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演員請就位》第一期上，爾冬陞批評了陳宥維的表演，質問他，「你夠梁朝偉帥嗎？」這成就了這個節目的第一個名場面，爾冬陞所謂嚴厲的人設也就此立住了。
但爾導這個問法本身就透露著一種荒誕感。梁朝偉再過一年半就 60 歲了，今年剛接了一個手遊代言，廣告近期在微博瘋狂投放，開頭基本復刻了成龍十五年前洗髮水廣告的臺詞：「基本上，我不接遊戲代言的。但這一次，例外」。
接手遊廣告當然不可恥，但在當今娛樂工業中，大概只有當一個明星藝人的品牌勢能累積已經基本見頂了，才會「下海」代言手遊，比如上一代香港明星渣渣輝、陳小春和這兩年的高曉松。仍然在高速成長期的藝人多少會介意代言遊戲本身的對自己品牌調性的損耗，也就是王者榮耀這種國民遊戲才能拿下五大頂流為自己代言。
爾冬陞和今天中國的娛樂工業中心的脫節由此可見一斑：在2020年的今天，爾冬陞腦子裡第一時間能想到的、娛樂工業中最能代言「帥」這個字的明星，還是梁朝偉，這個年近花甲、開始代言手遊，屬於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時代的符號藝人。
但天已經變了又變。今天中國的娛樂工業中心和香港幾乎沒有關係了。
這實際上，註定了爾冬陞和郭敬明之間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只是上周末播出的那期節目中，他和郭敬明所代表的兩種體系之間的脫節和斷層，終於來了一次積壓已久的碰撞。
場景看起來是一個發生在個體和個體之間的小誤會：郭敬明私下向爾冬陞求情，說爾導手下留情，回頭又在節目中批評起了爾冬陞組，惹得爾冬陞情緒失控、暴怒立場；郭敬明，一個幾十億票房大導，不知怎的被爾冬陞的言辭擊中了，低頭哭泣，「爾導我不是這個意思」；趙薇試圖打圓場失敗，大鵬想讓德高望重的陳凱歌出來主持公道，結果陳凱歌一言不發。
最後爾冬陞返場，走到郭敬明身邊，「敬明」，伸出了手，握手言和，誤會消除，團圓結局。
看起來是郭敬明「不講武德」，出爾反爾。我們當然可以這麼理解，這也令郭敬明的「投機小人」敘事也更加豐滿完整了。但我倒覺得郭敬明可能只是隨口一說。
所謂的「手下留情」，聽起來很像是今天一種常見的社交辭令，一種對比自己更有權威的人的奉承。這可能是郭敬明在他的工作環境最常用的話術套裝——要知道內地娛樂行業會把每一個人稱呼為老師，比如「燈光老師」、「場記老師」。
但在香港電影工業中成長的爾冬陞當真了，出於某種尊重契約精神的肌肉記憶，他把郭敬明那句近似於玩笑的話理解成了一種嚴肅的君子協定、和平信號。於是當郭敬明沒有遵守這個「協定」時，爾冬陞怒不可遏，幾近失態，「多少人叫我開炮對你，我有衝著你嗎剛剛？」
在離場十分鐘後，爾冬陞回來了，在後期採訪裡，他把這次衝突歸結為自己的情緒管理問題。這一句輕描淡寫的、偏向個人的解釋，似乎一定程度上掩蓋掉了他和郭敬明兩位導演之間這場衝突背後更本質的一些東西，關於體系、地域與代際問題的本質對立。
二
爾冬陞和郭敬明之間的衝突，實際不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問題，而是香港那已經寫入歷史課本的、曾經極度輝煌高效的電影工業體系，和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迅速野蠻生長起來的、以內地為中心的、高度資本化的娛樂工業體系之間，所不可避免的衝突和矛盾。
雖然在內地名氣不如其他幾位同輩的香港導演大，但把爾冬陞看作香港電影某種意義上的「代表」，其實是相當適合的。
他57年生人，家裡幾代人從事電影相關，他40歲前演戲、40歲後拍戲，趕上了新浪潮，大半輩子給了香港電影，從2015年開始一直擔任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主席，在2016年金像獎那尷尬危險的時刻堅定地站在臺上告訴電影人「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在他創作力最旺盛的年代，香港電影承擔著同時向中國人和外國人講述中國故事的使命，是中國文化向外輸出最重要的載體。
影響塑造爾冬陞的那套香港電影工業的體系，也在 CEPA 籤署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是剛剛起步的內地電影工業最重要的滋養。
徐克的老婆施南生回憶過，當年他們去上海聊《黃飛鴻》的發行，面對剛剛從國營轉向市場化的電影發行方，他們幾乎是手把手教他們怎麼買賣拷貝、怎麼跟院線分帳。「你說我們香港電影人為大陸電影做了什麼？我覺得很多，包括製作的制度、預算、流程把控、還有很多技術上的東西。頭20年，我覺得香港人做了很多。」
只是這些事，伴隨著香港電影的衰落和內地電影市場的狂飆突進，被很多人遺忘了。資本、流量和商業成功成為了這個舞臺和很多其他舞臺上的主流敘事。
