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汶川地震災後援建的時候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某發達地區在災區援建了一所堪稱豪華的中學，配套設施完善，還建有體育館。建成後回訪時校方表示，根本不敢用體育館，因為「電費太貴了」。
實際上這種故事都不能算新聞了，筆者還在上學的時候，學校新鋪了塑膠跑道後就告知我們學生操場非重要活動不得使用，因為「維護費太高了」。而同樣的情況在如今中西部很多地區的學校依然存在，閒置的體育館、被用作辦公的科學樓、僅供參觀的圖書館……可以說，砸在教育上的錢不少，但是這些錢卻並沒有直接用在學生或教師身上，而是化作了超前、超合理、超負擔的基建。
在這樣的背景下，陝西剛摘帽的深度貧困縣鎮安縣，在地方財政收入不足兩億元的情況下，斥資7.1億元，削掉真山修建擁有4層噴泉的「鯉魚跳龍門」水景和假山瀑布群的豪華中學，其行為本質也就顯得不奇怪了，只是其修建的過於誇張和貧困縣的身份形成了巨大反差，才引發了社會關注。
而不論是閒置體育館，還是修建豪華的景點式中學，乃至我們延伸到某貧困地方政府不惜舉債修建人工景點，這些現象的背後並不單是一次或幾次的決策失誤、一位領導或幾位領導拍腦袋拍錯地方。他們所暴露出來的共同問題是：在錢怎麼花時，決策者沒有充分尊重利益直接相關人的意見，甚至壓根兒就沒有聽他們的意見。
這一方面是很多地方政府在涉及民生福利和公共項目的投入時，依然是家長式「為了你好」的決策模式。決策時實行的是「利益代替」而非「利益代表」，政府面對公共利益時存在定位錯誤，或是決策者本身由於空降或外調等個人原因並不了解當地實際情況，使得提供的公共產品最終成了「我認為你需要的」，而不是「你需要的」。從而導致了資源的浪費，甚至還讓本該得利者產生了不滿情緒。
另一方面則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員在修建類似工程時，首要考慮的不是實用性，而是把政績放在第一位。既然是政績工程，那麼自然：一是要夠醒目夠大夠亮眼，時不常地挑戰一下吉尼斯紀錄，再不濟也得地區裡爭個第一。比如修建個世界上最高的「天下第一水司樓」，蓋一所建築面積最大的「獨山大學城」，而把各學校合在一起也不排除有創造高考上榜人數紀錄的考量。
二是要契合某些考核指標，特別是某些指標設定並不科學合理，導致基層不得不盲目舉債、鋪攤子，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筆者就曾經遇到過某地方為了完成引進院士工作站的任務，不惜血本請求幫助，哪怕引進院士的專業完全不相關都可以，只要掛牌就行。教育系統更是如此，在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向學校下達升學指標之前，升學指標幾乎是很多地方政府給學校下達的硬性任務。
三是要滿足參觀需求，政績做出來當然是要被秀的，最好領導和媒體來參觀的時候，相關政績工程要嶄新、要一塵不染，這樣的工程當然使用率不可能高，很可能只有重大活動才用一次，浪費嚴重。
筆者看到在7.1億元豪華中學的新聞下，有人說這也是件好事，起碼政府開始重視教育，給教育砸錢了，比修建政府辦公大樓強得多。
這讓筆者想起一個很久以前看過的一個故事：有人看到一位媽媽帶著孩子逛店，媽媽問孩子給你買個新書包好不好？孩子說好。媽媽問那你要哪一個？孩子說我要這個粉色的。媽媽說粉色有什麼好的，我看這個黑色的不錯，黑色的還耐髒。
孩子說我就要粉色的，如果不是粉色的我就不要了。媽媽說你怎麼這麼不識抬舉，給你買書包還慣出病來了，我這是為了你好，就買黑色的，總比沒有強吧。最後一肚子火的媽媽、哭泣的孩子帶著黑色的書包離去了。
在看這些政績工程的新聞時，那個孩子那天的失落，我感同身受。
作者系中國經營網特邀評論員
（編輯：孫明勝 校對：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