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烈文（1832－1894），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今常州），少時聲譽籍甚，不事舉業，三應省試不中。時太平天國亂起，與族兄趙振祚（伯厚）、姊丈周騰虎（弢甫）等「講求經世學，思以靖禍變而保鄉裡」。曾國藩督師江右，鹹豐五年（1855）以幣聘之，因對戰事的敏銳判斷，遂成為曾氏最為倚重的機要幕僚之一，參與了曾國荃同治三年（1864）克復金陵的軍事行動。後經曾國藩保舉，於同治同治八年（1869）初攝磁州，十一年（1872）官易州知州。光緒元年（1875）辭歸，終老常熟山水之間。傳見閔爾昌《碑集傳補》卷二十六《清故奉政大夫易州直隸州知州趙府君能靜先生墓志銘》。
現存趙烈文日記主要有《落花春雨巢日記》與《能靜居日記》兩種¹
。《落花春雨巢日記》六卷，今藏南京圖書館，版本有三：一為趙氏手稿本，五冊，開本為24.9*13.0cm，半頁版框17.7*9.4cm,綠框，每半頁10行，每行約23字。卷首鈐有「南京圖書館善本圖書」、「南京圖書館珍藏善本」、「毘陵文獻徵存社」等朱文印，「惠父」、「延陵趙季」、「趙氏惠父」等白文印。起鹹豐二年（1852）正月初七日戊午，迄鹹豐六年（1856）六月二十五日庚戌，並有「七月初一日，逢方淑人諱，絕筆。至戊午五日重記，凡斷二十二月」之語（此句為另兩本所無）。此本系趙烈文手稿，然字跡潦草，塗抹甚多，識讀不易；一為趙氏能靜居鈔本，一冊，開本為28.4*19.2cm, 半頁版框18.8*13.0cm,黑框，每半頁10行，每行約23字。版心有「能靜居鈔」四字，無鈐印。起鹹豐二年正月初一日壬子，迄鹹豐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庚戌，字體工整，當為鈔胥所鈔，且間有校改。按此本每月末有「光緒丙申五月校過」、「丙申六月初十日校」等字跡，再比對同藏於南圖的《能靜居日記》鈔本，在第一冊鹹豐八年八月建辛酉十四日丙辰所記末有「甲辰十月依原本校勘竟，寬謹識」一條，筆跡系同一人所書，可知最初始的「光緒丙申」為1896年，此時趙烈文已謝世兩年，「寬」即趙氏次子趙寬（1863－1939）。此鈔本為三個版本中唯一從鹹豐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始，且經過書手的謄錄與趙寬的校改，最稱完善。鈔本封底有一粘條，雲「賀昌群先生交來落花春雨巢日記壹冊」²。再一鈔本，五冊，開本為22.9*15.5cm,無版框，每半頁10行，每行約20字，起迄同趙氏稿本，卷首鈐「南京圖書館藏」、「南京圖書館珍藏善本」朱文印。抄寫時間南京圖書館著錄為1952年。《落花春雨巢日記》迄今尚未整體公開³，記錄了趙烈文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的鄉居生活，如最後一次赴江寧應試、太平天國興起及與湘軍在長沙、武昌、南昌等地的戰事，以及受曾國藩聘，第一次赴南康大營的始末與細節、在家鄉參與綠梅庵詞會的文學活動等等，內容上與《能靜居日記》適相銜接⁴，甚有裨於了解趙烈文早期的生活與思想⁵。《能靜居日記》五十四卷，有趙氏手稿本，現存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曾據以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有鈔本五十四冊，第一至二十五冊開本為28.4*19.2cm，半頁板框18.8*13.0cm，黑框，每半頁10行，每行約24字，版心有「能靜居鈔」四字；第二十六至五十四冊開本為28.4*19.2cm，半頁板框18.8*13.0cm，藍格，每半頁為13*22格，版心有「亦龍亦蠖之居」六字⁶。
