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6年後，中國經濟下行和增長波動仍在繼續，進一步表現出經濟轉型陣痛期和過渡期的宏觀運行特點。關於這種新常態，習近平同志有一段論述，他說，目前主要經濟問題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較長底部階段，要有做打持久戰的準備，敢於經歷苦難的磨難，適當提高換擋降速容忍度，先築底，後回升。這裡提出了經濟轉型陣痛期要打持久戰的思想，對全面深入認識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態勢及發展，很有意義。
一、從需求和需求方管理角度看，幾乎所有的宏觀調控舉措，
都很難在短期內完成穩增長、調結構的雙重任務
2015年GDP增長6.9%，完全符合政府年初設定7%左右的預期目標，除外貿出口指標外，城鎮失業率、消費物價、貨幣增長、能耗下降和赤字等主要指標，都在預期調控範圍內。2016年經濟開局比較平穩，投資增長有所回升，若干宏觀指標還出現了優化態勢。［1］這種情況，能否判斷增長已經趨穩，經濟向好信號已經出現呢？我認為不能。目前增長下行的底線並未落定，GDP 在2015年第四季度6.8%之後是否會繼續走低仍不可知，同時，經濟轉型升級任務十分繁重，結構改革大量問題、矛盾並未解決。經濟新常態第一階段的陣痛期，或者說轉型升級的過渡期，還遠未過去，這好比中醫辨證施治，雖然初見療效，但沉痾日久、病理雜陳，最終調理復強還需時日。
（一）外貿出口弱增長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
2015年外貿出口負增長。2016年後的全球經濟形勢很複雜，正負因素兼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最新研究報告，在美國經濟走勢、美元加息綜合影響、新興市場國家總體狀況、大宗商品行情等重要影響因素下，2016年後全球經濟可能溫和回升，但波動因素很多，全面復甦機率極小，增長預期值不斷下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世界經濟有所好轉，並非依賴實體經濟的產業創新推動，很大程度是靠金融驅動、資產泡沫和大規模貨幣量化寬鬆攪動起來的，這說明復甦根基軟弱，也醞釀著新的深層風險。信貸繁榮能長期支持全球增長嗎？在此國際大環境下，中國外貿出口的弱增長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從純粹增長角度看，今年出口仍然可能低於消費和投資的增長水平，仍然可能是GDP 的負增長因素，仍然可能是三駕馬車模式的拉動「三缺一」。［2］
（二）投資增長三個主力部門各有自己的發力難題
投資是目前政府穩增長最倚重的調控領域。我國三個最主要投資部門——製造業、房地產、基本建設，2014年的投資比重分別為30%、25%、25%。由於發展環境變化，三個部門投資增長下降都十分明顯。2004-2015年第三季度，製造業投資增長從36.8%下降到13.5%，房地產從29.6%下降到2.6%，分別下降了約23和27個百分點，基建投資降幅相對較低，下降約5個百分點［3］。若這三大投資主力部門增長繼續下滑，GDP跌破底線勢不可免。目前看，政府調控力度很大，投入很大，難度也很大。
先看製造業。製造業投資增長下滑，主要受到兩方面影響，一是大規模持續產能過剩，市場需求萎縮，嚴重約束產業擴張發展，特別是傳統製造業的發展困難重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只有低於GDP 水平的5-6%就是證明［4］；二是政府重點抓去庫存，大規模集中減壓產能，對技術落後、耗能嚴重、環境汙染、庫存巨大的企業，實施強制性減壓管理。雖然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傳統製造業的升級改造和新興製造業的創新發展，但規模宏大的製造業實現全面更新改造和全面創新發展，決非短期可見功效。在政府支持下，製造業的投資降勢可能減緩，但恐怕再也無法成為支撐投資增長的第一主力。
再看房地產部門。房地產投資增長降幅最大。這裡的主要背景因素是，國內城鎮住房供求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2014年城鎮居民戶均住房接近一套，是總量供求關係變化的一個標誌性事件，說明國內大規模、擁擠性購買商品房的市場周期，已經基本過去。據民間研究機構不完全統計，城鎮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已高達22%左右，空置房源接近5000萬套，沉澱資金約4.2萬億。［5］為了抑制房地產泡沫擴張，央行堅持採取「用者寬、炒者嚴」的房貸政策思路，很有見地，也在逐步生效。但是，長期沉積的商品房供求矛盾，絕非短期可治。2015年國內待售面積7.19億平米，同比增長15.6%，其中住宅同比增長11.2%，佔壓資金逾萬億，待開工面積8.5億平米，不僅絕對值再創歷史新高，待售面積與上年銷售面積之比也達到56.9%的歷史峰值。業內人士保守估算，全面市場消化需要約5左右年時間。
