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一輩子靠的是一個簡單的直覺：人類是軟弱的。他們有自己的錯覺、偏好、虛榮和恐懼。人會畏縮、腐化或被壓垮，而政府是由人組成的。這是制憲國父們設計的出色制度的缺陷，而川普學會了如何利用它。
題圖設計：Photo rendering by Patrick White
作者 | 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
翻譯 | 華思睿，楊刁刁，張拓木，張海雲
《大西洋月刊》2020年4月刊封面文章 | The Atlantic April 2020 cover story
原文印刷版標題： 「How to Destroy a Government」； 網絡版標題：「The President Is Winning His War on American Institutions」
英文版連結：https://bit.ly/37Tjwao
【譯者按】此文的翻譯數月前原就應該完成，但美國疫情的大規模惡化徹底打亂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以致延遲至今。雖然今年的大選以川普的失敗告終，但他對民主制度和美國政府機構的破壞卻不是短期內就能修復的。這篇文章通過幾位公職人物的故事讓我們一窺這些破壞如何得以在一個總統的四年任期內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
唐納·川普剛上臺時，許多人認為在他所承襲的龐大政府機構面前，區區川普根本不是對手。
新總統任性浮躁，無知至極，幾近生理性注意力渙散；而職業性政府官員們經驗豐富，世故精明，對自己和其機構有強烈的保護欲。他們熟知權力的槓桿位於何處，了解如何撬動它們，也了解如何反制總統的撬動。縱觀美國歷史，川普白宮是前所未有的混亂而惡濁；但只要有「成年人」能等總統鬧騰完之後，化解他最糟的念頭，悄悄把他桌上散亂攤放的破壞性行政令藏到口袋裡，似乎一切都沒事。
三年後，「成年人」一個個離開了房間，對國家面臨的危險三緘其口。川普卻還在。
聯邦調查局（FBI）前總法律顧問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曾是川普暴怒時的發洩對象。貝克承認，包括他本人在內，許多政府官員走進川普的白宮時深信「自己要麼比總統聰明，要麼能在總統面前堅守住自己，能通過自己對規章制度及其運作的了解，來保護他們的機構免受總統的損害，能在總統的 — — 中立地說吧 — — 不當行為面前，保衛自己熱愛的或是服務過的機構。我認為他們在自我欺騙。他們就是在自我欺騙。他甩他們好幾光年。」
這些成年人過於複雜老練，反而看不到川普獨特的政治才具 — — 能抓到對手弱點的直覺、狂熱的自戀、將個人意志強加於人的手段、和頑固的持久力。他們沒有意識到共和黨已病入膏肓 — — 在2016年這一場毀掉一切、不惜任何代價追逐權力的纏鬥中，共和黨已然不可救藥。他們也沒有料到，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面對川普對民主規範和做人底線的不屑，會立馬接受甚至十分欣賞。正是這樣一個領導者的到來揭露出一個現實：許多看起來言同勒石的信條，仰仗的卻是一些脆弱的常規，而常規的維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眾輿論。隨著這些常規的消失，總統職位的實際權力顯露無遺。法律先例敲敲鍵盤就可以刪除；執法部門是否獨立於白宮成了選項；三權分立不過是一個君子協定；露骨的謊言比確鑿的事實更有威力。在川普當選總統之前，這一切對於政治圈裡的人並不那麼清晰。
但是成年人們最大的失算可能是高估了他們自己 — — 尤其是相信其他美國人會將他們視為無私的公務員、會認可他們的地位來自對於國家利益的忠誠和高尚奉獻。
自川普上臺之日，他就將國家政權視為己有，是他正當獲取的私有財產；聯邦政府200萬平民僱員是為他幹活，即使他多不認識，但都必須對他一顆紅心、忠貞不貳。他深深懷疑其中有人在密謀推翻他，所以他必須先把這些人馴服才能穩坐江山。這絕非易事：經久不衰的政府機構曾悖逆過以前的領導人，還比他們命長。雖然川普的支持者就喜歡他無知無畏的作派，這些特質卻導致他在早期走了幾步錯棋。他任命了一批無能或不靠譜的官員來管理政府機構，可是機構卻在按自己的軌道運作。
但川普一輩子靠的是一個簡單的直覺：人類是軟弱的。他們有自己的錯覺、偏好、虛榮和恐懼。人會畏縮、腐化或被壓垮，而政府是由人組成的。這是制憲國父們設計的出色制度的缺陷，而川普學會了如何利用它。他的破壞造成的爛攤子已經堆積如山。他僅用了幾年時間，就把這屆政府變成了為他自己牟利的工具。如果再給他幾年，他對美國民主的損害將是不可逆轉的。
本文講的是一個偉大的共和國如何從內而外開始腐爛、失去內聚力而自行坍塌的故事 — — 講述者是政府官員們。換上任何一個別的總統，這些政府官員都可能一直不為人知，他們也不想揚名立萬；但當川普出手摧毀他們時，他們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
圖案設計：Patrick White
1. 「我們不是納粹」
埃裡卡·紐蘭（Erica Newland）在歐巴馬政府的最後一個夏天入職了司法部。時年29歲的她是唯才主義體系的勝出者 — — 耶魯法學院畢業，給華盛頓特區上訴法院的梅裡克·加蘭德法官（Judge Merrick Garland）當過文員, 而當時歐巴馬總統已經提名加蘭德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雖然參議院此後拒絕了就此項提名進行聽證）。紐蘭成為部裡法律諮詢辦公室的一名律師顧問。這個辦公室是司法部的智囊團；與總統行動相關的法律問題都會去那裡找答案，通常唯總統馬首是瞻。該辦公室曾經批准小布希時期一系列最極端的戰時權力，包括使用酷刑，後來又撤回其中一部分。紐蘭是一位公民自由意志主義者，對擴大總統權力持懷疑態度。她的聘用顯示了歐巴馬麾下的司法部對非正統觀點的歡迎。
2016年11月的大選改變了她，也解放了她，但這點她很久以後才會明白。如果希拉蕊獲勝，紐蘭可能會一路過關斬將，繼續做一個野心勃勃但規避風險的政府律師。她可能會感到一些不要得罪新老闆的壓力 — — 畢竟華盛頓精英律師圈子那麼小，而她又想上升, 這些人可能成為她前途的庇護人。但是大選之後，她意識到新老闆不太可能給她做職業導師。在他們眼裡，她甚至可能是個敵人。
她決定留下來在川普政府裡任職。她喜歡她的工作，也喜歡她的同事 — — 辦公室裡二十多位關係友善、互相尊重的職業律師。作為一個聯邦僱員，她宣誓效忠的是憲法而非總統，是對自己的工作「盡職盡忠」。對國家的責任裡蘊含的一種價值觀讓她選擇留下。在她看來，這種價值觀並不使她成為所謂「深暗政府」（Deep State）的同謀。她不會故意阻撓總統的政策，但會對這些政策在事實和法律上用一貫的高標準來要求。她不相信換了新人會做到這點。
川普就職後沒幾天，紐蘭的新老闆、法律諮詢辦公室代理負責人柯蒂斯·加農（Curtis Gannon）批准了總統的禁穆令，禁止來自七個穆斯林佔多數人口的國家的旅行者入境；這個條令就算不違法，也是非常歧視和帶有偏見的。那個周末，辦公室裡至少有一位律師參加了杜勒斯機場的抗議活動；另一位關起門在辦公室哭了一天。其他人找理由說，評判總統的動機不是政府律師的事。
行政部門的員工是為總統工作，工作的核心要求之一是執行總統的政策。如果他們覺得這樣做違背良心，就應該離開。反過來說，不因為一次選舉結果就貿然離開也有正當理由。公務員班子隨執政黨而輪換會導致19世紀的獵官制，其臭名昭著的腐敗最終帶來了1883年《彭德爾頓法案》（ Pendleton Act），這才建立了現代以績效為基礎、與政治隔離的公務員制度。
在川普任職的第一年，司法部的人員外流就開始了，其中包括紐蘭的一些同事。有些人發自內心認為，自己無法再代理這位客戶 — — 他一拍腦袋發條推說要禁止跨性別人入伍，證明其合法性就成了他們的事。但離職的人大都把離開的理由悶在肚子裡。考慮到所有因素 — — 工作前景，與前同事的關係，職業官員要習慣於隱姓埋名的長期培訓 — — 都讓他們不會以正義為名，高調出走。
禁穆令不在紐蘭的工作範圍之內。也許這一點點距離讓她覺得留下來也可以做點有益的事情。她要對國家和憲法負責，她覺得自己正在為維護司法部的信譽而鬥爭。第一年裡，她的確看到自己的法律備忘錄和論證有所成效。
到了第二年，事情就開始每況愈下。法律諮詢辦公室的工作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涉及對非公民的權利限制。先前事事可以公開討論的氣氛煙消雲散。那些政治任命（非民選）的高層官員們儘管早先曾經對某些政策的合法性提出過懷疑，現在變得更願意為川普找藉口，更願意選擇相信川普捏造的謊言。在職業官員中，恐懼感開始浮出水面。他們看到聯邦調查局同事的遭遇 — — 在調查俄羅斯幹涉大選一案中得罪了總統，遭致身敗名裂。對於那些通過了機密工作安全審查的人來說，講一句真話，或是哪怕翻個白眼，風險都尤其大，因為被撤銷安全許可的門檻很低。被任命領導法律諮詢辦公室的史蒂芬·恩格爾（Steven Engel）是川普的死忠，他一貫自作主張、剛愎自用。紐蘭的同事們意識到，如果提出不同的意見總會被拒絕，爭論就越來越沒有意義。於是人們開始閉嘴。
埃裡卡·紐蘭意識到她在司法部的工作不過是在川普撒謊後替他圓謊，於是遞上了辭呈。攝於2020年2月11日，馬裡蘭州家中。（攝影：Peyton Fulford）
2018年5月的一天，紐蘭帶著一張白宮新聞稿的列印件走進午餐室，其標題是「 對於MS-13兇獸你需要了解的信息」。幾天前，在一次內容與中美洲幫派有關的會議上，川普使用「獸類」一詞來形容無證移民；面對隨後而來的批評聲，白宮死不認錯。「獸類」這個詞在短短的聲明中出現了十次。紐蘭想知道同事們對此的看法。
