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會機構購買服務 一個教育局的「破冰」之旅

2020-12-17 中國新聞網

  濰坊市教育局通過「購買服務」,將過去親力親為的事務性工作,「下放」給社會機構,使其行政職能向構建大教育服務體系轉型。

  時間是2008年12月2日。剛剛從濰坊市教科院副院長任上退下來的潘永慶,這一天起了個大早,簡單吃過早餐,便匆忙與一位同事在預定地點匯合。然後,兩人坐上一輛計程車,沿寬闊的東風街,徑直向北奔去。

  按潘永慶的行程安排,這一天的任務是,「偷偷」前往城郊的寒亭一中,對該校的辦學行為進行第三次暗訪。如果這次暗訪,該校對前兩次出現的問題仍未整改,潘永慶就會像法院辦案一樣,對學校違規行為現場取證後,快速離開學校,關閉所有通訊設備,並在最短時間內將督查結果送達市教育局。至於如何處罰學校,那是教育局的事情。

  其實,過去兩個多月,這樣的突擊督查,潘永慶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次。而且更多的糾察,是在清晨四五點鐘或晚上九十點鐘進行,目的就是從作息時間上暗查學校的辦學行為。對於這種糾察,許多學校自然以各種五花八門的變通方式,與之周旋。

  事實上,在此之前,濰坊市的教育督導工作,向來是教育局的分內事。一般每學期集中組織一次,時間大多是在開學初或學年末,而且督導前,通知均下達各校。這種督導就好比教育局是「教練員」,又是「裁判員」,學校則是「運動員」,其督查效果可想而知。

  兩個多月前,濰坊市教育局將糾察學校規範辦學行為的日常事務,交給一家社會機構——濰坊市創新教育管理評估中心。潘永慶就是該機構的「掌門」。

  按雙方協議,如果潘永慶所在的公司完成督導目標,教育局將每年向其支付30萬至50萬元不等的報酬。類似這些過去本屬於教育局工作重點的事務,現在,濰坊市教育局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大量「下放」給社會機構。與之相反,許多過去本不屬於教育局工作範疇、其他部門避之不及的工作,現在,教育局卻大量「接管」。

  購買專業服務、「第三方」、社會機構介入……這一連串對教育界尚屬陌生的詞彙,濃縮成了一個疑問:濰坊教育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半財政投入後的反思

  地理上,瀕臨渤海萊州灣的濰坊市,總人口860萬,地處全國經濟增長熱點北移的通道之上,與日韓隔海相望,既是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沿,又是長三角和京津冀兩大經濟區的連接地帶。其經濟與教育發展,在山東半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作為12區縣教育的「舵手」,濰坊市教育局長張國華對於當地教育有著獨特的理解。

  從財政投入上看,全國大多數地區的教育投入幾乎佔當地財政收入的1/3。甚至有些原本就是「吃飯財政」的縣市,為了發展教育,不得不將一半以上的財力用於教育。對於教育支出後地方財政中所剩不多的這筆錢,如何發揮其最大效能,當地政府都會反覆算計。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於無奈之下,只能通過「寅吃卯糧」維持城市運轉。

  但是,許多地方的教育發展存在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政府將一半的財政收入投給教育,家庭將大部分積蓄也投向教育,但教育僅僅停留在學校培養學生,這與社會要求教育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數的願望不相適應。另一方面,受傳統管理體制的束縛,教育難以自如地施展拳腳。

  事實上,在傳統管理體制下,社會各公共事業部門實行的是條塊分割管理。這種體制使一個地區內的教育各自為戰、單打獨鬥。比如,在濰坊的13所高校中,省屬、市屬4所,還有縣(市)屬的。再比如中職教育,既有教育局辦的,也有勞動保障部門辦的,還有其他部門以及民間機構創辦的。

  事權的分割,迫使地方教育部門幾乎所有工作,都是圍繞教育內部展開,導致教育難以全面而準確地把握社會需求。也就是說,學生完成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業後,教育部門的職責就算完成。至於學生家庭教育、畢業後的去向及發展等問題,教育局即便有心關注,也沒有相應權限。實際上,大多數地方教育局變成了「 義務教育局」,或者只是一個地區學校的「總校長」。

  兩年前,圍繞教育投入以及社會需求中教育的缺席,張國華不斷反思如何使教育投入與產出更有效率,又能滿足老百姓的教育訴求。

  顯然,現行管理體制還不足以支撐這樣的夢想。新形勢下的教育局到底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尤其在條塊分割嚴重的傳統管理體制下,改革究竟從哪裡「破冰」?

