找答案了。

現在，回顧這些問題，我們會發現：教育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幻想的那種一舉成名、鯉魚躍龍門式的成功，教育給不了。

我們對教育的過多期待，或許掩蓋了我們的存在主義懶惰。我們期待教育帶來的改變，終歸需要我們親手去實現。

關注教育，關注湖南長沙王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