大約八位律師圍桌而坐。他們都是職業人士 — — 政治任命的官員們還沒來吃午飯。紐蘭將列印件遞給其中一位，後者直接遞還給她，似乎不想被人看到他手裡拿著這張新聞稿。她把列印件字面朝上放在桌上，另一位律師又像為了保護她一樣，把它翻轉到背面：「這樣，萬一史蒂夫進來……」
紐蘭再次將紙頁翻過來。 「這是白宮的新聞稿，我願意解釋我為什麼覺得它有問題。」交談很快變得尷尬，然後陷入沉默。私下曾經和紐蘭一起吐槽的同事們現在悶聲不響。這是她最後一次與他們在午餐室同桌。
沒有人敢冒被解僱的風險。沒人願意成為川普發推的攻擊目標。危險在於有可能被評一個平庸的績效，或推薦信裡被捅一刀。紐蘭最近對我說：「在辦公室裡挺身而出什麼都得不到。可能會讚賞你這種做法的人不在那裡也看不到你這麼做。你又不能到處去說。而且如果你把部門裡每個人都得罪光了，還怎麼脫身 — — 」，並再找一個好工作呢？
她對上班心生厭惡。座落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司法部大樓離白宮只隔六個街區，紐蘭一進樓就必須從總統的巨照下走過。每天早上她都避免和川普那幅照片打照面，或者乾脆走側門，躲開那張臉。她晚上睡不好，被悔恨所困擾。她是不是應該在某個法律問題上更加堅持？她應該再一次在午餐室發起與同事的討論嗎？她該如何每日忍受辦公桌上充斥著殘忍和偏見的總統行政令及其它文件，即便有些是合法的？ 她既生氣又悲催，朋友們也勸她離開算了。她仍然找理由留下： 對誰來接替自己的擔心，在危難關頭不棄船的堅守，還有一種愛國主義情操。2018整年她都在騙自己說，她留在那個職位上是有用的。
1968年，詹姆斯·C·湯姆森（James C. Thomson），一位曾供職於甘迺迪和詹森兩屆政府的亞洲問題專家在本刊發表了一篇名為「剖析越南戰爭是如何發生的」文章。他給出的越戰起因中，有一條是「『效果』陷阱」，即官員們相信接受現狀通常是最明智的做法。文中說，「在大人物面前保持沉默或者採取默認態度的傾向 — — 即為了下次爭鬥的有效性，這次暫且屈服以保存實力 — — 佔了壓倒優勢。」 這個陷阱非常有誘惑力，因為它造成了一種印象，讓人感覺自己既有原則又意志堅定，而非膽小懦弱。保持「有效性」也成了永不放棄的一個理由。
隨著總統行政令和其它需經法律諮詢辦公室批准的文件越來越多，其中很多合法性都成問題，紐蘭的一位上司會說「我們只是服從命令」。語氣不帶諷刺，而是在提醒大家 「我們是為總統工作的。」 有一次他這麼跟紐蘭說，被她看了一眼後，他加上一句，「我知道那是納粹的說法，但我們不是納粹。」
紐蘭提醒他：「總統說有些納粹是很好的人。」 上司回答：「司法部長塞申斯可沒這麼說，史蒂夫沒說過，我也從來沒說過。我們都不是納粹。」她和上司還能如此對話，似乎也成了她自覺不該離開的一條理由。
但是身為猶太人的紐蘭，有時會問自己：如果她和同事們是1930年代德國政府裡的律師，他們中每一位會成為什麼樣的官員？他們有的是意識形態主義者，某種忠實信徒，比如有一位是大法官克拉倫斯·託馬斯（Clarence Thomas）的門徒。還有投機搶跑的機會主義者。也有一小撮沉默的異議人士。但是辦公室裡更多的是縮頭縮腦以求自保那類人。「我猜我知道自己會是哪一種，」紐蘭對我說，「我一開始可能會留在納粹政府裡，然後就會逃走。」 她覺得自己會是那種努力在紐倫堡反猶法案裡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改動的人，為那些只有部分猶太血統的德國人保留公民權。她也許會覺得自己還不是無功而返 — — 那樣一開始留下來就有了正當性。
紐蘭和同事們一直為川普圓謊。他們用專業的法律技能來給他的謊言誑語洗地，使總統行政令看起來合乎憲法。當她讀到「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電視節目的製片人需要剪輯錄像，讓川普做的決定顯得符合邏輯，她意識到法律諮詢辦公室的律師們的做法如出一轍。忠於總統被等同於合法性。她對我說：「我們的工作缺乏對其它任何政府部門的尊重 — — 不尊重下級法院，不尊重國會，更不用提尊重職業官員、專業性、事實和真相。一言以蔽之：『腐敗』。腐敗並不一定需要賄賂。背離我們恪守的誓言就是腐敗。」
2018年秋天，紐蘭得知她和五位同事將因為在2017年為總統行政令所做的工作被授予司法部長頒發的傑出服務獎。這消息讓她極為噁心 — — 而她所在的辦公室很可能還以為她會為此自豪。她驚異於這屆政府的所作所為能被如此正常化。她也懷疑司法部大佬們利用手下的專業人士來使禁穆令這樣的政策正當化 — — 至少這個獎看起來就是為了那個目的。紐蘭和另一位律師缺席了10月24日的頒獎儀式。
10月27日，一個反猶極端分子在匹茲堡一個猶太教堂開槍打死十一人。在進行屠殺之前，他在網上指責猶太人使「入侵者」得以從墨西哥進入美國。那個星期，法律諮詢辦公室正在起草一條總統行政令：為了對付一隊穿過墨西哥向北的中美州移民大篷車的「威脅」，暫時關閉南方邊境所有的避難申請。紐蘭完全可以想像自己也是猶太教堂裡的中槍者，她感到她辦公室的工作就是批准那些鼓勵殺人狂的言論。
三天後她提交了辭職信。到感恩節時她已經離開了。新年裡，她開始為一個叫做「保衛民主」（Protect Democracy）的非盈利組織工作。
避難禁令是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作為司法部長的最後一件公開政務。川普在中期選舉之後立馬開除了他。塞申斯曾經作為川普的競選顧問和俄國官員有過聯繫，因而決定迴避通俄門的調查工作，這讓紐蘭覺得他還是在意保護某些民主權利的，但僅限於美國白人。他最終被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取代 — — 一位以聰明和幹練著稱的前司法部長。但是很快，巴爾的所作所為把塞申斯彷佛襯託成了正直的楷模。目睹了一年來巴爾如何執掌她當初所在部門，紐蘭奇怪自己之前為什麼還會呆在裡面。
2. 兌錢
在華盛頓和任何權力蔓延的地方，腐敗一直都存在。然而在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隨著遊說產業的擴張，腐敗被制度化了。當時瀰漫於首都的腐敗還是金錢上的，大都是基本合法地打破常規、突破底線的行為。前《華盛頓郵報》編輯羅伯特·凱薩（Robert Kaiser）、2010出版的《真他媽錢多：遊說團體的成功和美國政權的腐蝕》（So Damn Much Money: The Triumph of Lobbying and the Corros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一書作者，在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啥髒活都接，只要能用前總統身份兌錢」的行為中找到了一個早期危險訊號。兌現錢 — — 曾經被認為是出賣靈魂 — — 現在成了踏出政府機關的一條陽關大道，而且來去自如。凱薩對我說：「以前是有忌諱的，你不會直接從司法部高官跳到勞埃德·卡特勒（Lloyd Cutler）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然後再跳回去。以前只能是單行道。現在沒這種忌諱了。」
卸任的國會議員和他們的助手以當說客來兌錢。退休的軍隊官員做國防工業承包商來兌錢。司法部官員進入高薪律師事務所來兌錢。前外交官成為代表外國勢力的說客或者公關策略家來兌錢。在司法部上層做的那幾年可以兌換成私企中千百萬美元的收入。國會山上名不見經傳的助手成了百萬富翁。Trent Lott早早地放棄參議員位置就為了能趕在新規限制施行之前開始其說客職業。前總統演講一次就是六位數，籤個書約就是八位數。
當黨派之爭變得瘋狂，發財成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唯一剩下可以為之共同奮鬥的目標。華盛頓成了高級餐館的集中地，本來為做好事而進入政府供職的年輕人在那裡發了財。盧克·阿爾比（Luke Albee）前後做過兩位民主黨參議員的辦公室主任，學會了在招聘助手時避開那些不打算幹長的應聘者。他告訴我，「我很提防那些進來轉個18個月就轉出去的人，他們重續僱傭合同就為了加高預聘金。」 這種旋轉門並不一定會誘導每個公職人員背棄他們的誓言 — — 他們除了排隊索食的時候之外，也還會是嚴謹盡職的公務員。然而在更深的層次，金錢讓政府和富豪結盟, 也引起公眾不分青紅皂白的憤世嫉俗。而當大眾對政府機構的信心暴跌，職業官員的聲望也隨之跌落。
川普進入華盛頓時，波多馬克河與阿納卡斯蒂亞河之間的「沼澤」已經淤積了三四十年。「抽乾沼澤」變成他最有威力的口號之一。非盈利組織「民主21」的主席弗雷德·韋特海默（Fred Weitheimer），一位從尼克森時期以來就一直堅持為有一個良好政府而努力的活動家，這樣說到川普：「他的確比很多美國政治家先看到，國民已經把華盛頓視為舞弊之地，被金錢腐蝕，成了說客的遊戲。這個遊戲他一輩子都在玩，直到競選時號稱要對抗它。大眾都盼望有人能擔此重任。」 當時聯邦政府的免疫系統已經被破壞得很厲害。川普打著根治的旗號，著手開始散播毀滅性的感染。
在川普及其支持者看來，這片沼澤充滿了身穿華盛頓特區單調辦公室西裝、詭計多端的陰謀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藏於聯邦首都各處的辦公桌旁、午餐室裡、跑步道上的政變策劃者：「深暗政府」。一位名叫麥克·洛夫格倫的前共和黨國會助手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和兩年後出版的書中把這個詞引入政治血液。洛夫格倫原來意指大公司、銀行和軍事工業承包商之間的紐帶已經極大地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成為華盛頓腐敗之源。但布萊巴特新聞、福克斯新聞等處的保守勢力卻開始用這個概念來形容執法和情報機關的職業官員。他們指責這些官員是民主黨，與自由派媒體共謀，試圖防止和取消川普當選。就如同「假新聞」和「腐敗」兩詞一樣，川普將「深暗政府」顛倒使用，反轉成對付他真實和假想敵人的武器。