  「無心插柳」的啟示

  在不斷的追問中,家庭教育成了濰坊改革的第一塊試金石。2005年,濰坊教育局在全市範圍內對3萬多名家長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調查。結果是,在孩子成長的所有指標中,70%以上的家長只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

  當時的濰坊市教育局清楚,家長的這種觀念勢必影響學校日常的教育教學。但是,在社會大環境下,家長的期望和選擇並無過錯。關鍵是,教育部門通過何種方式,給家長提供更多的教育選擇,使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過程中支持教育。

  但是,長期以來,家庭教育都由各地婦聯主管,教育局很難僭越體制的藩籬。

  一個偶然的機會和一家公司的突然造訪,打破了這種局面。2006年初的一天,北京一家專門研究家庭教育的專業公司抱著尋找實驗基地的想法,找到了濰坊市教育局。教育局當即決定,將家庭教育工作委託給北京公司組織實施。但是,最讓北京公司發憷的,不是向家長傳授什麼,而是怎樣將計劃順利推行下去。因為,對於大多數家長而言,這種形式的家庭教育可以說是陌生的。尤其在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多年後的今天,要想將各個分散的家庭重新組織起來,其實並不容易。

  為了讓家庭教育真正走進千家萬戶,濰坊市教育局決定以「家庭教育農村行」的形式,組織百名專家送教下鄉。

  2006年7月,家庭教育計劃啟動。當時正值農忙時節,市教育局下文各縣、市、區教育局及鄉鎮教辦組織家長參加。但是,接到通知,幾乎所有鄉鎮教辦都感到為難。送教下鄉的消息,層層傳到每個家庭。為避免講座現場家長中途離場,個別鄉鎮甚至請來保安維持秩序。

  老百姓的需求遠遠超出了大家的想像。一次只有兩小時的青少年性教育講座,當主講人講完走下臺正欲離場時,家長們一擁而上,將其團團圍住,急切詢問自家孩子的教育問題。原本用於勸阻家長中途任意離場的保安,最後不得不隔出一道人牆,護送專家離開。

  家長的迫切需求,讓教育局堅定了信心。但是,對於公司化運作而言,免費的午餐終究不會長久。考慮到專家講座成本,濰坊市教育局允許北京公司有適當的利潤空間,以使這項計劃更「長命」。

  不久,一種以企業贊助為主、家長自主購書為輔的家庭教育運營模式應運而生。北京公司基於家長的需求,依據學生年齡的不同,聯合相關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一套家庭教育家長叢書。對於自願前來聽課的家長,每人可收取每冊10元的教材工本費。

  就這樣,濰坊市教育局的「無心插柳」之舉,不僅盤活了多年沉寂的家庭教育,還意外得到不小的收穫。引入市場機制,家長的家庭教育需求與企業合理的利潤訴求,在教育局搭建的家庭教育平臺上實現了共贏:對於企業而言,他們在向家長輸入家庭教育理念的同時,雖然短期內可能並未獲得預期的經濟效益,但為企業長遠發展贏得了市場;對於家長而言,他們以最低的代價,填補了家庭教育知識的空缺;對於教育局來說,在沒有額外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實現了學校教育向家庭教育的延伸。

  截至目前,相繼開展的「百名專家農村行」和「百萬家長進課堂」活動,已遍及濰坊117個鄉鎮,直接受益群眾達60餘萬人。

  這讓張國華的想法更加大膽。但是,整個教育局40多號人,所能做的事情畢竟有限。能否通過一種制度設計,將教育局從繁瑣的日常事務中解放出來,轉向宏觀管理?

  「卸責」?「鬆綁」?