擺脫目前房地產困境，政府有兩個選擇。第一，堅持以市場消化為主，同時積極調整和改進現有調控政策，例如進一步放寬消費性購房信貸，把居民購房的貨幣存量潛力更深度激發出來。同時，適時改變現行政府保障房建設思路，構建商保融合的新型市場化保障房開發模式，讓更多的社會收入階層買得起房，住得起房。［6］這樣做，有利於房地產長期穩定發展，但不會馬上產生反轉效應，也不會短期大幅拉動投資。第二，乾脆敞開買賣，放量投資、炒作，無論一、二、三、四線城市，在零房產稅條件下一律放開購買與貸款門檻。這樣做，各種經濟人的各類積存資金與資本，一定會大量蜂擁而入，政府最頭痛的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過剩產能，一定會被大量消化，同房地產關聯緊密的許多產業，一定會迅速繁榮，從而，社會投資馬上大幅拉升，GDP快速擴張，穩增長立即見效。這種政策選擇，對各級政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合理的選擇應該是什麼呢？
最後看基本建設。2014-2015年，國內基建投資增長保持在18%左右，［7］非常明顯，這是維持目前整體投資增長的主要支撐。一旦基建投資出現大變局，經濟盤面肯定撐不住。中央政府作為基建投資的最強大投資者和宏觀管理者，手裡有四個重要籌碼，看看每一項能釋放多大能量呢？
一是擴大中央財政赤字。2015年中央財政赤字2.3%，2016年增加至3.0%。［8］根據民間研究機構測算，國內赤字每放大0.1個百分點，加上乘數效應，大致相當增加2000億元左右投入，如果調高0.7個百分點，總規模就超過1.4萬億，當然是擴大公共產品投資的利好因素。但需要看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適度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於減稅降費和減輕企業負擔，2016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億，這就對用於擴大基建投入的份額做了一個框定。能不能再進一步提升赤字水平呢？很多研究材料表明，中央和地方債務相加佔GDP比例遠不止官方講的30%，總量盤子已經很大，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結構複雜，還債壓力加大，對政府公信力負面影響極大，在目前政治經濟體制下，中央政府還不可能擺脫「最後兜底」的責任。由此種種，赤字過多放量的餘地並不太大。
二是擴大國家重大投資項目工程包。2015年國家發改委推出11大類投資工程包，當年開工152項和16個專項，完成投資2.68萬億。［9］據稱2016年還要向社會投資放開80個項目，約計總投資1萬億。綜合評價，這已經是非常有力度的國家項目直接投資了，對帶動社會總投資增長起到巨大作用。雖然未來仍有擴展空間，但考慮到國家財政收支矛盾、地方債務負擔和融資難度，在此基礎上繼續加碼，更大規模鋪開投資攤子，可能性也不太大。
三是積極推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國家發改委已發布PPP項目1043個，總投資1.97萬億。［10］有研究機構預計PPP市場總容量可約達10-12萬億。國內已有重慶等地成功運用PPP模式大幅拉動基建投資的案例。但要知道，PPP模式不是籌錢機器，而是公共產品投資體制的深層改革。在PPP模式中，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特別是非公有資本，都是平等的產權主體、管理主體和利享主體，這個模式普遍實施，將根本改變長期以來政府和國有資本對公共產品的壟斷投資和壟斷管理。顯然，這個改革還在探索階段，實事求是講，對政府善意推出的很多PPP項目，大多數社會資本的投入積極性並不高，觀望者頗眾，擔心被政府套住和擔憂無利可圖的心理還相當普遍。要讓社會資本主體真正理解、信任並積極主動參與PPP模式，進而帶動整個社會公共產品投入的新一輪增長，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事情。