此日記亦經趙烈文次子趙寬校勘，並於每冊末記錄下了校勘時間。第一冊末署「甲辰十月依原本校勘競，寬謹識」，可知始於光緒三十年（1904），第五十四冊末署「癸酉十一月校畢」，即終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校勘工作竟達三十七年之久。該日記起鹹豐八年（1858），迄光緒十五年（1889），犖犖大觀，舉凡平定太平天國始末、庚申之亂、時政軍事、機要人物之臧否、清廷夷務操辦、北方官場實態及江南地方士紳的政治文化活動與日常生活，均有詳細、生動的記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向為治晚清史事者所重視。日記是一個人的微觀心靈史，也是包羅作者所處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
趙烈文長達三十七年的日記，首要的價值便在於記錄下了太平天國從起義、與湘軍戰鬥到被攻破天京的系列過程。眾所周知，洪秀全於道光三十年（1851）在廣西金田鄉立拜上帝教起義，隨後的三年間，太平軍的鋒鏑席捲廣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廣大區域，最後擊破清軍江南大營，定都金陵，改名天京，與清廷呈分庭抗禮之勢。位於江南富庶之地的常州，也在第一時間感受到了戰火的硝煙。鹹豐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852年8月11日），趙烈文閱讀邸報，「知粵西賊由全州犯湖南，道州失守。邑人陳甲自廣西逃歸，言先時桂林被圍甚急，賊於四月初五趨眾北去，至初七日，城尚閉不開，伊懸縋而出。壕塹內外，白骨如山，臭不可聞。去境既遠，輒覺土石皆香。又言督師奏稱所獲賊諜，從者皆狀貌異常。又或見神燈，書『廣福王字請旨加給關帝及蜀漢裨將武當即廣富王。封號』」。這是趙氏在日記中第一次記錄相關戰事。鹹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1853年3月8日），長兄趙熙文持南京來信，「雲賊至銅陵，為周軍門天爵所破，刻下向提督扼其上遊，周帥阻其下擾云云，則昨日安慶並未被兵之說不確，可知此雖非兇耗，然聞之不能無憂。聞各鄉俱有陰兵之助，初至聲如疾風暴雨，磷火雜沓，中復見有戈甲旗幟之象，其來自溧陽、宜興，由西而東，每夜皆然，詠如、才叔皆目擊之」，可見江南地區已感受到戰爭的緊張氛圍；二月十一日（3月20日），見抄錄，始知「賊渠名太平王洪秀泉，廣東花縣人。東平王楊秀清，西平王蕭朝貴，南平王馮雲山，北平王韋正，翼王石達開」，並記正月廿九日南京戰事云：「賊紛紛薄城下，炮日夜不絕，挑土築圍為久守計。四出虜掠，驅年壯力強者為之作工，羸弱者令炊汲。貼偽示甚多，首稱開國平滿大元帥楊秀清，示語多指斥本朝。」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7日），廣西按察使姚瑩幕中的慕客伍錫生來談鹹豐二年永安湘軍圍攻太平軍之役甚詳： 廣西向多盜，四處剽掠，官司莫敢捕。巡撫鄭祖琛但事粉飾，亦不欲捕，以是盜益熾，羽黨遍地，漸合為一，始有不軌心。元年於潯州府貴縣之金甸鄉起事，建城堡，拜官爵，設立偽號。有司督兵往捕，大敗，遂出兵縱掠郡邑，我兵莫能攖之。嗣後賽尚阿以輔臣視師，麾下將帥勇名稱著者，推烏蘭泰、向榮二人，其餘將佐不下千人，兵勇二十餘萬，糧餉充足，士氣未擾。賊攻據永安州，我兵圍之數重。永安險阻之地，城延廣六裡，南界潯梧，北連省會，城東有山曰仙回嶺，嶺凡三重，跌而復起，磴道曲折。西曰花城嶺，猺獞所居，古無人跡。向榮率十總兵營城北，賽尚阿中軍復在其後，烏蘭泰率四總兵營城南。一總兵以兵數千守花城嶺之內口，一總兵以兵數千守仙回嶺之外隘，率去城數裡，遠者或數十裡。坐困月餘，賽惟日登將臺，南望蹙額。而烏、向二帥以論功績不相能，向故為賽所委信，晨朝帳中輒雲烏畏葸賽，因以令箭命烏剋期攻復，兼致詰責。