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秦朔朋友圈
凱恩斯全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生於1883年，英國經濟學家，財政部官員，世界銀行第一任總裁。193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簡稱《通論》），就此封神，被後世稱為「戰後繁榮之父」和「宏觀經濟學之父」。
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們發展而成的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主義、新劍橋主義以及後來的新凱恩斯主義等主導了西方上世紀大蕭條以後到七十年代甚至延續至今的經濟學研究方向。
「凱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經濟學在理論體系上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儘管各國之間或有差異性，應用方法論上也有所異同，但包括中美在內的更多國家的宏觀策略都有著凱恩斯的影子。
然而，在凱恩斯理論的發展史上，不斷面臨著來自現實經濟發展中無法調和的矛盾，和同行大師們的質疑。有人主張埋葬，有人主張繼續擁抱與救贖。
凱恩斯與西方經濟學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系統性發展源自亞當·斯密，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古典經濟學。
在20世紀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了幾次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區別於先前的古典經濟學。「凱恩斯革命」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宏觀部分以及動態理論發生了分化。
|西方經濟學發展簡史凱恩斯的主要觀點及成就
1929～1933年，西方國家經歷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在這場危機面前，各國政府束手無策，繼而政策失誤不斷，終於使危機進入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場危機暴露了已有經濟學理論的蒼白無力：古典經濟理論認為經濟運行中不可能出現經濟資源非充分利用的情況，因而無法預測和解釋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大規模經濟危機的爆發。
大危機的現實促使人們深刻反思，經濟理論需要創新。凱恩斯的《通論》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
雖然「凱恩斯主義」略晚於「羅斯福新政」，但二者內容驚人的一致。凱恩斯之後，在眾多凱恩斯主義者的努力下，凱恩斯理論得到了長足發展，宏觀經濟模型不斷完善，微觀基礎也得以建立，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統理論，並成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行動指南，甚至上升為一種政府需求管理理論。
在實踐中，西方各國政府在經濟周期波動中積極運用凱恩斯理論來對付經濟蕭條和失業，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凱恩斯式的總需求管理之下，戰後的經濟周期曾一度被「熨平」了。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奠定了凱恩斯理論的重要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凱恩斯主義重新回歸：所有東西方政府幾乎都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模型，運用財政刺激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積極刺激有效需求，使得全球經濟在2010年之後有所復甦。
「凱恩斯革命」從理論、方法和政策方面，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變革。在理論上，凱恩斯反對代表基本傳統理論觀念的「薩伊定律」，強調總需求對決定國民收入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三大心理規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而市場自動調節的機制將無法發揮有效作用。
從方法上，凱恩斯復活了重商主義曾經使用過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傳統的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分開的「二分法」，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合為一體，為經濟學研究方法開闢了新的時代。
在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幹預和調節，主張以赤字財政政策來解決大的經濟蕭條和危機問題。
總的來說，凱恩斯認為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作用儘管可以使儲蓄和投資達到相等，但是，卻未必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
「三駕馬車」與GDP
凱恩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和「完全市場競爭」的兩大假設上做了突破，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偏好三大規律，在三大規律的帶動下，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因此他認為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如果聽之任之，失業與危機將持續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調節影響有限，凱恩斯認為政府的財政幹預將能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彌補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從而有效增加就業，推動經濟增長，這在後世演變為「三駕馬車」的理論。
計算GDP的方法有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種，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這三種方法得出的結果必須總和相等，即「三面等值」。其中支出法是最常見的測算方法，就是一國經濟中所有支出的總和。它基於等式GDP=C+I+G+（X-M）。其中C等於消費支出，I等於投資支出，G為政府支出（指貨物及服務消費，不含非福利或退休金等轉移支付），X和M分別代表出口和進口，這也就是我們稱為的「GDP四要素」。
最終消費支出反映消費需求；資本形成總額反映投資需求；淨流出等於貨物和服務的流出減去流入後的淨額，反映外部需求。凱恩斯認為政府需求可以在短期內調節經濟有效需求，在長期並不能起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因此在實際計算中，本身G就代表著政府的非投資性支出，包括政府消費和轉移支付等，很多計入了「消費」的馬車中，而其他的投資性支出已經計入了「投資」的馬車中。因此「GDP四要素」就轉變為了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凱恩斯們面臨的挑戰
哈耶克曾經在《關於凱恩斯和「凱恩斯革命」的個人回憶》一文中提到凱恩斯是天才，但不是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出身高知家庭，父親是劍橋經濟學家，母親當過劍橋市長，自小耳濡目染，他自己當過財政部官員，在劍橋大學教過書，參加過布林頓森林會議。
在出版《通論》之前，凱恩斯還曾經是自由貿易論的堅定擁護者。哈耶克認為凱恩斯在開始發展自己的理論之前，並不是一位訓練有素或經驗十足的經濟理論家。他從相當初級的馬歇爾經濟學起步，對瓦爾拉斯、帕累託、奧地利學派和瑞典學派所取得的成就近乎一無所知。