四是中央為地方政府債務置換。2015年財政部兩次下達地方政府置換債券2萬億，［11］覆蓋了當年審計確定的全部到期政府債務。這是一項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的重要舉措，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是，地方政府債務總量高達28-30萬億，按照這個債務置換率水平，需要10-15年左右才能置換完畢，況且還沒有計算居高不下的債務增量。地方政府債務最難辦的部分，是負有擔保責任和承擔救助責任的債務，兩者保守約計10萬億左右，這個巨額債務年深日久、矛盾疊積、極不規範，是根本無法按照現有辦法置換的爛帳，怎麼辦？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的大規模基建投入，有三個法寶：土地財政、融資平臺和城投公司。現在情況變了，第一，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勢，基礎財源大大萎縮；第二，政府融資平臺積累巨額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嚴重擠壓新的融資能力；第三，城投公司債務約佔地方政府性債務49%，使本地公共產品投資能力和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如此一來，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原有基建投資能力都難以維持。
（三）消費增長要有更大作為需要解決深層問題
社會消費是政府和社會各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宏觀增長領域。2012年第三產業的增長水平超過工業部門，［12］2015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13］成為拉動GDP首要動力，尤其是網絡消費突飛猛進高達4萬億，位居世界第一。由此，我們能否指望社會消費能夠繼續大幅擴張，填補投資、出口的弱勢增長，進而根本改變GDP格局，主導中國經濟走出一個新局面呢？我認為短期內無此可能。
首先，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能過分誇大，因為這裡既有消費增長本身的原因，也有計算方面的原因。2015年出口、投資、消費增長分別是-2.8%、10%、10.7%，［14］2005年出口、投資、消費增長分別為28.4%、25.7%、12.9%，以10年計算，出口增長下降了31.2%，投資增長下降了15%，消費只下降了2.2%，［15］由此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社會消費超常發揮，增長大幅上升，而是從前經濟拉動力最強的投資和出口增長大幅下降了，此消彼長，出現了三者增長下降程度的比較差別。
再看電商消費。電商消費出現爆發式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線下實體銷售大量分流出去的，傳統商業零售份額被狠狠切去了一大塊。同時，網絡商業零售增速也有明顯放緩的情況，2010年網絡零售增速高達200%，之後每年平均下降50%左右，2015年降至30左右，這就暴露出電商銷售依靠網際網路人口紅利的初期優勢已不再明顯。服務和貨品質量的大量問題，也影響電商消費高位增長的曲線走緩。
中國的社會消費要有更大作為，必須觸動結構和體制機制，基本的問題是分配結構的改進。未來擴大社會消費最雄厚的基礎，是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要大力提高這個社會人群的購買力，就必須大力提高他們的財富水平。如果一個社會的財富向少數人大量集中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問題就可能無解。根據民間最新研究，以國家10%的人口所擁有全部財富的份額為指標，中國的貧富差別程度屬於中等偏上，低於俄羅斯、美國、以色列、挪威、印度、菲律賓、泰國等許多國家，但令人警醒的是，該指標的增速中國最快，15年後的貧富差別會超過上述所有國家，怎麼辦？再看居民的財富結構，據概算，我國中產階層人口已超過2億，房產的財富配置比例接近80%，這個消費主力軍被龐大的房產比例牢牢地套住，向其他方面的社會消費擴展還會有多大餘地呢？
二、從供給角度看，供給側改革重在解決結構方面的問題、矛盾，
更是一個只能逐步發生作用、效用的過程
2015年第四季度，中央決策機構提出供給側改革，一時引動社會熱議。提出供給側改革很重要、很有意義，但目前有兩個認識問題值得研究：一是對供給側改革的作用功效涵蓋過寬，預期過高，把什麼東西都往裡裝，把現在穩增長、調結構的很多目標統統放到供給側改革之下，以為是一副靈丹妙藥，顯然有失偏頗；二是離開需求和需求管理講供給側改革不妥，根據學理，供給與需求、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永遠是不可分離的統一體。一般講，需求管理主要解決經濟運行的短期性問題，例如當GDP下降過快、失業率過高、企業破產過多時，政府可以通過需求調控的工具箱，主要是貨幣、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供給管理或供給側改革則正好相反，除減稅外，主要是解決供給方式和供給結構的問題，即解決更深刻和更長時間的經濟問題。［16］
