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高力克:全球化中的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

1905年，流亡中的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汗漫四海，遍遊義大利、瑞士、丹麥、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十一國，而後抵北美，撰《物質救國論》，倡言物質主義。康氏認為，歐洲百年來最著之效，在國民學與物質學。而中國之病弱，在不知講物質學，而救急之方藥，在物質學。中國數千年文明冠於天下，然偏重於道德哲學，而最缺物質。今日之新物質學，一二百年間誕生於歐洲，以前絕萬古浩浩蕩蕩之物質洪流，「自英而被於全歐，自歐而流於美洲，餘波蕩於東洋，觸之者碎，當之者靡，於是中國疇昔全大之國力，自天而墜地，苟完之生計，自富而忽窮。……夫勢者，力也；力者，物質之為多。故方今競新之世，有物質學者生，無物質學者死。」中國道德勝於歐美，而其衰敗在物質。這位變法領袖重拾洋務派的觀點，而認為中國數十年變法皆誤行，救國之道在物質。康氏強調，中國近一二百年來最大的失敗，在敗於歐人新發明的工藝兵炮。中國人所以遜於歐人，但在物質而已。物質為至粗之形而下者，我國人長於形而上，而缺於形而下。「中國救急之方在興物質。」若舍工藝兵炮，而空談自由民主革命，則無以救亡圖存。

與康有為的物質主義相反，年輕的留日學生魯迅則主張非物質主義，倡言個人之精神自由，以「立人」而興邦。1908年，魯迅於東京留學生辦的《河南》雜誌發表《文化偏至論》，以物質主義為19世紀歐洲文明之一大偏至而加以掊擊。魯迅指出，近代歐洲科學勃興，技術發達，至19世紀而物質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兩千餘年之業績。煤鐵汽電廣泛應用於軍事製造交通，「世界之情狀頓更，人民之事業益利。久食其賜，信乃彌堅，漸而奉為圭臬，視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將以之範圍精神界所有事，現實生活，膠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唯物之傾向至19世紀後葉其弊益顯，一切事物無不質化，精神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舍主觀之內面精神。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停滯，於是一切詐偽罪惡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黯淡，此為19世紀文明之通弊。於是以尼採、斯蒂納等為代表的新神思宗興，崇奉「主觀與意力主義」，匡糾流俗，其功有洪水方舟之偉。魯迅主張，中國改革「猶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奚事抱枝拾葉，徒金鐵國會立憲之云乎？」

20世紀初，康有為現代主義之「興物質」的物質主義，與魯迅後現代主義之「掊物質」的後物質主義，相映成趣。其後，物質主義與非物質主義的消長頡頏，與百年中國一波三折的現代化進程相伴隨。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中國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路線，取代毛時代「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告別突出政治精神掛帥的「窮過渡」模式，以市場化的改革開放迎來了經濟騰飛、大國崛起的時代。中國經濟以驚人速度「超英趕美」，一躍而升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奇蹟舉世驚嘆。在後烏託邦時代的市場化轉型中，中國人久被壓抑的物質欲求噴湧而出，從政府追求經濟發展的「GDP主義」，到民間追逐財富的發財主義，舉國追求物質豐裕，中國告別了物質匱乏的計劃經濟，迎來了經濟繁榮的時代。而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和商業社會的興起，亦導致了物慾的膨脹，唯物是尊的物質主義大行其道，人們以追逐物慾為人生目標，年輕一代更以豪宅名車為成功之夢。崔健80年代的搖滾曲《一無所有》，央視某小品之臺詞「我窮得只剩人民幣了」，道出了轉型中國之物質主義的洶湧潮流和深刻困境。在新世紀中國，魯迅之理想化的「反物質主義」曲高和寡，不敵康有為之現實的「物質主義」。

英國國際政治學家巴瑞·布贊（Barry Buzan） 和喬治·羅森（George Lowson）在《全球轉型——歷史、現代性與國際關係的形成》（2015年）中指出，發軔於歐洲而後無遠弗屆地波及世界各地的現代性發展，以工業化、理性化國家建構和進步論意識形態為主要推動力，在19世紀掀起波瀾壯闊的全球轉型，從而奠定並造就了發展至今的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

物質主義，正是工業化時代全球轉型的現代主義之觀念表徵。

在全球轉型進程中，「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21世紀，中國藉由經濟改革和融入全球化而強勢崛起，逆轉了自鴉片戰爭以降「西風壓倒東風」的西盛中衰的趨勢。

讓-馬克·夸克（JeanMark Coicaud）教授指出，16世紀以降，全球化經歷了三大重要時刻：全球化的西班牙時刻、全球化的英國時刻、全球化的美國時刻。每一次全球化浪潮都與一個全球大國或全球霸權相聯繫，其影響力來自物質性實力和非物質性軟實力。全球化產生了贏家和輸家。饒有興味的是，前一波全球化的贏家，尤其是那些與製造業相關的贏家，就像其在國家內部的社會群體一樣，往往在當下這一波全球化中淪為輸家。這部分解釋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危機感。而21世紀全球化的贏家則主要來自昔日全球化的輸家，中國在這波全球化中受益匪淺。夸克的觀點解釋了美國和西方之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傾向的原因。

