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尹 鋒 北京報導
孟子有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張學斌的故事證明,對於那些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士來說,套用這句話來形容他們,再恰當不過了。
「三年自然災害」,加上「文化大革命」,終止高考,再到恢復高考,這個年代出生的人的命運伴隨政治、社會的動蕩而起伏不定。但也正是在這個年代吃過大苦頭的這批人,對於貧窮和苦難的深刻體會,使他們更懂得爭取自己的幸福,也更願意為爭取幸福而付出高強度的辛勞。
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學斌,一個地地道道的山裡農村娃,在上個世紀那個社會政治環境波譎雲詭的時期,與同時代其他平凡的年輕人一樣,張學斌在飢餓、貧窮中掙扎,直到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給了許許多多個張學斌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很幸運的是,張學斌抓住了這一撥稍縱即逝的機會,魚躍龍門,考上了大學。
從上學到工作,對於曾經苦難的恐懼感使他總是積極主動地去抓住每一次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從最年輕、最有前途的電算財會教研室副主任位置上辭職,投身到深圳、海南特區火熱的經濟發展中去。為了既定的目標,扛著全廠唯一的研究生名銜,他可以默默無聞、踏踏實實在最基礎的工作崗位上一待就是兩年,為的是將學校裡的理論能夠與實踐結合起來,掌握管理的真諦。
在他事業起步的海南椰樹集團(前身海南罐頭廠),他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工作主動性,在國家稅制改革、匯率改革的關鍵時期,善於抓住機會,積極為廠裡謀取正當利益,在擔任財務處長期間,利用公司閒餘資金做起了投資,3年間,原始投入3個億淨賺1.6億。在他工作10年之後,海南椰樹集團由最初年產值3億增長為20億。
處在那個全國改革攻堅的時期內,張學斌是幸運的,作為海南和國務院確定的改革試點企業,張學斌參與了「股份制改造、股權改革」等公司改革工作,並由此成為最早一批對於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公司管理理念有深刻了解的人。在出任海南椰樹集團總經理的任上,他大膽推行自己的改革思路,成效顯著。
功成名就之際,張學斌內心再次湧動要到更高層次開闊眼界的想法,這與當年走出校園,進軍海南時的想法一樣,受到當時創維集團董事長黃宏生的影響,張學斌選擇來到創維集團,開始了另一番徵程。
來到創維集團後,張學斌的人生經歷更加豐富多彩,在陸續經歷了「陸華強離職」、「黃宏生被捕」等惡性事件之後,張學斌正式以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新掌門人的身份走向前臺,開始引領創維集團走向新的時期。這個時期,創維集團已經脫離了黃宏生賦予創維的個人英雄主義烙印,而是更多的具備現代完備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制度的企業,這就是張學斌賦予創維集團新時期的新企業內涵。
山村娃
1963年,張學斌出生在四川樂山市犍為縣的一個小山村,家裡兄弟姐妹5個,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姐姐。
上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是國家三年自然災害和政治運動時期,那個時候,留給張學斌最深的影響是生活艱難,「能有飯吃,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再窮不能窮孩子上學,為了將來能有一個好的前程,他父母節衣縮食努力供幾個小孩讀書。1968年,張學斌5歲那年,開始跟著姐姐上學,「當時父母主要是為了讓姐姐帶我,減輕父母的負擔」。
那時候上學的學費還不是很貴,張學斌記得一個學期是一兩元的樣子,張學斌和姐姐兩人學費加起來,一個學期大概8元錢左右,「家裡小孩能夠上學的都上了」。
值得慶幸的是,雖然那時整個環境很艱苦,但張學斌家裡還有一定的經濟收入。「我父親當時是大隊會計,每年有一定的工資收入,不過母親由於常年生病,整個家庭經濟情況屬於中等左右,父母節衣縮食供幾個小孩上學還負擔得起。」
