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觀察報
當地時間2019年10月14日，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市，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夫妻檔阿比吉特·巴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一同出席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記者會。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陳永偉 （《比較》研究部主管）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為兩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學教授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這屆諾獎可謂是看點頗多。不僅巴納吉和迪弗洛的夫妻雙雙獲獎足以大抓人們的眼球，迪弗洛以47歲的年齡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得主也頗具話題性。而除了這些八卦之外，這三位得主所倡導的實驗方法更是備受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洞察貧困本質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為無用的遊戲。
巴納吉和迪弗洛：諾獎夫妻檔
阿比吉特·巴納吉於1961年出生於印度孟買，父母都是經濟學教授。雖然巴納吉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是苦出身，但他卻是從小就見過窮人們「搖搖欲墜的房子」的。小時候的他經常和窮人家的孩子玩耍，也經常輸掉自己口袋裡的玻璃彈珠。由於這些近距離的接觸，他很早就是一個貧困人群的同情者。大學時，巴納吉就讀於加爾各答大學，這也是他父親任教，並且擔任經濟系主任的地方。1981年，他從加爾各答大學畢業並獲得學士學位後，就進入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繼續深造，並於1983年獲得碩士學位。隨後，他又遠赴哈佛大學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學位。畢業之後，巴納吉先後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並於1993年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現在，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國際經濟學講席教授，同時也是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計量經濟學會會士，並擔任印度政府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顧問。
在攻讀博士期間，巴納吉的導師是埃裡克·馬斯金（Eric Maskin）。在經濟學界，馬斯金可謂是大名鼎鼎。他是博弈論和機制設計的專家，並因這方面的貢獻而獲得了200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當然，馬斯金在中國的知名度很大程度還要源於他的中國弟子們——清華大學的前任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現任院長白重恩，蘇世民書院前院長李稻葵，還有著名經濟學家許成鋼都曾是他門下的弟子。
作為馬斯金的高徒，巴納吉早年的研究路子是很理論化的。在這一時期，他曾經發表過不少純理論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曾在199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發表過一篇用博弈論分析「羊群效應」的論文，這篇論文至今仍然是行為經濟學課程中的必讀文獻。在鑽研純理論問題的同時，他也積極地嘗試用經濟學理論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從政府治理到職業選擇，甚至到貨幣危機……不過，對於所有的這些問題，巴納吉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還是理論性的。直到與他的學生，也就是他後來的太太迪弗洛開始合作，巴納吉才逐漸開始將研究風格從理論轉向了隨機控制實驗，並將自己的研究場所從安靜的象牙塔轉回到了自己童年時就曾經熟悉的貧民窟。有人說，如果發現一個男人突然成長了，那麼可能是因為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那個女人。這句話放在巴納吉的身上，恐怕是再合適不過了。
那個巴納吉命中注定的女人艾斯特·迪弗洛於1972年生於法國巴黎。她的父親是一位數學教授，母親是一位兒科醫生。在迪弗洛幼年時，她的母親經常參與人道主義的醫療援助計劃，這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冥冥之中影響了她後來的職業道路。