川普進入白宮伊始，就開始和自己手下的職業官員體系進行龐大的鬥爭。他必須在被它摧毀之前先摧毀它。他那充滿受迫害妄想和掠奪性的大腦促使他找一個殺雞駭猴的樣板，對膽敢得罪他的人以儆效尤。川普找到了一位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默默無聞的官員。
3. 「你老婆好嗎？」
安德魯·麥凱布（Andrew McCabe）1996年加入聯邦調查局，當時他28歲，比埃麗卡· 紐蘭進政府工作時的年齡還小一歲。他是企業高管之子，典型的市郊中產青年，畢業於杜克大學，在新澤西一家小律所當律師。他之所以被聯邦調查局所吸引是因為調查能夠揭開戲劇性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生活與麥凱布安全而一眼望到頭的成長過程完全相反，是一片越過法律邊界的陰暗世界。他的妻子吉爾當時正在接受兒科醫生培訓，也鼓勵他申請。加入FBI後他的薪水少了一半，但對他來說，能在匡蒂科（譯者註：Quantico，維吉尼亞小鎮，聯邦調查局學院所在地）成為一名訓練有素、嚴守紀律、無私奉獻的探員幾乎是一種樂趣。
麥凱布先後專職於對俄羅斯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的調查。他在局裡迅速升遷，始終遠離公眾視線。在工作中他以智慧和沉著著稱，是天生的管理者。2016年初 — — 當時麥凱布五十歲不到，有一副鐵人三項比賽練就的好身板，短髮開始花白，戴著上黑下透明的框架眼鏡 — — 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將他從駐華盛頓外勤辦公室主管提拔成為副局長，這是FBI職業官員的最高職位，負責FBI日常運作。通常FBI的二號人物並不為公眾所知，但麥凱布的新職位使得他在2016年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之時監管對希拉蕊·柯林頓私人郵箱伺服器的調查工作。同年夏天，FBI也開始對川普競選團隊進行深入調查。
當年7月，科米決定宣布結束「郵件門」一案的調查，稱希拉蕊的行為「極其粗心大意」，但並不構成犯罪。麥凱布對這一嚴重偏離正常程序的做法表示支持（FBI通常對調查不予置評，尤其是那些不會帶來起訴的調查），因為正值大選期間，不斷登上報紙頭版的「郵件門」調查本身就不正常。而科米是傳達道德正義的高手 — — 他高高的個子往那一站就能壓倒喧囂，讓美國人民相信調查的公正性。
但科米的聲明卻同時引發了左右兩邊的憤怒，也嚴重損害了FBI的公信力。麥凱布事後對科米的決定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表示後悔。「我們以為美國人民信任我們，」麥凱布後來寫道，「FBI不參與黨派政治。」但他早就該知道。2012年，美國駐利比亞大使被殺後，他曾負責處理遭到嚴重誇大的班加西事件，這一事件」揭露了不誠實的政治作秀已經走到了超現實的極端「，正是這樣的現狀導致了「郵件門」也同樣被誇大。
在等級森嚴的機構中當了二十年耿直特工的麥凱布並不了解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他手無寸鐵，對接下來要發生什麼毫無準備。
為了讓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覆蓋範圍擴大到更多貧困患者，兒科急診醫生吉爾·麥凱布在2015年曾作為民主黨人競選維吉尼亞州參議員。她最終在競選中落敗。2016年10月23日，離大選日只有兩周時，《華爾街日報》爆出她的競選團隊曾收到來自維吉尼亞民主黨和州長特裡·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政治行動基金的近70萬美元。麥考利夫是希拉蕊的朋友，曾鼓勵她參選總統。報導標題是「柯林頓盟友幫助FBI官員妻子競選」，含沙射影多於實質性內容。麥凱布一直很恰當地把自己和競選活動分割開，對捐款的事情一無所知。FBI負責道德品行的官員已經審查批准了由他掌管對柯林頓的調查，而且吉爾競選結束兩個月後他才著手調查，二者毫無關聯。但川普在推特上轉了《華爾街日報》的報導，10月24日他還在佛羅裡達的聖奧古斯汀用這個報導煽動群眾，編造柯林頓行賄了聯邦調查局的新聞，說她用錢買通了「負責柯林頓非法郵件伺服器調查的最高官員之妻」，讓自己免於入獄。他咆哮一聲，眯起眼睛、緊抿嘴唇，厭惡地搖著頭離開麥克風，而人群中爆發出尖叫，表達對柯林頓和舞弊政治體系的憎惡。
當FBI副局長安德魯·麥凱布發現自己成為總統的靶子時，他的世界天翻地覆。2020年2月10攝於華盛頓（Peyton Fulford）
這是川普第一次涉及麥凱布夫婦。他沒提他們的名字，但場面讓人不寒而慄。
沒過幾天，《華爾街日報》又準備刊登第二篇損害FBI和麥凱布名譽的報導 — — 這次是關於他告訴其他特工「暫停」針對柯林頓基金會的秘密調查。報導信源看來是FBI紐約外勤辦公室的高級特工，這些人對自己的反柯林頓情緒毫不掩飾。但這則新聞是錯的：麥凱布一直想繼續調查，只是遵循司法部的政策，不讓特工採取任何可能影響即將到來的大選的公開步驟，比如發出傳票。在一周之內他的正直 — — 一個在他這種位置上官員的命脈 — — 第二次在公眾面前遭到不公正的毀謗。他授權自己的律師麗薩·佩奇（Lisa Page）和FBI首席發言人麥可·科坦（Michael Kortan）通過披露麥凱布和司法部一名官員之間的對話來糾正報導 — — 他認為這麼做沒什麼不合適，因為這符合FBI的利益，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這次洩密無意間證實了對柯林頓基金會的調查的確存在，這讓科米很是不悅，他之前對吉爾·麥凱布競選活動的曝光已經很不高興了。科米準備命令麥凱布迴避FBI在10月28日 — — 也就是大選前11天 — — 重啟的對希拉蕊「郵件門」的調查。科米事後聲稱，當他問及麥凱布洩密一事時，麥凱布說「我不知道這鬼東西怎麼就被捅到媒體那了」之類的話。（麥凱布後來說他告訴過科米是他授權洩的密。）
此事在當時那幾個月的大戲中本無足輕重，卻引發了一系列決定麥凱布命運的事件。
川普獲勝時，麥凱布夫婦認為這位新總統會放棄關于吉爾競選的陰謀論，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她最近對我說：「我當時有一瞬間還這麼認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許現在可以放過我們了。」
就在川普準備上臺之際，「通俄門」調查開始逼近他的身邊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人選麥可·弗林（Michael Flynn）首當其衝，他在與俄羅斯大使通電話一事上對FBI探員撒了謊。川普明確表示希望FBI能放棄對弗林的調查，保護白宮免受不斷收緊的調查的影響。川普與科米二人在白宮共進晚餐時，川普說他想要科米效忠於他。科米以保證誠實作答。川普然後又問麥凱布是否「對我有意見，在競選期間我對他和他妻子有些粗暴。」科米說麥凱布「有真正的職業精神」，並補充道，「FBI的人員，無論個人觀點如何，一旦投入局裡的工作，就會將個人觀點置之一旁。」
但川普不想要有真正職業精神的人。你要麼效忠於他，要麼就是不忠之人，抽乾沼澤到頭來意味著清除那些不忠於他的人。按照他對人類動機的理解，在被他「粗暴對待」之後，麥凱布不可能會效忠於他 — — 而會想要報復，會通過調查來完成報復。在此後與科米的談話中，川普不斷回到「麥凱布那事」的話題上，似乎擺脫不開他在自己手下的FBI內製造了一個敵人這個念頭。
吉爾·麥凱布告訴我：「我知道我們要完蛋了，我們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這是個漸進的過程，但到了五月我們知道結局會很糟糕。」
2017年5月9日，麥凱布被召到街對面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的辦公室，塞申斯告訴他川普炒掉了科米。麥凱布現在是FBI的代理局長了。
當晚川普說想見麥凱布。科米告訴了麥凱布川普要求效忠的事、他幹涉通俄門調查的企圖、以及他對麥凱布本人的懷疑。麥凱布完全能預料到他隨時會被解僱。他被領進橢圓辦公室，看到總統坐在氣派的辦公桌後，他的高級顧問們 — — 副總統、幕僚長、白宮法律顧問 — — 順從地坐在他面前的一排小木椅上。麥凱布也坐進去。川普問麥凱布，他是不是不贊同科米7月份結束對希拉蕊·柯林頓郵件門調查的決定。麥凱布說，沒有，他一直和科米密切合作。川普不斷追問：FBI的人是不是真的對這個決定不滿意，對科米的領導不滿意？麥凱布說的確有一些特工不同意科米對希拉蕊一案的處理，但是他總體來說聲望很高。
「你唯一的問題是你犯的那個錯，」麥凱布後來回憶川普這麼說。「你老婆的那事。就是那一個錯。」麥凱布沒有說話，川普繼續說：「你就這一個問題。我競選的時候對你有點狠。我競選時對你和你老婆說了不少狠話。」
麥凱布回答：「我知道，我們聽到你說的話了。」他告訴川普，吉爾是一名敬業的醫生，競選公職是她幫助病人的另一種方式。他和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完全支持她的決定。
「哦，好好好。她很棒。我認識的人都說她很棒。你支持她沒錯。所有人都告訴我她超棒。」
第二天早上，麥凱布與他的高級員工開會討論通俄門調查時，白宮打來了電話 — — 電話另一頭是川普。這件事本身就很讓人不安，美國總統不應該給FBI局長打電話，除非是與關國家安全相關的事。為了防止水門事件中暴露出的政治上濫用職權，司法部在70年代中期出爐的指導方針對執法部門和白宮之間的溝通渠道有嚴格限制。川普的行為不斷表明他要麼不知道這個方針，要麼就是毫不在乎。
總統對麥凱布允許科米在被解僱後乘FBI的公務機從洛杉磯飛回來很不滿。麥凱布對這個決定進行了解釋，川普勃然大怒：「不對的！我從來沒批准過！」他不想讓科米獲準進入總部 — — 以及任何FBI大樓。川普繼續發怒。然後又問：「你老婆好嗎？」