第一個把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巨著《國富論》譯成中文的晚清啟蒙思想家嚴復發現，《國富論》在18世紀中葉問世後，其經濟自由主義僅適用於英倫三島，彼時甚至連美國都採行貿易保護主義。那是全球化「英國時刻」的開端。至20世紀「美國時刻」來臨，告別孤立的「門羅主義」的美國成了引領全球化的世界霸權。鴉片戰爭，中國被英國炮艦叩開國門，被迫開始了走向世界的開放之路。晚清洋務運動是中國對全球化「英國時刻」的回應，19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則是對全球化「美國時刻」的回應。而如今，美國從領袖群倫的全球化霸主向貿易保護主義退卻，全球化的風口吹到中國，中國成為新一波全球化的旗手。四十年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而經濟騰飛，經濟規模連續超越意、法、英、德、日而直逼美國，勢不可當。自晚清迄今，中國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危亡之秋，到迎來21世紀的大國崛起，其歷史巨變，真可謂民族復興的「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時下學界關於全球化問題的討論中，最具深見的是叢日雲教授關於西方價值觀演變的觀點，他借鑑英格爾哈特（RonaldF.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從價值觀層面分析全球化悖論和西方文明的危機。根據英格爾哈特的研究，19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發生了價值觀的根本性轉變，即由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物質主義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後物質主義則崇尚自我表現、生活質量的價值觀。西方社會之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已為「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s）和「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wide Value Survey)四十餘年追蹤調查所證明。西方社會的後現代化帶來了從生存價值觀向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變。那些持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淡化了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更關注精神價值的追求和生活品質的提高，其最關心的問題包括人的生命價值、生態環境、種族或新移民、婦女權利、性道德、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公共參與等，並且淡漠了家庭、種族、宗教、國家等觀念，而抱持開放的文化多元主義和全球意識。這一整套價值觀念的變化，是當代西方社會最根本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中，西方後物質主義無力應對物質主義、現代主義的競爭，其豐裕社會的物質基礎正在被掏空。弔詭的是，西方在工業化的物質主義時代的經濟擴張，曾使前現代的東方國家陷入衰亡之境。然而當西方轉入後物質主義時代，當初被西方逼入現代化大潮的後發展國家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在新一輪經濟競爭中，西方後物質主義社會自然表現疲軟乏力，不敵物質主義的後發展國家。在文化全球化中，後物質主義的西方社會，其文化多元主義不僅不敵後發展國家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而且陷入了因其慢性自殺的移民政策、自殘的全球化政策、自虐的文化政策而疲軟的衰敗困境。

西方後物質主義的興起，是歐美晚期資本主義物質豐裕的福利社會的產物，其輕物質重精神的價值取向表徵著現代社會的人道化和文明化。與現代化中那種充滿粗鄙頑強的生存物慾和競爭精神的物質主義相比，後現代社會的後物質主義更具有陰柔和平的精神特質。緣此，西方這種後物質主義的精神自由價值觀完全無力回應強有力的非西方社會物質主義的生存價值觀的挑戰。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崛起中的物質主義的「少年中國」遠比晚期資本主義的後物質主義的西方更具活力。反諷的是，在文明的等級上，後現代高於現代化，但後現代主義不敵現代主義，則表徵著文明之柔軟無力。

在21世紀，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在全球化中的崛起，其經濟上的「後發優勢」，在於廉價勞動力、低福利、土地國有和大政府超強動員能力等，而逐利的物質主義則為其強大的精神動力。這種後發展國家的物質主義，何嘗不是中國另一種「後發優勢」？

在全球轉型之鏈中，非西方的物質主義與西方後物質主義的衝突，表徵著西方文明的深刻困境，它是一種「文明的衝突」。

在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但其在新世紀也在內外交困中日顯頹勢。亨廷頓關於「文明的衝突」和美國在文化多元主義衝擊下國家認同危機的憂思，福山關於美國國家能力和政治衰敗的憂慮，兩位美國最傑出的政治學家師徒都預見了美國文明盛極而衰的深刻危機。

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 大幅調整國內外政治經濟政策，中美衝突日益加劇。對於這位商人出身、推特治國、任性的「老頑童」總統，國人普遍看輕了其反覆無常而富有攻擊性的治國術。其實，川普是近幾屆美國總統中罕見的大戰略家，只有他看到了美國和西方文明的危機。其稅改、貿易保護、限制移民、加強軍備、中美貿易戰、制裁俄羅斯、與朝鮮緩和等組合拳，在下一盤大棋。川普之「美國優先」、重振美國經濟、重塑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戰略，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新美國夢」，反映了其護守「美國時刻」、「美國世紀」和拯救西方文明危機的深刻焦慮。他悍然挑起貿易戰，決不僅僅是一個精明的大亨總統克服美中貿易逆差的生意經，也並非美國將趨於閉關鎖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逆全球化」倒退，而是想重振美國經濟的競爭力，改變美國經濟的頹勢，不讓美國喪失21世紀全球化的領導權，守護全球化的「美國時刻」。