本科時期，迪弗洛就讀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最初，她的志向是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為了研究一個關於前蘇聯的歷史課題，她遠赴莫斯科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交流和調研。在那兒，她遇到了當時正在為俄羅斯政府擔任顧問的「休克療法之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裡·薩克斯（Jeffery Sachs）。薩克斯告訴她，經濟學有潛力成為撬動世界的槓桿，如果她想要在滿足自己學術理想的同時，又能真正有所作為，不妨考慮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迪弗洛聽從了薩克斯的建議。1994年，她從巴黎高師畢業後，就進入了著名的應用理論經濟學系和實驗室（DELTA），也就是現在的巴黎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學，並獲得了碩士學位。此後，她又進一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那裡遇到了自己的導師，也就是後來的丈夫巴納吉。在巴納吉的關照之下，迪弗洛的學業很順利。1999年，她拿到了博士學位，並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按照慣例，美國的高校一般很少直接留用自己的畢業生，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巴納吉幫的忙，但我寧願相信這是迪弗洛自己的實力使然——不要說巴納吉當年有沒有這個意願，即使想，以他當時的資歷也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後來的事實證明，麻省理工留下迪弗洛是非常明智的決策。通過和巴納吉等合作者的合作，迪弗洛學術成果卓著。憑藉這些結果，她僅僅用了三年就獲得了終身教職——對於很多學者來說，這個職位的獲得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2010年，迪弗洛年獲得了貝茨·克拉克獎。在經濟學界，克拉克獎有小諾貝爾獎之稱，只獎給40歲以下的經濟學家，而克拉克獎的獲得者中有一大批都在日後獲得了諾獎。
現在已經很難考證巴納吉和迪弗洛的戀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女兒出生於2012年。由於種姓的約束，巴納吉並沒有馬上和自己的原配夫人離婚。直到2015年，他才成功離婚，並迎娶了迪弗洛。由於兩人曾經是師生關係，並且還夾雜了婚外情的橋段，所以很多人對巴納吉和迪弗洛的這段婚姻頗為詬病。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兩人傳出戀情，事實上已經是迪弗洛畢業後多年的事情，因此這段戀情嚴格意義上並不算什麼師生戀。此外，如果從兩人對彼此的學術影響和幫助來看，我個人倒認為迪弗洛對她原本的導師巴納吉可能還要更大一些。
正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巴納吉原本的學術傳統來自於馬斯金，是習慣於用理論來分析問題的。作為導師，他指導迪弗洛的也是這個套路。事實上，只要我們看一下兩人的發表記錄，就會發現在他們合作的最初，兩人合作的文章都是理論化的，而與此同時，迪弗洛卻已經開始獨立應用實驗的方法研究問題。根據這點，我認為迪弗洛對於實驗方面的開拓應該不是受巴納吉影響所致，對她在這方面造成影響的可能是其博士期間的另一個導師喬舒亞·安格裡斯特（Joshua Angrist），然而她又轉手用這些影響了巴納吉。從這個角度看，迪弗洛並不是巴納吉陰影下的弱女子，相反，她應該是幫助巴納吉走向成功的女人。
克雷默：尋找O環的人
與前兩位諾獎得主相比，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生於1964年，本科和博士都就讀於哈佛大學，並於1992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他到麻省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不久後就回到哈佛任教，一直至今。目前，他是哈佛經濟系的「發展中社會蓋茨講席教授」（Gates Professor of Developing Societies），同時也是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
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克雷默的導師是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巴羅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以來一直是諾獎的大熱門。恐怕很少會有人想到，巴羅至今沒有獲獎，他的學生卻搶了先，不知道巴羅本人在獲知這一消息時作何感想。
受巴羅的影響，克雷默早期的學術研究都是比較宏觀的，內容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領域。1993年，他在《經濟學季刊》上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經濟發展的O環理論》。這篇論文的視角非常宏觀，分析工具則完全是理論性的，從表面上看，這和他後來斬獲諾獎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不過，在我看來，這篇論文事實上奠定了克雷默後續工作的精神基礎。
什麼叫O環呢？這個名詞其實來自於「挑戰者號」空難。1986年1月28日，「挑戰者號」在升空時爆炸，七名太空人在爆炸中喪生。這一事故發生後，美國政府立即組織了調查。調查的結果表明，造成這場嚴重災難的原因，僅是一個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裡的O型環。克雷默借用了這個導致空難的罪魁禍首的名字，並將其用在了自己的理論中。
