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熙三年（987）一年之內，宋軍連遭岐溝關、陳家谷和君子館三大慘敗，精銳主力幾乎損失殆盡，朝廷上下一片風聲鶴唳，河北各城池都只能龜縮自保。契丹大軍縱橫馳騁，所到之處如人無人之境。耶律休哥佔領了易州，還一度攻下了深州（今河北深州）、祁州（今河北安國）、德州（今山東德州）等州縣，兵鋒直逼河北重鎮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他還雄心勃勃地向蕭太后建議:佔領河北全境，與宋朝劃黃河為界。但蕭太后並沒有採納他這個方案，宋朝這才有了難得的喘息之機。
宋太宗面對危局，頭腦終於清醒了下來，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政治方面，宋太宗頒布了《契丹攻劫罪己詔》公開向臣民承擔了戰敗的責任，免除河北等遭受戰爭摧殘地區民眾們的賦稅負擔，對陣亡將士、死難民眾都進行優厚的撫恤，重振民心和軍心。他還多次派出使團出使契丹，提出和議，以爭取主動。按照儒家經典的說法，「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但在君主專制時代，帝王敢於發布罪已詔，主動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還是需要很大勇氣的，也正因為如此，往往就能收到奇效。
如漢武帝徵和四年（前89）的《輪臺詔》，就是一個十分成功的罪己詔，挽回了人心，為「昭宣中興」做了鋪墊，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在軍事方面，宋太宗徹底改取戰略防禦的態勢，利用契丹不善於攻城的弱點，加強河北的防禦，特別是重點經營定州、鎮州、高陽關、大名府和澶州等幾個戰略據點，派出大軍駐守，依託堅固的城池，不與契丹在野戰中決勝。在河北東部的關南地區，則利用當地湖泊、水網密布的自然條件，大力開挖河道，興修水田，大量種植水稻和樹木，以此來遏制契丹騎兵的活動。
如此一來，宋朝就在河北建立了完整的防禦體系。此外，宋朝還全力擴充軍力，宋太宗末年，宋軍總數迅速由宋初的不到二十萬人，上升為六十六萬六千餘人，其中禁軍高達三十餘萬，到了宋真宗的時候，總兵力更進一步擴充到九十餘萬人，禁軍五十餘萬人。端拱元年（988）十一月，李繼隆戴罪立功，奮勇拼殺，在唐河（今河北唐縣）大破耶律休哥統率的契丹軍，殲滅契丹一萬五千餘人，繳獲戰馬上萬匹。
第二年，宋將尹繼倫又於唐河北乘著契丹兵開飯的機會，突襲耶律休哥的大營，饒是耶律休哥機警過人，扔下碗筷就跑，還是被奪門而入的宋兵砍傷了胳膊。這兩次唐河大捷，打破了耶律休哥不可戰勝的神話，宋軍則開始走出了雍熙北伐慘敗的陰影。此兩役過後，兩軍重新趨向大致的均勢，終宋太宗一朝，契丹沒有再大舉南下，宋和契丹的對抗，由大規模的戰爭轉化為長期的邊境摩擦和冷戰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