  其實,改革早在3年前就已經啟幕。

  2005年前,濰坊市的師資培訓由當地教育學院獨家壟斷時因缺乏競爭,導致課程內容陳舊、教師積極性普遍不高,結果是,錢花了,效果不明顯。

  2005年,為提高培訓效益,濰坊市教育局引入市場機制,鼓勵社會機構進入師資培訓市場。最終,求真中小學教師培訓中心和華僑幼兒師資培訓中心等6家機構獲準進入。

  具體運作上,為確保競爭格局的良性運轉,釐清行政部門、培訓機構和教師三方的責、權、利,市教育局每年依據校長和教師的培訓學時,發放培訓券,學習內容和時間,均由受訓者自主確定;6家機構則針對不同對象,分別進行需求調查,再依據市場需求設置課程,然後將各自的課程計劃公之於眾,供受訓者網上自由選報。每年年終,每家機構憑培訓券存根,向受訓者所在的區縣教育局兌換經費。

  事實上,6家社會機構的進入,濰坊的師資培訓確實實現了教師自主選課,激發了培訓機構的創造力,而且教師參訓率較過去提高了42%。安丘縣凌河鎮是遠離濰坊市區的一個農業鎮。過去,教師培訓都是在安丘縣教師進修學校指定地點學習指定課程。即便對培訓沒興趣,教師也須參加。改革後,凌河鎮中心校校長張寶成說,由於現在他可根據自己的興趣、時間自由選擇學習內容,所以幾次培訓後,不僅感覺視野寬了,而且盼著能多參加這樣的培訓。其實,在濰坊10多萬教師中,與張寶成有相似感受的,還為數不少。

  毫無疑問,「購買服務」在師資培訓中的成功試驗,給了濰坊市教育局更大的反思空間。因為,長期以來,教師培訓是社會迫切需要、教育局自身又幹不好、幹不了的事情,但通過「購買服務」,教師獲得了更專業、更貼近需求的培訓,社會專業機構幫助教育局較好地履行了職責。

  除了教師培訓,在教育局親力親為的事務中,還有多少能「下放」給社會機構?

  2008年秋,新成立的濰坊市創新教育管理評估中心,將改革又向前推進了一步。當年10月,濰坊市教育局將督導全市中小學規範辦學的工作,「承包」給了該評估中心。就這樣,教育局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全市2000多所中小學的辦學行為監督工作,交給了「第三方」。也就是說,教育局除了保留對違規學校的處罰權外,常規狀態的裁判權和監督權均交給「第三方」。

  如今,在該市的一些學校,只要提及這家評估中心,不少校長都習慣給它一個「貓抓老鼠」的修飾語。

  花同樣甚至更少的錢,做了過去教育局自身幹不好、幹不了的事情,濰坊市教育局從「購買服務」中嘗到了甜頭。

  但是,這種改革,對於幾乎不用擔心中、高考升學率的濰坊來說,只是部分「解放」了教育局,百姓並未從中受惠。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雖然濰坊教育在整個社會事業中積累了實力最為雄厚的公共資源,但依然有不少長期懸而未決的共性矛盾,不少方面還與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尤其自身職能的障礙,使教育服務功能缺失,引發了多重矛盾。

  比如,在大中專畢業生就業難的同時,不少企業仍難以招到合適人才;社會培訓機構隨處都是,但老百姓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培訓機構;雖然年年都在治理學校亂收費等行為,但違規辦學還時有發生;教育教學質量雖穩步提高,但老百姓依然感到不滿意……

  長期以來,受傳統體制束縛,行業間各自為戰,導致許多事務看似有部門主管,但其實誰都沒有管起來。加之,在傳統體制下,許多職能部門將大量時間耗費在應付日常事務上,很少考慮宏觀管理。濰坊市教育局長張國華說:「就投入而言,地方財政和家庭近一半的錢投向教育。但如果教育僅僅將眼光放在辦幾所學校和培養幾名大學生上,顯然是低效的。因此,教育必須從日常事務中『解放』出來,將教育置於當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高度,通盤考慮,使之為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建設創新型城市和建設學習型社會服務。」