烏不能平，屢移書詬，向猜嫌益甚，會疊逢嚴旨，促攻甚急，賽轉促二帥，二帥約期進攻，以怨故期會多不信。賊守城固嚴，攻亦不能克。既復令諸將迭攻以疲之，賊堅定如故，往輒輿屍返而二帥不之悟，日必攻，攻必敗，如是五十餘日，死者數萬人，兵氣大沮。賽知事益絀，憂甚，或為賽言，賊之不破，皆兵少不能合圍故耳。盍盡調諸軍同日進擊。賽然之，並撤諸隘口兵詣城下。識者憂其棄險，諫不停。時天大雨，賊果傾城突出，我軍披靡，賊奔據仙回嶺之第一重，整兵而退，以次立營於第二、第三重。越二日，烏、向二人始率餘兵至嶺下，雨益甚，士卒飢疲，向欲且止，烏不可，兵皆痛哭，不肯從。強率鎮將以下偏裨百二十八員、兵三千人往，甫入而賊伏扼其歸路，二帥僅以身免，將士鹹死之，精銳遂盡。按當時清軍兵馬尚足，士氣方振，已成永安合圍之勢，然因賽尚阿的好急偏私以及烏蘭泰、向榮的爭功推諉，久攻不下，導致戰術失當，兵氣銳減。太平軍遂棄城衝破防線，並於官軍路途設下埋伏，大敗清軍，轉而北上圍攻桂林，隨即又南下湖南，攻長沙、郴州等地。可以說，永安第一道防線的失守，是導致隨後太平軍一路突進，最後定都天京的重要因素，日記中所記錄的前方督帥與大將的表現與細節，無疑豐富了永安之圍失敗的史料。鹹豐十年（1860）三月初一日，同為江南人的趙烈文聞杭州城破，城民盡為太平軍屠殺的慘況，不禁發出「守土大臣於賊在近境，呼吸可至，而恬嬉醉飽，苟自完殖，譬由鄰家失火，方交爭資產，曰是烏能及我。嗚呼！若輩百死不足以蔽其罪，座使吾民毀家並命，殊足發指。或者天心仁愛，篤生大賢，救民水火，吾輩有一技一長而不為之盡者，非復人類，有志者當共矢此心也」的悲嘆，並矢志盡己所長，靖平禍亂。同治二年（1863）四月，曾國藩堅囑趙烈文前往金陵大營，協助曾國荃策劃攻取南京，趙氏於五月十二日發舟，十四日到後，便詳細記錄了曾軍攻克雨花臺事。此時湘軍已圍攻南京一年有餘，正處於發動最後攻勢的關鍵之刻。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1864年7月18日），接到李鴻章欲派二十營前來助攻的諮文，時駐鐘山龍脖子行營的曾國荃傳示眾將士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並於當晚挖成地堡城地道，十六日攻破金陵內城，軍伍入城掠奪，趙烈文欲使曾前往彈壓未獲允，隨即記錄了城破後的民生慘狀以及湘軍爭相掠奪財物而兵帥不加制止的亂象： 計破城後，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戳以為戲，匐匍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其亂如此，可為發指。中丞禁殺良民，擄掠婦女，煌煌告示，遍於城中，無如各統領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絕不奉行。不知何以對中丞？何以對皇上？何以對天地？何以對自己？又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不啻為一幅「地獄變」圖。二十日（7月23日），忠王李秀成為方山人陶大蘭擒至營，盛怒之下的曾國荃欲「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經趙烈文勸諫始罷，後命其與周悅修（閬山）同審李秀成，並記錄下了與李的對話： 晚同周閬山至偽忠王處與譚良久。自言廣西藤縣人，年四十二，初在家甚貧，燒炭為業，洪逆至廣西，誘人入會，拜上帝，從者甚眾，皆呼之為洪先生。渠起事時即被擄脅入內，在石達開部下，至金陵七、八年後，始封偽王。餘詢逆首才能及各偽王優劣，皆雲中中，而獨服石王，言其謀略甚深。餘問：「在偽朝亦知其不足恃耶？抑以為必成也？」曰：「如騎虎不得下耳。」餘云：「何不早降？」曰：「朋友之義，尚不可渝。