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南才子，大家首先想到的應該就是唐伯虎，他是古早TVB港劇《金裝四大才子》中眾星捧月的C位男主角，也是星爺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搞笑無釐頭，最後成功娶到秋香的人生贏家。
然而現實很骨感，歷史中真正的唐伯虎並不像影視劇作品中展現的那樣瀟灑快活，真實的唐伯虎命運坎坷，境遇悲涼。
一、江南才子唐伯虎，仕途橫斷，鬱鬱而終
唐伯虎出生於江南蘇州府吳縣，家裡開著一間小酒館維持生計，根據古代「士農工商」的社會階級排序，開酒館的唐伯虎一家既不是商賈豪富，也不是名門望族。
為了光耀門楣，唐伯虎的父親對兒子寄予厚望，惟願他以後能夠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幸而唐伯虎十分爭氣，他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6歲就考取了秀才，整個蘇州城為之轟動。
本是開掛般的人生 ，可偏偏天意弄人，25歲那年，唐伯虎進入了人生的分水嶺。
世事大夢一場，人生幾度秋涼，先是父親去世，而後母親、懷孕的妻子、妹妹都一一離他而去，親人的離世，家道的敗落，唐伯虎的人生遭遇重創，他開始終日借酒消愁，頹廢度日。
幸好，後來在好友祝允明的鼓勵之下，唐伯虎重新振作，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大展宏圖。然而命運多舛的是，唐伯虎陷入了科場舞弊案，被人誣陷賄賂考官，即便後來事情真相大白，唐伯虎卻也無法再次踏入仕途，因為他被剝奪了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
自此以後，唐伯虎萬念俱灰，他將一腔憤懣寄情於山水之間，四處遊逛。隨後回到家鄉以賣畫為生，平日裡流連於風月場所，飲酒狎妓，縱情聲色，以紓解心中苦悶。
45歲那年，寧王朱宸濠網羅天下名士，唐伯虎做了寧王府上的幕僚，原以為可以就此施展抱負，沒想到寧王並非善類，他魚肉鄉裡，還密謀造反。
為了脫身，唐伯虎不得不裝瘋賣傻，以求自保，此後他每天穿著破衣爛衫，滿嘴胡言亂語，故意作出痴傻狀態。
寧王見他這般瘋瘋癲癲，放浪無形，便以為他真的瘋了，這才同意放他回家。
回到家鄉的唐伯虎，處境日漸艱難，他年老多病，窮困潦倒，朋友將他安頓在一個簡陋的茅屋內生活，院內種著桃樹，他便把這裡稱為「桃花庵」，然後就在那寫下了那首舉世聞名的詩《桃花庵歌》——
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賣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當屬「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而這句詩也恰好是唐伯虎，甚至是整個明末江南名士群體的人生縮影。
二、明末江南名士恣意縱情的生活狀態
如果把歷史變成一種立體空間來看，唐伯虎慘澹一生的背後，其實有許許多多的江南名士如他一樣，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無法在官場上大展拳腳，他們只能遊蕩於民間市井，或放達、或隱逸，縱情聲色，醉心詩酒。
據說明末江南名士們最愛幹的五件事是：禮佛、聽戲、收藏字畫、養歌姬、遊逛山水園林。
江南名士曠達野逸的生活態度，是社會、歷史、文化相加造成的結果。明代中葉以後，朝廷中黨爭激烈，政治環境險惡，江南士人屢遭官場的排擠和貶抑，接二連三的打壓，導致江南士人萌生了退隱的想法，他們不再追求入仕，而是希望獲得品茗、賞卉，飲酒品茶、悠遊林下的閒適生活。
比如明末文學家陳繼儒，他二十九歲開始隱居在小崑山，關門著述，對社會流行的仕學和官場不屑一顧，在著作《小窗幽記》中，他曾寫道：「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還有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他是一個多才多藝並有著滿腔韜略的文人，卻因為科場不順，無法致仕，這種遭遇使徐渭產生了深痛的憂憤，他發狂成疾，甚至一度自殘。
另外還有才子楊慎，他本少年得志，自負有經世之才。但因為孤直進諫，得罪了皇帝，被貶成一介平民。耿耿愚忠為自己帶來大禍，他對此不解又不滿，從此放浪形骸，以佯狂玩世的心態過活，經常插花堆髻，偕妓遊行，如此出格行徑以掩蓋心中悲憤。
