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新學期伊始，美國康乃狄克州小城米德爾敦的衛斯理安大學，已有部分學生回到校園，三三兩兩隔著距離坐在草坪上，熱切交談。溫和的初秋陽光打在他們身上，也在古老的磚紅建築上留下陰影。
本應升入該校大三的中國留學生圓圓，此刻卻缺席校園。受疫情影響，她選擇在家鄉廣州獨自開啟間隔年（Gap Year），延遲一年返校。
和圓圓類似，近半年來，中國留學生正密集經歷著孤獨、恐懼、慌亂的生活。每個人或多或少遭遇了疫情停課、搶不到票、在家隔離、上網課、offer被取消……而這群人，卻又承載著父母乃至家庭幾代人的殷切期待。
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自1978年至2018年，中國累計出國留學人數已經近600萬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中國留學人數佔全球總數的14%。以2018年為例，大陸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萬，分布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赴美留學生人數佔總人數的一半以上。
而在2020年，數量最龐大的赴美留學生卻遭遇了無比窘迫的境況。就在8月31日，根據美國媒體《國會山》（The Hill）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美國方面將要限制中國學生赴美。據他說，川普總統正在考慮限制中國學生赴美學習，並補充說，最快可能會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內宣布針對中國的新行動。
不少家長直言，受到不斷加重的疫情、惡化的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對華政策不確定性的多重影響，很多家庭不再將美國視作子女的留學首選地。今年快過去四分之三了，9月新學期又趕上求職季，有人回國上網課，有人選擇間隔年，有人還在為求職掙扎，他們面對重重未知的同時，希望也在生長。
缺席開學典禮的留學生
一個多月前，圓圓做出了艱難的決定——間隔一年返校。學院讓學生自主決定新學期的安排，她反覆考慮，一直拖到截止日的前一天，才給系主任發出郵件。
瑞士非營利組織Insights for Education提供的數據顯示，到今年9月中旬，將有12個國家全面複課，55個國家部分複課，採用不同策略來降低病毒傳播風險，圓圓所在的衛斯理安大學為其中之一。
今年4月，圓圓從米德爾敦回到廣州，開始日夜顛倒地上網課。在美國她習慣早睡早起，選的都是美國時間上午8點到12點期間的課。回國後，她要在深夜上課，凌晨一點才能下課，等到合上電腦爬上床，已經是凌晨兩點多。
上網課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以前嚴格的教授，如今的要求下降了很多。視頻裡，他們常常掛在嘴邊的話是——「非常理解大家的處境，可能網絡不太好，你在家裡學不下去也是正常的」。「考慮到網課的效果，學校將課時縮短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但在家學習總是動力不足，老被打斷，吸收新知識很慢。」圓圓說。
家在北京的衣凡今年18歲，是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某高中的一名小留學生，也經歷著日夜顛倒的生活。她雖然能夠忍受晚睡，但在家完全沒有上課的感覺。時差、不穩定的網絡，讓屏幕那端的人顯得極不真實。「有時候剛寫好的論文，提交時遭遇卡頓，再刷新就消失了，屏幕一片空白。」衣凡如此描述最抓狂的時刻。
幾年前，衣凡讀初二，隔著一條街就是學校的高中國際部，她有計劃入讀。但媽媽問她，你還想繼續在這裡念書嗎？她不想六年都待在一個小地方，於是提前申請去美國念高中。
