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上,他們在社交軟體中宣傳能為逾期貸款人提供「逃債」機會。線下,他們隱藏在重要商圈的寫字樓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某反催收QQ群成員對話。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
編輯 | 陳曉舒 校對 | 李世輝
►本文約5700字 閱讀約11分鍾
30歲的張蒙(化名)有兩個身份。
過去,他是一名催收員。任職於銀行的委外機構,日常是幫銀行催收欠款。
但現在,張蒙站到了催收的對立面:反催收。
他的客戶幾乎都出現過信用卡逾期,不少人是因為頻繁刷POS機套現被銀行降低額度,債務無法接續。張蒙以法律諮詢、投訴銀行客服等方式,協助這些客戶通過銀行的審查,獲得一定的利息和違約金減免。
在銀行內部,「反催收」這個概念被稱為「模板投訴」、「誘導催收人員違規」、「代接催收電話」等,意味著使用相同理由、相同措辭甚至相同律師函地址的投訴,進而獲取銀行分期甚至是減免息費的機會。
在線上,張蒙們在社交軟體中宣傳能為逾期貸款人提供「逃債」機會。線下,他們隱藏在重要商圈的寫字樓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但這無法掩蓋「反催收」處於灰色地帶。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部主任彭逸軒認為,「反催收」既與我國的制度設計不符,也與我國提倡的社會風氣不符,「欠債還錢原本就是沒有爭議的價值觀。」他稱,「反催收從事的活動顯然不在法律規定的金融服務之列。」
2019年9月2日,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發布風險提示稱,有「維權人士」謊稱可以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而監管機構在調查處理的過程中發現,這類行為會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消費者應防範其中的風險。
藏匿於社交軟體裡的反催收公司
成為反催收員後,張蒙活躍於社交軟體,專門講授催收圈的規矩。
社交軟體成為反催收公司主要的獲客來源。儘管「反催收聯盟」貼吧已經被百度取締,但現在還是能在貼吧和微博上找到痕跡。
新京報記者發現,在「債務重組」貼吧,有人發布「逾期協商案例」、「停息掛帳」處理指導。
「債務重組」貼吧裡的反催收廣告。
「不分期每天都面臨著催收,還有可能會被起訴,所以分期是最好的辦法。」該貼吧置頂的一則廣告試圖引導來者。
每家從事「反催收」的公司都會「修飾」自家業務。比如「債務整理」、「欠款管理」、「法律服務」。形式也不一樣。有些公司指導電話投訴,有些開培訓班,還有些幫人打官司。但最終,他們都會指向一項銀行特殊業務——「停息掛帳」,即欠款人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時還款,但仍有還款意願,可以和銀行協商,對欠款進行分期,最長可以分成5年還款。期間,這筆債務不產生新的利息。
新京報記者發現,在某短視頻軟體上,共有461家機構在運營「債務重組」。記者曾循跡搜索到瀋陽某反催收公司,其創始人被譽為「債務整理中國本地化創始人」。
該公司曾主打培訓業務,在學員繳納3980元培訓費後,會被傳授一套與銀行打交道的話術。為了保證學員為真實欠款人,他們會查看債務人的徵信材料,並對債務人進行裡裡外外的詳細調查。
另一家反催收公司承諾,只要欠債人提供徵信信息,他們就能根據帳單提供建議,20個工作日內讓欠債人拿到還款協議書,還能在網上查到分期方案。
還有反催收公司發來《委託協議》,提供諮詢服務。服務分為協商階段和仲裁階段。簡單來說,如果債務人沒能通過與銀行客服協商的方式達成分期還款的目的,則這些諮詢公司將以代理人的身份幫助債務人上法庭解決問題。