  被「解放」的教育局

  「購買服務」「解放」了教育局。但是,接下來的問題,不是如何擴大「購買服務」的範圍,而是教育局「解放」後該幹什麼。否則,就可能有借改革甩包袱的嫌疑。

  2008年年初,濰坊市教育局在只有40多號人馬的情況下,作了一個大膽決定:以建立公共服務體系為參照,突破傳統職能障礙,組建惠民服務中心、統籌市域教育發展、擴大教育服務,積極推動區域教育公共服務化改革,讓一度閒置和使用率不高的教育資源,圍繞社會需求「動」起來。

  5月5日,濰坊市教育局整合8個科室和3個直屬單位的服務職能,建立了教育惠民服務中心,將事關群眾利益、事關人才需求等社會高度關注的教育服務事項集中起來,並抽調21名工作人員,建立了包括校企合作、產學研、社會培訓、家庭教育與心理諮詢、校友資源開發、學生資助救助和政策諮詢與投訴等9類事務的一站式教育惠民服務中心。

  有了這個服務平臺,每天下班前,教育局每位局領導案頭上都會有一份來自惠民中心的當天信息簡報。第二天,局領導上班時,前一天的全市教育動態均盡收眼底。如果簡報中老百姓反映的問題相對集中,局長辦公會就會立即研究部署工作,及時解決。有時,教育局確定一段時間工作重點的依據,也來自這份簡報。

  實際上,大服務格局試驗,使濰坊市教育局的職能,實現了從傳統的「義務教育局」、「高考教育局」,向「社會教育局」轉變,而且在服務老百姓的同時,也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橋梁作用。自惠民服務中心運行以來,直接受理各類服務5000餘件次,網站訪問量超過20萬人次,構建了涵蓋62所駐濰大中專院校、20多萬在校生和全市359家培訓機構、65個專業、年培訓量10萬人次的信息資源庫,並形成覆蓋全市、惠及110多萬城鄉家庭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服務網絡。

  與一些地市不同,濰坊的高校可以說是「多龍治水」:在13所駐濰高校中,因分屬不同主管部門,導致它們很少與辦學地政府發生關係。即便辦學過程中遇到學校改擴建、基礎設施建設等棘手問題,往往也缺乏與當地政府部門溝通的管道。在這種部門分割的管理體制下,市屬之外的高校,實際上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信息孤島」。

  2008年年初,濰坊市教育局以市政府名義,設立了駐濰高校聯席會議制度,一方面協調各市直部門幫助這些高校解決各種棘手問題,一方面促進市內外高校的合作,更好地服務於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聯席會成立以來,已幫助這些高校解決了50多個發展中的問題,並與全國78所知名高校籤訂了合作協議,促成高校與濰坊800多家企業合作和產學研結合。

  牽線搭橋加深了濰坊校企間的聯繫。目前,教育局已將濰坊200多家企業的人才引進、科技攻關等近2000個項目,推介到相關院校。

  與此同時,依據「人隨事轉、錢隨事走」原則,濰坊市教育局將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分成若干項目,以項目帶資金的模式,整合社會閒置教育資源,提高教育服務能力。當年該市確定的41個項目,吸納了人事、公檢法等20多個部門的400多名成員參與。7月,市教育局拿出30萬元,委託高校學者通過組建項目團隊,整合100名國內知名家教專家、50名心理專家和濰坊市100名中小學優秀教師以及116名高校心理諮詢師志願者,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學生成長導航站,為學生和家長提供成長服務。

  按傳統的教育管理體制,學校正常的管理區間是,學生在校期間的教育教學。至於學生離校後的去向,學校一般不再過問。但是,改革後,濰坊市教育局的管理職能不斷後移。2008年高考後,市教育局組織人員,在高職院校錄取前,匯總全市6700多名本科錄取線以下考生的信息,並逐個寫信,動員他們選讀職校,接受技能培訓,使他們都能掌握一門生存本領。用教育局局長張國華的話說,此舉既將原本在社會進行的技能培訓前移到職校,又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