在美國念書的日子幾乎是連軸轉，早起上課、下課和老師開研討會，衣凡和不同膚色、不同國家的同學交流，對文化身份認同有了新的認識。在國內念書的時候，她從沒關注過大眾媒體，但留學後上了一節新聞課，讓她對新聞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又通過選修課學習了新聞寫作。
美國中學鼓勵學生互動和嘗新，而且是小班制，學生按興趣選課，這些都是她選擇去留學的原因，而如今她只能被困在房間，對著屏幕上課。
此時，疲憊不堪的圓圓收到了來自學校的郵件：學校和一個名為「國外教育網」(The Education Abroad Network，簡稱TEAN )的機構聯合上海復旦大學，為中國留學生制定了相關項目，學生有兩種選擇：通過線上或線下參加在復旦大學開設的課程，具體安排視後者開學情況而定；遠程上美國學校的在線課程。這兩種選擇都有該機構的工作人員進行輔助。
起初她很興奮，覺得自己的學校終於像康奈爾大學、紐約大學等名校一樣，為中國留學生推出了落地項目。但她很快發現：該項目能選擇的課程主要是商科和經濟學專業，而她學的是人類學；此外，該項目報價高達5000美元，而她的學費為每學期3萬美元。這讓圓圓感覺到了濃濃的商業性質，「開展項目的是一個第三方機構，有點像對接的中間商」；她也擔心作為外來學生，享受不到復旦大學的師資和資源。
不得已，圓圓打算避開這段倒黴的日子，延後一年返校。不過，她也清楚自己再回到校園將是2021年9月，而同屆的同學們已經畢業。對於自己的選擇，父母一開始覺得不好，但看到圓圓上網課的各種不適應，加上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居高不下，他們最終支持女兒的決定。
而2020年，也是衣凡在高中的最後一年。她曾幻想過多次成為12年級學生的樣子——每年開學典禮，校長會讓畢業年級的學生全體起立，全校師生鼓掌，恭喜和祝福他們迎來中學階段的最後一年。但今年，她沒法在現場感受到這種熱烈的氛圍，只能在電腦屏幕上看著同學們出現在一個個小方塊裡。
「就算今年第二個學期還能回去，在學校的時間也所剩無幾了。學生時代的很多『高中限定』就這樣錯過了，是我一輩子的遺憾。」衣凡抱怨說。
「我買菜還要貨比三家，真的付不起路費」
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圓圓和衣凡也經歷過每個留學生最為糾結的問題——走還是留？當她們被父母安全接回家之際，其他留學生則體會了這一過程的艱辛。
就讀於英國華威大學商科專業的研究生Yumi早在今年3月中旬就結束了上學期的課程，當時她考慮過回國，但一想到下學期考試還要再飛回來，就打算先等等，沒想到時隔不到半個月，變成了一票難求。
根據數據分析公司Cirium發布的機隊數據，截至3月25日，全球有6600多架飛機被停飛。3月26日，中國民航局發布通知，要求從29日起進一步調減國際客運航班運行數量，即「五個一」政策——一家航空公司在一個國家只能保留一個航線，並且一周最多只有一個航班。
此時的Yumi和四名同樣來自中國的室友合租在學校附近的公寓，大家選擇了不同的歸國方案。卡在「五個一」政策頒布的節點，上海室友第一個從英國直飛回國，當時花了約2萬元人民幣，3月25日落地上海後被拉去核酸檢測，接著進行了居家隔離。Yumi說，五個人裡，上海室友的家境相對富裕，「當時其他四個人還不太能接受2萬的高價」。
但接下來，Yumi和剩下的三位室友發現，形勢越來越嚴峻：一開始只是機票漲價，接著航班變少了，再接著連中轉站都越來越少，從比較方便的歐洲周邊國家、中國香港，變成了白俄羅斯、北歐不知名小國、馬來西亞、埃及乃至中亞國家。
4月，廣東室友搶到了「五個一」政策許可範圍內的從吉隆坡中轉飛廣州的機票，因為擔心有變，她特地買了兩張從英國到吉隆坡的機票，果真有一張臨行前被取消掉，前後改籤了三次，廣東室友成功回國。人走了，剩下了行李箱留在客廳，Yumi幫忙交給中介服務人員，又花了3000多元。