何況受其爵位，至於用兵所到，則未嘗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興朝皆禮之，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君獨無所聞乎？」餘曰：「事或有之，然部下所殺，視所縱者何啻千百倍蓰，為將者當令行禁止，如爾者安得無罪，而猶自言之耶？」曰：「此誠某罪，顧官軍何獨不然！」餘曰：「以汝自負，故與汝明之，使汝惺悟耳。軍中恆情，豈責汝耶？」餘又問：「十一年秋，爾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一聞鮑帥至，不戰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餘曰：「汝兵隨處皆是，何雲不足？」又曰：「時得蘇州而無杭州，猶鳥無翼，故歸圖之。」餘曰：「圖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數千裡無功，始改計耶？且爾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煩汝耶？」曰：「餘算誠不密，先欲救皖，後知皖難救，又聞鄂兵強故退，抑亦天意耳。」餘又問：「洪秀全今年甫死，而三、五年前已見幼主下詔，此何禮也？」曰：「使之習事也。」餘又問：「城中使今日不陷，尚能守乎？」曰：「糧盡矣。徒恃中關所入無幾，不能守也。」餘曰：「官軍搜城，見米糧尚多，曷雲無食？」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顧不以充餉，故見絀，此是我家人心不齊之故。」又曰：「今天京陷，某已縛，君視天下遂無事邪？」餘曰：「在朝政清明耳。不在戰克，亦不在縛汝。聞新天子聰睿，萬民顒顒以望郅治。且爾家擾半天下，卒以滅亡，人或不敢復踵覆轍矣。」李又言：「天上有數星，主夷務不靖，十餘年必見。」餘徵其星名度數，則皆鄙俚俗說而已。餘知其無實在過人處。因問：「汝今計安出？」曰：「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瞑目無憾。」言次有乞活之意。餘曰：「汝罪大，當聽中旨，此言非統帥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語。餘亦偕眾出。
如果沒有趙烈文的以上記錄，恐怕今天我們無法還原現場感如此強烈的對話內容，這也正是日記價值之所在。總之，日記對太平軍的建制、在江南各省的軍事行動、與湘軍攻佔等細節，均有不同程度的披載，極大地豐富了學界對太平天國史料的認識與運用。作為曾國藩一生事業高峰的主要幕賓，趙烈文終身對曾執弟子禮。《落花春雨巢日記》記載了他受禮聘，初次拜見曾國藩的情形。據日記可知，趙烈文得以入幕是因其姊丈周騰虎的推薦，日記鹹豐五年九月十六日（1855年10月26日）記：「弢甫有函見寄，專人同江西欽差曾帥、國藩，字滌生。戈什哈徐某來，特聘金延餘赴營，並擇屬裡中同人，要共往。」隨後即與龔橙（孝拱）於十月十一日（11月20日）動身赴江西⁷，途徑蘇州、嘉興、杭州、富陽、桐廬、蘭溪、衢州、常山、玉山、鉛山、弋陽等地，於十二月十六日（1月23日）抵達南昌府；並於十二日瑞洪舟中先會晤郭嵩燾（筠仙），得知九江、樟樹戰事與南康水師的大致情況。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2日），趙烈文在南昌城外的南康大營初次謁見了曾國藩。隨後數日，曾國藩命初到的趙烈文參觀駐紮在青山、樟樹等地的湘軍水陸各營。鹹豐六年正月初七日（1856年2月12日），趙烈文先至青山觀前、後、左三營，備錄彭玉麟、李元度等營制甚詳；初九日，與曾國藩、羅澤南參觀湘軍陸營建制。二月初九日（3月15日），趙烈文舟至樟樹鎮，與駐紮於此的水師統領彭玉麟晤談良久；十五日回南康大營，指出周鳳山所統領的「陸軍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這番言論引起了曾國藩的不悅，適逢趙母生病，趙烈文便向曾氏乞歸，曾未挽留，批准了趙烈文的回鄉。