  隨後,市教育局動員全市的高中學校,分別建立各自的校友資源庫,將在本地高校畢業但尚未就業的學生召集起來,動員他們去中職學校回爐,尋找第二條就業通道;對於濰坊籍在外地高校就讀的學生,教育局發動各高中學校,利用寒暑假,組織他們前往當地企業調查,既解除學生社會實踐無處可去的苦惱,又加強了企業與大學生間的了解,為大學生回鄉就業創造條件。

  2007年暑期,濰坊七中組織200多名大學生前往濰柴動力等企業調研。調研結束後,學校組織這些學生書寫調查報告,並統一遞交市教育局評獎,獲獎調查報告還將分別反饋給相應企業。同時,學校再給大學生所在高校,統一寄發社會實踐鑑定。兩年來,該校已組織近500名大學生開展此項活動。

  如今,在濰坊,學生從初中到高中直至大學畢業,教育局為他們編織了一張相對完整的服務網。

  是福利,也是困惑

  濰坊教育管理體制試驗,在衝破傳統束縛的同時,因應了社會對教育的迫切需求,又為構建新型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新探索。

  將教育督導的部分事務從教育局日常工作中剝離出來,濰坊的此項改革,其初衷是,革除傳統管理體制下政府大包大攬、管辦不分的弊端,逐步實現教育局向服務型部門轉變,使之真正形成「小政府、大社會」格局。

  從目前的運行情況看,部分督導工作交給「第三方」後,確實對基層學校的規範辦學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同時,這種「放權」也為今後的教育改革預留了空間。也就是說,由於改革還處於「破冰」階段,因而,目前的「第三方」,只是教育局在整合和有效調動社會教育資源的前提下履行政府職責的幫手,至少經濟上還未完全獨立於教育局。因此,改革還有較大的操作空間。

  或許,在不遠的將來,以「購買服務」為突破口,大量閒置的社會教育資源都能成為幫助政府部門履行職責的「第三方」。甚至,像濰坊市創新教育評估中心這樣的民間機構,將來也能成為國家、省、市級政府,評價和監督一個地區教育發展的專業中介組織。

  還有一種可能是,這些專業組織將來以省級政府委派機構的身份,對省域內的縣市,進行跨區域的教育督導。其督導結果,被作為省政府對地方政府業績考核的憑證。

  或許,在當前國家推進「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將來有可能像濰坊這樣,以強化教育服務為契機,突破傳統部門條塊分割管理體制,以教育服務為改革起點,整合分散在各條塊內的教育資源,使傳統的教育局轉化成集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終身教育於一體的「大教育局」,結束目前教育事業管理「九龍治水」的尷尬局面,更好地服務於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然而,要理順這些,濰坊的教育體制改革其實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比如,「第三方」在開展教育督導過程中,督導者能否以科學有效的技術手段獲取真實信息,也決定了督導的效果。

  值得研究的是,將來,如果眾多社會機構以政府派出機構的身份,全方位參與教育服務,社會將以何種機制規避可能出現的權力尋租……

  改革尚未蓋棺定論,一切有待觀察。關於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是今後教育體制改革不得不直面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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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網北京9月18日電(記者高雲才)「農民貸款難、銀行放貸難、農村支付結算難」,隨著「農金村辦」,如今,廣西田東縣農民的農民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已經得到「破冰」。早在2008年,田東成為全國縣一級最早開展農村金融改革的試點,開啟了農村金融改革的「破冰之旅」。作為農村改革試驗區和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試驗去,10年來,田東縣堅持問題導向,以實現金融服務「均等化」為目標,探索以「農金村辦」為核心,建立農村金融組織、信用、支付結算、保證保險、抵押擔保、村級服務等「六大體系」,開展金融扶貧,配套農村產權改革,形成全覆蓋、可複製、易推廣、能持續的農村金融普惠機制。
  • 33萬民辦非企業單位或轉型為社會服務機構
    據介紹,按照《慈善法》規定,慈善活動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基金會、慈善會等以募集資金為專長的慈善組織向受益對象提供的資金物資等物質性幫助;二是志願者向受益對象提供的志願服務;三是社會服務機構等以專業服務為專長的慈善組織向受益對象提供的無償專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