Yumi每天一睜眼，就是看新聞，英國確診病例仍然增加，看機票，又比昨天價格高，「有點像炒股，你稍微有點猶豫，就沒了」。她一個朋友為了回家，買機票的時候只管搶票，都沒來得及了解退票的詳情，後來一算，光手續費就損失了近20萬元，能退的費用短期內也收不回來。
談到回家的時間，Yumi和家人產生了爭議。Yumi來自北方某二線城市的普通家庭，希望畢業後能到上海定居，而上海的留學生落戶政策要求在境外待夠八個月。Yumi覺得今年情況特殊，就算早點回國也能開證明，或者因為疫情，政策會放鬆，但母親認為畢竟待了這麼長時間，不差這幾天，不能因小失大。
最後雙方達成妥協，算好了天數後，Yumi花了5000元買了5月底的機票。之後機票被取消，她改到了6月3日，很快6月的也被取消了。她不知道的是，那時候雖然很多航空公司還在預售，但航班已經飛不了了。
此時，國際機票市場呈現出極度混亂的景象。有的航空公司推出天價機票並且大量超售，致使旅客無法登機。有航司在獲批覆航前就預售，退票用代金券代替現金。很多「黃牛」則通過從系統提前搶票、利用假護照「虛佔位」、讓航空公司關係戶「切票」等方式倒賣機票。
有人把全世界能飛中國的國家做了信息整合，弄成五彩斑斕的一張大表，讓財務專業出身的Yumi都看得眼花。Yumi說，自己在英國生活很節省，平時吃個快餐都會換算成人民幣考慮一下，因此才始終捨不得購買昂貴的直飛機票。加了五六個機票互助群後，她淹沒在龐雜的信息流裡，每天研究各種省錢線路。
而在此刻，全球的中國留學生都在苦於搶票。在俄羅斯的留學生發現，直飛回國的機票最高的時候是優惠時的一百倍；美國的經濟艙票價上十萬也變得稀疏平常；日本的價格呈階梯式遞增，從三千到七千再到兩萬。有的留學生買好了機票，到了登機口發現被人頂替了；亦有上百位留學生通過不靠譜的第三方平臺購買機票，結果被騙幾萬到十幾萬不等，報警也無濟於事。
經過不懈努力，Yumi看好了一張從白俄羅斯轉機的票，又預約上了3.3萬元的國航直飛票，但母親擔心轉機感染機率大，堅持讓她直飛。6月中旬，她終於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
Yumi算了算，回國這一趟花掉了不止4萬元。雖然父母說能安全回來就好，她心裡還是難受。尤當看到網上辱罵留學生「回國投毒」、「活該天價票」的評論，更讓她無法理解。「我就是一名普通留學生，買菜還要貨比三家那種。這次不但付出了很多時間和錢，還承擔了不確定性帶來的壓力。很多像我這樣的留學生真的付不起天價機票，希望未來的政策能人性化一點。」
從7月開始，「五個一」政策逐步出現調整，國際航班開始增加。比如從一季度就開始停飛的芬蘭航空恢復每周一班，英國航空恢復每周兩班，土耳其航空、阿提哈德航空、沙特航空等外航也陸續宣布近期復航中國。中美之間的航班也兩度翻倍，到了8月18日增至每周16班。
「回國可能相當於一鍵退學」
隨著航班逐步恢復，渴望回國的中國留學生終於不用守在電腦前通宵搶票了。但在美國，很多人仍舊開心不起來。如今不斷惡化的中美關係以及不明朗的留學政策，讓他們對未來憂心忡忡，一些人為了順利畢業甚至不敢回國。
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川普政府就逐步縮緊留學政策，比如將留學申請續籤的時限從在美國停留48個月縮短到12個月，增加對留學生的電話調查，又比如將只需要一次性繳納的SEVIS費用變成每年一繳、並提高費用，再比如將H1B（臨時工作籤證）的門檻從本科學歷更改為碩士學歷。
位於紐約的國際教育協會數據顯示，在美國求學的約36萬名中國留學生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集中在「STEM學科」(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學習。而這些學科的留學生恰恰也是川普政府所打壓和限制的。
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眾多赴美留學的中國理工科準碩士和準博士因為籤證遭遇無限期的行政審查，有人被迫失學甚至退學。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某高校就讀計算機碩士專業的冷同學，此前就遭遇過行政審查，在國內一等便是半年。現在他好不容易返回校園，又遭遇了不斷加速的疫情。