就在將去之時，傳來樟樹湘軍大敗的消息，曾國藩始對這位年輕的書生刮目相看，並敦促他奔喪後速歸。趙烈文再入曾國藩幕，已是鹹豐十一年（1861），時曾軍已克復安慶。因趙氏對太平軍、捻軍和夷務的深刻認識，被委任夷務及代擬部分文書。八月九日（9月13日），撰《上曾滌生大帥書》，洋洋灑灑六千餘言，陳述其治夷務、平內亂之策（按：此書稿本無，存鈔本中）： 今長發之焰廣矣，然其技長於守而短於戰，堅忍而不能飈疾。坐踞千裡之地，有整 齊之術而無維繫之方。政渙人散，外合內離，是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傾我也；捻匪器利技精，馬騎千群，發如飄風，集如急雨。然兇滔惡虐，無自成之心，是足以亂我而不足以病我也；西夷政修國治，民力富強。上思盡理，下思盡能。人人奮勉好勝，而恥不如於中國之政務。民志險阻，風俗今日一圖，明日一說。思之惟恐不明，見之惟恐不審。搜討經籍，翻譯傳布，孳孳矻矻，無或聞已。此其志不在小。國家之患，無有甚於是者。又其方教說盛行，使遂威侮華夏，汩陳典籍，乃含生之所共恥，而其患非獨一世也。今多傳言英法力敵世仇，花旗國僻眾少，所患惟一俄夷。以今勢論之固然，然而天不可知， 勝不在大。要之西人無國不強，無人不銳，誠當世所宜日夜留意也。中國好尚虛文，習用苛禮，雖治世猶不能免，而外方專精簡一，夫文多者內必寡，世專者力必優。故三代之下，中外之勢，常居不敵。天意欲開通六合，自葡萄牙入居粵邊，歷祀四百矣，非一旦夕之事也。此為總綱，後分述具體對策，文繁不具引。同治元年一月二十一日（1862年2月19日），趙烈文得曾帥特片保舉人才，考語為「博覽群書，留心時務」。同治三年（1864）二月，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奏請江西茶釐牙稅不予江南大營而與曾國藩產生齟齬，趙氏於次月記下了事件原委並表達自己的看法： 見沈中丞二月廿六奏，請將江西茶釐牙稅，歸本省徵收，欽定協濟皖省徵餉月額等語。緣中堂於鹹豐十年受兩江之任，由皖北移師皖南，其時因蘇皖糜爛，徵餉無出，奏請將江西全省茶釐牙稅歸督臣遣員設局徵收濟用，奉旨允準。逮今數年，每歲所入，不下百餘萬，軍需恃為正款。而江西舊設防軍甚少，遇有警信，中堂輒派師千裡馳援。鹹豐十年、十一年之間，賊匪屢由皖、浙闌入江境，俱經中堂調派左帥、鮑帥截剿，驅賊使返，是秋遂報肅清。故雖用江西之餉，而歷任撫臣皆視為當然，未生意見。沈中丞於同治元年春間受事，初亦不欲更張，後因中堂釐員幹與公事；又九江道蔡錦青請提洋稅協解皖臺，未候中丞批示，及小人從中簸弄，遂日見齟齬。沈心地端純，遇事敏練，而局面未免狹隘。本系中堂保薦升任，自以整頓地方，方為不負所舉，不當顧戀私恩，引嫌推委，且薄前任各撫之擁位素餐，一無建白。故到任後，增募繼果、韓字等營八千人，移調精毅、精捷等軍萬餘人，各府募守勇五百人，兵數日增，費用無出，始有此奏。平心論之，中堂薦列賢才，原期為國任事；沈之奮發有為，不可謂之越職。惟江西餉需雖迫，而皖臺竭蹶尤甚。且中堂於江省軍務未嘗稍置（膜）〔漠〕視，則東徵大局攸關，沈亦不當以距江省較遠，遂生畛域。當此滄海橫流，公私塗炭，體國大臣雖彼此如頭目手足之相護，猶慮不濟，而分崩如此，不能不為賢者責矣。六月十六日曾國荃攻破金陵城，趙烈文在勸曾彈壓湘軍掠奪與善後摺子的撰寫二事上，觸怒了九帥；奏摺為趙撰寫，在接到清廷責之甚嚴的廷寄後，趙氏詳細記錄了他與曾國荃在此奏摺撰寫上互致分歧的諸多細節： 聞外營諸人言，此次廷寄甚嚴，由於前折雲偽城甚大之故，以為餘罪。按旨中以中丞遽回老營為責。彼時中丞初歸，餘見各營紛亂，恐有中變，諄諄勸之再出彈壓，坐是逢怒。餘原奏稿寥寥數語，並未敘及回營一層。中丞親筆稿逐細詳敘，始有趕回老營之說，及後又屬刪定，餘力言此四字可去，中丞艴然，以為不必取巧，餘安能固爭。