「她很好。」
「她輸掉選舉的時候，一定很難受。她是怎麼處理失利的？輸了難過嗎？」
麥凱布說失敗很難受但是吉爾又重新回到急症室照顧孩子們。
「是啊，一定很艱難，」總統對他的新任FBI局長說，「輸掉了。就是個擼瑟。」
麥凱布拿著電話，他的助手發現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川普逼他陷入無法為妻子辯駁的屈辱境地。這是黑手黨慣用的伎倆：宣示霸權，情感訛詐。
麥凱布最近告訴我：「這種手段加大了要求效忠的壓力。如果我可以當著你面羞辱你的妻子，而你依然對我言聽計從，任我擺布，那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把你夫妻倆給分裂了。他起先是試圖分裂我和科米 — —『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對吧？』然後又想分裂我跟機構 — — 『FBI所有人都很開心對吧？』他把你逼到角落，試圖讓你全盤接受和擁抱他所兜售的狗屁，如果他這麼做都沒事的話，他就知道你是他的人了。」
麥凱布後來一次又一次的回顧這次談話，問自己是不是當初應該阻止川普說下去。但他執掌著一個陷入危機的機構。「我沒必要去跟美國總統比賽看誰尿得遠。」
麥凱布絕對不是川普陰暗想像中的政治陰謀家，麥凱布對應付危機四伏的政治環境力所不及。當川普逼著他說出自己在2016年投票給誰時，麥凱布很是震驚，只能含糊應答：「我兩邊誰都不站。」這個蹩腳的回答讓麥凱布很是尷尬，他後來向川普澄清：他一輩子都是共和黨人，但他在2016年沒有投票，因為FBI對兩名候選人都在調查。這個直截了當的回答卻只能加深川普的懷疑。
麥凱布的職業主義精神讓他遭受川普的霸凌，卻也為他在各種重大事件接踵而至那一周接手FBI助了一臂之力。「吉姆被炒了之後，安迪的專注和決心相當驚人。」時任FBI總法律顧問的詹姆斯·貝克告訴我。麥凱布有兩項緊急任務。第一項是向他手下的3.7萬名員工保證這個機構會安然無恙。5月11日，在電視轉播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被問到白宮關於科米在FBI不受歡迎的說法是否屬實。麥凱布已經準備好了答案。」我可以告訴你科米局長在FBI內部享有廣泛的支持，到今天依然如此。「他把當著川普的面說不出的話對著全國以及自己的下屬說了出來。
第二項任務是保護通俄門調查。科米被撤職，而後白宮撒謊說是因為科米對柯林頓郵件門處理失當，但所有證據都指向其實是因為通俄門調查。這讓人懷疑[川普白宮]有妨礙司法之嫌。5月15日，麥凱布召集包括貝克和麗莎·佩奇（Lisa Page）在內的四位高級助手開會；會議決定，必須發起對川普本人的調查。他們必須查清楚總統有沒有與俄國合謀並掩蓋真相。
這項調查歸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主管。羅森斯坦的備忘錄正是川普用來解僱科米的藉口，麥凱布不認為羅森斯坦能夠扛得住白宮要求停止調查的壓力。他敦促羅森斯坦指定一位特別檢察官來接手調查，那樣就超出了白宮和司法部的權限範圍。如果川普想要扼殺調查，整個世界都會知曉。麥凱布催了羅森斯坦好幾次，但羅森斯坦一直拖著。
5月17日，麥凱布向參眾兩院幾位領袖通告了FBI展開的調查，一項是關於川普在2016年大選期間是否與俄羅斯合謀的反情報調查，另一項是妨礙司法的犯罪調查。然後羅森斯坦宣布，他指定羅伯特·穆勒作為特別檢察官來接手這個案子。
那天晚上麥凱布乘坐Suburban牌防彈局長專車回家，一路不尋常的安靜。他家位於杜勒斯機場以外的維吉尼亞遠郊。吉爾在做晚餐，女兒在廚房中島上做作業。麥凱布脫下西裝，鬆開領帶，打開一瓶啤酒。自從科米被解僱以來，他一直感到自己在向一個目標衝刺，這個目標就是保證通俄門調查的安全和透明。他說：「我們做了我們需要做的。總統現在要尋找獵物大開殺戒，輪到我了。」
吉爾說：「你盡職了。這是最重要的。」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當黑暗一步步逼近麥凱布一家時，吉爾會提醒安迪那天晚上兩人在廚房的對話。
7月25日，川普突然發推舊話重提：「問題是FBI代理局長、負責希拉蕊調查的安德魯·麥凱布從H那裡給妻子拿了70萬美元！」現在川普知道了麥凱布的名字，不過吉爾還是一直是「妻子」。第二天，更多推文：「為什麼司法部長塞申斯不換掉FBI代理局長安德魯·麥凱布？這是個科米的朋友，掌管過柯林頓調查但是…從希拉蕊·柯林頓和她的代理人那裡為他妻子競選拿了大錢（70萬美元）。抽乾沼澤！」
這些推文讓麥凱布深感屈辱。他沒法回應這個虛假指控，因為那只會給它引來更多關注。那天他來到總部，給當天的頭條開了個弱弱的玩笑，然後努力讓自己和FBI埋頭工作，儘管他知道他遇到的每個人都在想著那些推文。同樣成為川普推文攻擊目標的貝克，向我這樣描述這些推文效應：「對我這樣的非公眾人物，這種經歷很奇怪，讓人暈頭轉向。你沒法不產生一種本能的生理反應，變得緊張，流汗。這讓人害怕，你不知道這會意味著什麼；忽然間人們開始議論你，而且不懷好意，你覺得自己裸露無遺。」
川普推文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懲罰展開調查的麥凱布，更是要抹黑這個案子。吉爾說，「他攻擊別人是為了讓自己的劣行看上去沒問題。如果安德魯腐敗，那麼這個調查也腐敗，也是錯的。所以他們需要竭盡所能證明安德魯·麥凱布腐敗、是個騙子。」
7月28日，也就是這些推文發布之後三天，麥凱布被緊急召到司法部。總監察長辦公室檢視柯林頓郵件門調查的律師們發現了麥凱布的律師麗莎·佩奇和FBI頭牌探員彼得·斯佐克（Peter Strzok）之間數千份簡訊往來。他們兩人在柯林頓調查和通俄門調查案子中都是核心人物；斯佐克這時是穆勒團隊的一員。在大選期間，佩奇和斯佐克之間的簡訊交流裡說了些針對川普的刻薄話。他們兩人也有婚外情。佩奇和斯佐克都屬於與麥凱布關係最緊密的同事；佩奇還是他信賴的朋友。這些對他都是新聞 — — 糟透了的新聞。
律師們針對這些簡訊不停發問。因為麥凱布是總監察長檢視柯林頓調查案的對象，他事先已告訴他們說如果自己的私人律師不在場，他不會回答有關自己涉及調查案的任何問題。儘管如此，律師們的提問忽然轉向《華爾街日報》的第二篇文章，該文暗示麥凱布被柯林頓腐蝕了。一個律師懷疑佩奇一條簡訊裡的「CF」是指柯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他問麥凱布，「你碰巧知道嗎？」
「我不知道她指什麼。」
「或者也許是什麼代號？」
「我沒有印象，」麥凱布說，「但是這事兒，和對我的指控攪在一起，所以我實在不想和你討論這篇文章。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點把事情都攪亂了。」
「這段時間她有被授權接受記者採訪嗎？」一位律師問。
「就我了解沒有。」
這不符合事實。麥凱布自己批准了佩奇和《華爾街日報》記者通話。不過當時他已經對律師們的提問開小差了，那些問題本來就不合適，他想趕快結束。他必須得想清楚自己應該怎樣處理這個新的緊急情況。佩奇和斯佐克的簡訊必然會洩露，川普和他的黨羽們會將這些簡訊作為證據來宣稱FBI是個充滿偏見和腐敗的汙水池。佩奇和斯佐克兩個人會身敗名裂。那天在紐約市，川普提到中美洲人時用了「獸類」一詞，並敦促執法機關粗暴對待幫派嫌疑人。FBI必須擬定一個回應來重申自己的道德準則。麥凱布一家又重新成為川普的靶子。
麥凱布感覺到全線崩潰。不難想像當他答覆「就我了解沒有」時是處於什麼狀態。這種事以前也發生過，在那年另一個糟糕的日子，5月9日，關於另一個內部調查，針對很久以前對《華爾街日報》的一次洩露事件。同樣的問題讓他措手不及，他也給了同樣不準確的回答。一路不偏不倚走過來的職業官員，他的人品遭受持續攻擊，多半會犯這種不必要的錯誤。
那是個星期五，隨後的周末他意識到他給了律師們一個錯誤的印象。到了星期二，他給總監察長辦公室打電話做更正。同一周，參議院通過了對新任FBI局長克里斯多福·雷（Christopher Wray ）的任命，麥凱布回到副局長的位置。當了21年的探員，他計劃一到時間就退休，也就是2018年3月他年滿50的時候，然後進入私營企業。但已經太遲了。
12月19日，麥凱布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作證時證實了科米關於川普試圖扼殺通俄門調查的陳述。兩天後，在眾議院另一個委員會上，他被問到那些針對FBI的各種攻擊對他造成了什麼影響。麥凱布說，「我可以告訴你，這是巨大的挑戰。」他描述他的妻子 — — 「一位美好的、聰慧的、充滿愛心的醫生」 — — 為了幫助給窮人擴大健保而競選公職，「從這個高尚目的開始，到過去一年中她和我的孩子們經歷的這些 — — 真是毀滅性的。」
聖誕節前兩天，川普又放出一條惡意威脅推文：「FBI副局長安德魯·麥凱布在和時間賽跑想要全福利退休。還有90天？！！！」 對被川普視為敵人的「職業官員」，沒有任何人事細節能逃過他的注意。當天以及聖誕夜的另兩條推文，他又重複了關于吉爾競選的舊謊言。她對自己給家庭帶來的麻煩自責不已。
節期剛過，麥凱布得知總監察長對柯林頓郵件門調查的報告中關於他那部分會單獨發布。其它部分的期限是春末，而關於麥凱布的部分在一兩個月內就會完成。2018年1月，在新任局長雷的壓力下，麥凱布從副局長的位置上退下。麥凱布沒有接受一個低階的職位，而是請假等待自己3月中旬的退休。2月底，總監察長完成了關於麥凱布的35頁報告，結論是毀滅性的：麥凱布在《華爾街日報》洩露事件上四次表現出「缺乏坦誠」。職業責任辦公室的建議是將他解僱。在司法部某些人看來，此舉體現了對高級官員的問責。
麥凱布在3月9日收到了案卷。FBI政策通常給予30天時間回應，但看起來司法部鐵了心要討好白宮，趕在麥凱布退休前結案，只給了麥凱布一周時間。3月15日星期四，他與司法部一位官員會面為自己申辯：有個細節他沒有記起，是因為突如其來毫無防備的問詢發生在數月的混亂局面之後。而且當他意識到自己做出了不準確的陳述，他主動出來進行了更正。麥凱布認為自己的申辯很堅實，但是他已經預料到了結局。