「之前被撤過一次籤證，哪怕現在（待在美國）比較無聊，也絕不想再經歷一次了。回國可能相當於一鍵退學。」冷同學說，他從五年前就為留學做打算了，因此不會因為眼前的困難輕易放棄。目前他仍堅持上網課，至少要熬到畢業。去年遭遇行政審查期間，冷同學加入了幾個有著類似經歷的留學生群，據他觀察，那些拿到籤證返回校園的人，半數以上都沒有回國。
疫情之下，川普對留學生群體再下重手。7月6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公布了今年秋天針對網絡授課的規定：如果所在高校採用線上授課的模式，持F1和M1籤證的留學生，在美國境內的將被遣返，不在美國境內的不批籤證、不讓入境。之後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高校聯合將美國政府的這一舉措告上聯邦法庭，才讓政策緩了下來。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考表示，「規定出臺前毫無預兆，嚴苛而魯莽。」他認為，規定的目的就是「故意施壓高校在秋季學期開放校園內的線下課程，卻毫不關心學生、教職員工及其他人員的健康與安全。」
雪城大學社會學副教授、亞裔美國人項目主任馬穎毅向《鳳凰周刊》解釋說，川普政府試圖驅除上網課留學生、被美國高校聯名起訴並駁回，這體現出美國高校對留學生的友好態度，以及能夠跟聯邦政府叫板的獨立性。「類似取消或暫停工作籤證申請等政策，都是川普政府試圖將留學生政治化和邊緣化的體現。」
美國國際教育學會統計的數據顯示，2018-2019學年，有近110萬名國際學生在美國高校就讀，中國留學生約佔三分之一。近37萬中國留學生中，有40.3%為本科生，36.1%為研究生，19.0%為OPT（選擇性實習，指F1學生畢業後進行的短期實習），4.7%為其他。矽谷的諸多科技公司，比如臉書、谷歌、亞馬遜等等，會聘用不少OPT員工。但根據Vox等媒體報導，在如今不景氣的經濟形勢下，川普計劃通過暫停或縮短新OPT籤證的籤發，來保障本土畢業生的就業率。
「很抱歉，offer取消。」5月底，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某高校新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林小仙收到環球影業發來的郵件。這個offer本是她一年來心血的凝結——從大三開始準備簡歷和作品集，網投20家，初篩過5家，再經過網上面試，今年4月底才拿到offer。這份實習不但會給她的簡歷加分，對之後申請紐約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也至關重要。
隨著offer泡湯的還有OPT籤證。她的F1學生籤證於5月底到期，如果有OPT籤證，畢業後可以延長一年留美，但如果畢業後60天內未申請到OPT，就必須離開美國。
和剛去美國時的輕鬆不同，近兩年她明顯感覺到氣氛變了。比如所在學校的新生申請門檻不斷在提高，又比如她聽說一個瘦瘦小小的留學生有次從國內進入美國的時候遭到盤問，還被帶進小黑屋待了幾小時。「聽說她身邊站著好幾個持槍的海關人員，被問到學校食堂在哪個位置，每個月的生活費多少。她被懷疑是假冒的留學生。」
林小仙的男友在美國就讀計算機專業，並拿到了碩博連讀的offer，林小仙失去offer之後決定回國，男友卻擔心回國之後——因為計算機專業敏感——再難進入美國，於是選擇留下。
男友在機場送別林小仙的時候，不一直哭。女友走後，他在一個人的出租屋每天打遊戲、餵貓、點外賣，「跟行屍走肉一樣」。這對曾經朝夕相處的情侶，現在變成手機屏幕上的頭像，得倒著時差說早安和晚安。
