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學生被篩查出了抑鬱症，然後呢？

篩查讓他終於知道自己病了。如果不篩查，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我可能在某個時候獨自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查出抑鬱症之後，他沒有獲得更多的支持，也沒能改變休學甚至退學的命運。

整個「十一」長假，23歲的抑鬱症患者周松（化名）都在為一件很重要的事忙碌。

10月2日，他來到蘇州太湖西山島，兩天後，他作為工作人員在這裡迎來87位營員——同樣身患抑鬱症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一起參加抑鬱症社群「渡過」組織的為期5天的親子營，幫助他們進行療愈。而這，也是他自己進行療愈的一個過程。

周松身形瘦削，有些駝背，說話語速很快。如果沒有患抑鬱症，今年7月，他應該和其他同學一樣，從大學畢業，開始人生新階段。現在，他則面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挑戰。

從初二開始發現身體狀態異常，周松卻一直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直到2016年，在大學入學的心理普測中，被查出了嚴重的心理問題，之後，他在精神專科醫院確診抑鬱症。

這次篩查一定程度改變了他的人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篩查，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順利畢業，但以我當時的狀態，這個可能比較渺茫。第二個就是沒有確診，沒有外界的幫助，我可能在某個時候獨自結束自己的生命。」

從這一層面來說，周松認為自己是心理篩查的受益者。但查出抑鬱症之後，他在大學裡渡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沒有獲得更多的支持，也沒能改變休學甚至退學的命運。

明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一個月前（9月11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下簡稱《工作方案》），提出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大中學生、孕產婦和老年人體檢項目之中。多位關注抑鬱症的專家都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辦得不好，也有可能會帶來二次傷害。

而周松的故事，就像是這份工作方案的一個註腳。

被忽視的青少年抑鬱

「不知什麼緣故，我是這樣的悲傷……」德國詩人海涅的一句詩，描繪了抑鬱症患者確診之前的那種感受。

電視劇《小歡喜》中，高三學生、女主角喬英子要跳海之前，面對父母痛哭「我不知道我這是怎麼了」。被救下之後，她宛若頓悟：「爸，我是不是病了呀？」

△電視劇《小歡喜》截圖。

周松經歷過和喬英子一樣無助且無知的困境。

他出生在西部一個體制內家庭，父親在科學院工作。

在科學院的家屬樓裡生活，周松從小就在「別人家的孩子」的教育氛圍裡長大，「周圍的人太出色了，比不上人家。」

從小學開始，周松的大腦就停不下來，「總是在思考一些沒必要、自己也沒法解決的問題，產生了過重的心理負擔。」他回憶，初中情況最嚴重的時候，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絕對的恨，「我也不知道我恨什麼，就是覺得這個世界全是黑的。」

初二時，周松觀察到自己一些症狀：心痛，腸胃不好，骨頭和肌肉經常性疼痛，到醫院又查不出問題。後來，他上網查到，心理問題會導致軀體症狀，但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患有心理疾病。

高三時，因為焦慮，周松曾讓媽媽給自己找一個心理醫生，但當時家裡並不重視，沒想著要去醫院，也不知道到哪去找醫生，這件事不了了之。

直到2016年到沿海地區一家大學就讀，周松才有機會了解自己怎麼了。開學不久，全班學生都被叫到了學校機房，在線填寫一個叫「卡特爾十六項人格因素測試」的調查問卷。問卷有上百個問題，其中就包括一些隱秘的評估抑鬱、焦慮等心理健康狀態的問題。

