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諱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生於雲南昭通。父親姜思讓先生曾就讀於清末大學堂，武昌起義後返家領導地方光復事業，雲南護國之役時又領導昭通募捐濟軍反袁，先生自幼即受他愛國思想的影響。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學。一九一六年入雲南省立第二中學。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費生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得林思進、龔道耕、廖平諸先生指授，研讀《詩經》、《尚書》、《左傳》、《荀子》、《史記》、《漢書》、《說文》、《廣韻》等典籍。一九二六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諸先生問學，在王先生指導下完成論文《詩騷聯綿字考》。畢業後在南通、無錫中學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上海，先後任持志大學、大夏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大學教授及北新書局編輯。其間又拜章太炎先生為師。章先生指導他從杜佑《通典》入手讀史，並告誡他要做一個真正的學人，不作空疏之學、譁眾取寵之學。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學教授。一九三五年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考古學，結識了馬伯樂、伯希和、戴密微、葉慈、翟理斯等漢學名家，接觸了多種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遇友人王重民，相約摹錄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經卷，開始了敦煌學研究。其後又遊倫敦、羅馬、柏林，領略了西方學者整理文物、研究學術的科學方法與寬闊途徑。一九三七年回國後，歷任東北大學、西北大學、雲南大學、昆明師範學院、英士大學等校教授，並曾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雲南軍政委員會文教處處長。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雲南革命大學學習。一九五二年到雲南省博物館工作。一九五三年調任浙江師範學院（後改名為杭州大學）教授，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三年組建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任所長。曾被推舉為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學術顧問、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顧問、《漢語大字典》與《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文學分支主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於杭州，終年九十三歲。
姜亮夫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證書二姜先生的學術研究，大抵以小學立根基，以史學致宏大，而尤湛深於楚辭學與敦煌學。已刊行的著作有：
一、《屈原賦校注》。屬稿於一九二九年，以明翻宋本洪興祖《楚辭補註》為底本，參校他本，復徵引《文選》、《史記》、《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等書考證史實，訂正文字。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先生晚年加以重訂，於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楚辭書目五種》。綜錄歷代有關《楚辭》著述的工具書，包括：（一）楚辭書目提要，內分輯注、音義、論評、考證四類，計二二八種；（二）楚辭圖譜提要，內分法書、畫圖、地圖、雜項四類，計四十七種；（三）紹騷偶錄，著錄漢代以來模擬屈賦的著作，計書籍十九種，篇章一九二題；（四）楚辭札記目錄，著錄趙宋以來各家讀書札記中考證《楚辭》文字的條目，計八〇二題，又書籍一種；（五）楚辭論文目錄，主要著錄現代有關《楚辭》及其作者的論文目錄，計四七七題。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修訂再版。
三、《楚辭今繹講錄》。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託主辦《楚辭》學講習班，本書據授課錄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講，對《楚辭》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跡，《楚辭》的源流、系統、內容特色都有闡說。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八三年修訂再版，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版。
四、《楚辭學論文集》。收錄《楚辭》論文廿五篇，對屈原生平，屈原思想，《楚辭》中的訓詁、語法、文例，《楚辭》學史以及楚史、楚地理與楚文化中的問題做了探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五、《楚辭通故》。先生治《楚辭》的總結性著作，對《楚辭》中的全部語詞與重要問題分類加以考釋，凡十部：(一)天部；（二）地部；（三）人部；（四）史部；（五）意識部；（六）制度部；（七）文物部；（八）博物部；（九）書篇部；（十）詞部。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楚辭通故》手稿本六、《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原為所撰《敦煌志》中的總論，五十年代以白話改寫而成，對敦煌史地、敦煌文書與敦煌藝術做了介紹。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七、《敦煌學概論》。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託主辦敦煌學講習班，本書亦據授課錄音整理而成，共六講，涉及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敦煌卷子與敦煌藝術的內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列入「大家小書」叢書。
八、《敦煌學論文集》。收錄敦煌學的論文三十八篇，既有關於敦煌歷史、文書、藝術等的專題研究，亦有資料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