恐慌的情緒仍在蔓延。林小仙的朋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讀研，本來應該2021年5月畢業，計劃畢業後在美國實習，但看到身邊很多人的offer被取消、籤證受阻，她決定申請提前畢業。「來美國一年多，因為疫情，她總共只上了七個月的實體課。學校圖書館因為疫情關閉了，都沒怎麼去過，現在又要提前畢業，」林小仙說，「她短短時間裡不僅沒有體會到美國的風土人情，連黃石公園和波士頓都沒去過，實在太虧了。」
8月6日，繼宣布「淨網」計劃嚴禁中國APP、BAT雲服務、電信運營商等在美國運行之後，川普發布行政命令宣布將封禁微信。很多中國留學生立刻在朋友圈留下了郵箱等其他聯絡方式，以防失聯。林小仙的諸多親友還轉發了反對這項行政令的請願籤名連結。
「對中國留學生來說，今年是異常艱難的一年，很多人原來的教育或工作計劃被中斷，所以會非常焦慮。」馬穎毅說。不少高校也推出了一些方案來支持留學生，她所在的雪城大學，不少大一新生因為沒有籤證去不了美國，因此學校和華東師範大學在上海開展了一個項目，由本校老師在網上授課，介紹美國文化，幫助滯留在中國的學生，「先從心理、學習風格和習慣上做好一個準備」。
在她看來，短期來看，中國出國留學的人數肯定會減少，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長期則具有不確定性。留學是國內中產階級對於全球優質教育資源的剛性需求，但會受到地緣政治和所在國國內政治的影響。「比如美國大選就會對美國未來的留學政策產生影響。」
留學生家長經歷「燈塔破滅的感覺」
那些還沒抵達美國的人，有些因為拿不到籤證，有些擔心美國疫情或者未來的對華政策，不少人選擇了延遲入學或乾脆放棄。
王冠宇是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的博士候選人，今年4月他拿到錄取通知書後開始辦理籤證，經過北京、上海等地的預約取消或加急失敗，終於約上了7月底成都領事館的面籤。沒想到7月21日美國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隨後中國宣布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他的面籤也泡湯了。
王冠宇沒死心，又聽說有一種操作是去柬埔寨的美領館預約面籤，再從那裡飛美國。有旅行社人士告訴他，從上海到美國全套辦下來要4萬元，他動心了。但後來傳出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工作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讓他最終打消念頭，延期到明年入學。
今年18歲的康諾申請到了美國佛蒙特州諾威治大學（Norwich University）的本科全獎，卻遲遲預約不上面籤。8月初，香港科技大學的offer來了，他反覆思考、也在父親的建議之下，最後放棄了美國的機會。
他給美國的學校發郵件解釋了原因，包括籤證遲遲申請不下來以及中美關係的惡化。但他仍希望未來能去美國讀研，因為計算機專業在美國更有前景，美國程式設計師掙的錢也更多。康諾加入了一些美國留學生群，不斷有人問今年的學弟學妹什麼時候能過去，但回答基本都是面籤被取消或者延遲到校。
據美國政策基金會統計，2018至2019學年，美國新入學的國際學生約為26.9萬人。該基金會預計，2020至2021學年新入學的國際學生人數將減少63%至98%。
籤證問題也影響到了小留學生。15歲的小童本應該入學美國印第安納州一所私立高中，但一直沒能辦好籤證，結果只能在家等待。她的家人除了擔心美國疫情，還害怕中美關係緊張，女兒去了美國受到排擠，覺得留在國內是當下最好的選擇。
眾多留學目的地國裡，美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就業機會多。但在美國收緊留學籤證的背景下，中國學生開始尋找可以替代的留學目的地。中國教育機構新東方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競爭對手目前是最大的受益者。調查還發現，日本和韓國以及部分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等擁有強大工科學科的國家，申請人數也有所上升。
