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學不會想著「我要排到一流去」｜專訪西交利物浦執行校長

作者 | 計紅梅

摘 要

● 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長、書記、教授們，大量的時間消耗在各項指標的爭奪上，而沒有將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質的事情上，並導致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形式多樣的弄虛作假現象。

● 「一流」是那些搞排名的人創造的。應該是先有學校的發展，然後才有所謂的一流排名。據我了解，這些世界一流大學，特別是頂級大學的校長，沒有幾個成天關注排名的。

● 在我看來，高考制度是個分配製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區分出兩類學生來，即就大學的門檻而言，哪些人可以進去，哪些人不可以進去，但它並不能區分出這個人是否就是未來優秀的人才。

● 在中國，現在越優秀的學校越對選學生很重視，成天在那兒抓狀元。但是，當他們進了學校後，對學生真正的關心、支持、幫助卻並不那麼足夠。

● 大學一定是要入世的，大學就是生活在世俗裡，但大學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入世以後才能出世。離開社會現實環境的追求可能是空洞的，所以高校一定要紮根在具有豐富社會問題的土壤中，才能讓你做的那些高端的研究有意義、有社會關聯性。

從上世紀末到現在，國內高校一直在朝著「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的目標前進。而今，我們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多遠？高校的理念和文化是否作出了相應的支撐？高校培養人才、創造知識、服務社會等諸多使命怎樣才能在既定的社會大環境下更好地完成？

近日，《中國科學報》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酉民教授，他以辦學實踐影響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誓言在國內獨樹一幟。

「想要建成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高校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只有改變當下的資源配置體系，堅守教育本質的高校才能越來越多，並最終形成燎原之火。」席酉民這樣總結他的觀點。

席酉民，1957年生。現任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英國利物浦大學副校長、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主要從事領導與戰略、管理與決策、組織行為與政策、教育管理等領域的研究，於1987年創立了「和諧理論」，並將其擴展成「和諧管理理論」。

真正的一流大學從來沒想著「我要排到一流去」

《中國科學報》：從上世紀末到現在，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努力的目標。請問，當您聽到「世界一流大學」這一詞彙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什麼？

席酉民：

坦率地說，當我聽到這個詞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又要搞一個新「工程」。

從上世紀末到現在，圍繞這一目標，我國相繼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2011計劃」和「雙一流」工程等。這些工程的推進對我國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產生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

其結果是導致高校的領導和老師，特別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學者都圍著這些指揮棒轉。這些指揮棒，就像企業的KPI（關鍵業績指標）一樣。而大部分企業的KPI都會將其導向一個背離自己使命的方向。

2009年，我們就通過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向國家科教領導小組建議，調整我國高等教育結構，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和資源分配體制。但時至今日，工程導向性資源配置體系沒有根本性改變，圍繞這些工程性評估指標的辦學競賽似乎愈演愈烈。

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長、書記、教授們，大量的時間消耗在各項指標的爭奪上，而沒有將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質的事情上，並導致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形式多樣的弄虛作假現象。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巨大機會損失和資源浪費。

在我看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改變資源配置體系和機制，形成相對科學、透明、規範的分配規則，使得我們的書記、校長、教授們能靜下心來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我的建議是，將大學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大學等幾類，各類大學都有自身明確的發展定位，然後由國家根據各大學的定位、規模、結構等，形成一個科學、規範的撥款方式，讓各個高校不用再在爭取資源上花過多時間。

《中國科學報》：在提到哈佛、牛津、劍橋等這些世界公認的名校的時候，大家也會說到它們教師的整體素質、科研成果、研究基金、畢業生成就等指標。

在您看來，一流大學是否一定要擁有這些核心指標，這些指標的獲得是否和這些大學內在的精神、文化之間有一個對應關係？

席酉民：

不完全是。有這些指標的並不見得就是一所好大學。

實際上，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關注的是教育的真諦和大學的使命，通過紮實的發展和長期的積累，就會展現出一流的本色，而不是想著「我要排到一流去」。

「一流」是那些搞排名的人創造的。應該是先有學校的發展，然後才有所謂的一流排名。據我了解，這些世界一流大學，特別是頂級大學的校長，沒有幾個成天關注排名的。當然他們看到自己的學校被排到一流也會開心，但僅此而已。