涉及到收費,幾家諮詢公司給出的共同方案是,依照債務人欠款總額,按比例收取代理費。不過,在此之前,債務人要支付500元誠意金。
幾家公司諱莫如深的是,與銀行打交道的過程。他們均表示「銀行有關係」,但至於是什麼樣的關係,則避而不談。
新京報記者獲取了一份某商業銀行針對反催收行業的專項研究。
研究報告提到,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增速放緩,尤其是受到新冠肺炎影響,部分企業和個人遭遇停工、停產,收入銳減,進而導致還款能力下降,陷入債務危機。
儘管央行、銀保監會等部門出臺多項措施號召金融機構通過貸款展期、續貸等方式給予企業和個人一定的支持,然而,這些機構的善舉卻被「有心人」當做惡意逃廢債的擋箭牌。甚至有組織從中找到商機,成立「反催收聯盟」,在各大社交平臺公開傳授如何利用疫情期間相關政策拖延還款。
他們以此謀利,悄然形成一個以「債務重組」、「信用卡退額」為名義的黑色產業鏈,同時教唆借款人惡意上訪、投訴甚至民事濫訴,對司法機關公權力、公信力形成了蔑視和挑戰,也埋下嚴重危害社會穩定的群發性事件隱患。
「反催收聯盟」的惡意投訴材料。受訪者供圖
該研究團隊認為,反催收逐漸產業化,並具有公司化運作、線上推廣、從業者由催收員「反水」的特徵。
部分催收員「反水」進入反催收行業
在投靠「反催收」之前,張蒙有六年的催收經驗。他學的是不沾邊的土建專業,招聘時,催收公司看中了他的低人力成本和勤奮踏實。
這是一家專門為銀行催收欠款的公司,位於瀋陽的鬧市區。接待處使用防盜門,進出輸入密碼並登記。此外,防盜門被用在每一個房間,使用者外出時會上鎖。牆上是籤約銀行送來的紅色橫幅,強調「合規催收」。
「一說催收,想起的都是港臺劇裡那些要帳的,挺危險,不還錢又噴油漆又砸東西。」該公司某部門主管柳俊(化名)說。事實上,這裡的員工們被要求穿正裝、白襯衣,端坐在工位上,保持商業禮儀。
張蒙還在的那會兒,催收員還可以靈活行事。上門找人、加微信、打電話,如果一個催收員想要回款,他需要做的只有——避免通信的死角。那時,國有銀行支持催收公司,客戶投訴很少得到支持。
但2018年後,催收行業發生了大轉變。《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以及《網際網路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發布後,全國的催收行業都迎來了嚴監管。
「催收行業是本次掃黑除惡的重點,尤其是外包機構,很多被涉黑涉惡。」律師彭逸軒說。
嚴監管的態勢下,一部分催收員流失到了其他行業。而剩下的催收員,面臨的情況也大不一樣。
現在,催收員一天的工作從上繳手機開始。交手機是銀行的要求,作為乙方的催收機構沒有選擇餘地,這麼做是為了防止客戶信息洩露。這幾年,客戶信息洩露在催收行業發生過好幾起,大多是反催收行業的人「潛伏」催收公司時獲取的。
早8點是晨會時間,布置工作之餘,還被用來鼓舞士氣。9點,員工回到格子間,開始撥打欠款人電話。打電話要使用敬語,語氣平和。由於注重商業機密,辦公室都不允許拍照。另外,辱罵和發脾氣是絕對禁止的,一旦發生辱罵,催收員會直接被勸退。
中午1點,員工們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可以拿回自己的手機。「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非常想上廁所都得憋住。」公司中層管理者李悅(化名)說。在這家公司,業績好的催收員一年下來能掙二三十萬,偷懶的員工會低一些,一般在五萬到十萬之間。
加班是常態,但這拯救不了回收率(催收回款金額佔籤約總欠款額的比重)。李悅說,過去回收率是70%,現在的回收率「能到10%就不錯了。」柳俊告訴新京報記者。
張蒙曾經是催收公司的業務明星,業績最好時,做到公司前三。他出身農村,一心希望在省城買房,經過幾年奮鬥,終於在瀋陽買了一套均價6000元的房子,也結了婚,有了穩定的家庭生活。「買房、裝修,都是我一點一點掙的。」