九、《莫高窟年表》。將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依次編定，正表起自晉惠帝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傳說莫高窟始建窟寺時，止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年），表前則「攝照中原之往跡，以明敦煌體性之所有」，表後則略記藏經洞開啟至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歷年大事，並附《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敦煌寺名錄》及分類的《敦煌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十、《瀛涯敦煌韻輯》。凡廿四卷，分隸三部：（一）字部，摹錄藏於巴黎的敦煌韻書殘卷廿七種，附錄六種；（二）論部，收論文廿一篇，多為所摹錄的卷子的考釋與論述；（三）韻部，綜合字部所收各卷及有關材料製成《隋唐宋韻書韻部總譜》、《諸隋唐宋人韻書反切異文譜》、《諸韻切語上字不見於〈廣韻〉諸字譜》、《隋唐人韻書所載諸體字譜》，以便總觀比照各相關韻書的全貌。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出版。後數十年時加訂補，寫定《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於一九九〇年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十一、《中國聲韻學》。三十年代初期講授聲韻學時所撰講義，是現代較早全面概述傳統聲韻學的著作之一。世界書局一九三三年出版。
十二、《文字樸識》。三十年代講授古文字學時所撰講義，結合王國維先生的古文字與章太炎先生的聲韻學研究成果，考察文字孳乳演變軌跡。第一卷於一九四六年收入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出版。
十三、《古文字學》。系五十年代所撰古漢語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結合古代文化史實探討了漢字的產生及其形體的變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十四、《昭通方言疏證》。成書於二十年代，凡十卷：（一）釋詞；（二）釋天；（三）釋地；（四）釋人；（五）釋衣服；（六）釋飲食；（七）釋宮室；（八）釋器用；（九）釋博物；（十）附錄。記錄昭通方言語詞約四千個，明其音讀，證以古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十五、《古史學論文集》。收錄古史論文廿五篇，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十六、《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原名《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總表》，一九三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十年代重加刪訂，改題今名。收錄自春秋末期至一九一九年以前去世的歷代人物一萬二千餘名，以表格形式按歷史順序列出諸人姓名、字號、籍貫、歲數、生卒年及所據材料出處，在生、卒年兩項中又分別注出帝號、年號、年數、幹支及公元年份，是稽查我國歷史人物的生卒年、籍貫及碑傳信息的重要工具書。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出版。
《姜亮夫全集》上舉之外，先生已問世的著作還有《詩騷聯綿字考》、《陸平原年譜》、《張華年譜》、《屈原賦今譯》等；未單獨刊行的著作有《古漢語論文集》、《古漢語語音學》、《甲骨學通論》、《二招校注》等。今並匯錄為《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卷，於二〇〇二年由先生故鄉的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姜先生的治學，其要蓋在以下數端：
一、治學基石：資料與工具。先生治古史而成《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治《楚辭》而成《楚辭書目五種》，治敦煌學而成《莫高窟年表》。在這樣詳備的資料基礎上來做專題研究，自然易於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導學生：「要建立一個學術系統，要做到無微不至，必須以掌握資料為第一事。」「材料一定要搜集得比較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辭》，最好把《楚辭》全部有用的資料都找來，還要找一些同它有關係的東西，面要寬一些。」並強調說：「編工具書這種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他以導師王國維先生為例，回憶「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如研究金文，即先編成《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研究宋元戲曲，先做《曲錄》」，故對研究對象各方面的情況都能瞭然於胸，其研究成果的「點點滴滴都有詳細的根據」。
姜亮夫（左）與饒宗頤二、治學中心：語言與歷史。先生審悉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根本問題仍在語言與歷史兩事」，自言「以語言及歷史為中心，此餘數十年根株所在」，既宣示自己的古史研究「植基於語言文字」，又指出「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實讀史，搞文字聲韻就缺乏堅實的基礎」。而所以要以語言與歷史為治學的根株，則「自語言言有二義：（一）謂解釋文辭以馳騖語言學規律，務使形、聲、義三者無缺誤。（二）謂凡歷史事所藉以表達之語言，必須與史實之發展相協調，不可有差失矛盾。以歷史言之，則歷史發展與語言規律之出入，繁變紛擾，往往與語言之變有如親之與子」。
三、治學方法：綜合與貫通。先生進一步申論：「然欲證史、語兩者之關涉，自本體本質，有不能說明者，於是而必須藉助於其他學科，乃能透達，故往往一詞一義之標舉推闡，大體綜合社會諸科，乃覺昭晰。」因為「要證實一件事物的全體所需要的知識，是非常廣闊的，凡此事物有關的學科，你都得用到，這就是所謂『綜合』，要綜合一切有關學科，才能說明某一學科」。譬如「我不滿意我的《屈原賦校注》，就是因為未曾使用一切語言、歷史、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會、政治、哲學，乃至天文、物理、化學等許多知識，細細引入，以詳釋各詞語。於是，後來我儘量引進，儘量發揮，改寫成為《楚辭通故》」。歐洲遊學的閱歷促使他突破了自己「數十年單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國外學者綜合研究問題的經驗」，於是「思想有凝滯的，可以抉擇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補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樣化的路子，可以從四面八方來包圍它，有無往不適之樂」。