以我有過比較多接觸的牛津大學原校長、現任紐約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為例，他更關注的是「我應該做什麼，這個世界的高等教育是不是應該重塑了」等問題。

記得我們首次在牛津圍繞這些話題深入交流後他和我說：「席校長，你很幸運，你手裡有一張白紙（You have a blank sheet of paper），在全球教育重塑的情況下，可以快速行動，塑造一個你想要的大學和教育，而我則是在夾縫中生存。」可見，相比於積澱深厚的老牌大學，像西交利物浦大學（以下簡稱西浦）這樣的後來者是有機會的。

實際上，一位優秀的大學校長不應該緊盯著那些指標行動，這些指標都是外在的，如果方向正確，隨著大學的發展自然而然就會有的。

在教育重塑的今天，他們最應該關心的是，這個時代的發展趨勢，未來社會的人才需求，大學究竟應當怎樣定位，什麼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學才能讓這個學校順應趨勢、滿足需求，這些做到了，學校一定會達到一流的境界。

稱職的大學校長關心的是這些問題，凡是整天圍繞指標轉的，基本上不是合格的校長。

究其實質，排名是給外行和外部人看的。因為大學是一個信息極其不對等的組織，外行和外部人很難了解其真相，於是排名可以給人一個參考；另外，沒有哪個排名可以全面客觀地反映一所大學。

所以，我希望世界上大學排名越多越好，多到最後，濫得大家看過笑笑就忘了。現在已經差不多到這個時候了。當然不是說所有的指標都沒有用，某些單項指標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但一所學校的大局不是靠單項指標來體現的，它一定是一個整體、一個生態。

素養教育會越來越重要

《中國科學報》：不久前，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300多所美國高校的招生主管聯合發出聲明，強調其在2021年的本科招生中不再倚重考查分數，而是看重申請人所應具備的品質，如自我關愛、學術表現、服務並為他人做出貢獻的能力等。這跟我們國內追求分數的選拔方式形成巨大反差。

您認為，基於目前的現狀，我國高校怎樣才能培養出內心豐盈，具有獨立、完整人格的人才，而不是製造出一堆只會考試的機器？

席酉民：

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是非常難的問題。我想家長、教育家心裡都很清楚，怎樣做才是最好的，都知道正確的路在哪邊，但事實上走的卻是另外一條路。

為什麼會走另外一條路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文化，包括我們的選人體系、遊戲規則，把大家鎖定在了一個錯誤的路徑上，努力地做自己認為不對的事。這是最要害的問題。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高考制度可以在其中發揮什麼作用？

席酉民：

不要指望靠高考制度把優秀的人才選拔出來，這是我最基本的觀點。

在我看來，高考制度是個分配製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區分出兩類學生來，即就大學的門檻而言，哪些人可以進去，哪些人不可以進去，但它並不能區分出這個人是否就是未來優秀的人才。

根據我們過去十幾年的經驗，我們發現目前考試成績達到一本線左右的學生，甚至二本線的學生，都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人才，關鍵是大學如何幫其成長和釋放其潛能。

我們西浦第一屆的學生基本上是能進二本的好學校的學生，但這100多個學生畢業後， 80%在全世界都是佼佼者。經過4年的教育，他們的潛能釋放出來後，從一個世俗眼中「一般」的孩子蛻變成一個不一般的可以全球闖蕩的世界公民。

此前，我在接受一個有關高考志願填報的採訪時，釋放了一個信息，就是現在選專業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選大學。選大學也不要按標籤去選，而是要看這個大學是不是真的關注人的成長、以學生為中心、用正確的教育理念幫助學生發展。

在中國，現在越優秀的學校越對選學生很重視，成天在那兒抓狀元。但是，當他們進了學校後，對學生真正的關心、支持、幫助卻並不那麼足夠。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大學教育不只是學知識，知識現在哪兒都可以學，不來學校也可以學，學知識只是一個過程，目標是學生的健康成長，真正的大學教育是要讓人全面發展。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高校怎樣才能促進學生的全面成長？