父親一個人的工資,不但要負擔全家的生活開銷,還有孩子的學費,負擔顯然過於沉重。到張學斌和姐姐面臨上高中時,父母開始犯難。「後來父親決定讓我上高中,就沒讓姐姐上,她回家做了小學老師,對於這個安排她並沒有怪我,對我們這些弟弟妹妹她一直都很關心。」
1977年,張學斌高中畢業,「畢業之後,發現其實什麼都沒有學到。當時高中課程學的都是農業基礎知識,像什麼水稻雜交技術、玉米雜交、拖拉機維修等課程,都是與農業相關的。這些課程的安排與現在各類職業技校的課程設計目的類似,希望農村的這些高中生,學成之後,回到農村學以致用」。
除了課堂裡學的都是農業知識,那時還有農業社會實踐。「每個學期我們還有一個農忙假期,放半個月以上,要回家幫家裡幹農活。每個星期都有一天是勞動課,要學習開荒,學習怎麼才能把莊稼種的更好。」
張學斌回憶起這段歲月時坦言:「高中稀裡糊塗就過去了,除了農業知識和農業實踐,對於數理化知識基本上沒有任何學習,基礎非常差。」
畢業後,張學斌因為年紀小,加上在學校裡也沒有學到什麼知識,「所以只有回家務農,後來又到工地修水庫,人年齡小、個頭又小,扛不動石頭,只能在工地夥房做飯。」
如果不是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的政策,可能張學斌一輩子就在農村務農,無所作為了。在知道了國家要恢復高考之後,張學斌開始從頭學習知識,「白天在工地上幹活,晚上就埋頭看書,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到凌晨二三點鐘,因為早晨五六點還要起床給工地做飯,所以一天也就只能睡三四個小時覺。」
由於文化課基礎實在太薄弱,為了能夠跟上課程,張學斌當時跑到區中學跟高一年級學生一起學習。在所有的課程中,張學斌對理科很感興趣,但後來高考的時候還是選擇了文科。做出這樣的抉擇是出於現實的考慮,「畢竟理科要靠基礎,而我在這方面因為原有教育基礎薄弱,沒有積累,一時難以跟上,而文科只要死記硬背就可以,加上我的數學成績很好,覺得選擇文科考上的把握更大些」。
選擇文科之後,又面臨一個問題,自己手頭沒有一本可以看的書,因為都是農業方面的書籍,所以只有去找老三屆的書來看,張學斌記得很清楚,到高考的時候,歷史課本自己還沒有看完。
1980年,張學斌參加高考,最終的結果與張學斌之前料想的差不多,數學幾乎考了滿分,不過語文不及格。「當年為了參加高考,過程也是很艱辛的,考點在縣城,離我家有50裡地,而且全縣只有這麼一個考點,我需要趕50裡山路去參加考試。當時要先進行預先考試,淘汰掉2/3的人,剩下來的人參加考試,再淘汰掉1/3。」
與現在小孩參加高考時父母緊張不同,當時父母對他沒有抱太高期望,所以也沒有很緊張。「父親對我說考不上就回家務農。」
不過張學斌自己還是很緊張的,他不想一輩子在農村務農,心裡有強烈想改變自己命運的衝動,因此他深知高考是能夠改變自己一生命運的機會,一定要抓住。
談起多年前這場改變命運的高考時,張學斌仍難以掩飾一股興奮勁(不但是對於張學斌,對於其它同時代的幸運兒來說,這場關乎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的英明決策,改變了國家和整個時代一批人的命運,張學斌搭上政策的便利之車)。
拿到通知書的那一刻,張學斌感覺到自己的人生從此就會不一樣了,不過唯一遺憾的是專業不是他喜歡的。「但不管怎麼說,畢竟上了大學了,整個人沉浸在興奮中。」即便如此,張學斌家裡也沒有為張學斌上大學的事大肆操辦一下,張學斌自己喊了幾個要好的朋友,「簡單吃了一個頓飯,玩了玩就當慶祝了」。
教研室主任
1980年—1986年,張學斌在中南財經大學相繼讀完了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研究生畢業之後,他被分配留校工作,一年後,張學斌就坐上了中南財經大學電算會計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這年他23歲。在常人眼裡,年紀輕輕已成為教研室副主任,在高校和科研的道路上,張學斌前途無量,不過他自己並沒有志得意滿,反而覺得學校生活並不適合自己,他開始思索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未來和生活。
1987年,學校有一個派駐香港學習的機會,當時決定派張學斌去,但是要籤5年的長期合約,這段時間的經歷對他的觸動很大。「從武漢到深圳,當時深圳給人日新月異的感覺,特區與內地的差別非常大,從香港學習回來後,我就想能留在深圳工作。加上那時候盛行『下海潮』,大學老師、公務員都下海經商了,大家都有一種創造財富的希望存在,那種心理的嚮往難以抑制。」