法新社認為，這很可能會切斷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外國學生向美國經濟注入了數十億美元，而來自中國的學生佔到其中的近三分之一。
「中美繼續這麼打下去，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日子也開始不好過了。好多孩子不敢出門，不僅僅是怕傳染（新冠肺炎），也怕遭遇暴力事件。就像『9·11』事件發生後，穆斯林群體在美國處境艱難一樣，這次疫情似乎也是海外華人的『9·11』。」在北京的留學生家長劉平顯得無比焦慮。她的兒子就讀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今年本科畢業，籤證已經過期了，卻遲遲買不到回國機票，又不敢隨便到其他城市去，只有選擇滯留在學校。迄今，已經獨自一人生活半年了，其間，由於租房到期，還被迫搬了兩次家。
疫情期間，劉平在國內加入了多個微信群：有北美地區家長建的團購群，負責在美國直接團購口罩、護目鏡和消毒用品，快遞給孩子；有的是國內家長群，通報哪裡可以搶購口罩和連花清瘟膠囊，哪家快遞靠譜。群裡大部分家長都郵寄了抗疫包裹，並且為了保險起見，會在多家快遞公司分頭下單。
「我周圍不少人都自發組織捐款捐物，寄往美國的大學、醫院或教會機構，也號召自己的孩子給周圍的朋友分享口罩。」劉平說，「一腔熱血的留學生家長們真的是把幫助美國人和幫助自己孩子劃了等號的」。劉平自己也捐了近萬元醫用口罩給底特律地區的醫護人員——聽說他們一個口罩會戴一周。但誰也沒有想到，隨著疫情發展，中美兩國處境發生逆轉。
現在，群裡討論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怎麼買票回國，哪裡出事兒了，需要叮囑孩子什麼。更多家長心裡是猶疑的，不讓孩子回國怕不安全，讓孩子回國，又怕再回不去美國了，學業就此中斷。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消息是，有個孩子已經買到回國機票了，在前往美國機場的途中卻失蹤了，至今下落不明；還有個北京籍留學生，美國名校本科畢業，已經拿到碩博連讀的機會了，卻在今年7月喪命美國。「我們現在都不敢議論了，看見誰家孩子遇到了各種磨難，大家都很傷心。」劉平說。
馬穎毅在今年年初出版的新書《雄心與焦慮：中國大學生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成功與掙扎》中指出，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大學生體現了他們所處的新時代和社會背景——轉型期的中國具有雄心勃勃、十分焦慮的雙重性，這也體現在他們跨越美國和中國社會兩種不同教育體系和社會文化規範的經歷上。
她經研究發現，「90後」一代留學生已經「去精英化」了，這種不同體現出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產及中上階層的形成，他們有強烈的願望、希望能讓他們的階層得以傳遞，父母將他們的主要支出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不少家庭前期都投入了很多，讀國際學校一年學費就10萬元上下；每年出國遊學要幾萬；申請大學時，找中介又是幾萬到幾十萬不等。考上美國大學後，學費加生活費一年又要幾十萬。」劉平說。
有人懷疑，這麼貴的資金投入，值嗎？劉平仍然覺得值。當初她看重美國頂尖的本科教育質量，能學到真知識，受到系統的學術訓練和完善的價值觀，才把孩子送出去的。「中國近代史就是留學生推動的歷史，現在國內頂尖名校的頂尖教授，幾乎也都是海歸學者。國內外大學的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是顯而易見的。房子到頭來不一定守得住，唯有知識，誰也奪不走。」