川普振興美國之「新美國夢」的戰略意義，表明這位商人總統恰恰是最「講政治」的鷹派戰略家。其減稅和貿易保護等經濟政策，與其說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毋寧說旨在重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調整美國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擯棄後現代社會「政治正確」的文明共識，回歸粗鄙野蠻的物質主義時代，與崛起的中國競爭。川普對華戰略未脫「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帝國爭霸模式。這無疑增加了中國「超美」的難度。

清華某教授以中國已經全面超過美國的高調豪邁夢語麻醉國人，只會使人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並進一步刺激美國鷹派的遏制中國戰略。而低調的「韜光養晦」智慧，曾給中國帶來三十年和平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此輪中美貿易戰中，美國以晶片斷供制裁中國通訊龍頭中興通訊，直擊中國通訊核心技術的軟肋，其技術圍剿劍指「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國則向美國增收高粱進口關稅以反制應戰。晶片戰高粱，此一高新技術與農產品的對壘，表明中國在核心技術上遠遠落後於美國，中美技術經濟並不在同一層次上。中國還走在現代化的路上。

中國科技四十年來高速發展，在衛星、宇宙飛船、航母、潛艇、高鐵等領域取得了驕人成就，卻卡在一塊小小的晶片上。「衛星上天，晶片進口」，暴露了我國經濟在國力與民用之間的畸形反差，它是中國後計劃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的特徵。比較中美龍頭公司，中國十大上市公司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石油、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平安、中國銀行、貴州茅臺、中國石化、招商銀行、中國人壽；美國十大上市公司為蘋果、谷歌、亞馬遜、微軟、伯克希爾哈撒維、臉譜網、摩根大通、強生、埃克森美孚。中國這些「中」字頭的國有銀行保險石油巨無霸，與美國的全球領先的民營高科技公司，相映成趣，它表徵著國家市場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的巨大差異。而中國以房地產、基建、物流等為大頭的GDP，其科技含量有限。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自21世紀初融入全球化以來，從國家到底層國民都從全球化中受益匪淺。而美國在全球化中則既有贏，也有輸，汽車城底特律的衰敗即其縮影。中國目下已成為推動全球化的旗手，並倡言合作共贏的全球化。但對於美國來說，全球化「美國時刻」意味著美國在全球化中不僅要贏，而且仍要主導全球化進程且成為獨領風騷的最大贏家。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石油人民幣結算等都對「美國時刻」形成了挑戰。因而川普難以容忍中國崛起在全球化中與美國爭衡，更不允許中國在全球化中成為最大贏家。然而，按照夸克的觀點，全球化沒有永恆的贏家，美國自然也難以永遠保持全球化贏家的地位，這並不符合全球化「風水輪流轉」的規律。

耐人尋味的是，魯迅的非物質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仍曲高和寡，但其在當代西方則大行其道。這與中國所處的現代化進程和歐美的後現代社會有關。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表徵著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的時代落差。

誠如叢日雲所言，西方文明的困境是發達病、文明病、現代文明綜合症。它正是現代化的成功和社會進步的產物。當年困擾毛澤東的「窮則思變——富則修」的悖論，實為文明的困境。革命領袖試圖以中國人富起來以前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的「窮過渡」戰略破解此困境，結果烏託邦革命悲壯地歸於失敗。此文明的困境，系人性使然。

以工業化為基底的現代化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物質主義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物質繁榮提供了強勁的精神動力。但物質主義價值觀之唯物是尊的畸形物質崇拜，亦凸顯了現代文明之偏至。在物質主義時代，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大行其道，粗鄙庸俗的物慾造成精神的枯萎和生命的異化。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文革式偽精神主義相反，時下「寧可開著寶馬哭，不願騎著單車笑」的拜金心態表現了一種極端的物質主義。魯迅20世紀初對物質主義的批判，正在中國變成現實。

全球化悖論在於，人往高處走，錢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的追求由物質而精神，由「苟且」而「詩與遠方」。錢往低處流，資本逐利尋求投資成本窪地，工業化遂從西方到東方，從「英國製造」、「美國製造」到「中國製造」、「印度製造」、「越南製造」而轉移。而西方人得全球化之先機而先富起來、並告別物質主義而擁抱後物質主義的「詩與遠方」後，他們在新一輪全球化中則喪失了競爭的活力，而不敵後發展的非西方物質主義國家，並陷入了福利社會的物質基礎流失的困境。此全球化悖論，亦為文明的悖論。

崛起的中國仍在康有為物質主義的大道上狂奔，我們還處於「康有為時代」。但另一方面，追尋「詩與遠方」的後物質主義、後現代主義在繁華的大都市中方興未艾，魯迅的幽靈在神州大地徘徊。

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的悖論，也許是人類文明的宿命？

本文選自《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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