姜亮夫在歐洲遊學留影四、治學態度：耐勞與求實。先生筆耕終身，廣涉多門學科，沒有刻苦耐勞的工作精神，是不可想像的。他自稱是一個「遲鈍」的人，因此，「在學術研究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這一點，許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線光明，一絲成就」。在不斷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寬大得很，同時也細緻得很」，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並痛惜許多時間與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而被浪費了。在晚年雙目幾近失明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讀書寫作，指導學生，勉勵青年「存永久堅強的毅力、自強不息的精神、艱苦卓絕的氣概，不作浮誇，不為文痞」。他強調治學必須「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坦承自己「對《楚辭》也還有許多未弄懂的東西」，都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學者態度。
四姜先生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表示「始終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然而他在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在海內外屢次翻印，廣為流布。其中《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已成為治史者常備的工具書，也成為各種文史工具書書目必列的著作。如張舜徽教授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題解》（一九八四年，北京）表揚該書「取材豐富，考訂認真」，雖「有一些疏誤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使用方便，有較高價值的工具書，是同類書中的較好者」。《楚辭》諸書亦為多種研究論著及《楚辭》注本反覆徵引，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如馬茂元教授主編的《楚辭研究集成》第二編《楚辭要籍解題》（一九八四年，武漢），收錄了《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及《楚辭今繹講錄》。論《校注》，則謂「姜亮夫綜合屈原身世與戰國民族的歷史條件，結合文法分析，精細周密地來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義」，其「訓詁都是很有根據的，且能顯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論《書目》，則謂「書中對前人著述，時加評議，指陳得失，褒貶得當」，「雖是目錄學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反映了姜氏的治學成果，是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專著」；論《講錄》，則謂：「無論談哪一方面的問題，姜氏都能結合作品內容和時代背景，並通過實例的剖析加以闡發；因此，全書說理透徹，生動流暢，對讀者學習、理解《楚辭》，是很有益的。」另如聲韻學權威陳新雄教授在《幾本有價值的聲韻學要籍簡介》中稱讚《中國聲韻學》「敘述頗為簡明，編排也頗有次序，立論多本章炳麟、黃侃的說法，參以語音學原理，是一部值得推薦的聲韻學要籍」（載《鍥不舍齋論學集》，一九八四年，臺北）。敦煌學權威榮新江教授更撰《重讀〈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自述在準備敦煌學導論課時，「首先想到姜亮夫先生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因為這是我學習敦煌學的入門書，許多敦煌學的最初記憶都從這本書開始」，全書「圖文並茂，從各個角度闡明了敦煌石窟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豐富內涵」，如今「從一些個案的研究上看，這本書當然有不少地方可以補充、修訂，但從它對整個敦煌學的描述上看」則「仍然是全面反映敦煌寶藏的一部好書」（載《敦煌學新論》，二〇〇二年，蘭州）。而李學勤教授則在為《姜亮夫全集》寫的序中說：「姜先生的學問，究其實是兼採眾長，自成一家」，研究範圍「由後學看來，更是寬無涯涘。《全集》前言所舉，即有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四大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他都有為學人所必讀的重要著作，其貢獻之大，乃世人共見」。
五姜先生的著作總字數逾千萬，本書無疑只是鼎中一臠。全書分為兩卷，上卷為中國文化史與中國學術史部分，輯《孔子和他的學說》、《新經疏》、《諸子古微》、《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敦煌經卷在中國文化學術上的價值》等文十四篇；下卷為治學歷程與治學方法部分，輯入《我是怎樣做研究工作的》、《根底之學與博與專的道路》、《憶清華國學研究院》、《思師錄》、《研究國故應有的基本知識與應備的工具書》等文十七篇，共計三十一篇。其中三十篇均見於《姜亮夫全集》，唯一的例外，是《全集》出版後發現的刊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浙江日報》的《從三個主義說到「家」》。
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報》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的指示，黨外人士也被號召鳴放。先生藉此東風，一吐胸中壘塊：
主觀主義者把一切「真實」建立在個人的想像上，自己的腦子便是庖丁解牛的刀；宗派主義或教條主義者把一切「真實」建立在一個「宗神」或一個「教主」身上，只為某聖人、某賢人立言。他們都很害怕「客觀存在」……往往扯上點形式，就算解決了問題。遊國恩教授在北京座談會上指出有人以為屈原是封建主義者，因為他是貴族。我曾親耳聽過一個同志批評王國維，說他是最後一個高舉封建主義大纛的人。某位很有地位的同志說，崑曲只能在廟廷中演出，所以是封建藝術，因而連累到唱崑曲的成了「封建餘孽」。類似的事例正層見疊出：
先生直言規箴：「我想學術研究，譬如種花種稻，是不好使用一般的『領導方式』的。」他寄希望於領導：不可「領導太重」；不可「揠苗助長」。他更寄希望於青年：不可狹隘，「要有寬博的知識，才能積累得厚，建築得高」；不可固執，「對一切派系，有虛心吸取的雅量，不要學還未成，而先學會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本領」；不可趕場，「臨時拉湊點材料，趕一個熱鬧市場，以為是成名的終南捷徑，甚至於在場中去露一露打出手的本領」；不可標榜，「以此作為個人向上爬的投資」，而能「看穿這些宗派主義者及一切壞主義者的伎倆，回頭好好做一個最忠實的科學研究者」。
文章寫得及時，發表得也及時——見報十天之後，就傳來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號角聲。先生固幸得漏網，該文則湮沒不彰。而他六十多年前的慷慨陳詞與痛切呼籲，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們再三吟味。這樣既具有歷史意義、又不乏現實意義的文字，自然是值得載入本書以廣其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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