如今，美國國內的撕裂、反智群體的數量之眾、種族矛盾的尖銳對抗、對華裔科學工作者的敵視與騷擾、以及對留學生籤證和OPT申請的各種刁難，時常讓劉平深感震驚和憂慮，對美國的信心也逐漸下降，「就像是燈塔破滅的感覺吧」。
有人體驗孤獨，有人覓得新機
幾乎每位留學生，在2020年都經歷過在異國他鄉自我隔離的日子，這些日子夾雜著恐懼和未知。
有一個在矽谷的男生，由於不敢一個人出門，開車出去買東西一定需要朋友陪同；還有一個讀大二的男生，一個人在出租屋熬到學校快開學，結果公寓發現了一名確診病例，他立刻買票回國。
在俄羅斯讀研一的何葉秋，過了一段漫長的自我隔離生活。她所在的俄羅斯第三大城市葉卡捷琳堡並沒有採取太嚴格的封城舉措。「這裡是座工業城市，政府擔心如果叫停工廠，工人會上街遊行，因此不敢輕易停工停產。」
透過窗戶，何葉秋看到樓下公交穿梭、人們正常上下班，她仍然保持每周出門一次，倒垃圾和買生活必需品。她已經習慣不和外界接觸，只想順利畢業、儘快離開這個城市。
她記得，那會兒義大利剛剛有苗頭，鄰居們集體打電話給她的房東，希望她搬走，或者不讓她出門，甚至因為擔心從中國來的快遞會傳染病毒，不允許她接收從國內來的快遞。當她聽到背後有人指指點點時，已經學會裝作聽不懂趕緊走開。後來直到俄羅斯疫情暴發，周圍的人才停止這些行為。
今年近四分之三的時間，何葉秋一個人住在遙遠的出租屋，只有兩隻貓咪陪著她。曾經有三周時間她連話都沒說過，和家人打視頻電話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舌頭有些打結。
何葉秋說，自己總處於一種「冷靜的暴躁」，就像一個人在火星或在大海上的孤獨，表面很沉默，但內心刮著龍捲風，某一件小事刺激到她，情緒可能會立馬爆發。「洗澡的時候水突然涼了，一激靈就開始哭；煎個雞蛋，一走神煎糊了，也會傷心地哭，哭完又像沒哭過一樣。」她有著很強烈的傾訴欲，但又沒法順暢表達，陷入另一種暴躁的死循環中。
在被疫情打亂的2020年，也有人找到新的機會。Sandy是美國伊利諾州某高校營銷傳播碩士專業的畢業生，她的工作offer也在入職前一周被取消了。「結果只能再啃老一會兒。」她無奈地說。
Sandy在以色列讀的本科，其間還去瑞典交換過，她熱愛在不同國家體驗不同文化，早就覺得自己是個世界公民。如今看到那些著眼於逆全球化的新聞，時常會覺得很難受。沒想到，今年的疫情讓在以色列認識的朋友離職了，於是倆人一起搭夥創業，開始做電商，建網站，賣旅遊產品。Sandy也因此提前進入到理想中的數字遊民的生活。
而對28歲的武漢人嚴巖來說，疫情改變了全家人對他留學的期待。
嚴巖於8月16日從日本東京回國，隔離14天後，他將回到老家武漢，見到惦記了大半年的家人。2020年，他在日本經歷了考大學院（即研究生院）落榜、找工作失敗，疫情期間，他沒能買到回國的機票，於是開始了環日本旅行，把每個縣都走了一遍，到區縣去看博物館，或者租個車開到山林裡待著。
但是他的心仍然牽掛著家人。外婆去年年底做完手術，身上插著導尿管回家休養，卻碰上了疫情，結果進不了醫院也出不了家門。嚴巖在視頻裡看到外婆心情不好，和外公拌嘴，人也消瘦下去，讓他很難受。直到4月，外婆做了好幾次核酸檢測，才終於進醫院把身上的管子拔了。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作為國企職員的母親奮戰在志願者一線，負責給社區的婆婆爹爹們量體溫。家裡的親戚和鄰居，有人因為新冠肺炎或其他原因去世了。他擔心的時候會給母親打電話，卻總是說出很多「廢話」，「我也幫不了她，她也幫不了我」。
經歷過了疫情，母親對他的期待也變了，「要不你別漂了，家裡什麼都有」。嚴巖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在國外，十年來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數。但現在，他只想在武漢安靜地待一段時間。（王思琪對本文亦有貢獻，文中大部分採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