席酉民：

就我們學校的經驗來看，讓人全面成長最重要的有三點。

第一點，讓學生有成長的責任感。西浦的學生進校後，我們就會告訴他：你不是考試工具，你不是為高分學習，也不是為學歷學習，而是為自己的未來學習。你已經是一個年輕的成年人，所以一定要有責任意識、有獨立精神。

第二點，一定要讓學生找到自己學習的興趣。讓學生有機會選擇自己的興趣點去學，這時候學習才會有動力，他們也才會努力。而現在經常是手段和目標顛倒了。

第三點，學會學習。這是指學生能夠根據世界的趨勢和需要，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做到極致，創造價值。

如果一個人擁有了這三種素質，既有責任感，又能擔當，還有自身的興趣點，並具備學習的能力，這個學生走向社會後就不會太差，所需要的只是運氣、機遇等問題了。

如果能夠擁有運氣、機遇等外在機緣，這個人一定會變得很偉大。這就是我們的育人理念。我們培養的目標是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公民。

《中國科學報》：在這一過程中，西浦是通過哪些途徑來助推學生擁有這些能力的？

席酉民：

從入學到畢業走向社會，要想讓學生成為一個可以進入複雜社會、能夠在全球闖蕩的人，其素養教育肯定越來越重要。

我們學校逐步增加了幾門課，如個性與自我管理、全球數字公民行為、社會責任與慈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創業和創業家精神。

主要原因就是考慮到未來社會的一系列挑戰和需求，如全球互聯共生、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的更加激化、氣候變暖和可持續發展受阻、綠色環保問題日益嚴重等。

未來素養教育、基礎教育之所以越來越重要，還有一個原因是，在人工智慧、機器人能夠替代人的一些基本技能後，人的造詣、修養、品德、創造性、智慧將日益重要，藉助這些素養人類可以藉由智能體幫著釋放更大的潛能，並發揮更有價值的作用。

如果這方面的修養不夠，先進的機器不僅作用難以發揮，甚至還可能讓人變得更壞。

形成燎原之火需要體制機制改變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在整個教育大環境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一所高校有沒有空間主動去調整自身教育的重心和手段，以培養出有責任感、擔當意識，具備理性、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席酉民：

有空間。首先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偏差，還是跟我們的體制機制、社會認知有關係。大家要突破這樣的文化、逆俗生存很難。

但是，我覺得即使在目前的情況下也是有可能獲得突破的。首先是這個社會給了我們突破的機會。我是77年上大學的，在我們那個年代確實是一考定終身。相比之下，現在的社會提供了更多容錯的機會，如果選錯了可以調整，也有別的路可走，因為有糾錯的機會。

其次，教育資源也不完全都由國家配置，例如民辦大學、中外合作大學等。對這些高校而言，真關心品牌和教育創新的，他們的注意力一定會從那些顯性指標轉向教育的本質。

最後，市場的選擇很重要。在市場面前，能力的重要性會大於學位及學校的標籤。

綜上，時代給了個人一個賽跑的機會，也給了大學一個賽跑的機遇。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人群中總有一些逆俗的人，總有一些想擁有自己人生的人。他們不跟隨大流走，通過大膽突破走出了一條讓人羨慕的道路。

因此，就個體而言，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就高等教育的總體而言，大面積的突破一定是要等到體制機制改變、文化慢慢調整才可以。

這裡又回到開始時我所說的話，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很重要，要讓大學的書記、校長們能寧靜地坐下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心裡都明白自己應該做什麼事情。如果體制機制不改變，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行動，很難形成燎原之火。

《中國科學報》：您覺得在目前的環境下，高校領導們最需要堅持的原則是什麼？怎樣才能夠不突破自己內心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底線？

席酉民：

簡單來說，就是不忘初心，做一個有責任的學者。無論何時，只要管理者願意擔當，就會有做事的空間。

就像我最近一篇文章所探討的那樣，要創新和突破，需要尋求「最低合規性基礎上的最大獨特性」。

實際上，不是社會沒有空間給你，而是看你敢不敢堅持自己真誠正直的判斷。甚至你都不需要去挑戰那些規則，因為那個規則本來就有餘地。

在我看來，現在高校面臨的問題包括三個部分：體制性問題、管理問題和技術性問題。體制性問題需要慢慢調整，但是管理問題、技術問題都可以先行解決。只要你有初心，只要你願意做創新，敢於邁出那一步，就一定會看到現有的空間很大，可以邁大步，也可以邁小步。