由於和學校的合約在身,身不由己,張學斌雖然非常嚮往特區生活,但還是選擇留校履行完自己的合約。做出這個選擇後,張學斌越發不喜歡學校生活,「大學講師講來講去總是那些內容,我的導師教授了那麼多年的課,同一本教材都已發黃了,只能教授陳舊的知識有什麼意思」。
另外,當時高校的體制也讓張學斌感到非常壓抑,「每周一都要學習政治,讀報紙、念文件,人在這種環境裡會很不自在,在學校跟別人比,主要是看寫文章的數量,在這方面學校是有指標的,我學的是電腦財會,主要學習電腦程式,在這方面要想有所創新很難,我很希望能夠脫離這個體制,到社會上去,學有所用」。
耐不住創業的衝動,張學斌的電算教研室開始在社會上承接一些項目做,「但學校的機制很不好,我們做項目獲得幾萬元錢,最後自己能夠拿到的只有幾千元,大部分都被學校拿走了」,張學斌的心裡不平衡,但為了履行完合同,還是堅持了下來。
張學斌回憶到,其實從1986年開始,他就已經做準備要離開學校,到1991年,合同到期之後,他毅然決定離開學校。
「學校後來給我發通牒,要雙開——開除公職和黨籍,我也很堅決,當時想檔案不要就不要了,分管工作的副校長找我談了很久,希望能夠回去,我當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夠把我的夫人也調到學校來,結束兩地分居的歷史,但我和夫人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們並不是真正的兩地分居,而是一江所隔,學校沒有同意。後來學校看我離職態度非常堅決,也就放我走了。」
離開學校,面臨去哪裡的問題。去深圳還是去海南?張學斌思考了很久,決定去海南,「深圳特區的發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礎,而且還是新興的城市,機會更多一點。」
「海南機會的確很多,不過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金融業,我太太在海南就是進了馮侖和潘石屹的萬通房地產公司做財務,但我沒有進這兩個行業,而是去了海南罐頭廠,大學同事當時諷刺我,去個什麼鬼罐頭廠。」
面臨機會的誘惑和同事的諷刺,張學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到基礎行業做一下,根本無法掌握實際的管理經驗,房地產和金融是虛擬產業,它的根基沒有實業穩定。」
他在當時已經看到房地產可能面臨的危險,「海南是炒房地產,但沒有產業做支撐,你想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實際的買房者,只是在房地產商手裡倒來倒去,總有一天,資金鍊會承受不了,最終企業將面臨倒閉的危險」,後來海南大量房地產市場倒閉,大量的爛尾樓出現,海南的經濟從此一蹶不振,多年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復過元氣,在全國各地掀起的一波波經濟發展的浪潮中,海南經濟落在了後面。
而海南罐頭廠是當時海南最大的國有企業,擁有完整的產供銷體系。剛剛脫困,企業處在發展的上升期,對想學習真正管理經驗的張學斌來說,無疑是個好去處。 10年椰樹
海南罐頭廠當時很有活力,機制比較好,國有資產承包經營,經營者參與分配。「一個企業有好的機制才會有發展,但當時罐頭廠要全面發展需要尋找一個新的突破點。」
海南省政府將罐頭廠作為首批「股份制」改造的公司,這方面是張學斌的專業,研究生階段他學過這些知識,對於國外產權制度有一定了解,因此股份制改造既給企業的發展找到了新的突破點,也給張學斌個人才能的發揮提供了舞臺。
開局很好,但最後股份制改造方案並沒有能夠實施下來。這個方案張學斌做了3個月,後來發現了問題,按照罐頭廠當時設計的方案,有25%的內部員工股,但是後來有很多領導過來說情要求在「股份制」改造中進行照顧,張學斌和公司管理層當時擔心這些事情被揭發,萬一領導進去了,他們自己也要跟著進去,所以三個月之後發現危險,決定還是不搞比較妥當。
股份制改造停止以後,張學斌在罐頭廠搞起了電腦和內部管理系統,因為要自己寫程序,所以要熟悉公司的產供銷各個體系的運作情況,也就是通過這個工作,張學斌對於企業管理的基礎有了深刻的了解。
搞內部管理系統一搞就是兩年,當時一個廠長發現張學斌作為全廠唯一的一名研究生,甘於寂寞在這個不起眼的位置上默默無聞做了兩年,既沒有提待遇要求,也沒有走人,他開始注意張學斌。其實這位廠長並不知道,張學斌進罐頭廠就是抱著學習的態度去的,只要能夠學到知識,張學斌並不在乎待遇和職位。