後來，這些逃離官場的晚明浪漫名士，從宣揚真性情和「性靈說」的角度，創作了大量新式文藝作品。湯顯祖的戲曲、公安三袁的詩文以及陳繼儒、張岱的小品文，都是這一時期的舉世著作。
在他們的文章中，不再以心繫天下，激揚文章作為己任，而是以風恬雲淡的生活態度和個人感受為主，這與前人動不動發思古幽情，表達政治情懷的文章有很大不同。
另外由於江南一帶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發達，物質供給豐富，士人世俗化的傾向更加明顯，他們遊山玩水、狎妓放浪，這種風氣在士人之間相互影響，蔚為壯觀。
明崇禎時期，江南名士與妓女的關係日漸親密，與妓女有交往的人非常多，且範圍相當廣泛。而在交往方面，名士與妓女關係是現在而自由的，他們在人格上趨向平等，感情中也十分融洽。錢謙益、柳如是，冒闢疆、董小宛都是那一時期有名的才子佳人。
以上就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生活狀態——縱情聲色，於詩酒花茶間取樂。
那究竟是什麼導致他們變得狂放不羈，甚至顯得有些「墮落」呢？
其實一切都是因為時代的造就——一個政治開明、思想純正的時代，士人的精力不會消耗在衣食住行，優遊玩樂這些方面；但在一些政治紛亂，思想離散的時代，於政治上無前途可言，士人就會退而求其次，在生活領域追求人生的意義。
三、為什麼明末江南名士會選擇放浪不羈的生活態度？
在我國古代，文人名士在儒家教育的影響之下，往往認為只有進入官場大展拳腳，才能實現自我價值。正如唐宋傳統文人所追求的經國大業、不朽功勳一樣，明末江南才子們也覺得只有治國、平天下才能施展抱負。
然而在明代中葉以後，官僚集團內部日益腐化且矛盾激烈，文人雅士們在仕途上大都鬱郁不得志，有些人縱使才高八鬥，也沒有入仕做官的機會。
由於政治前途黯淡，這些江南名士們過剩的才情，便只好宣洩於棋酒聲色的快樂之中。
然而放浪形骸對他們來說，也並不是真正的追求，只是派遣內心苦悶、逃避前途暗淡的一種方式。他們之所以在行為上做出超越儒家正統的事情來，其實就像唐伯虎本人作過的一句詩詞一樣：「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
無法進入仕途施展抱負，這些名士只能和青樓藝妓結盟，將全部精力和興趣投入進風月娛樂。
後來到了明末，名士集團的精神思想再次發生變化，以公安「三袁」和屠隆、陳繼儒、臧懋循、張岱、董其昌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與李贄等人所掀起的新思想運動相應，開始尋找和追求一種新的、與傳統儒家思想大不相同的人生價值和行為模式。
對他們來說，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已被拋棄，相反，個人生活方面的欲望滿足成為了他們主動追求的價值。
他們不再把世俗的功名放在心上，而是更加看重個人的真情實感，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享樂，追尋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並且相應地淡化了身上的道德責任感，這一時期，文人的生活觀念開始從「治天下」向「享受自我的生活」上的轉變。
如果仔細分析會發現，這種態度背後隱藏著一種對現實的逃避，甚至仿佛陷入了虛無主義的圈套，但在封建社會中，有這樣的想法和勇氣，就已經十分難得了。他們突破了世俗觀念的牢籠，勇敢地回歸個體感受，逃脫了禮教的藩籬，選擇了感性溫潤的生活。
本質上，這是一種超前的生命意識的覺醒。
並且，也正是因為這些江南名士們放棄了先前汲汲於名利的官場追求，融入到世俗社會中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潛移默化地浸潤著市井社會，才造就了江南具有文化韻味的生活。
可以說，明末清初江南生機勃勃的時代畫卷，和這些名士們勇於逃脫世俗觀念的拘囿有很大關係。
試想想，如果文人依然被禮教束縛得嚴嚴實實，為政治功名皓首窮經、目不窺園，和世俗社會之間保持距離，那個晚明的社會是否還會有這樣繁盛的藝術圖景，又是否會有這麼多的名世著作流傳於世呢？
所以，明末江南名士的生活姿態，本質上是一種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開放，於我們後人而言，這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