在論文中，克雷默指出，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其實是要有大量不同人員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對於每一個生產的參與者來說，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完成任務，不僅取決於自己的能力，也取決於其合作者的能力——這就好像要讓一個太空飛行器成功發射，光有動力系統、控制系統還不夠，O環的質量也可能造成關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有能力的人都會儘可能選擇和那些和自己一樣有能力的人來合作，每一家高生產力的企業也都會儘可能選擇那些高生產力企業扎堆的地方來進行生產。這樣的結果就是，高能力者與低能力者，高生產率企業與低生產率企業的彼此隔離。根據這一理論，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在某些關鍵的發展環節上存在著瑕疵，那麼它就很可能難以吸引到高質量的發展資源，從而陷入不發達的陷阱。用我們熟悉的一句話講，就是細節有可能決定成敗。
在後來的研究中，克雷默逐漸放棄了巴羅式的宏觀分析路子。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自己學術傳統的背叛，但仔細想來，他其實一直秉承了自己的初心。是的，既然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成敗可能被一個像O環那麼小的東西所影響，那麼如果可以找出這個O環，把它的質量搞好，不就可以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走出落後，幫助窮人走出貧窮了嗎？本著這一理想，克雷默開始藉助隨機控制實驗來找尋這些O環。
發展經濟學的尷尬
2005年時，傑弗裡·薩克斯——對，就是建議迪弗洛選擇經濟學作為專業的那位——出版了一部新書《貧窮的終結》（The End of Poverty）。在書中，他向全世界宣告：長期困擾人類的貧困問題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得到解決。根據薩克斯的估計，如果從2005年到2025年間，富裕國家每年拿出1950億美元來對窮國進行援助，那麼到2025年時，貧困問題將從世界上消失。
儘管薩克斯對他的預言信心滿滿，但這一觀點一經發布，就有很多學者表示了反對。在反對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紐約大學的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他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儘管富國勞命傷財地對窮國提供援助，但這些援助並沒有像薩克斯想像的那樣起到消弭貧困的作用。在很多情況下，援助反而讓窮人的境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後來，伊斯特利教授將這些事例整理成了一本書，並特意為這本書選擇了一個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在另一本名為《援助的死亡》（Dead Aid）暢銷書中，曾供職於高盛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也表達了和伊斯特利類似的觀點。他指出，援助不但會使人們停止尋找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會腐蝕地方機構並削弱其作用，導致一些援助機構形同虛設，因此它們經常不能達到本來的目的。
作為頂尖的學者，薩克斯和伊斯特利儘管爭鋒相對，但卻誰也說服不了誰。這一現象，很大程度上顯露出了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尷尬。
發展經濟學，又叫發展中國家經濟學，有時也被戲稱為「窮國的經濟學」。按照標準的定義，它是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問題的一個經濟學分支，但事實上，它算不上是一個標準的學科分支，而應該說是經濟學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我們打開任何一本發展經濟學的教科書，都會發現這門學科基本是無所不包的：資本如何積累、人力資源如何開發、工業化與農業化如何進行、人口在部門間如何流動、對外貿易如何開展到國外資源如何利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制定、計劃與市場如何協調、發展的優先順序如何選擇……所有的這一切，只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是發展經濟學考慮的問題。
二戰之後，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大批殖民地紛紛獨立成為國家。究竟怎樣才能迅速讓國家擺脫貧窮落後，走上繁榮富強，成為了這些新國家最為關心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研究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曾在20世紀50、60年代盛極一時，發展經濟學家們紛紛成為了各國政要的座上賓。在早期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就有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例如1974年獲獎的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979年獲獎的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都是發展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
不過，發展經濟學家們的好日子似乎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到20世紀80、90年代，曾經繁榮的發展經濟學似乎被拋到了讓學術圈遺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經濟學家宣稱「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已經死了」。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發展經濟學由盛轉衰呢？