星期五晚上，麥凱布在觀看CNN節目時得知自己被服務了21年的FBI解僱。離他50歲生日還有26小時。
新聞爆出一小時後，川普播放了他的喜悅：「安德魯·麥凱布被解僱了，對FBI辛勤工作的男男女女這是偉大的一天 — — 對民主這是偉大的一天。」這是他關於麥凱布的第 八條推文；之後他又發了三十三條，而且還會繼續增加。
「被FBI解僱並被稱為騙子 — — 我簡直無法描述這讓我多麼糟心，」 事情過去快兩年之後麥凱布對我說。「這實在是欺人太甚，羞辱莫名，糟糕透頂。今天我惱火的程度和3月16日我被解僱那天一樣。我想了又想，想了幾千個小時仍然無法釋懷。」
在總統殺氣騰騰的咆哮聲中, 以這種非同尋常的速度在麥凱布退休之前搞掉他，讓政府內外許多律師感到噁心。法學專家班傑明·維茨（Benjamin Wittes）對我說，「像那樣整人是司法部不可饒恕的黨派政治化。」麥凱布失去了幾乎所有的退休金。沒人僱傭他，在前同事中他成了「放射性元素」 — — 總部幾乎沒有人再和他接觸。最糟糕的是，司法部將總監察長的報告提交給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檢察官。這種案子變成刑事訴訟幾乎是聞所未聞的，但法律之劍在麥凱布頭頂上懸了兩年；在這段出奇長的時間裡，檢察官基本上一言未發。去年9月，麥凱布從媒體報導裡得知一個大陪審團被召集起來就確定他的刑事罪名進行表決。他和吉爾告訴孩子們，他們的父親可能會被銬走，房子可能會被搜查，他可能會坐牢。大陪審團開了會，然後解散回家，什麼事也沒發生。這種沉默意味著陪審員們沒有找到作為刑事罪的理由。一位檢察官退出了這個案子，這在這種關鍵階段極不尋常；還有一位離職加入了私營企業，據說是因為對遭受的政治壓力不滿。即便如此，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直將這個案子列為進行時，直到2月中旬才突然撤銷。
安德魯·麥凱布和吉爾·麥凱布 (攝影：Peyton Fulford)
麥凱布談論他的處境時異常平靜，就好像希區柯克電影裡無法理解自己深陷的惡夢的老實人一樣。相對來說，吉爾比較感情外露，她把這段經歷比作虐待關係：每當她感到自己終於能喘口氣的時候，又一個打擊就來了。隨便哪天晚上，福克斯新聞臺的什麼主播就又在聲討她的丈夫。就在最近，一個右翼電視網絡One America News的記者，在白宮草坪上宣布麥凱布和麗莎·佩奇有過一腿。這完全是造謠，那個電視臺後來被迫撤回此消息；但他們撤回之前麥凱布不得不給在學校的女兒打電話，提醒她可能會在網際網路上看到這條消息。
麥凱布出了一本書，也經常在CNN上露面，為無辜者計劃（the Innocence Project）做義工，幫助那些被冤枉入獄的囚犯。吉爾繼續在急診室上夜班，同時攻讀MBA。但他們都已經接受了現實，即他們永遠不會完全自由了。
所有參與過調查川普的FBI領導層成員和司法部官員都已經被趕出政府，並遭受誹謗攻擊。即使是從未被指控犯錯的詹姆斯·貝克，也發現自己太有爭議，無法在私企找到工作。但對那些職業官員來說，麥凱布遭受的漫長痛苦是最生動的警告，即如果他們的職責與川普的私人利益發生衝突會是什麼後果。這讓法律諮詢辦公室的埃麗卡·紐蘭和她的同事們恐懼，也讓離司法部較遠的國務院官員膽寒。吉爾說：「有很多人再也不願意站出來做正確的事情，因為他們不想成為下一個安德魯·麥凱布。」
4. 目的與手段
沒有什麼比獨立的司法部門更能限制川普，正如沒有比將之收為己用更能夠鞏固他的權力。「簡言之，專制領導人必須把強制執法的國家機器控制在手中，」蘇珊·亨尼西（Susan Hennessey）和班傑明·維特斯（Benjamin Wittes）在他們的新書《總統職權之逆轉》（Unmaking the Presidency）中寫道， 「沒有對司法部的控制，要做暴君就缺少根本的工具。」
當川普提名威廉·巴爾取代傑夫·塞申斯做司法部長時，華盛頓整個法律界共同鬆了一口氣。將近三十年前，巴爾曾在老布希政府的最後十四個月裡擔任同一職位。現在他已經六十八歲，在私營企業發財多年。他既不需要證明自己，又不需要獲取什麼。他被認為是「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相當保守，支持強大的總統權力，但不是個極端分子。因為他有駭人的聰明和做官技巧，比起智力稍遜的塞申斯和差強人意的臨時代管馬修·惠特克（Matthew Whitaker），他應該可以更好地保護司法部不被川普打劫。巴爾告訴一個朋友他答應回來是因為司法部裡一片混亂，需要一位具有堅不可摧聲譽的領導者。
法學家尼爾·凱泰爾（Neal Katyal）曾在歐巴馬政府中擔任代理首席檢察官。在巴爾的確認聽證會之前，凱泰爾警告一群民主黨參議員不要被矇騙了：巴爾的觀點遠遠超出了主流保守主義。他會比所有前任都更危險。巴爾的背景資料由三條結實的線索交織而成，任何人只要花點功夫看看就有理由擔心。
第一條線索是他對總統權力的過分主張，有時候被稱為「統一行政」理論——即認為憲法第二條賦予了總統在聯邦行政部門中絕對和完全的權力，在解釋法律和發動戰爭方面有極大的自由度。巴爾在1989年成為老布希內閣的法律諮詢辦公室主任之後，寫了一篇很有影響的備忘錄，其中列出國會逾越憲法第二條的十種方式。他的論點是：「只有持續有力地抵制國會的侵襲，才能保持行政部門的特權。」他創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並擔任主席，以抗拒[國會]調閱文件的要求、堅持行政特權為宗旨。
巴爾不滿的目標之一就是總監察長辦公室，即國會於1978年建立的對聯邦行政部門的獨立監督機構。曾在小布希政府裡負責過法律諮詢辦公室的哈佛法學院教授傑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說：「對於巴爾這種人來說，有這麼一個對國會負責的機構戳在那裡——那就是直擊『統一行政』論的核心。」1991年巴爾當了司法部長後，他挖空心思將部裡這個總監察長辦公室調查不當行為的權力削減到最小。
巴爾甚至對水門事件之後建立的保護司法部不受白宮政治幹預的指導方針持懷疑態度。他在2001年一篇口述史中說道，「我認為說司法部必須獨立的觀點是在水門事件後開始受到注意的……我在司法部的經驗是，部裡最政治化的就是那些職業官員，而最不政治化的就是政治任命的官員。」在巴爾看來，對司法機構的政治幹預這個說法幾乎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總統（和他任命的人）是對選民負責的，比起所謂聯邦檢察官和FBI調查人員之類既無名聲又不用擔責的職業官員，前者更適合擔任正義的監護人。巴爾似乎對於總統除了競選之外會做些什麼全不關心。
裡根政府時期發生的伊朗門事件及隨後特別檢察官勞倫斯·沃爾什（Lawrence Walsh）對該案的調查，成了老布希總統頭上的一片陰雲。巴爾認為獨立調查是對「統一行政」的僭越。 老布希離任前一個月，巴爾說服總統在包含前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的赦免名單中再增加數名因伊朗門案獲罪的裡根政府官員；當時卡斯帕爾·溫伯格已被正式起訴且可能提供了對老布希不利的證據。巴爾毫不介意這種明顯的掩蓋行徑。但是六年後，當特別檢察官肯尼思·斯塔爾（Kenneth Starr）調查柯林頓總統性醜聞一案中的偽證和阻礙司法行為時，當時已做了大公司律師的巴爾卻批評柯林頓白宮對斯塔爾的攻擊會妨礙調查甚至嚇退陪審團成員和證人。
關於巴爾思維方式的第二條線索，從他的黨派立場可見一斑。在第一條線索裡，巴爾用了憲法作為其掩護；這一條沒有那麼觸目，但是從未消失過。對於獨立檢察官們，巴爾是一位不懈的批評者，除非他們是在調查民主黨人總統。而一旦共和黨把持白宮，他總是大聲捍衛總統威權。
他的黨派立場要和關於他思維方式的第三條線索聯繫起來理解：他是天主教徒，還是特別保守那種。巴爾在布希手下做司法部長時，約翰·鄧恩（John R. Dunne）在部裡負責民權司，他稱巴爾為「專制的天主教徒」。鄧恩夫婦有次去巴爾家赴宴，對巴爾的印象就是傳統家族族長，只剩狗不服他管。巴爾於反戰運動高潮時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念書，他從那年代得到的教訓和很多宗教保守派一樣：六十年代對傳統價值和權威的挑戰使國家陷入長期的道德衰退。
1992年，時任司法部長的巴爾在一個右翼天主教集會上把墮胎、吸毒、離婚、少年犯罪、性病和普遍的道德低下等等的高速增長都歸罪於「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長期放縱」。他稱「如今的世俗主義者顯然是狂熱分子」。他呼籲「上帝律法」的回歸作為道德復興的基礎；「一場大戰正在進行，它會決定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的時代將以什麼名字載入史冊。」巴爾的一個演講稿寫手帕特·西波隆（Pat Cipollone）現在是川普白宮律師，也是川普被彈劾時的辯護律師之一。1995年，作為平民的巴爾在一份名為《天主教律師》（The Catholic Lawyer）的期刊發表文章，重複同樣的論點和好戰的比喻。他寫道：」我們陷入了兩個從根本上相反的價值體系之間的歷史鬥爭。從某個角度講，這是啟蒙運動的最終結果。」巴爾認為，世俗主義者與宗教作戰的主要武器就是法律；傳統主義者必須以同樣手段回擊。
這種末日來臨般的最後攤牌與憲法第二條和統一行政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它將政治成敗上升到了末世學的高度。如果基督教文明都處於生死存亡之際，信徒們不就只能得出為了目的必須不擇手段的結論了嗎。
