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找資本市場今年的拐點）
陳嘉禾
新冠肺炎疫情的拐點，是以感染總人數下降為標誌的。對於資本市場來說，事情卻並不是這樣。當面對任何一個突發事件時，資本市場的拐點，永遠比實際的拐點要靠前，甚至靠前得多。
三個不一樣的拐點
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發病人數為例，儘管感染總人數的多少是觀察疫情發展的主要指標，但是資本市場只要看到總人數下降的可能性，甚至都不用看新增發病人數的下降，而是只要能預期到新增發病人數的下降會發生、能預期到中國必然如2003年戰勝SARS病毒一樣，能夠在2020年再次戰勝新型冠狀病毒，資本市場的拐點就會到來。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新冠肺炎疫情給A股市場帶來的主要衝擊，只有2月3日一天的原因。在2月3日大跌7.7%以後，上證綜合指數連續7天上漲，市場的信心基本已經恢復。而對於港股來說，市場的下跌從1月20日持續到1月31日，從2月3日起就開始上漲。如果一個投資者一定要等到感染人數的下降、或者是新增感染人數的明確下降，才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市場的衝擊結束，他的動作就太慢了。
我們可以簡單地梳理一下，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過程中，有三個拐點。第一個拐點，是當市場暴跌以後，第一波聰明的投資者立即意識到，新型冠狀病毒最終一定會被戰勝，市場反應過頭了，於是他們立即在大跌以後的2月3日買入。我們可以稱這個拐點為「資本市場在意識上的拐點」。第二個拐點，則是新增的感染人數開始明確下降。第三個拐點，則是最終醫學的拐點，也就是整體感染人數下降。
可以看到，對於交易者來說，只有第一個拐點是足以讓他們戰勝市場的。對於第二個、第三個拐點來說，如此明確的信息會被任何一個有智慧型手機終端、會看報紙和新聞的人所了解，據此進行的交易，也就很難賺到錢。這正如沃倫·巴菲特在2008年的著名文章《我正在買入美國》中，引用Wayne Gretzky所說的那樣：「在打冰球的時候，你得跑向球即將出現的那個位置，而不是追著球的後面跑。」
資本市場的拐點
和新冠肺炎疫情事件類似的，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後的太平洋戰爭中美國股市的表現。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突然襲擊珍珠港，美軍太平洋艦隊遭到重創，太平洋戰爭從此拉開序幕。珍珠港事件之後，日軍節節推進：1942年1月2日佔領馬尼拉；1942年2月15日，駐守新加坡的英軍投降；1942年3月9日，印尼群島荷軍投降；1942年5月6日，美軍巴丹守軍投降。這種日軍摧枯拉朽般的戰局，直到1942年6月4日到7日的中途島海戰，才得到扭轉。中途島海戰也被認為是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最為重要的轉折點。但是，戰場上的轉折點，再一次落後於資本市場的轉折點。早在中途島海戰以前一個半月的1942年4月28日，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創下了開戰以後的最低點7.47點，並從此一路攀升。到6月7日美軍在中途島海戰中取得勝利，標普500指數已經攀升到了8.37點。等到1944年10月20日，美軍在萊特島登陸時，標普500指數已經漲到了11.89點，比最低點上漲了59%。等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標普500指數已經漲到了14.7點，比之前的最低點上漲了將近1倍。
為什麼資本市場的拐點，會比真正戰場上的第一個拐點還要早了一個多月呢？原因很簡單，對於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大家並不知道事情會發展成怎樣。即使當時美國的工業能力是日本的幾十倍，但是工業能力更弱小的德國，對法國所發動的閃電戰仍然歷歷在目：工業實力的強大並不是戰爭勝利的絕對保證。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日本並沒有對美國發動閃電戰，日本的戰艦沒有出現在美國西海岸，日軍也沒有在舊金山灣區登陸。相反，日軍在東南亞一帶動作不斷，擺明了是要和美國長期分庭抗禮。
一旦日本對美國發動閃電戰的概率逐漸消失，或者說美軍開始有幾個月的時間可以防止日軍的閃電戰，資本市場的拐點就立即到來：儘管日軍仍然在東南亞節節逼近，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的實力也仍然處於劣勢，但敏銳的資本市場意識到，在沒有閃電戰的情況下，日本弱小的工業實力在長期必然輸給美國。於是，當戰場上的美軍還沒有打出任何像樣的勝仗時，資本市場的拐點就悄然到來。
當然，資本市場的拐點是非常難尋找的，如果這事兒容易的話，每個投資者都可以輕鬆地賺很多錢。這些拐點往往過於玄妙、過於隱微，很難被人覺察。而如果抓住每個小細節都認為是拐點，又很有可能犯下錯誤。所以，如果不是那些心思細密到極點、市場感覺好到極致的、尋找拐點的一流投資高手，對於絕大多數投資者來說，還是扎紮實實地分析投資的價值更加容易。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