測試兩周後，一個晚自習上，輔導員將一個裝有測試結果的信封交給了他。當時，班裡共有3個學生收到了信封，他顯露的問題最為嚴重。

結果出來後，學校的心理諮詢師給周松媽媽打過電話，但同樣沒有引起重視，當年11月第一次去專科醫院看病，還是一個高中同學陪著他去的。

第一次就診，趙松被診斷為輕度抑鬱，「我爸媽還是不能理解我為什麼會患病。在他們眼中，我就脾氣犟了點，不愛說話、性格孤僻了一點，其他的和正常的孩子也沒有區別。」第一學期寒假回家，周松的生活很不規律，成天打遊戲，不願出門，同學聚會也沒有去，但他媽媽仍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這樣的情況很普遍，有一對母女曾一起參加渡過親子營，直至女兒休學，母親都以為是「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兒手上有小刀划過的10道傷疤。她說「我試著在我手上用小刀劃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識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第二學期回到學校，周松的狀態更差。他過上了半夜3點睡覺，下午3點起床，一天只吃一頓飯的生活。2017年4月初，接到了輔導員的電話，周松的父母終於在周末趕到，陪同他再次到專科醫院就診，這一次，他被診斷為重度抑鬱。

一個PHQ-9量表，篩查準確嗎？

周松的確診經歷是抑鬱症在中國低知曉率和就診率的縮影。雖然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然而從初中出現軀體症狀，直到大學篩查出心理問題，中間有5年時間，沒有人意識到周松異於常人的表現是因為一種心理疾病。

國家衛健委9月11日發布的《工作方案》中，確定了試點地區到2022年的工作目標，包括公眾對抑鬱症防治知識知曉率達80%，抑鬱症就診率提升50%、治療率提高30%等。

精神專科領域的專家們認為，篩查作為一個起點，說明了國家的醫療衛生資源將對抑鬱症群體有所傾斜，讓周松這樣的抑鬱症患者早診斷早治療，這是好事。

「如果工作方案啟動，可以說是全國最大規模的抑鬱症篩查，選的三個人群，也是抑鬱症最高發的人群。」精神專科醫院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副院長呂呂偉告訴八點健聞。

抑鬱症康復者、「渡過」創辦人張進支持這個方案。不過，他也提出: 要做好這個好事，需要考慮更多方面的因素，並確定相應預案。

首先就是如何保證篩查的準確性。

《工作方案》中開展抑鬱症篩查使用PHQ-9量表，也就是病人健康問卷抑鬱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是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第 4 版) 》的抑鬱症為標準編製成的九條目自評工具，長度只有其它抑鬱篩查工具的一半。

△PHQ-9量表，評分規則：0-4分 沒有抑鬱；5-9分 輕度抑鬱；10-14分 中度抑鬱；15-19分 中重度抑鬱；20-27分 重度抑鬱。來源：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微信公眾號

「篩查不同於診斷，要求敏感度高、特異度低，而PHQ-9量表的信效度經過了一些研究的證實。」姚貴忠說，「最重要的的是，PHO-9能夠滿足篩查快速、方便，容易落地的要求。」

而張進則提出，「測試者的情緒狀態是不穩定的，不同的時候做同一個量表，答案會有很大差異；甚至，極而言之，如果測試者事先研究過這個量表，掌握了評分規律，就完全可能操縱量表測試的結果」。

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院長、著名精神病學專家姚貴忠向八點健聞解釋，「抑鬱症作為一個病恥感很重的疾病，如果是強制性的入學體檢，用PHQ-9這種自評性質的量表，無法避免誇大或者故意隱瞞的情況。」

「我不可能主動向學校洩露病情。身邊同學、老師知道了，會怎麼對待我？類似的各種心理測評學校已經讓做過很多次，每一次我都填得無比健康陽光。如果是抽血，腦電波檢查，我無能為力。如果是量表，我絕不會說真話。醫療條件依然落後，家長依然不理解，又能怎麼樣呢？」一位「渡過」群裡的的學生患者寫道。

篩查出抑鬱症，然後呢？

周松同樣擔心「查出來也沒用啊。」這是他看到《工作方案》新聞後的第一反應。

2016年10月，篩查結果交到周鬆手上後，學校的輔導員督促幾次，讓他一定要和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聯繫。和學校心理諮詢中心的老師談過後，評估結果顯示，周松的潛在心理問題很嚴重。學校要求他必須到專科醫院就診，出具一個病情診斷證明。

因為高自殺率，抑鬱者患者在學校，對於老師來說，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風險因素。「教師群體的工作壓力也很大。」呂偉說，他在臨床上就曾遇到，抑鬱症學生休學後返校，學校要求必須出具一個「保證已經治好了，沒有問題」的證明，但是醫院沒辦法給出這樣的證明。