關於供給側的改革，從操作意義上看，可以分為市場供給政策的改革和供給結構的改革。
（一）市場供給政策的改革，減稅難收一時之功
供給側改革最經典的方式，就是減稅。按照供給學派的拉弗曲線原理，在充分市場競爭條件下，政府稅收在合理水平內，總量可以隨企業收入和規模同步增長，如果稅收超過一定合理限度，導致企業成本過大，影響企業發展，就會導致宏觀增長趨緩，稅收增長也隨之下降，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減稅。通過減稅，可以減輕企業負擔，擴大企業發展，拉動宏觀經濟，也可以提升政府稅收增長。一般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裡根政府，曾有最成功的減稅案例。
在國內要不要實行全面減稅，可以不討論，因為中央已經確定了「結構性減稅和普遍降費」的基本方針，不會有顛覆性改變。這裡需要研究的問題是，在結構性減稅的方針下，有哪些減稅領域可供選擇，可能性效果如何。
第一，小微企業減稅。目前小微企業的稅收繳納已經實行特殊優惠政策，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20萬元(含2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小微企業的減稅力度仍有擴展餘地，例如應納稅所得額繼續降低，政策時效繼續放長。國內小微企業大量分布在服務產業，拉動社會就業貢獻很大，相對產值比例較小，短期內對拉動宏觀增長的力量比較有限。對小微企業的減稅良政持續下去，一定會對未來新生經濟力量的發育、成長，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第二，中小企業減稅。這裡僅以中小型製造企業為例，2012年到2015年12月，中型製造企業有27個月的PMI僅達到臨界點的50%，微高於50%的只有6個月，小型製造企業的PMI達到和超過50%的只有3個月，其他33個月統統在50%以下，2015年全年PMI 平均值為47%。［17］這就是說，當前中小型製造企業的日子非常艱難，處於微利、維持、衰退和深度衰退的不同狀態。即使如此，大規模普遍減稅，也不是改變現狀的最有效辦法，這是因為，目前傳統製造業部門的很多中小企業技術落後、工藝粗略，產品供求矛盾突出，市場競爭力低下，如果不加區別地一律實施大規模普遍減稅，只能起到保護落後的作用。至於中小型製造企業怎樣在政府指導和市場調控下，進行更新改造和發展創新，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第三，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減稅。2015年1-11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增長僅為-23.0%，［18］為歷年最低。大量企業虧損，處於發展嚴重困難時期。面對這種情況，實行大規模普遍減稅也不行。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面臨的發展問題很複雜，主要矛盾絕不是稅收成本負擔，而是長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深層體制機制問題，如政企混合、產權單一、股權獨大、經理人尋租、管理低效、競爭力弱勢，有的企業長期依賴政府壟斷，有的企業早已處於殭屍狀態。很多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對稅收槓桿並不敏感，普遍減稅不能解決問題。另外還要看到，經濟持續下行，財政收支關係繃得很緊，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作為重要財政支撐，如果大幅減稅，既有政府財政格局將難以維持。
第四，網商減稅。阿里巴巴、京東等一批中國網商創造了一個行業奇蹟，據不完全統計，淘寶、天貓等零售平臺創造的零售交易額在2014年就超過3000億美元，僅2015年「雙十一」的銷售超過1000億人民幣，相關領域容納就業超過3000萬人。然而，正是這個堪稱創新典範的網商行業，基本上是不納稅的，被傳統商業界和政府稅收部門視為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特例」。客觀而論，不納稅和成本優勢，也確實是網商行業的市場競爭利器。關於網商應該如何規範稅收管理，可以從容討論，但從目前發展階段看，權衡利弊，短期內維持現狀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既然網商不納稅，當然也就沒有減稅的問題了。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不能指望短期內收急功、收近功