從老布希之後到川普入主白宮的四分之一世紀裡，巴爾都在私企工作，任職於企業董事會，並照顧他與白血病搏鬥的三女兒。巴爾和西波隆也同在天主教信息中心任理事會成員。此機構和極右翼的天主教組織「主業團」（Opus Dei）密切相關，後者在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業界都有強大的權勢關係網。這些年中，共和黨陷入其自身的道德相對主義泥沼，在川普總統任期落入不可挽救的深淵。
川普的上臺把巴爾這個忠實的吹鼓手從半退休狀態中喚出。當科米在大選前十一天重啟對柯林頓電子郵件的調查時，巴爾發表了一篇表示支持的觀點文章。六個月之後，當川普以在該調查中處理不當為藉口解僱科米時，巴爾又寫了一篇搖旗的文章。兩篇文章唯一一致之處似乎就是對川普有利。再之後，2018年六月，巴爾主動寫了一篇19頁的備忘錄給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而後者並未出此要求。備忘錄爭論道，對於川普在總統權限內採取的任何行動，包括要求科米不再調查弗林，甚至開除科米，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都不可以將其定罪為「妨礙司法」。照巴爾對憲法第二條這麼牽強過分地一解釋，川普的幾乎任何行為都不可能「妨礙司法」了。
作為一位前司法部長，用業餘時間寫這種備忘錄實在奇怪。六個月之後，川普提名巴爾擔任舊職。
巴爾上任之後，他為川普的站臺變本加厲。當2019年3月穆勒完成調查報告時，巴爾急不可耐地向全世界宣布，報告既解脫了川普通俄之嫌，同時也消除了總統妨礙司法之罪，因為報告並未確定實際罪名——儘管報告裡列舉了十項性質嚴重的可能犯罪行為，但巴爾拖了三個星期才稍加編輯後發表。這多出來的三周給了川普重要的先機，宣稱自己完全無辜，然後他把話語權當槍使，來對付他的追責者，要把他們全打倒。
這時，對調查者的兩項反調查已經啟動——一個是司法部總監察長辦公室調查對川普某競選顧問的電子監視（巴爾說是「間諜活動」）一案，另一個是由巴爾主管、康乃狄克州檢察官約翰·達勒姆（John Durham）開展的更廣泛的複查。五月份CBS採訪巴爾時，他已經事先認定了達勒姆複查的結果，強烈暗示通俄門調查從頭至尾都有問題。他找出了「深暗政府」的壞行為：「許多共和國毀於一種[羅馬]禁衛軍心態，那裡政府官員妄自尊大，把國家利益和自己的政治觀點混為一談，覺得任何人只要和他們意見相左，你知道，就屬於人民公敵。而且，你知道，他們有一種傾向就是認為他們比誰都懂，而且，你知道，認為他們是保護人民的衛士。那種想法很容易讓政府官員用自己的好惡取代多數人的意願。」
但就算假定在通俄門一案裡有這種情況，司法部長也無權事先給調查結論埋下伏筆。到了十二月，總監察長發表調查報告，指出在[FBI]關於電子監視授權的申請中存在嚴重錯誤，但在通俄門調查中並沒有政治偏見——不存在「禁衛軍」。巴爾對此不滿意。於是他宣布不同意這份報告。
2019年11月26日唐納·川普總統和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在白宮。
（Doug Mills/紐約時報/Redux)
巴爾用他的公共平臺來操縱大眾心理。11月，他在華盛頓對保守派「聯邦黨人學會」演講時，用了六大段鄙夷言詞來發表黨派言論，這是有史以來任何司法部長都沒有做過的。巴爾宣稱，進步派「在打一場不擇手段的『聖戰』」，而保守派「更傾向於小心翼翼的政治策略。」「如今最諷刺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反對總統的人不停指責這屆政府『攪碎』憲法規範和對法治開戰。當我問對立面的朋友，『你到底指什麼？』我得到的是茫然的目光，接著就是對禁穆令啥的噴唾沫星子。」
其演說的核心是譴責立法和司法部門對行政首腦權威的侵犯—— 仿佛自911以來（且不說羅斯福新政以來），總統的權力都沒有巨大的增長；彷佛川普在白宮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逾越憲法第二條範圍。十月份在聖母大學講演時，司法部長巴爾重彈宗教戰爭哀歌的老調。對於巴爾來說，此間永遠是1975年，國會仍然正在召開聽證會來削弱總統權力，而世俗左派正在毀掉傳統的美國家庭。他要用自己在臺上的有限時間來抵擋將要降臨的黑暗，而如果天意真的開了宇宙級玩笑，把主持正義的權威賦予川普這樣一位有根本人格缺陷的人，巴爾會盡其所能來保護他：歪曲穆勒報告；非難司法部官員；使用偽命題作為法律依據來阻止國會了解「通烏門」吹哨者的投訴；罩著白宮拒絕回答彈劾調查；建立官方渠道來給總統的對手潑政治汙水；替川普的朋友羅傑·斯通（Roger Stone）說話，否決自己部門的檢察官。
巴爾和川普追求的東西很不一樣——一個要打一場聖戰使政府與他理念中的宗教權威結盟； 另一個用腐敗手段來追名逐利、自我擴張。然而他們為各自的目的狼狽為奸，合作摧毀任何獨立的、有可能限制總統的人和組織——聯邦各機構，為之工作的公務員，甚至政府的其它分支。
一位長期為政府工作的律師告訴我，「巴爾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黨派政治化的司法部長。」他描述了川普無休止的攻擊和巴爾與之同謀給司法機關造成的巨大破壞。「和朋友們的交談讓我了解到很多職業官員都為兩件相互關聯的事擔憂。其一是感到司法在為政治服務，而且已經到了超乎尋常的程度。」司法部罔顧專業律師的意見，採取了極端立場，例如白宮可以拒絕為彈劾聽證提供任何證據；眾議院和曼哈頓地區檢察官都不可以取證川普的個人財務記錄。這位律師談到的第二個擔憂，是巴爾與川普為伍指責政府官員陰謀反對總統，為此他不惜攻擊自己部門的人。
即使在遠離華盛頓的地區，人們也心灰意冷。中部一位聯邦檢察官告訴我，他和他的同事們不再相信上級會在他們遭到不公平指責或者政治幹預的時候保護他們。任何有一點政治氣味的案子都成了不可觸碰的雷區。越來越多的案子，尤其是移民方面的案子，受白宮議程的擺布。人們明顯地心懷恐懼，因為最輕微的批評意見都可能招致打擊報復。檢察官們擔心川普對司法機關的攻擊正在對法庭產生破壞作用，因為陪審員不再信任來自FBI或其它政府部門的證人。
正因為此，這位聯邦檢察官的很多同事在考慮離開政府機關。「我聽到很多人說，『如果[川普]連任，我不可能再熬四年。』很多人之前擔心情況會很糟，但沒想到會這麼糟。渡過這場風暴太難了。」這位檢察官沒辭職只是出於對手中案子的承諾，對司法部的責任感，和一種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想法：「雖然在這屆政府裡你改變不了什麼，因為不再存在改變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到重建的那一天你還守在這裡。」
當川普開始競選的時候，人們覺得他只是為了自己賺個盆滿缽滿：做總統就是為了給白宮附近的川普國際飯店多找點豪客；如果川普的稅表和財務記錄公諸於世，我們就會知道這個總統職位對他值多少錢了。
但是自那次大選以來，川普的野心已經極大膨脹。摧毀司法獨立並不單單是為自己生意榨更多的錢。「民主21」的弗雷德·韋特海默說，「錢財是他參選的動機。但是權力是嗑藥。權力會上癮——行使權力，坐著空軍一號飛來飛去，出門車隊開道前呼後擁，處處有人向你行禮致敬。他覺得他就是國家。」
5. 「沒有聲明」
作為總統候選人，川普意識到了外國在顛覆美國大選中可以起到的強大作用。作為總統，他有全套國家安全的官員體系任他驅使，但是他花了好幾年才找到裡面的薄弱點——搞清楚怎麼才能像腐蝕司法部那樣腐蝕國務院，使之對他鞏固權力同樣有用。
當麥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2018年四月接手國務卿一職時，國務院已經病得不輕。過去幾十年來外交關係一直是美國強權的一塊逐漸萎縮的肌肉，外交官的地位也持續下降。70年代中期，助理國務卿級別及以上的職位中60%由職業官員擔任。到了歐巴馬執政期間，這個數字降到了30%。總統們用大使的位置來獎賞大金主成了一種常見方式。歐巴馬手下的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告訴我，「這種做法並不是這屆政府在2017年初才發明的。川普之前很多年，就一直有很多不夠資格的政治任命官員。川普所做的就是和他在很多別的部門一樣，加速問題的惡化，現在更是糟得多了。」
川普的第一位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把國務院的血抽乾了。為了精簡部門，他動手大砍預算，凍結招聘，趕走了一大群資深外交官。C街國務院總部的辦公室裡和走廊上變得空空如也。蓬皮奧當上了國務卿之後打包票說，要讓美國在外交領域重振雄風。他重啟招聘，提拔職業官員，開始填充高層的空位——但是他用的大都是政治任命官員。據美國外交學院校長、退休的職業大使羅納德·諾伊曼（Ronald Neumann）說，「建設一個職業化的政府，與獵官制脫離，這是自老羅斯福總統（Teddy Roosevelt）以來的百年努力」；而把國務院政治化「意味著摧毀這百年來的努力。」（譯註：獵官制，spoils system，又譯為「政治分贓制」。） 紐曼說，這種破壞是「有意為之，是把聯邦政府視為[與總統]敵對的一方，因此現在必須讓忠於自己的人到處佔據高位，以便控制那些混蛋職業官員。以前政府官員系統讓人頭痛的主要問題是僵化，不靈活，但是擔任公職與忠於誰無關；現在[對領導人的]忠心成了全部。」
在蓬佩奧手下，42%的大使是政治任命官員，這個比例是史上最高（川普上臺前這個數字差不多是30%）。一位退休的職業大使伊莉莎白·瓊斯（ Elizabeth Jones）告訴我說，那些人是「根據他們對川普的忠誠度來挑選的。他們意識到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百分之百的忠心，百分之千的忠心。你出去幹外交是為美國人民工作這種理念成了天方夜譚。」 國務院中助理國務卿級別和以上的職位，只有8%為職業官員； 而且川普上臺以來，只有一位高級職位的外交官得到參議院確認，別的都是代理職位，這是白宮耗去高級官員獨立性的一種手段。現在很多中層外交官在尋求華盛頓之外的職位，到那些不太可能上總統推文的國家去任職。