凱恩斯經濟學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的，大蕭條擊碎了新古典自動均衡的夢想，在他們眼裡只有行業過剩，而行業過剩屬於比例問題，可以由薩伊定律來解決。但是，經濟卻出現了全面的過剩，於是它們崩潰了。凱恩斯主義成為了戰後各國的首選經濟發展策略，直到滯漲的出現。
在凱恩斯的模型中，只要政府擴大投資，增加就業，就能同步保持通脹，這就是所謂菲利普斯曲線。但是，滯脹的出現，即通脹與產出減少，或通脹與失業同在，讓該曲線失靈，使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批評。其中以貨幣主義的弗裡德曼為最，他主張貨幣均衡供給，反對政府干預。他認為消費主要受制於收入，它基本是穩定的。貨幣流通速度基本也是穩定的，貨幣是重要的，對短期有影響，但長期是中性的，不影響產出。弗裡德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一貫是自由市場的追尋者，他在197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而另一個諾獎學者薩繆爾森，被認為是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他和他的導師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他的巨著《經濟學》至今仍是很多高校的首選教材。但他也認為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沒有什麼工具能夠去解決滯漲問題。不能解決持續的滯漲問題，是導致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死亡的最大的問題。但是，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也沒有能夠解決滯漲問題的措施。
凱恩斯與哈耶克的論戰，從1928年開始延續到現在，被認為是經濟學說史上至今未決的巔峰之戰，他們也被認為是幹預與自由之爭。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凱恩斯及其追隨者一統江湖，滯漲發生以後，弗裡德曼利用實證研究對凱恩斯的批評將哈耶克重新帶到了大家的視野。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自由經濟重新煥發生命力。哈耶克對於凱恩斯的批評比較直接，「凱恩斯理論只會作為一種普遍方法的最突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例子出現，而這種方法的哲學論證似乎是漏洞百出的。儘管它依賴於明顯可測量的量度，乍一看比舊的微觀理論更科學；但在我看來，它獲得的這種偽精確性是以忽視真正支配經濟體系的各種關係為代價的。」
| 現代三大經濟學派別
凱恩斯主義受到了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等經濟學家的強烈質疑。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讓人們把創造GDP和消費的兩者因果關係顛倒，三駕馬車理論顛覆了經濟學基本常識。
經濟學家們認為，凱恩斯理論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人民對世界的認知很膚淺，無知；此外，利益驅使下，國家可以名正言順製造通貨膨脹，一部分人可以拿國家的錢去投資。
| 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演變圖示
凱恩斯的救贖
凱恩斯在他的一篇短文《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中，曾經描述過他認為的經濟學研究的態度。我們邁向經濟上的這一極樂境地的速度，取決於以下四個因素——我們對人心的控制力量，避免戰爭和內證的決心，把理應屬於科學領域的事務交付給科學來處理的自覺意願，以及由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差額所決定的積累的速度。只要前三者不出問題，最後一點也就會迎刃而解。
但首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過高估計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不能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義的事情上作犧牲。從這篇文章我們或多或少可以理解他的眾多理論的起源初心，經濟學研究的宗旨不是去得出一個萬世理論，把經濟問題當作眾多社會實踐問題的一部分，從力所能及的資源中尋找解決之道。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起也與此相一致。從70年代開始，一批學者開始致力於正面對待凱恩斯理論面臨的難以解釋的現實問題，吸收諸家所長，批判地繼承與發展了凱恩斯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昆、薩墨斯、布蘭查德、斯蒂格利茨、伯南克等人。他們既保持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信條，即勞動市場上經常存在超額勞動供給，經濟中存在著顯著的周期性波動，政府適度幹預是必要的；同時他們引入了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忽視的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設，吸收了理性預期學派的理性預期假設，建立了微觀經濟基礎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
新凱恩斯學派突破凱恩斯主義只強調財政政策而忽視貨幣政策的舊框框，吸收現代貨幣主義的部分觀點，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將適當的總需求水平與最佳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新凱恩斯學派針對經濟現實，調整政策主張，使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可行性，這對阻止現代宏觀經濟學脫離實際、純學術化有著較大的幫助。
即便如此，新凱恩斯主義還是面臨指責。人們認為這是新瓶裝舊酒，其內核還是均衡理論，沒有找到經濟非均衡的根源。一方面腳痛醫腳，頭痛醫頭。雖然國家幹預短期避免了大蕭條的可能性，但長期給國家債務背上了非常重的包袱。
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並不能改變當下全球經濟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的現狀，這一失衡今後必須得到調整。政府短期政策的代價是巨大的，它會造成對市場機制的破壞。比如，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救助，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了全球發達經濟體財政赤字和債務的不斷積累，政府債務危機頻發，處理不當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再次探底。
政府的短期注資和幹預，只是將各類經濟主體的資產與負債關係暫時掩蓋起來，各類結構性失衡並未得到合理矯正，這勢必給全球經濟的長期健康增長埋下隱患。另外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給予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發展空間。
很多人批評凱恩斯的理論，說它是「管不住的手」。凱恩斯們還在努力，「無論結果是好，還是壞，政府的當務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們已經在做的事，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為止還根本不曾為人們付諸行動的事情」。
但就像凱恩斯先生自己說的那樣，「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只是這個long run到底是多久，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