1.去產能不是簡單關停並轉，系統性解決問題難度不小。
產能過剩是當前供給結構扭曲的突出表現。據不完全統計，國內最具代表性的五大行業——粗鋼、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和造船，2014年的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0%、72%、73%、68%和50%，總體產能過剩1/3。按照政府要求，去產能要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是一項難度係數不容小視的系統工程。
去產能首先是妥善安置下崗職工和再就業。這一輪去產能涉及多少下崗職工？官方統計，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約計180萬人，如果加上黑色和有色金屬礦採選、造紙、紙品業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下崗總數一定遠超180萬人。當前經濟持續下行，就業擴張彈性並不太大，中央政府提出城鎮登記失業4.5%的目標，本來就是一個繃得很緊、難度很大的任務，［19］再陡然增加更大規模的就業人群，讓大量下崗職工能在比較寬裕的就業環境中再就業，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2016年中央財政拿出1000億元安置資金，力度不小，但同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國企減員增效的大規模職工下崗相比，現在的法治環境和職工維權意識、職工下崗安置成本、社會就業結構等因素，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安置難度要大得多，問題要複雜得多，尤其是當下社會收入差別擴大，貧富分化嚴重，稍有疏失就有引發社會群體事件的風險。［20］
去產能的第二個問題，是政府的管理難度。上世紀90年代的企業破產關閉，由於企業和銀行產權結構比較單一，政府能夠更多採取行政化手段解決問題，例如破產關閉主要涉及國有獨資企業，企業負債基本來自國有獨資銀行，企業產權即使是抵押給銀行的資產，如果企業破產，銀行也要放棄優先受償權，變現後必須首先安置下崗職工，最終損失由國家財政承擔，辦法就是成立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按帳面原值收購銀行剝離的企業不良貸款或壞帳。現在情況大變，國有獨資企業不多，必須壓減的過剩產能，很多都在產權、股權結構複雜的國有企業中，幾個大的國有商業銀行雖然由國家控股，但大都在國內外上市，接受國際通行管理規則，中小銀行的股權結構多元化已是常態。由此，無論是清算企業減壓產能的成本帳，還是選擇合理的財政渠道或是市場化方式，或是分清各類市場主體的債務責任，都需要有新的思路。各級政府準備好了嗎？
去產能的第三個問題，是銀行風險及其規避反映。由於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血緣關係」，在很多方面，二者已長期形成榮辱相倚的密切關係。在政府顯性信用和隱性信用的支持下，金融、信貸資源大量集中於各類國有企業，包括很多低效企業，甚至殭屍企業。一旦這類企業大面積破產，很容易因債務膨脹、壞帳劇增而引發銀行風險，包括政府管理的信用風險。為了規避這種風險，很多銀行寧肯放寬還貸期限，甚至繼續擴大發放貸款額度，讓應破產企業延續生存，給去產能大大地打一個折扣。
2.產業創新發展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製造業為例。
中國經濟創新發展，是一個大課題，涉及很多行業、領域，我認為最重要、最關鍵的部門是製造業。改革開放後經濟起飛，GDP總量翻了70多倍，製造業貢獻了最多的產值和就業，長期是第一大產值部門和第一大就業部門，是GDP持續快速增長的第一強大推動力。［21］目前中國製造業產值和產量位居全球第一，據2014年估算分別約佔20％，增加值約佔33%，按照國際標準工業分類，中國在22個大類產品中7個大類第一。與此同時，中國製造業產業技術水平低，絕大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和高端裝備依賴進口，僅每年用於進口晶片的外匯就超過了2100億美元，產品大都處於全球製造業價值鏈中低端。現在，中國製造業受到兩頭夾擊——產業高端被美、歐、日壟斷，產業低端被後發國家搶斷流失，維持現狀很難，走變革創新之路，是唯一合理的發展選擇。
國內製造業怎樣創新發展？有兩個思路，社會聚焦度很高。
第一是總體思路——信息技術同製造業深度融合，即通過物聯網進行全行業、多產業和市場供求聯動，實現生產自動化、個性化、彈性化和自我優化。2012年《德國工業4.0》最先提出這個發展思路，引起廣泛反響，我們也很快發布了《中國製造2025 》。應該看到，這個具有革命意義的新的生產方式，作為完整形態，目前還是沒有擺脫理論性假設，還在局部性實驗階段，德國政府就明確提出《德國工業4.0》是一個「嘗試性實驗」。