第一家庭、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及他的兩位前商業夥伴、兩個信譽掃地的烏克蘭檢察官和右翼媒體如何聯合起來上演了一場抹黑行動，把成了他們腐敗障礙的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瑪麗·約萬諾維奇（Marie Yovanovitch）趕出了基輔，已成了彈劾川普的著名導火索，但外交部裡約萬諾維奇的同事們對這場危機作何反應的故事卻並不廣為人知。它暴露了在來自上面的空前壓力下各種官員的行為百態，也顯示了一個擁有長遠、自豪歷史的機構如何被自己的領導者從內部蛀空而坍塌。
來自新澤西的民主黨眾議員、前國務院官員湯姆·馬林諾夫斯基（Tom Malinowski）出生於共產主義波蘭一個經歷過二戰的家庭。他對我說，「我經常問自己一個虛構歷史的問題：假若納粹佔領了美國，會發生什麼。誰會出於投機或者甚至志同道合，而成為納粹的一員？有些人會。大多數人可能低頭躲避。一些人會有勇氣去做些有用的事。更少數的人會冒大風險去做有用的事。然而還有一些人，希望也是少數吧，會趁機謀取私利。」
瑪莎·約萬諾維奇和安迪·麥凱布一樣，不聞達於世，然而在同行中備受尊重。她在1986年28歲時參加外交工作，之後在國務院一路晉升，先後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和駐亞美尼亞大使，在2016年成為駐烏克蘭大使。在基輔大使館她以堅定地反對在烏克蘭官場和商界領袖中肆虐的腐敗而聞名。與麥凱布的情形類似，當一幫惡人蓄意毀掉她的職業生涯時，她的職業操守成了他們拿她開刀的切入口。她在烏克蘭的工作主題是針對那裡的腐敗，而[美國政府裡的]腐敗在她的工作被突然終止時也成為主題。她在眾議院聽證會上陳述道，「你們可能會覺得我天真得難以置信，但是這些事情的發生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2019年三月初，主管政務的副國務卿大衛·黑爾出訪了基輔的大使館。當時約萬諾維奇打算在夏季她的出使結束之後退休；黑爾請求她再留任一年。烏克蘭大選在即，大使館不能片刻群龍無首。她考慮了一夜之後，同意了。
兩周之後的3月20日，華盛頓的《國會山報》（The Hill）發表了一篇對盧岑科（Yuriy Lutsenko）的採訪。此人是一個腐敗的烏克蘭檢察官，曾經被約萬諾維奇挫敗。盧岑科指責她試圖中止合法的訴訟。這篇文章還說，有人聽到大使公開批評過川普。總統在推特上轉了這則幾乎通篇謊言的文章。這之後又出來幾篇陰謀論文章，說烏克蘭為了幫助希拉蕊·柯林頓而幹預了2016年大選。寫這些文章的是記者約翰·所羅門（John Solomon），他堅稱他的報導屬實，其實是從朱利安尼和他手下那裡得到的材料。所羅門到《國會山報》之前任職於右翼媒體Circa News，該媒體兩年前也用一模一樣的手段謊稱麥凱布在某個會議上公開說川普的壞話。對涉及俄國和烏克蘭的這兩樁醜聞最好的解釋就是一張濫用職權與腐敗織成的網，而所羅門就是網中的一根絲。
另一根絲是華盛頓右翼律師約瑟夫·迪傑諾瓦（Joseph diGenova），他曾獲巴爾任命，是朱利安尼的朋友。迪傑諾瓦2016年宣稱，當科米結束對柯林頓的調查時，FBI探員們對科米十分憤怒。在《國會山報》關於約萬諾維奇的第一篇報導發表後，迪傑諾瓦出現在福克斯新聞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的節目裡，他表示約萬諾維奇「對烏克蘭官員說美國總統的壞話，還告訴他們不用聽從或是擔心川普的政策，因為他會被彈劾。這女人得被召回美國——」「對，趕緊的，」漢尼提插話道。兩晚過後，蘿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在她自己的節目中重複了這個故事。迪傑諾瓦在律所的合伙人（也是妻子）、福克斯新聞的常客維多利亞·圖恩辛（Victoria Toensing）給朱利安尼的一位親信發簡訊說：「邪惡的巫婆滾蛋了嗎？」3月24日，小唐納·川普在推特上叫約萬諾維奇「小丑」。
美國國務院稱《國會山報》最初的報導「純屬捏造」。但隨著這些謊言在保守派媒體中傳播，引來了一連串攻擊，約萬諾維奇發現自己陷入了危機。國務院的三號人物、高級職業外交官黑爾給兩名同事發電郵說：「我覺得瑪莎應該公開否認她說過任何（對總統）不敬的話，並重申她作為大使和外交官對美國總統和憲法的忠誠。」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川普金主、被任命為駐歐盟大使的戈登·桑德蘭（Gordon Sondland），也直接給了她同樣的建議。「發推特說你支持總統，說這些都是謊言。」約萬諾維奇在彈劾證詞中複述了他的話：「你知道他喜歡什麼。主動反擊（謠言）同時讚美他。」
約萬諾維奇覺得自己不能這麼做。和艾瑞卡·紐蘭一樣，她宣誓捍衛憲法，而非總統。她沒有發推對川普效忠，而是錄了一段公益廣告，鼓勵烏克蘭人在他們國家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投票。她試圖把這樣的公民責任和自己不分黨派的政府官員身份聯繫在一起。她對著鏡頭說：「我作為外交官承諾，無論美國人民、我的同胞們選擇誰，我們都會為其服務。」布希和歐巴馬都曾任命她擔任大使。「我推行川普總統和本屆政府的政策。這是真正民主的一個標誌。」
無論這堂公民教育課給烏克蘭人留下了怎樣的印象，都沒能阻止美國國內針對她的惡毒攻擊。美國不再是一個美國外交官們為外國樹立榜樣的民主國家。
3月24日，無法正常履行職責的約萬諾維奇絕望地給大衛·黑爾寫了一封郵件。她要求國務卿發表聲明表明對她完全信任，相信她能代表總統和國家。當天下午，黑爾給約萬諾維奇打電話，讓她把自己的擔心寫下來。她發了一封更長的電子郵件，描述了攻擊她的人——包括朱利安尼和盧岑科——試圖理解他們的動機。
第二天，在國務卿辦公室召開的高級官員每周例會上，黑爾提出了約萬諾維奇的請求。蓬佩奧面臨兩難選擇——是為自己手下出頭，還是討好白宮。他的解決辦法是踢皮球，說在朱利安尼、漢尼提等人被要求提供證據前，不會為她發表任何聲明。同一周晚些時候，黑爾給歐洲分部傳話：「沒有聲明。」
約萬諾維奇本人卻一直沒有得到黑爾的回答。「這事基本上就算過去了，」黑爾在彈劾調查的證詞中說。「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我們不再在這事上花時間——至少我不再花時間在這事上。我沒有參與其中，所以我就沒有過多關注這事。」他稱，表達對約萬諾維奇的支持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有人認為這可能會刺激總統本人對大使公開表態。」
位階比黑爾低兩級、負責歐洲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喬治·肯特（George Kent）當時在竭力為陷入困境的大使做爭取。肯特之前在基輔大使館時是她的副手，他當時的工作重點是針對那裡的腐敗問題。他知曉所有參與反對她的烏克蘭人士，他對這些誹謗感到憤怒，這些誹謗也開始玷汙他自己的名聲。他重申了國務院最初對《國會山報》第一篇文章的回應，加入了「純屬捏造」一詞；當攻擊變得更加猛烈時，他告訴黑爾國務院需要支持約萬諾維奇。儘管他作為等待晉升的中層官員地位並不穩固，但他仍然站出來說了話。
馬林諾夫斯基說：「這樣的時刻考驗人，展現出人真正的品質。」 作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他在彈劾調查期間聽取了前同事們為時數天的證詞。「在正常情況下，很難知道出現這種情況誰會做些什麼。」肯特的第一反應是防止美國的政策在基輔和華盛頓被腐蝕。權位更高的黑爾把官場等級和保住自己的職位放在第一位。其結果是，約萬諾維奇在她的上司中找不到人報警。
「我認為道德之勇比身體之勇更難，」已退休的大使羅納德·諾伊曼告訴我，「我在越南是一名步兵軍官。一些在戰場上勇敢的軍官後來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官僚。」在戰場上，速度、腎上腺素、身邊的戰友會讓身體上的勇氣變得更容易。「而道德上的勇氣——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是孤獨的行為。」他說道，「你完全明白這對你職業生涯可能帶來的影響，這很難。本不應該這麼難的——你又不會被殺——但事情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幾周比較平靜。4月21日，將反腐作為競選綱領的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烏克蘭總統。白宮迅速告知蓬佩奧說，川普希望約萬諾維奇走人。輿論風暴捲土重來。4月24日晚，約萬諾維奇主持了一場紀念一名年輕烏克蘭女性的大使館活動，這名女性是一位反腐倡導者，她遭到硫酸襲擊而身亡，謀殺案至今未告破。午夜過後，國務院打來電話，要約萬諾維奇搭下一班航班回美國。她問為什麼，但除了對她安全的擔憂之外沒有得到明確回答。
她於4月26日回到華盛頓。在同一天，蓬佩奧高調公布了他的「道德風尚」新倡議，國務卿本人面對數百名外交官朗讀了新的使命宣言：「我是美國外交的捍衛者……我以堅定的人格和職業操守行事。我對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在言語和行為上，我對我的同僚以及和我共同工作的人表達無保留的尊重。」蓬佩奧既沒有與他草草召回的大使見面——以後也沒有——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為她說一句話。其他官員告訴約萬諾維奇她並沒有做錯什麼，只是不知為何「失去了總統的信任」。國務院幫她在喬治城大學找到了臨時教職，但她的外交官職業生涯就此告終。