首先是實踐方面。在發展經濟學興盛的數十年間，無數的發展經濟學家根據自己豐富的經濟學知識，為世界各國的發展開出了無數的藥方，但這些藥方似乎並沒有收到他們預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為例，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文獻中，援助被認為是幫助落後國家擺脫貧窮落後的一劑良方。但伊斯特利他們提供的例子又證明，援助不僅經常沒有效果，還會產生負面影響。發展經濟理論的這種 「時靈時不靈」讓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論方面。由於發展經濟學在傳統上被定位為研究國家的學問，因此其理論大多是從宏觀層面上展開的，而同時，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於理論模型的推演。這兩個特徵使得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提出的理論往往有「空對空」之嫌。在很大層度上，這些理論只能被理解為一種「信念」或「主義」，而實際應用的價值並不大。
為了破解這些問題，發展經濟學就必須對自己進行更新。在繼續對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保持持續關注的同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新的理論工具。經過了漫長的探索，以巴納吉、迪弗洛、克雷默為代表的新一代發展經濟學家們終於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工具，這套工具就是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或者說RCT。
經濟學家的實驗室
至少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開始，經濟學家們就開始依照物理學為模板來塑造自己的學科，試圖把自己從一門學科變成一門科學。我們知道，作為一門科學，它一方面需要理論的創造，另一方面還需要有實驗的支撐。在前一方面，經濟學基本是成功的。經過幾代經濟學人的發展，主流的經濟學已經構建起了一套嚴整的、邏輯自洽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大批數理經濟學家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包裝，這讓經濟學至少在外表上已經有了足以與物理學抗衡的理論形態。而在另一方面，經濟學的腳步卻略顯落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家都沒有能像物理學家那樣進行實驗，更遑論用實驗來驗證自己的理論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學的社會科學屬性決定的。物理學研究的是物，物是死的，可以相對容易地進行控制；人卻是活的，他們的反應會對實驗結果造成幹擾，而對他們的控制還有可能帶來很多倫理問題。
當然，經濟學家們從沒有放棄過對實驗的追求。例如，「壟斷競爭理論」的創始人愛德華·張伯倫（Edward Chamberlin）就曾在自己的課堂上進行實驗，用來驗證我們熟悉的供給需求理論。這種課堂實驗的傳統後來被很多經濟學家採用，例如2017年的諾獎得主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關於稟賦效應的經典實驗就是在課堂上完成的。這種課堂的實驗十分簡單，能用來分析的問題也十分有限。隨著心理學對經濟學影響的加深，一部分經濟學家也開始藉助心理學家的工具，在實驗室研究人的行為。由此，經濟學家也有了自己的實驗室。
不過，對於經濟學家來說，這樣的實驗室顯然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的。儘管在實驗室的嚴格控制之下，研究人員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結論，但這些結論畢竟不是人在真實社會環境中的反應。它們究竟能否應用到真實世界，也是要打個問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得到有意義的經濟學實驗結果，就要直接把真實世界作為自己的實驗室。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兩種方案：
一種方案是所謂的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這種實驗的邏輯，是藉助於一些外生的衝擊來構建對照組和實驗組，然後來對它們的表現進行比較。舉例來說，經濟學家們一直對最低工資法的效應爭議不斷，有的經濟學家（例如我們熟悉的張五常）就把最低工資法貶的一無是處，認為這會有損就業，而另一些經濟學家則對此持有反對意見。為了考察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大衛·卡德（David Card）和不久前自殺去世的原美國總統經濟顧問艾倫·克魯格（Allen Krueger）曾經以新澤西州最低工資法的變動作為衝擊，比較了這一衝擊發生前後，新澤西州和臨近的賓夕法尼亞州之間的快餐店就業的變化。結果發現，最低工資法的實施並沒有對就業造成明顯的影響。
另一種方案就是田野（field）環境下的RCT。嚴格地說，自然實驗只是一種準實驗（quasi-experiment），它只是對實驗的模擬，而沒法像真正的實驗一樣去對各種外生的幹擾因素進行控制。而RCT則不同，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實驗。為了完成對實驗的控制，實驗者必須真實地為被試提供相應的激勵。例如，如果要分析補貼對疫苗注射的影響，實驗者就需要真實地對一部分被試者提供資金補貼，讓他們作為控制組，來觀察其反應。而其他的被試者，則應該被視為對照組，用他們來和控制組進行比較。嚴格地來看，當實驗者進行這一切時，他們不應該讓被試者知道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應該知道自己是實驗者。