「我就是個專科,只能混成這樣了。不比別人,有本科學歷。」說這話時,張蒙帶點自嘲。
但現在,催收業式微,生存壓力之下,張蒙選擇成為一名「反催收員」。
李悅算過一筆帳,催收員催下來四萬元欠款,可以拿到兩三百績效工資。但反催收員的提成是客戶欠款總額的百分之十,一單足足漲了十倍不止。
張蒙給自己的理由是,「我做的是『個性化分期』」。他講了一個例子:有一位來自葫蘆島的女學生找到他,說父親得了股骨頭壞死,兩張卡,一張七萬,一張兩千。刷卡治病花去7萬多,但她一個月只能掙3000元錢。逾期三個月後,銀行要求她還滯納金,一個月3500元。女學生帶著僅有的300塊錢來到瀋陽,希望和銀行交涉。但銀行不給分期,不給減免。沒有給出解決方案。無奈,女學生找到他,交了欠款10%的費用,最後由他出面,做了36個月的分期。
但某商業銀行負責人認為,這套指控銀行暴利的說辭是在偷換概念。「7萬本金怎麼可能產生3500元的滯納金,如果有滯納金也是350元。」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一規定,滯納金比例為最低還款額未還部分的5%。「信用卡的最低還款額也是有規定的,就是未還部分的10%加其他應付款項。」上述負責人表示。
前催收員王峰(化名)也收到過反催收公司的橄欖枝。他把反催收定義為「還錢的」和「不還錢的」。「想還錢就去跟銀行談,不想還就投訴。」
在催收業內,反催收從業者多半做過催收,他們熟悉套路,法律意識強,會找漏洞。對於這些人的「叛逃」,催收公司總經理李望(化名)認為,「雖然是個人行為,但別人知道是我們家出的,聲譽還是會有影響。」
在李望看來,正是反催收員的頻繁投訴,使得監管部門對催收公司逼得更緊。
「對方(反催收員)打一次監管電話,我們就要被罰五千。對方反覆罵,我們一句都不能回,而且電話都不能掛。」李望說,電信運營商只要確認催收公司被投訴,會停掉該公司的整個線路。
「反催收」套路
在「反催收」圈內,流傳甚廣的一種技巧是:激怒催收員。
接到電話後,懂行的欠債人會用語言挑撥催收員情緒,甚至對其進行辱罵。「很少有不上當的。」王峰說。
催收公司和銀行都怕被投訴,這給了反催收的一方可乘之機。
王峰向新京報記者模擬了一段話術。
「你好,我是某某銀行/律師事務所的,你有一筆欠款到期了……」
「敞開跟你說,我不是不還錢,是現在沒有經濟能力,因為我也是在做生意,錢是虧損的,不是花天酒地了,我這也屬於正常消費。」
「那不行,我們要起訴了。」
「你怎麼說都行,我電話開著錄音,一旦你有違規,我就投訴銀行或者銀監會。真要人家查到屬實,我的投訴就會成功。現在是你幫我還錢,還是怎麼樣?」
「這個不可能,咱們研究下。」
「我還錢行,本金五萬,現在滾到了八萬,我只還五萬。你要不同意,不好意思,我不是不還錢,我每個月都在還。」
王峰說,這樣一套話術下來,催收方都會妥協。
李悅第一次遇到反催收是在2019年初。當時,一位30多歲的男客戶在電話中說自己無力還款,希望分期,語氣強烈。「但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存在這種政策,於是就回復做不了分期,同時告知了拒絕還款的後果。」
之後,該男子以催收公司打電話影響其正常工作和生活為由,將其投訴到銀監部門。但事實上,整個2019年,也是反催收崛起的年份,銀行都沒有授權催收機構協助處理分期停息。
「我大概是經歷了無數次反催收投訴之後,銀行才跟我們第三方這邊出臺了很正式的文件,說我們可以協助做分期。」而這一權限獲得的時間是2020年2月。但即便如此,反催收人員還是會設計陷阱。
「比如我們按照債務人實際情況做12期或者20期分期,但他會要求我們做60期。一旦達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會挑一些催收員的毛病,試圖也讓催收員大聲說話。」之後就是一輪投訴。
還有人會以第三方被騷擾為由投訴。疫情之後,李悅曾遇到一位欠款人,欠了6萬多元本金,兩年多來拒不還款,被銀行列為重點催收人員。催收員聯繫上該欠款人的叔叔,也是他填寫的第三方聯繫人。欠款人很生氣,他從短視頻平臺上的反催收視頻中得知,催收員的行為是違規的,於是一路投訴到了廣東省信訪局。不久,銀行和李悅所在的催收公司都被監管部門聯繫。