「就個人而言，我為她難過，」肯特在彈劾調查聽證中表示，「因為兩個月不到前我們還請她——副國務卿請她——再幹一年。」五月下旬，朱利安尼重啟了他充斥著謊言的攻擊活動，告訴烏克蘭記者約萬諾維奇和肯特都參與了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領導的反川普陰謀，而國務院並沒有對此進行反駁。黑爾傳話說，肯特應該低頭做人，在烏克蘭問題上少出頭露面。肯特取消了原定的數場華盛頓智庫活動。
此時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已經脫離了國務院的常規渠道，落入了「三人幫」手中——駐歐大使戈登·桑德蘭、前駐北約大使庫爾特·沃爾克（Kurt Volker）以及能源部長裡克·佩裡（Rick Perry）。駐烏克蘭特使沃爾克想安排澤連斯基和川普會面，他在7月告訴肯特，他會與朱利安尼見面討論烏克蘭對前副總統喬·拜登家人的調查以及2016年大選。肯特後來說，他問沃爾克為什麼要這麼做時，沃爾克回答說：「如果沒問題，查一下又有啥關係？如果有問題，那就該查。」肯特告訴他：「要求另一個國家出於政治原因做這樣的調查會破壞我們對法治的倡導。」但這個原則在川普政府中即使曾經有過，這時也已經蕩然無存了。
7月25日，烏克蘭議會選舉結束後，川普給澤連斯基打電話要求他「幫個忙」——調查拜登家族，也就是讓烏克蘭幹預美國總統選舉，以此換取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以及在白宮橢圓辦公室的會面。一兩天後，肯特從白宮高級烏克蘭問題專家亞歷山大·溫德曼（Alexander Vindman）中校來電中聽說了這個通話的內容，溫德曼和蓬佩奧等人都旁聽了這一通話。溫德曼告訴肯特，川普把約萬諾維奇叫做「壞消息」，對話涉及高度敏感內容——敏感到溫德曼無法與同事分享。肯特沒有試圖了解更多。儘管他為約萬諾維奇仗義執言，但他並非那種「什麼都想插一腳」的官員。在他的彈劾證詞中，他從未提過撰寫一份異議電文，或是與總監察長交談。他總是小心翼翼地避開媒體。
外交官職業規則差點兒使川普對澤連斯基的要挾成了秘密。湯姆·馬林諾夫斯基說，把事情公開「不在他們DNA裡」。多虧了一位官員，也就是那位吹哨人，才使全美民眾了解到這個交換條件。9月9日這個投訴曝光，離澤連斯基預定的與CNN法裡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見面討論一項採訪節目僅剩幾天，而他很可能會在節目裡宣布川普想要他宣布的調查。
9月25日，白宮公布了7月25日電話的粗略記錄。在記錄裡川普說，「美國前任大使，那個女人，是個壞消息」，以及，「她會有麻煩的。」在彈劾質詢中，黑爾用官腔解釋: 「那句話是不可操作的，也沒有任何操作。」
在國務院，麥可·麥金利（Michael McKinley）大使讀了電話記錄，震驚之情攪動肺腑。麥金利是蓬佩奧的高級顧問，他之前是駐巴西大使，被召回國來作為國務卿與外交人員部之間的聯繫人。他和黑爾是國務院領導層裡僅有的兩位職業官員，但他一直沒能進入國務卿的政治任命官員核心圈，那裡面包括國務卿原來的生意夥伴。之前麥金利沒大留意烏克蘭這樁事；直到9月25日，他才把這事的點點滴滴串聯起來。現在他發現川普是不打自招了。
第二天，麥金利拾起了肯特春天留下的接力棒。據他的彈劾證詞，他找到蓬佩奧問道：「我們為約萬諾維奇發一份聲明是不是比較好？」蓬佩奧聽完說，「謝謝你。」整個對話只持續了大約三分鐘。
在九月的最後幾天，麥金利繼續力主發布一份聲明讚揚約萬諾維奇的勇氣和職業精神。大約有八到十個國務院同事對他說，面對總統的惡言攻擊，國務院不置一詞使人心灰意冷。9月28日，他給包括黑爾在內的五位高層同僚發了一份電子郵件，堅稱國務院需要表態。其中四位回復表示贊同。黑爾沒有回覆；他對一位同事說他不認為麥金利的努力會有什麼作用。幾個小時後，蓬佩奧的發言人通知麥金利，為了保護約萬諾維奇不遭受不必要的關注，國務卿不會發布聲明。
第二天是個星期天，麥金利告訴妻子，幹了37年的外交，現在他不得不選擇立刻辭職。雖然在被眾議院傳喚之前他從未公開發過聲，但他的離開如此突然，實質上就是辭職以示抗議。蓬佩奧的壞脾氣和霸凌在國務院是出了名的，他從歐洲給麥金利打電話，找了他20分鐘的麻煩。後來，蓬佩奧在ABC電視臺接受採訪時撒謊，說麥金利可以隨時去找他談約萬諾維奇的事，但卻從來沒有去過。
在離開之前，麥金利拜訪了黑爾，以外交官對外交官的身份對他說，國務院的沉默對士氣的影響非常大。黑爾堅決不同意，他認為士氣很高。事後，黑爾與蓬佩奧會面時，提出打擊士氣的另一個威脅：麥金利的負面意見。
「我是在單飛，」麥金利在眾議院彈劾質詢時作證說。「我再也不知道我們的規則究竟是什麼了。但作為一個外交官，我知道那種時候我會感到很孤單。」所以他找到他認識的約萬諾維奇以及他還不認識的肯特。麥金利想知道他們過得怎樣。他驚訝地發現，自己是因為烏克蘭電話記錄而與他們聯繫的第一個高級官員。麥金利找到肯特時，他正在維吉尼亞與妻子一起摘蘋果。之後肯特用谷歌搜索麥金利才得知他是誰。肯特在彈劾質詢證詞中說，「在我看來……他真的是很正直的一個人，他關心的是到底發生了什麼。」
十月初，眾議院幾個委員會發布了彈劾質詢時間表和一系列索要文件的傳票，但國務院命令其職員拒絕合作。蓬佩奧回復國會稱這些要求是「試圖威嚇、霸凌、不正當地對待國務院傑出的職業人士。」他還公開說，國會阻止外交官員與國務院的律師交談。這不屬實——事實是，肯特收到傳喚後願意作證，是律師們拒絕和他交談。肯特覺得霸凌他的不是國會，而是他自己所屬的部門。
10月3日，國務院歐洲局開會討論如何回應國會傳喚。當肯特指出國務院不理睬國會時，國務院一位律師當著15位同僚的面對肯特提高了嗓門，然後又把他叫到大廳裡對他繼續吼叫。這位律師言下之意就是要肯特拒絕與國會合作。肯特就此事寫了一份備忘錄，發給了麥金利，後者又傳給了黑爾和其他人……最後這個備忘錄消失在國務院拒絕交給國會的一堆文件裡。
這些職業外交官還是出庭作了證。這之前他們中沒人有過這種被置於眾目睽睽之下的經歷。由於這次作證，有幾位不斷遭到社交媒體和右翼網站指名道姓的攻擊。他們全都不得不面對高昂的律師費用。（他們的前同事們建立了一個法律援助基金，募到幾十萬美元。）蓬佩奧和他的國務院繼續保持沉默，不為他們說一句話。但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站了出來。瑪麗·約萬諾維奇剛剛喪母，但當議員亞當·希夫（Adam Schiff）朗讀川普剛發的一條罵她的推文時，她沒有失去鎮定。喬治·肯特作證時戴著領結和與之相配的口袋巾，就像是回歸到從前的偉大外交時代。他帶著一絲苦笑說，「你要推動有原則的反腐敗，就不能不得罪一些腐敗的人。」臉色蒼白的大衛·黑爾也出庭提供了簡短的證詞。在他證詞快結束時，來自華盛頓州的民主黨眾議員丹尼·埃克（Denny Heck）懇求黑爾說約萬諾維奇是個有勇氣的愛國者，她受到的對待是錯誤的。黑爾結巴了一下說，「我認為她本該可以留在崗位上繼續她的傑出工作——」
埃克不滿意：「她受到的對待是錯誤的？」
「是的，」黑爾說。
「謝謝你的澄清。因為我不清楚，除了你，她還能去誰那裡為她澄清真相，先生。或者說，除了你，她還能去找誰為她恢復名譽，先生。」
湯姆·馬林諾夫斯基聽著這些前同事的證詞，認為這很能說明國務院的問題。他說，「國務院裡積累了很多怒氣和精神創傷，這是全部門的一個發洩出口。這些人是在為所有的同事發聲，不僅僅是在講烏克蘭。」
在彈劾質詢的這幾周裡，職業官員們收到了之前從未有過的公眾讚譽。但這些聽證留下了一種誤導的印象。關於通烏門的故事，就像之前關於通俄門的故事一樣，並不是一個真相與榮譽戰勝讒言與腐敗的道德寓言。約萬諾維奇被趕走了，她的繼任者小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 Jr.）以及麥金利也都走了，還有其他人——溫德曼中校在二月初被押送出了白宮——而蓬佩奧還在那裡，他上頭的總統也還在。贏的是川普。
在川普當權的第四年，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使聯邦政府的行政分支為自己的私利服務。他做到這一點，並不是琢磨出了官員系統運用權力槓桿的門道，或者是安插了與自己政策觀點一致的領導人物，或者是把他的基本盤意願變成了政府行為。他的成功靠的是懲罰他眼中的敵人，以怯懦者為盟友，同時趕走那些兼具才幹和正直的職業官員。其結果是一個嚇怕了的官員系統，和它上面薄薄一層政治效忠者。
司法部與國務院是川普最明顯的目標，但行政分支的其它部分也同樣屈服於他的意志，只是動靜小些。川普政府裡的政治任命職位中，每14個就有一個是職業說客；國內政策基本上就是他們在操盤。川普的大金主們現在和各部門的頭頭腦腦與川普本人都能輕易接上頭，他們也讓川普競選連任的的金庫飽滿。在川普被彈劾的2019年第四季度，他募得了近五千萬美元。他對權力的腐化在美國近期歷史上是空前的，更是在最初的金錢腐敗泥沼裡又復加了權力腐敗的汙泥。
聯邦政府裡，很多職業官員在拿外面的就職機會與自己的退休金計劃和入職誓言作比較，掂量孰輕孰重。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離開國家環境保護局、農業部和其它政府機構的科學家超過1000位。國家食品與農業研究所接近80%的員工辭了職。勞工部裁掉了大量安全檢查員，全國範圍內工傷死亡數字大幅上升，同時有安全問題的消費品召回數大減。當立法或者更改法規太麻煩時，川普政府的解決辦法很簡單：拿掉政府的專業器官，使其喪失基本功能，關係戶蠶食遺體，倖存者低頭避禍，直到有一天他們不得不面對麥凱布和約萬諾維奇面臨過的選擇：要麼為川普幹髒活，要麼被摧毀。
四年是緊急情況；八年則是終身疾病。「第一個任期結束時事情還可能有救，但那之後就散架了，」馬林諾夫斯基說，「人們會開始蜂擁出走。耗費四年光陰、等待機構重建之日是一回事；八年則是另一回事了。我簡直無法想像那會是什麼樣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