最近幾年，我們欣喜地看到，參加「西浦全國教學創新大賽」的大學和老師越來越多，包括一些中國頂級大學和一些「雙一流」大學的老師；有各類大學加盟我們創立的「大學教師發展中心持續發展聯盟」；也看到國內很多與我們合作的高校在教育上的變革成就。

但是，由於一張無形的機制、習俗、文化和傳統習慣的網似乎套牢了絕大部分的人，現在願意大膽突破的人數還不夠多。他們剛開始是抱怨，最後都懶得抱怨了，麻木了，變為「心理放棄」，內心裡都不願再思考了，被世俗裹挾著前行，甚或「追潮流」。

高校應更深入地融入社會

《中國科學報》：近幾年，本應置身於「象牙塔」的高校，與社會的距離越來越小，社會上的浮躁之風也對高校產生了諸多影響。在您看來，為了讓高校堅守自身的初心和使命，高校要不要和社會保持適當的距離？

席酉民：

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話題。

高校本身就是社會共同體中間的一個元素，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人，因此真正的隔離不是高校是否把門打開了、是否與社會互動了，而是高校是否在堅守育人的理念，學者是否在堅守自己的擔當。

所以我並不覺得高校要搞一個隔離帶，而是應該更深入地融入社會，但是要堅守學者的風範，大學的精神。

《中國科學報》：目前全球競爭日益激烈，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也越加迫切。社會上這些短期的、迫切的目標是否會對高校的發展造成一些衝擊，對其長遠的目標產生一些影響？對於這些問題，高校應當如何應對？

席酉民：

其實，高校的使命已經決定了高校更應看重長遠的發展趨勢，以及自然和社會深層次問題的解決。這是需要長期堅守的。

真正創造性的研究，需要靜下心來，躲在像車庫裡這樣少受幹擾的環境裡不斷堅持，最後才有可能冒出來一些顛覆性的成果。

當高校有了這些堅守，也就知道對突發事件應該怎樣去應對。例如，對於疫情，我們採取了很多應急的措施，但我們最基本的理念和追求不會由於疫情或短期的問題而改變。

高校作為各種資源、人才密集的地方，不能不對社會的熱點問題作出回應，也不能不對世俗的潮流做出判斷，反而應該釋放出積極的信號，引導社會文化和發展的升級。

這兩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如果能堅守初心，有一個準確的定位，一定會處理好這兩者之間關係的。如果沒有長期的定位，跟著指標跑，跟著世俗跑，就有可能會被誤導。

遺憾的是，現實中我們很多人都在被誤導，原因就在於丟失了對大學本質的堅守，迷失了大學最基本的定位。

《中國科學報》：所以在您看來，大學應該是要入世的，而且應該要深深地入世，才能夠去體現一種擔當。如果做壁上觀或者完全跟社會脫離也是不合理的，是對大學存在價值的一種傷害。

席酉民：

我同意這個觀點。大學一定是要入世的，大學就是生活在世俗裡，但大學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入世以後才能出世。離開社會現實環境的追求可能是空洞的，所以高校一定要紮根在具有豐富社會問題的土壤中，才能讓你做的那些高端的研究有意義、有社會關聯性。

《中國科學報》：您能不能明確說一下，您認為的初心和堅守是什麼？

席酉民：

對個人而言，你想過一個什麼樣的人生，你想擁有什麼樣的生命，這就是初心。不管環境怎樣改變，不管短期是好還是壞，你都能夠克服重重阻力，瞄準你的初心，一步步走下去。這就是堅守。

對高校來說也一樣。如果高校不是簡單地只想有一個光鮮的排名，而是希望抓住目前這個世界所給的機會，成為在某些領域裡的全球引領者，然後按照這一定位，智慧地選擇一些道路，一步步做下去。

（本文系《中國科學報》大學周刊「校長面對面」欄目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