從理論上講，由于田野RCT的環境比實驗室實驗更為真實，因此可以比後者更好地模擬真實世界的情形。同時，比起自然實驗，它又更加容易操控，因此能夠更加靈活地滿足研究者的需要。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有點，田野RCT已經越來越受到經濟學家的青睞。尤其是在發展經濟學領域，這幾乎已經成為了研究的標配。
探索貧窮的本質
拜RCT這個分析工具，巴納吉、迪弗洛、克雷默這批新的發展經濟學家終於可以一改前輩們指點江山的風格，轉而從更為微觀的視角去觀察窮人，以探索貧窮產生的原因，並在此基礎之上提出相應的應對之策。通過大量的研究，他們驚訝地發現，在很多時候，看似難以根治的貧困問題其實只是由一些很小的問題造成的，只要對應地在這些問題上增加或者減少一些激勵（或者用理察·塞勒的語言，叫進行一些「助推」（nudge）），就有可能幫助窮人擺脫貧窮的困擾。
以教育問題為例。所謂「扶貧必扶智」，很多地區的貧窮落後，本質上都是由於教育落後所導致的。對於這些地區的決策者來說，在教育資源總體有限的條件下，有效配置這些資源就是改善教育質量，進而幫助本地人民脫貧的重要舉措。但是，究竟應該把這些資源分配到什麼地方呢？一些觀點認為，要用來給學生買課本；而另一些觀點則認為，應該先解決學生的午餐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在肯亞地區進行了長期的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免費午餐並不能顯著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而課本也僅僅只對最優秀的學生有效。由此可見，這兩個措施都不是有效改善教育質量的良方。
當然，教育資源的稀缺並不是教育的唯一問題。事實上，在一些情況下，教育的問題並不是出在投入不足，而是出在老師並沒有設計出針對性的教學方案。一旦教學內容適應了學生需求，教學效果便會明顯提升。為了驗證這一點，班納吉和迪弗洛在兩個印度城市——孟買和瓦都達拉進行了研究。他們隨機選擇了幾所學校，為這些學校的學生提供針對性輔導，並將教學結果與對照組進行比較。結果發現，無論在短期還是中期，針對性輔導均顯著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成績。
此外，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教師的缺勤是影響教育質量的關鍵原因。為了找到破解這一問題的方法，三位諾獎得主聯合進行了一次實驗。通過實驗，他們發現縮短教師的合約期限可以有效地增加老師的緊迫性，從而讓他們的缺勤顯著下降，而這對於提升他們所教學生的成績也有明顯的效果。
再看健康問題。在很多國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而在導致疾病的眾多疾病中，有相當一部分本來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窮人們出於預防成本的考慮，往往選擇了不預防、不治療。
在克雷默所有發表的論文中，引用最高的一篇就是關於藥物價格對患者服用治療寄生蟲感染的驅蟲藥的影響的。藉助RCT發現，如果驅蟲藥是免費的，75%的父母會給孩子服用藥物；然而當費用僅有微小上漲，即價格漲至低於1美元的價格時，選擇服用藥物的比例也驟降至18%。這說明，窮人們大多對價格十分敏感。而從政府的角度講，對於治療關鍵疾病的藥品，可能只要進行一點點的補貼，就可以改變窮人有病不治的行為。
除了價格以外，低劣的服務質量也會影響窮人對於疾病的防治。例如在很多地區，儘管有疫苗接種站，但工作人員經常脫崗，這不但導致貧困地區的人們經常不能接受接種服務，也很難對疫苗的可靠產生信任。為了尋求這一問題的破解之道，班納吉和迪弗洛進行了一次實驗，他們將接種站在隨機選定的村子中流動，並確保接種站中始終都有工作人員在崗。結果發現，服務質量改善後，疫苗接種率變為原來的三倍，從6%增長到18%。此外，他們還研究了獎勵對於接種的效果，對完成接種的居民獎勵一包扁豆。結果，居民的接種率進一步上升到了39%。
通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藉助RCT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有效地發現很多原本被忽視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卻正如挑戰者號上的O環，只要花點資源，保證這些O環的質量，就可以對有效緩解貧困問題。
除了探索貧困的本質外，RCT還有助於反思一些扶貧政策的得失。限於篇幅，這裡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關於小額信貸的。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難以獲得信貸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因此為了緩解貧困，就必須鼓勵金融機構為窮人貸款。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小額信貸方面的實踐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是強化了人們的這一信念。對於這一看似顯然的常識，巴納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質疑。通過實驗，他們發現小額信貸的發放不僅很難達到像尤努斯宣稱的那樣高的還款率，它們在幫助窮人脫貧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顯然，這一發現讓促使人們反思小額信貸的成敗是大有啟發的。
