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大動蕩時期。隨著周王朝地位下降，各諸侯國的勢力不斷坐大坐強，兼併戰爭越來越激烈。正像孟子所說的那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在春秋戰國這個亂世，先秦諸子出身不同，立場不同，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對政治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要求和主張，並且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儘管先秦諸子的政治主張千差萬別，但他們的目的卻都是以自己的主張幹預現實社會，以期社會的發展合乎自己的願望。再進一步說，先秦諸子都渴望以自己的主張重塑社會，建立起理想中的社會秩序。
儒家希望建立大同世界。《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在儒家的大同世界裡，每個人不僅對自己的父母好，也對別人的父母好；不僅愛護自己的孩子，也愛護別人家的孩子；孩子們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鰥寡孤獨廢疾者也能得到照顧；在儒家的大同世界裡沒有爾虞我詐，沒有犯上作亂；大同世界裡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大同世界裡老有所養，壯有所用，男女有別，各司其職；大同世界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道家試圖建立小國寡民的世界。《老子》第八十章這樣描述道家的理想世界：「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家貴生，強調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們不願以身犯險。如果出門有風險，那就不出門好了。道家貴生，自然不願意打仗，在他們理想的國度裡是不應該存在軍隊的。在道家看來，最好的生活狀態是，你不要幹涉我，我也不幹涉你。大家都能這樣，這個世界就太平無事了。為了做到互不幹涉，道家寧願捨棄「什佰之器」不用，回到結繩記事的遠古時代去。在道家的理想社會裡，人們無欲無求，與世無爭，摒除了機心，自得其樂，各自過著恬淡的生活，互不幹涉，老死不相往來。
《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原來「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因為儒家講究繁文縟節，鋪張浪費，於是「背周道而用夏政」。「周道」指孔子宣揚的周公禮樂文化，「夏政」指夏禹獻身天下、自苦為樂的精神。墨子講兼愛，視人若己；講非攻，反對不義戰爭。墨家吃苦耐勞，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他們有著嚴密的組織紀律，為了道義和公理可以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墨子一生都在為扶困濟貧奔走相告。
和墨子相反，楊朱極力主張「為我」。楊朱最有名的觀點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這個觀點在後世發展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兩句話廣受批判，臭名昭著，被認為是極度自私的行為。然而楊朱這樣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作辯護，他說：「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楊朱篇》）站在楊朱哲學的立場，這兩句話的意思是：每個人都照顧好自己，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別人也不要找我麻煩，這樣天下就太平了。如果不斷章取義，這未嘗不是楊朱為當時的亂世開出的一劑良方。楊朱將「為我」視作天經地義，他有一套自己的社會秩序。
墨子和楊朱在當時影響都很大，《孟子·滕文公下》稱「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的一生主要是和這兩派作鬥爭，他認為「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批判楊朱「無君」，楊朱「為我」自然「無君」；批判墨子「無父」，墨子講「兼愛」，別人的父親和自己的父親沒有兩樣，在孟子看來自然是「無父」。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起到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作用。墨子「無父」，楊朱「無君」，都對孟子理想的社會秩序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孟子提倡王道，反對霸道。霸道依靠外在的力量脅迫人們必須遵循某種社會規則，王道則寄希望於人們主動自發地維護和遵守社會的公序良俗。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單單依靠個體的自覺性往往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為此荀子主張禮法並舉，在重視「禮」的同時又特別強調「法」的作用。他的兩個學生韓非和李斯則走的更遠，他們認為個體的自我約束根本靠不住，只有「法」才能保證這個社會正常運轉。
法家主張嚴刑峻法，以至於人們往往以為法家缺乏仁愛慈惠之心。然而《韓非子·奸劫弒臣》卻說：「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從中不難看出，韓非實際有著崇高的理想，他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不亞於儒家。
儒家和法家各自從「禮」和「法」的角度提出了規範社會秩序的主張，墨家為伸張正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道家和楊朱一派看似保守、自私，其出發點也是為天下蒼生計。由此可見，先秦諸子都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