而和爾冬陞一起坐在評委席的郭敬明，恰恰就是國內娛樂行業高度資本化那些年——如果框定在2009年華誼上市到2018年影視行業大地震之間的話，剛好十年——受益最大的一批人之一。這個「之一」甚至可以不用加。
在郭敬明開始拍電影的那幾年，中國電影票房從170億增長到了440億。沒有受過科班電影教育、從一個青春文學作家起步的郭敬明，變魔術一樣端出來一個票房過20億的《小時代》系列。
在當時這還被輿論普遍視為「高票房爛片」，今天在節目中這些年輕藝人嘴裡「小時代」變成了「經典」、「夢想中要演的角色」。《爵跡2》因為演員個人問題無法公映，也有大視頻平臺來接手；而大製作新片《晴雅集》馬上就要上映。
這個人堅定不移地、持續地投市場所好，以至於他在節目中拍了一個性轉版的《畫皮》——背景是這兩年娛樂市場對男男CP、耽美元素的狂熱追捧。
郭敬明在點評的時候說，「當然可能我受的訓練體系不一樣」，爾冬陞反問了一句，「不是那你那個表演體系，你學的是什麼體系」。郭敬明當然答不出來。一定要說的話，他也是有體系的，但這個體系的基礎不是任何一個表演或者電影學派，它的基礎是一個畸形的、高度資本化的影視娛樂市場，以及其所滋生的一系列不那麼符合健康市場規律的「玩法」。
但這套玩法偏偏就是那麼奏效。
三
爾冬陞疫情期間在家裡待了8個月，除了忙活了下金像獎的線上頒獎，幾乎沒什麼工作。期間他和幾個監製朋友一起上了媒體的訪談節目，聊到香港電影現在斷代到什麼程度的。《殺破狼2》的導演鄭保瑞說了一個故事，說之前有個新入行的導演問他，想拍一場撞到頭的戲，不知道應該怎麼拍，是不是真的要去狠狠地撞頭？
鄭保瑞非常吃驚，「現在香港的新導演，是真的完全沒有接觸過一點動作戲」。
在香港電影榮光的時代，每個禮拜都有新的電影開工。動作片、警匪片、飛車片，應有盡有。新入行的人在片場裡耳濡目染，不管是導演攝像還是其他技術工種，有大量的機會學習到各種各樣紮實的電影技巧。
但今天香港一年開不了幾部片子，沒有陸資的純港片預算非常之低，一二百萬港幣，根本沒有動作戲、大場面的操作空間。久而久之，新一代年輕的香港電影人，連最基本的動作戲都不會拍。
爾冬陞今年在一次訪談中還提到過，去年金像獎符合條件的參選影片就四十多部，今年遇到疫情，更為嚴峻，「我跟董事局說過，如果明年我們不夠20部電影，怎麼辦？」
這就是金像獎和香港電影現在的狀況：徹底的難以為繼。
在《演員請就位》媒體見面會的那天，有記者問爾冬陞你為什麼來參加節目錄製，爾冬陞就像節目裡一樣直接，說我知道你想聽我說我是為了錢，但他接起話頭，講起了當年香港 TVB 培養演員的模式和香港影視工業多年沉澱下來的經驗。我相信在這個金像獎評委會主席的內心深處，的確有著代表香港電影人的某種責任的。
代入這個層面，我們實際上就更能理解爾冬陞在這個節目上展現出的「攻擊性」了。
今天香港電影在規模、品質、影響力上，都已經完全無法和內地電影工業相提並論了。爾冬陞像是帶著「爭一口氣」的心態，隻身闖到內地娛樂世界裡，要在以郭敬明為代表的這些踩著時代紅利崛起的影視力量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香港電影、香港電影人的底蘊和精氣神。
他罵今天偶像明星業務不精、靠臉吃飯，背後是一代代業務能力出色、愛業敬業的香港演藝人員；他罵今天粉絲道德綁架偶像，背後是那個演藝行業和受眾的關係正常，劉青雲可以上街買菜、周潤發經常搭地鐵被撞見的溫情香港；他罵郭敬明出爾反爾，背後是那代沒有踏上21世紀的資本高速路，但仍然兢業規矩、言出必行的那些香港電影人。
他把今天娛樂生態中大家都看在眼裡但視而不見的畸形現狀一一戳破。事實上他是在告訴我們，沒錯香港電影被歷史拋下了，但那個體系中的許多東西，依然還存在著，依然很有價值。
而在跟郭敬明起了衝突後，節目組採訪他，爾冬陞說自己選擇的表達方式不對，「我的情緒管理是有問題的」。在以一副勇者姿態戳破了很多東西之後，爾冬陞將問題又攬回到自己的「情緒管理問題」上打圓場，多少令人感到有點無奈。
在爾冬陞和郭敬明起衝突的這一期裡，還有一個值得玩味的角色：一言不發的陳凱歌。陳凱歌是更早的一批在世界上嶄露頭角的中國電影人，早早就確定了自己的權威地位，他所代表的第五代導演也開創了內地電影的大片時代。但在內地電影市場火熱的這些年，他們並沒有真正獲得多少商業上的認可。
想像一下，一直在催陳凱歌打圓場的主持人大鵬，處女作《煎餅俠》是一部票房十億的電影，是陳凱歌最高票房的《妖貓傳》的兩倍。
但在這個節目上，陳凱歌並沒有展現出像爾冬陞那樣，對今天種種娛樂生態怪狀的不理解和不接受。相反，他和郭敬明以「小凱、四哥」互相稱呼，他對年輕的偶像演員總是鼓勵多於批評。他展現出一種近似於「看不破說破」的沉默，在爾冬陞和郭敬明的衝突爆發之後，來了一句「我就不說了，咱們該說的話，其實大家都說了」。
在國內影視行業資本化年頭中獲得巨大商業成功的青年郭敬明「不講武德」，代表著落寞香港電影的爾冬陞「憤憤不平」，坐在榮譽高峰上的上一代權威陳凱歌「悠然自在」，看起來在場唯一有著較強共情能力的趙薇努力地「居間調停」。每個導師似乎都代表著電影工業乃至整個社會中某一個面向的人群。
節目組這四個嘉賓請得還真是，很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