現在回想起來，周松認為，到專科醫院診斷為抑鬱症，對他的心理有很大的影響，「我終於有了個藉口，可以理所當然的在宿舍睡覺，不去上課。」周松說，確診前，他要勉強應對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逼迫自己做出改變，競選班級的團支書，活躍在各種社團裡。確診後，他感到自己終於有了一個徹底逃避的藉口，「不想考試，就緩考唄，大不了休學。」

輔導員和心理諮詢中心的老師是學校裡少數知道他病情的人。雖然大學輔導員都有相關的心理課程培訓，但是周松認為，他們並不真的了解抑鬱症。每隔一個月，輔導員會和他談一次話，「你最近怎麼樣？」「有沒有好好上課？」這些問題讓周松無所適從，「一個月定期來關注我一下，這種關注很例行公事，一點用也沒有。」

學期末，有一次周松沒去考試，輔導員打來電話，態度很不好，「就差點明著說，你趕緊退學吧，我能感覺到學校方面給了他一定的壓力。」

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是周松唯一能感到一絲安慰的地方。第一學期，周松一周去一次，雖然和老師談的並不是很深入，但是在諮詢中心的按摩椅上，他睡著過好幾次。第二學期，狀態差的時候，他甚至主動去找過心理老師求助。

但後來，諮詢中心老師換了人，第二個老師對他的情況不夠重視，每周去一次變成了兩周去一次，後來他直接放棄。

確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病恥感始終如影隨形。2017年第一學年結束後，周松休學了。但是，休學的理由並不是抑鬱症，他的媽媽認為，以抑鬱症為理由休學，會寫入檔案，不利於後來的升學和就業。

在學校裡，周松猜測，有個別老師知道自己患病的事情。在同學當中，除了室友看到他放在寢室裡的抑鬱症藥物，其他人只是知道周松身體有些問題，並不知道具體的病因。有關係好的同學問起，周松都是打哈哈敷衍他們，在當時的校園環境下，他還做不到如實地袒露病情。

2018年秋天，在休學一年後，周松返回了大學，但是面對學業、考試、人際關係等壓力，他感到更加焦慮。

姚貴忠看了《工作方案》後，最擔心的就是周松這樣的學生群體。「篩查結果給誰，後續學校方面誰來介入，如何保護學生群體，這些目前都不知道。」姚貴忠認為，學生被篩查出抑鬱症，在學校被另眼看待，這種情況是很難避免的。

《工作方案》中只提及，「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但是，「重點關注」是什麼？張進分析，如果指的是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撫慰、輔導、治療等措施，當然是幸事。「但是，會不會有部分學校，給『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貼上無形的標籤，在集體活動、考試資格、成績統計等方面將他們打入另冊；甚至，會不會出現把部分『重點關注』對象勸退、排除在校園外的極端情況？」

張進認為，倘若如此，對這部分「重點關注」的人群，將是極大的不公，很有可能給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10月4日，「渡過」蘇州營開營儀式

青少年抑鬱更難治癒

2019年10月，周松接觸到了抑鬱症社群「渡過」。之後，從上海營，到成都營，再到廈門營，期期參加。

現在回頭看來，那是他狀態最差的一段時間。「渡過」發起人之一、心理諮詢師鄒峰記得，當時周松常常一個人走十幾裡路，11月份的時候，還穿著短袖短褲，因為寒冷能讓他「頭腦清醒一點。」

廈門營在海邊舉辦，當時，幾個心理老師都很緊張他會跳海，讓鄒峰跟著他。周松一個在海邊的礁石上發呆的時候，鄒峰就坐在他旁邊，什麼話也不說，待夠了，兩人再一起回去。

鄒峰和周松接觸多了以後，對他的病情的判斷是「因為焦慮起病，抑鬱只是附帶的產物」。2017年以後，周松跑過北京、上海和老家的多個醫院，但是沒能真正找到病因，3年裡，他吃遍了30多種抗抑鬱藥物，同樣沒有明顯的效果。