僅將下文「令官軍環城嚴守，四路搜殺」，改作「環城內外札定，兼扼各路要隘，冀使無一漏網」云云。以見中丞之歸，非圖休息，乃為防賊之竄，庶周旋語病。中丞及餘稿親筆俱存，非妄言也。惟「偽城甚大」云云，則的系餘添。時已四鼓，繕折將半，中丞與彭毓橘聯榻酣臥，而外報竄出三百餘騎，步隊千人，報者不敢驚中丞之臥，向餘備言始末。餘私忖偽酋必在其內，事關重大。況金陵城內偽主名酋，非他城可比，斷難掩飾。且中丞孤立無援，又多怨忌，難保無人指摘。此次已奏明殲滅淨盡，日後如何轉灣，故於夢中撼之使起，再三商訂，增此一節。下復雲「萬一城大兵單，竄漏一二，臣自當嚴飭各軍盡力窮追，會合前路防軍悉數擒斬，免致流入他方，復貽後患」等語。以見城破之後，賊力尚強悍如此，則防範不嚴，尚為有辭可說。不求有功，先求無過，問心不為不苦，若輩悠悠之口，何足與辨！表面上看，朝廷的指責是因湘軍後續報備不力，實際上趙烈文早已覷出個中關竅：「至此次廷寄忽加厲責，其中別有緣起，餘知其約略，而未敢臆斷，大抵朝廷苟無奧援，將帥立大功於外，往往轉罹吏議。」很明顯，在平定東南之後，清廷對當前「內輕外重」的局面十分忌憚，這也為日後曾氏兄弟調離兩江埋下了伏筆。在底定南京之後，趙烈文重回曾國藩幕府。同治六年至七年間（1867—1868），趙、曾二人幾乎無日不見，無所不談，評古論今，臧否人物，判斷時局，在在可錄。其中對時賢的評論尤引人注目，如六月十五日（7月16日）等評李鴻章 「才則甚好，然實處多而虛處少，講求只在形跡」；十七日，評李鴻章、曾國荃、李瀚章、楊載福、彭玉麟等人，謂「李少荃血性固有，而氣性亦復甚大，與沅浦不相上下。李小荃亦有脾氣，楊厚庵尤甚，彭雪芹外觀雖狠，而其實則好說話，遍受厚庵、少荃、沅浦之氣」；十九日曾談郭嵩燾、毛鴻賓隙事始末；二十一日，評郭嵩燾「自負不凡，其實奏摺無有清晰得要者」；七月五日，續談郭在粵聲名之劣；十二月朔日，言沈葆楨辦理船政恣橫事，並評沈與左宗棠等等，對研究這批鹹同間的風雲人物提供了更深層次的視角。而最為後人津津樂道，使趙烈文在晚清近代史上留名的原因之一，大概源於他被認為是「準確預言大清結局」之人。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曾、趙二人有了以下這段著名的對話： 初鼓後，滌師來譚。言得京中來人所說，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餘云：「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採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餘云：「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人都有獵奇之心，把注意力放在「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云云的所謂預言清廷氣象的文字上。如換一角度看，趙烈文此言是否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是否在暗示曾國藩當乘此機會，東南稱王，與清成分庭抗禮之勢？如再聯繫二十三日兩人借南宋罷兵權而引出的一段對話，似乎更能印證這種可能性： 師曰：「甚當。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又言：「韓、嶽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仿佛與今同。大氐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 餘笑言：「師事成矣，而風氣則大闢蹊徑。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雖人事，亦天意而已。」趙烈文反覆提到「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與其說是「預言」，毋寧說乃是其長期處於幕府核心，有機會接觸到各類邸鈔及軍機要件，從而對局勢作出的清晰判斷，這其中的弦外之音，卻被曾國藩以「運氣」二字諧謔帶過，舉重若輕，著實讓人浮想聯翩。