《中國製造2025》是一個大布局、大思路，目標宏大，圖謀深遠，但面臨發展問題很多、很複雜，最大難題就卡在體制機制上，現在還幾乎無解。中國不缺少製造業發展的硬體要素：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網商與網際網路企業群，有資金實力雄厚的銀行金融業，有數量龐大的社會民間資本、有一批在很多領域研發能力優佳的高校及科研機構，有基礎寬實並已有部分領先發展的製造業，但是，怎麼把它們有機配置和組合起來呢？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辦法——體制機制的辦法。美國的辦法是依靠市場金融機制，主要是倚賴完善的風險投資體制，作為創新發展的孵化和引導；德國的辦法還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即市場調節加政府規劃和政府推動。中國怎麼辦？如果沒有體制機制上的大變革、大進步，中國製造2025不可能真正推開，用這個革命性的過程改造製造業，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功業嗎？
第二個聚焦思路，是機器人的發展。很多人認為，機器人是我國製造業創新的一個突破口，是最有發展潛能的未來新型行業，前景不可限量，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有希望成為未來全球機器人行業的領先國家。這種預期研判，同現實情況形成很大反差。據統計，目前國內機器人企業有800多家，99%是傳統機器人——即高端一點的機械設備。我國是全球工業和服務業機器人的最大市場，中高端機器人大量購自國外企業，國產機器人企業處於邊緣化和低端化。目前，國內很多地方都熱衷搞機器人產業園，大量籌措投資上馬，大量重複建設，根本不考慮供求關係，很多還處在概念階段。這樣的搞法，很可能又會走到光伏產業的發展老路上去。應該看到，在一個較長時期裡，我國機器人行業還不是一個大量產出的行業，而是一個需要在基礎研究方面大量投入的行業，也是一個需要在政府指導下進行市場資源整合的行業，希望在未來而不是現在。
3.改變高端消費內冷外熱，涉及到許多深層結構性問題。
提出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目下有一個非常生動的反證性案例，就是高端消費「內冷外熱」。2014年我國奢侈品消費1000多億美元，76%是境外購買行為，2015年境外消費總額高達1.1萬億元人民幣，佔消費零售總額約4個百分點。［22］對此有人提出，應努力提高國內消費品質量即供給水平，把大量居民消費和購買力留在國內，改變蜂擁而上搶購日本馬桶蓋的不正常現象，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力量。這個建議很有吸引力，看起來是個好選擇，但實際把問題看簡單了。出現高端消費「內冷外熱」成因很複雜，從表面看，有購買成本、價格差別、稅收差異、匯率變化等原因，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可能還有更深層和更複雜的問題。
我國很多行業的產品質量不高，有一個關鍵問題——人力資本和就業結構的矛盾，簡單講，就是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缺乏新的適應性勞動力人群。改革開放初期，製造業、房地產和基本建設大規模上馬，勞動力市場需要大量普工、粗工，農民工的源源不斷供給完全適應。隨著發展水平提高，勞動力需求結構發生變化，無論是傳統產業更新換代還是新產業的發展，都需要大量具有高素質的中高級技術工人，即高級藍領人群。現在國內勞動力市場的缺口非常之大，據初步統計，目前中國產業工人7000萬，高級藍領人群比例只有5%，2025年產業工人將達到1億，缺口可能在3500萬左右。相比之下，德國高級藍領人群的比例是40%。如此扭曲的人力資本和就業結構，是國內產品質量問題之源。沒有高質量的勞動力人群，沒有可以大量生產出這個高質量勞動力人群的體制，首先是教育體制，一個國家產品質量的整體大幅提高，是沒有希望的。高端消費「內冷外熱」的狀況，還會長期繼續下去。
三、經濟轉型升級的陣痛期不會較短期內結束，
應該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政策準備和理論準備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第一階段很難避免有一個陣痛期，在這個陣痛期裡，不能對轉型期的難度估計過低，不能對轉型期的時間預期過短，不能對政府調控的效果要求過急。經濟轉型升級只能循序漸進、積累求變，不能指望短期見效、輕易過關，更不能急於求成，任何高明的政策都不行。只有熬過和走出這個陣痛期，才能進入新常態的上升發展階段。