另一個例子是化肥的使用。作為一種技術進步，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糧食產量，因此很多國家都利用補貼等方式鼓勵農民使用化肥。但在實踐當中，這些鼓勵政策的成效卻往往並不明顯。為什麼會這樣呢？迪弗洛和克雷默通過RCT實驗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們看來，農民拒不使用化肥，主要是源於一種「現時偏差」（present bias）——既然關於化肥的補貼是長期存在的，而改用化肥又可能有風險，那麼何不讓別人試試成效，好了再用呢？如果所有農民都這麼想，那麼化肥就很難推廣開。針對這一問題，迪弗洛和克雷默建議，應當將長期的補貼改成短期補貼。這個建議看起來好像對農民更為苛刻了，但從實踐效果看，卻是改善了農民的福利。
儘管每一年的諾獎都會引發一些爭議，但似乎都沒有今年這麼大。事實上，在今年的諾獎公布之後，就有很多學者出來說，今年的幾位得主根本不配諾獎。考察這些反對的原因，除了少數是針對得主本人（例如針對巴納吉和迪弗洛的師生戀）外，更多的質疑是針對RCT這種方法的。
事實上，在經濟學界，RCT這種方法一直存在爭議。很早的時候，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就專門寫文批評過RCT，由此還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
那麼，RCT方法究竟有什麼問題呢？原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曾經有一個比較到位的評論。在著作《新結構經濟學》中，林教授指出，RCT這種試圖「以科學經驗為基礎的政策來減貧」的方法儘管對於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觀發展項目頗有幫助，但它們通常並不是以如何填補我們最緊迫需要了解的知識空白為目的來作為研究的出發點的。它們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話題為對象，對於政策制定的正面影響往往是研究過程中偶爾迸發的無心產物。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林教授對RCT的看法，那就是它只能解決小問題，卻解決不了大問題。
林教授的這一評論可謂切中要害。從現有的RCT實驗來看，它們解決的只是類似尋找O環的工作，這些問題固然很重要，但即使解決了這些問題，也難以從根本上破解發展難題。這就好像，雖然沒有O環不行，但有了O環，沒有助推裝置，飛船依然上不了天一樣。在現實中，那些對國家發展影響深遠的政策往往是複雜的，在實施過程中，它們會產生一般均衡效應，對經濟產生影響。而這些影響，簡單的RCT是根本不可能把握到的。
舉例來說，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產業政策的作用是十分關鍵的。但究竟產業政策的效應如何、究竟是否能夠達到政策目標，又是否會衍生出各種其他的問題，所有的這一切都沒有定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前幾年我國經濟學界爆發了一場圍繞產業政策的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以林毅夫、張維迎、田國強為代表的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各執己見，爭論得不亦樂乎。但怎麼判斷這幾種觀點的正誤呢？記得當時有一個討論群裡，有群友提議「乾脆做個RCT，讓東北三個省，分別按照林、張、田三人的思路去發展，過幾年看看誰發展得好！」這個觀點引發的只是一陣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樣的大事斷然不可能用實驗來解決。
除了林老師指出的上述問題外，另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外部有效性。RCT的結論看起來很美，但是它畢竟是實驗，換個場景，換個更大的環境，這些結論究竟能不能再有效？那真的很難說。就以前面的產業政策問題為例，即使政府真的採納群友的建議，用三個省來做實驗，但從省級得出的經驗真的能推廣到全國嗎？恐怕還是很難的。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RCT其實也不便宜。我曾在聊天的時候問過一位經濟學家，對於中國的經濟學者來說，RCT的最大現實意義是什麼？她的回答是：「在申請經費的時候可以更有理由了！」我當然知道她是在調侃，但這個回答其實也指出了RCT的一大缺點，那就是耗資十分巨大。儘管相對於政策的實踐來說，實驗的成本是微小的，但對於研究者來說，這些實驗的成本卻幾乎是天文數字。不要說巴納吉、迪弗洛他們所做的那種實驗，即使在操作上簡單得多的RCT實驗也可以輕鬆耗去上百萬的經費，如果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持顯然難以完成。由於耗資巨大，要重複RCT實驗就很難，人們因此也很難知道一個實驗得到的結果究竟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推廣。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種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視和推廣的。另外，先實驗，看看效果，再逐步推開的思路本身，對於我們避免盲目出臺政策也是大有借鑑的。
當然，RCT只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只能幫助我們發現一些涉及貧困的面上問題，至於更深層次的問題，則需要更為直接的傾聽與調查。託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貧困的成因是複雜的，為了根治貧困，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