樊昕，江蘇南京人，文學博士，鳳凰出版社副編審。從事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出版有《唐藝研究》《譚正璧友朋書札》等專著，發表、翻譯《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的文史價值》《任、饒兩大家關於敦煌歌詞的論爭》等論文多篇。
＊注釋：
1、 趙烈文另有《趙偉甫先生庚申避難日記》與《趙惠甫先生白下從戎日記》兩種。前者為民國六年（1917）《小說月報》第八卷第一二三期排印連載，擇錄《能靜居日記》中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佔浙江的相關部分；後者現藏上海圖書館，藍格鈔本，因版心有「亦龍亦蠖之居」字樣，可判定與南京圖書館所藏《能靜居日記》同為趙氏倩人所鈔之騰清本。末頁有常熟俞鴻籌（1908—1972）硃筆跋：「此冊為能靜居士自摘日記中圍攻金陵二年之事。自同治癸亥四月始，至甲子十月止，約二萬餘言，皆為重要史料。居士日記卷數甚多，聞原本今存南京圖書館，此摘錄本或系當日有人索閱金陵舊事，故另付鈔胥。所惜魚豕甚多，居士手校者僅及二十三頁而止……亦龍亦蠖之居為居士書齋之一。」（《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二十九冊影印，國家圖書館，2017年）可知兩種均為《能靜居日記》相關部分的節錄。
2、按：賀昌群（1903－1973），四川樂山人，著名歷史學家，在中西交通史、敦煌學等方面均有建樹。歷任中央大學教授、南京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
3、較早提到這部日記，或者說知道這部日記名稱的是馬敘倫，其在《石屋續瀋》中記雲「陽湖趙惠甫先生烈文……其《春雨巢日記》，蔚為大觀，惜不得盡讀」(馬敘倫《石屋餘瀋 石屋續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38頁)然其所錄曾國藩評論郭嵩燾奏摺及在粵聲名的言論，實際上是《能靜居日記》中所記，可見馬氏並未讀過《落花春雨巢日記》。又，羅爾綱先生編《太平天國史料彙編》，曾抄錄其中涉及太平天國戰事的部分，亦未窺全豹。
4、兩部日記間斷了兩年，因系趙氏為母方蔭華去世丁憂所致。《能靜居日記》卷首（鹹豐八年）云：「餘舊有日記，瑣屑必登，不輟筆者五載。丙辰秋奉先淑人諱，哀擗之中，遂廢楮墨，今二十二閱月矣。」
5、以上參樊昕《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的文史價值》，載《文獻》2019年第3期。
6、關於該日記的遞藏，據高拜石言，系抗戰時期，趙烈文的孫女將整部日記轉讓給「武進文獻徵求社」，後為南京汪偽政府的陳群（人鶴）購得。抗戰勝利後，陳氏畏罪自戕，日記又流散出去，南京圖書館得以購存至今。見氏著《古春風樓瑣談》第六集「趙惠甫才豐用靳」，臺灣新生報社，1979年，第13頁。
7、此處趙氏日記題「江右往返日記五」，並雲「乙卯孟冬，受督師侍郎曾公之聘，偕龔孝拱至豫章。丙辰仲春，辭帥返裡，中途遭亂，遺棄衣物，日記一帙亦失。歸後追憶得之，輒存景響，惟晴雨多不記，始乙卯十月十一日，迄丙辰四月十三日，總十八旬」，可知赴南昌曾營所記日記系回常州後所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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