2015年國內股市短期崩盤，股民損失慘重，社會民怨很大，原因複雜，一個重要教訓就是有關部門對國內股市的發展進步評價過高，對股市擴張證券融資的有效能力估計過高，對政府管控股市風險的能力估計過高，特別是對政府管控惡意市場行為的能力估計過高。這個教訓，應該記取。
（一）靠市場消化解決結構性供求矛盾，是需要花費時間的
當前經濟生活中出現大量工業產能過剩和商品房庫存，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周期性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現在普遍的認識是，周期性和結構性兼有，後者為主。但是在有些領域中，一方面強調供給側改革的聲音很高，另一方面卻用強化周期性調控的方法解決問題，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以商品房庫存為例，2015年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7億多平米，按照人均住房面積30平米計算，空置住房可供近2400萬人口居住。為了去庫存，央行的房貸門檻連續放低，不限購城市的購房首付從35%降低至20%（或許未來還有繼續放低空間），央行通過降低房貸和積極擴大相關融資，意在更多釋放存量貨幣購買能力，化解市場供求矛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這些舉措都不可能真正解決大量空置房問題。現在已有信息顯示，最近一些大城市的房價上漲，投資性購買的比例不斷上升，根據深圳鏈家的統計數據，2015年深圳投資性置業佔比高達26.7%，比2014年增加3.0%，是2011年的3倍之多，其中個別月份超過30%。［23］。隨著市場上漲預期不斷強化，投資客佔比上升到近三成，就是說，在熱度不斷上升的樓市中，短期刺激起來的投機性購買正在蓄勢發力，市場攪動越來越大，同2009年歷史高位的情況非常相近。這是一個不好的信號，一個危險的信號，一個隱含重大風險的信號。
央行的房貸調控政策效用有限，其實道理也不複雜，因為它無法解決房市發展的四個結構性矛盾：1.購房主體人群的漸進替補，國內第一輪購房主體是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部分人群，現在這個人群的購房消費佔比遞減，新的購房主體人群發展生成，但還未替補到位；2.大量房屋空置和大量城鎮居民家庭無力購買，約30-35%的城鎮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有購房租房需求，一部分缺乏購買能力，一部分人只有邊緣購買能力，怎麼辦？3.國內房市的區域結構差異，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有就業水平和公共資源高度密集的絕對優勢，供求趨緊，房價趨高，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空置房大量積累，全面消化需要較長時間；4.房屋供給結構和市場需求結構的矛盾，一方面是房屋普遍趨向高檔化發展，一方面是很多居民家庭難以買到自己合意的房型。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必須尊重市場供求規律，如果不採用極端手段把大量空置房全部炸掉，就只能依靠市場出清和市場消化，這是需要等待，需要花費時間的。
（二）在宏觀調控的政策設計中，不能把中長期結構性發展目標當做短期增長目標
經濟下行持續，為了穩增長，政府出臺了很多調控政策，正在發生積極作用，但也有一些政策設計，主觀上想儘快解決問題，客觀上卻把中長期才可能實現的結構性發展目標，當做可以短期見效的增長目標。目標錯配，欲速而不達，值得認真研究。這裡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為了解決商品房去庫存問題，把進城農民工購房作為一個重要的選項，甚至關鍵的選項，真是可行的嗎？
農民工大量購置城市商品房，從純粹邏輯推論，非常有吸引力。現在全國農民工2.77億，按三口之家計算約有0.9億戶，如每戶購買8平米城市商品房，就可以把全部71853萬平米空置房買下來，房地產庫存問題基本解決。然而，這是一個不可能假定。首先，大量農民工在一線大城市購房極不現實，北、上、廣、深等城市不斷攀高的房價，是他們根本不敢問津的，可行的方向是中小城市，特別是農民工居家較近的小城鎮。但這裡也有兩大問題，第一是就業和收入差別，大量產業資源和金融資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資源配置的巨大差異，使中小城鎮的就業水平和工資收入水平遠低於大城市，農民工願意選擇在這裡買房安家嗎？第二是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差異，高水平的醫療、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資源，更是大量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小城鎮的狀況完全不在同一檔次，這種巨大差異下，農民工願意大量選擇在這裡買房安家嗎？