李悅記得,最終銀行幫欠款人做了「個性化分期」,換取欠款人在銀監部門的撤訴。
更有甚者,會開假證明。某銀行資管負責人表示,針對有還款困難的客戶的,商業銀行通常有一些減免息費的措施,包括殘疾的、貧困戶的、患大病的。但是他們調查發現,一些反催收機構會想辦法幫客戶拿到假病歷。
前述銀行調研後發現,反催收主要分三類:第一類主打法律諮詢服務,與客戶籤署協議獲得授權。第二類反催收會欺騙客戶,自稱在銀行內部有關係,可以搞定分期。而第三類就是偽造證明材料。
反催收還催生出一批副產品,比如誘導借款人使用套路貸。「先通過各種社交平臺發布『幫助上岸』、『防爆通訊錄』、『阻止催收』等信息,吸引走投無路的借款人上鉤,再製造虛假證明,助其逃過催收。最後,以虛假證明為把柄,要挾借款人使用他們推薦的套路貸產品。」哈爾濱的一位催收公司老闆了解到,還有反催收公司「介紹」欠款人到海外打工還債,「先幫他們逃過催收,再把人弄到國外去。」
王峰收到的銀行簡訊。受訪者供圖
對「反催收」尚難定罪
從今年起,反催收公司開始從臺前躲到幕後,與律所合作成了常態。
銀行不斷收到律師函、投訴電話,給日常工作帶來了極大困擾。有一段時間內,銀行經常收到地址相同的律師函。銀行調查得知,這家律所與反催收機構有合作關係。
某銀行內部人士發現,2020年第一季度,其所在銀行收到監管書面正式轉辦投訴393宗,其中催收類投訴佔比82%,協商還款類在催收類投訴中佔比為97%,模板投訴在催收類投訴中佔比高達64%。
整個催收行業都變得神經緊繃。加班是常態,即便下班,催收員們也還要拿著手機在電梯間裡答題,內容是合規催收。
以前,客戶在辦信用卡時會留下家屬或朋友的聯繫方式給銀行。但是一年多來,銀監部門收到了太多投訴,反映暴力催收,於是這些電話都不能打了。催收機構也不敢上門了,「現在你上門試試,客戶直接打個110,大環境已經不允許了。」某銀行內部人士表示。
「催收上卡得很死,條條框框的要求。欠款本金在5萬以上才可能構成信用卡詐騙罪。」一位催收員介紹,催收員在催同一欠款人時,中間必須得經過銀行兩次催收,且兩次催收至少間隔三十日。「我不接電話的話,你永遠都催收不到我,這就不是有效催收,那這就構不成詐騙。」
「這種局面跟反催收的投訴關係非常大,如果銀監沒有收到那麼大的投訴量,哪會有這麼嚴的監管?」但李悅同時認為這是好事,可以促使催收行業儘快調整到正規化。
作為前述銀行的監管方,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發布風險提示稱,監管部門收到消費者反映,有『維權人士』,通過微信群、QQ群等進行虛假宣傳,誤導、慫恿消費者向監管部門、銀行投訴,謊稱具備『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的資格,提供統一的投訴模板;通過虛構消費者身份取得代理資格,代理消費者『處置』與銀行的信用卡債務。該行為不僅擾亂消費者還款計劃,而且收取未還款金額10%-20%的高額佣金;採取拖延償還信用卡欠款的方式進行,從而導致消費者需承擔逾期滯納金及罰息;個人徵信系統留有不良記錄。
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提醒消費者,請勿輕易洩露個人信息,正確用卡理性消費,明辨真偽謹防上當,通過正規渠道維權。
彭逸軒律師認為,「如果要從刑事上說,這類似於非法經營。」但彭逸軒也認為,對於新事物尚難以定罪。幾年前,有關部門打擊POS機套現時曾引用過這一罪名,並在法律界引起爭議。
現在,銀行只能在源頭上防範。安排催收員們做識別培訓。一旦遇上疑似反催收的客戶,就停催上報。金融系統相關行業協會也在制定高風險員工名單,如果被發現從事反催收相關業務,將被禁止進入銀行及催收系統。
而銀行也開始根據債務人的實際情況推出不同債務重組方案,幫助債務危機的個人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