鄒峰一直持有一個觀點，青少年往往抑鬱和躁狂都不嚴重，主要是焦慮情緒，「成功焦慮，我年紀輕輕，如果因為生病再趕不上其他人，怎麼辦？」

休學，偏離了正常的人生軌道後，焦慮的情緒更加嚴重。當初同班的同學們都已經畢業，周松卻只修了20多個學分。不久前，因為學校已經開學，他接到了輔導員的電話，按照學校的規定，只能保留6年的學籍，2022年必須離開學校，「休學還是退學，你自己決定。」

因此，鄒峰認為，青少年抑鬱比成年人往往更難治癒，「青少年缺乏軟著陸的條件，成年人你只要通過藥物把狀態拉上來，他的工作能力、經驗和社會關係都是現成的，可以馬上投入到工作，自信心就回來了。但是青少年正好缺乏這些，即使恢復了相關能力，回到了學校，面對新的環境，現實的問題解決不了，焦慮仍在。」

「我膽怯、懦弱，讓我不能面對壓力，沒有好好學習，沒能成為我應該成為或者能夠成為的樣子，我怨恨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覺得自己很無能。」直至近日，周松自始至終認為，除了社會環境和家庭的影響，自己的性格才是患病的最主要原因。

在「渡過」一年時間，也有一些積極改變在悄悄發生。今年春節，周松在渡過的心理諮詢師小美老師家住了40多天。小美老師初中畢業後就外出打工，後來自學成為了一名拿證的心理諮詢師。鄒峰感覺到，周松的思路一下子轉變了，不一定要拿到本科學位，以後也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做自己想做的事。

現在，周松已經是「渡過」的一名非正式工作人員，也給鄒峰的一些和心理問題相關的直播項目做技術支持工作，他還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成立一個大學生的抑鬱症社群，這一計劃也得到了張進的支持。

之前，不管和哪個心理諮詢老師聊天，鄒峰發現，周松只會流兩滴眼淚，擦乾了就沒有了，這是他在控制自己的表現。9月16號，在「渡過」千島湖營的一個圓桌交流環節，說起自己的成長經歷，周松的眼淚終於譁譁的流了下來。

事後，他發了一條朋友圈，「第一次在眾人面前，陳述了自己一直不願啟齒的經歷，重新撕裂了我內心深處不願碰觸的傷疤，逼迫我去面對，我也終於能為此放聲痛哭了。」

19歲那年，周松就拿了駕照，但是他害怕坐上駕駛座，恐懼自己會控制不住，一踩油門車毀人亡。在千島湖，周松第一次，主動要求開車。這次，從杭州到蘇州，鄒峰直接把車鑰匙交給了他。

幾個月前，周松要求父母給他在嘉興買了套房子，除了希望能給自己一點安全感，在圓桌交流會上，他坦露了自己的買房的另一個小心思，「我隨時都可能離開這個世界，浙江這邊的房子是只漲不跌的，我想我要走了，還能給爸媽留點遺產。」

在場的父母們聽到，都紛紛抹眼淚，鄒峰卻被他說的又感動又好笑，「沒想到，他想得這麼多。也很高興，他能把這些說出來。」

附註：

中國的抑鬱症知曉率、就診率和治療率雖然沒有官方數據，但一些文獻數據表明，抑鬱症的就診率不到10%。

和就診率低相對的，是患病率逐年升高。此前學界曾有預估：到2020年左右，抑鬱症將成為我國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負擔（由於疾病、殘疾和過早死亡給患者、家庭和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以及為了防治疾病而消耗的衛生經濟資源）。

根據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等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的中國首次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中國成人精神障礙（不含老年期痴呆）終生患病率為16.57%。其中，焦慮障礙患病率最高，終生患病率為7.57%。抑鬱症終生患病率為7.37%，排名第二。

這一項調查於2012年立項，由衛健委和科技部共同資助。

對於大中學生，雖然沒有權威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但患病率逐年走高已是業內共識。國家衛健委曾引用過一個數據，中國17歲以下青少年兒童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

朱雪琦|撰稿

王吉陸|責編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