農民工大量進城買房安家，並非是不可企及之事，但一定要有發展結構的必要條件。如果未來大、中、小城鎮能夠發展合理布局，產業資源得到均衡配置，就業和收入水平做到基本平衡；如果未來公共服務資源也能在大、中、小城鎮均衡配置，社會保障水平做到基本平衡，農民工就一定會大量進城置業，購房安家。同時，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的狀況，也一定會徹底改變。
（三）新常態下研判經濟需要有新的指標體系，缺乏就業指標引領就只能緊盯GDP增長
2012年後增長水平持續下降，經濟探底尚在繼續，同時，在新的政府調控方針指導下，宏觀經濟結構的一些重要方面，已經出現新的優化發展跡象。從2012年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持續超過工業部門，2013年後成為國民經濟比重第一大產業；2012-2015年城鄉居民收入連續超過GDP增長水平，等等。［24］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以GDP作為觀察和評價經濟的核心指標，儘管也有一個配套的綜合指標體系，但由於增長方式慣性的深刻影響，無論朝野，人們最關注、最看重、最敏感的指標，還是GDP增長。2015年四季度GDP下落為6.8%，應該說沒有超出調控預期，但數據公布後，社會輿論非常敏感，很多人認為嚴重衝擊心理底線。
新常態下以新的評價方式看待經濟走勢與發展，非常需要有新的指標和指標體系，最重要之點，應首推就業指標。按照我的理解，在新一屆政府的宏觀調控設計裡，就業指標是放在基礎地位和優先地位的。就業指標和增長指標的邏輯聯繫是，先確定中長期平均值的城鎮失業率，約5%左右，再確定增長預期值，約7%左右。這個調控設計最有價值的進步點在於，就業作為民生指標優先考慮，成為確定GDP 和其他增長指標的基點。然而不知道為什麼，迄今為止，政府權威部門向社會定期公布的季度性和月份經濟數據中，始終沒有就業數據的指標（據稱只有內部數據參考）。社會就業無法進行動態觀察與比較，不能進入經濟分析的研判參數，以GDP 為核心的指標體系自然得以延續和強化，一切向GDP看齊不可能得到實際的糾正。這種情況應儘快糾正過來。
增加就業指標和重視就業指標，對新常態下全面準確分析經濟形勢及發展，還有方法論方面的重要意義。由於近年來服務業比重超過工業部門，就業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結構改進而不是經濟總量增長，就業增長同GDP增長的相關度逐步趨於鬆弛，因此，只要城鎮失業率不超過合理的預期底線，比如4.5-5%，即使GDP跌到比6.8%更低的位置，甚至在某一個別時期低於6.5%，也不應視為經濟衰退的信號，不應由此而急於尋找更多經濟刺激的手段，更不應因此而動搖既定的宏觀調控思路。
［參考文獻］
［1］［4］［7］［13］［14］［17］［18］國家統計局官網［EB/OL］.2016-3-16.
［2］［3］［12］［15］［21］［2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15［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
［5］倪浩.途家網創始人羅軍專訪.環球時報［N］，2016-3-5(5）.
［6］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課題組.構建「商保融合」的新型市場化保障房模式.國家行政學院學報［J］.2015，(6)：116-118.
［8］李克強.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R］.人民網，2015-3-5.
［9］［10］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官網［EB/OL］.2016-3-17.
［11］國家財政部網站［EB/OL］.2016-3-17.
［16］［20］周子勳. 供給側改革應該怎麼看［N］.中國經濟時報，2016-3-14(A08).
［19］李克強.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R］.人民網，2014-3-5.
［22］國家商務部官網［EB/OL］.2016-3-16.
［23］吳斯丹.深圳：全民都有投資心態［N］.第一財經日報，2016-2-24（3）.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