1993年,國家進行稅制改革,又為張學斌提供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機會。那年國家決定將原來「實耗扣稅」改為「購進扣稅」,張學斌一看這個文件,「當時心裡就有一個想法,廠裡的財務可能會搞不懂稅制改革的意思。當年7月1日,這個政策正式頒布,到12月,張學斌拿廠裡報表一看,發現果然有問題,一個副廠長也感覺有問題,我們倆一合計感覺多交了稅,後來一算嚇了一跳,多交了3660萬的稅款,我向廠裡提出我去想辦法把稅弄出來」。
張學斌把廠裡所有的帳都弄了一下,設計了很多報表,稅務部門的人一看,對張學斌說「我們也沒有搞這些報表」。稅務後來跟張學斌說,「稅交上來了就退不了,在以後的稅項裡相應地扣掉」。這件事之後,廠長對張學斌說,「以前認為只有生產才能創造價值,現在才明白財務能夠創造更大的價值」。
1994年,廠裡提拔張學斌當財務處長,張學斌看到廠裡帳面上有那麼多現金趴著,就建議廠長把錢拿出來增值,「我們把這些錢拆借給房地產公司和金融信託等公司」,到1996年,兩年間罐頭廠投入的3.3億資金賺回了1.6億左右的利潤。
同年底,海南罐頭廠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百戶試點」企業,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入選企業,當時全國選了100家。「百戶試點」需要引進公司管理機制,將原來的廠變革為公司,原有的管理機制要打破,重新設計,「當時很多試點企業都是選擇聘請外部的顧問公司代為設計公司制方案,我建議廠長自己搞,一方面是我們對於自己的企業更加了解,另外,也可以節省一部分費用,當時為了積極推動試點,我經常往北京跑,跟當時的經貿委接觸較多」。
「百戶試點」時,罐頭廠還推行了員工持股計劃。「國有企業搞得好不好,管理層必須德才兼備才行,但國有企業當時是靠人,憑黨心、良心做事,所以經常出現『58歲』現象,很多國有企業領導人到了58歲,心中就不平衡,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輩子,什麼都沒有撈到,因此,國有企業原有的那套靠黨心、良心來約束領導人的制度不行,可能對於少部分人還行,對多數人不行,另外,對於少部分人短期行,長期也不行。基於這種考慮,我們當時決定推行員工持股計劃。」
海南罐頭廠股權改革有兩次,第一次是將股權分散,第二次是將股權再集中。股權分散指將股權平攤給罐頭廠職工,這個制度的缺陷是沒有考慮到個人的能力大小和貢獻,當時為了能夠實現股權改革順利推行,減少阻力,儘量讓多數人受益;後來推行股權集中,主要是為了將股權向能人集中,這一次的改革很多人不理解,遇到的阻力也相對較大。「我們當時採取的辦法是誇大股權分散的風險性,強調有一個大股東對公司的發展起帶頭作用的好處,這個事後給我的經驗教訓是『改革前要做很多宣傳工作』。」
後來的方案確定由管理層增資擴股,實現了股權的集中,海南罐頭廠改名為海南椰樹集團是在1994年,1995年正式掛牌,2001年股權改革的方案正式獲得審批通過,2006年,張學斌離開5年之後,這個方案正式實施。
通過「百戶試點」方案設計,對於公司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張學斌已經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為下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百戶試點」後,國家又實施「匯率並軌」制度,又給張學斌提供了另一次展示自己的機會。「這個政策實施之後,按照同樣的數量徵關稅,罐頭廠關稅增加了50%,增值稅增長更不止50%,後來我牽頭去跟發改委交涉,希望能夠返還我們一部分稅,發改委的人當時跟我們說,『不可能為了你一個企業破例』。但我們一直沒有退縮,經過兩年努力,在不斷遊說之後,通過兩個理由終於說服國家返還我們一部分稅,一個理由是,海南罐頭廠是農副產品,二是少數民族地區公司,國家後來接納了這個說法,我們的關稅和增值稅後來直接交到中央財政手裡,然後再由中央財政退還給罐頭廠,當時爭取到1.35億退稅左右。」
1995年,海南罐頭廠正式掛牌為「公司制」公司,這一年,公司提拔張學斌進董事會,並擔任常務副總,1997年8月開始擔任總經理,張學斌在海南罐頭廠(後改制為海南椰樹集團)一幹就是10年。2001年他進行了最後的告別,開始了新的命運之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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