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i Young Kim日本東京大學區域研究副教授。
【編譯】姚寰宇
【校對】李桐
【審核】王國欣
【來源】Kim, J. Y. (2015).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factors: the history problem and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5(3), 477-503.
【期刊】《亞太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是發表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國際關係類期刊。該期刊於2001年推出，每年1月、5月和9月發行三次。該期刊關注的重點是：亞太地區的國家間關係、亞太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涉及亞太一國或多國的國際關係的一般問題和理論。
反思身份因素的作用:後冷戰時期的歷史問題與日韓安全關係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factors:
the history problem and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本文從身份因素（identity factors）的衝突與融合的角度為日韓安全合作面臨的難題提供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解釋。作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身份因素對安全合作的影響要大於外部戰略因素（external strategic factors）。基於對1993年至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機與慰安婦問題、1998年朝鮮飛彈威脅與2001年歷史教科書爭議以及2005年至2006年朝鮮核威脅與獨島/竹島之爭等三個案例的深入研究，本文從實證的角度考察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身份因素對於日韓安全關係總體格局的影響。本文的分析可以幫助了解日韓之間身份因素的作用，同時對展望未來區域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義。
Introduction
日韓兩國於1965年恢復邦交正常化，此後的三十年裡兩國幾乎沒有開展任何實質性的雙邊安全合作，直至冷戰結束後雙方才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增強互信。在面臨強大的外部威脅（如朝核問題）時雙方似乎暫時擱置了歷史問題來開展合作。但作者指出從一系列的指標和比較來看，日韓兩國的安全關係很難被稱為一種「合作夥伴關係」。在美國的領導下雙方極不情願開展真正意義上的「三邊合作」，而是將各自的承諾局限於與美國的雙邊合作中。從總體上來看，冷戰後日韓兩國的安全合作雖然表現出一定的數量增長，但在質量上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兩國的合作仍處於較低水平。
在解釋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時，如果不考慮歷史問題就很難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為了充分理解日韓兩國在安全領域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發展狀況，有必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取得數量級增長（quantitative progress）所必需的先決條件是什麼？導致日韓兩國安全關係總體停滯的原因是什麼？在我們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時會不可避免地面對身份因素所佔據的中心地位，或在歷史問題的衝突上真實可知的解決辦法。因此，本文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身份因素對安全合作的影響要大於外部戰略因素。
Explaining unsatisfactory cooperation2.1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
國際關係中各種學派都試圖對日韓安全關係的本質進行解釋，現實主義學派在安全研究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他們在解釋國家行為問題時主要依據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現實主義學者認為，來自朝鮮的安全威脅迫使日韓兩國在後冷戰時期開展安全合作，然而其他的外部因素——包括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對朝鮮威脅的不同認知以及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則阻礙了雙方關係的實質性發展。
隨後作者詳細介紹了現實主義者對這三個外部因素的解釋。現實主義者將冷戰結束後日韓兩國缺乏安全合作的原因主要歸咎於上述的三個外部因素，但作者指出雖然這些解釋在一定程度上說得通但並不完善。
2.2觀念因素（Ideational factors）
在批判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時，建構主義者在解釋國家行為時更注重國內政治制度、文化和身份認同。許多研究日韓地區的學者們認為，身份認同以及若干歷史爭議問題是影響日韓兩國關係的關鍵——歷史上的敵對互動構成了兩國間的相互身份認識，信任的缺失對兩國間的安全關係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二十世紀上半葉遭受侵略的歷史讓韓國人以受害者自居，並對日本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敵意和怨恨，韓國年長者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暴行仍歷歷在目，而這種仇恨也通過教育傳到了下一代。冷戰結束後，日韓兩國民族情緒高漲，韓國也逐步完成民主化進程。韓國對日本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這個大背景下，這種不信任通過兩國對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不同解讀而產生的爭端中表現出來。這些「歷史問題」包括慰安婦問題、教科書問題、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以及獨島/竹島領土爭端等。這些爭端不時在日本民眾中激起反韓情緒，也同樣的加深了韓國人對日本的不信任感——這也阻礙了日韓兩國安全關係的實質性進展。這種以身份認同為中心的做法體現了社會歷史因素的重要性，也更好地解釋了後冷戰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安全性質的根本性質。
作者指出，雖然這些學者承認歷史爭端對日韓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但他們也同樣傾向於認同現實主義者的有關「日韓安全關係受到了來自朝鮮的外部威脅的影響」的觀點，這就使得他們的觀點有些折衷——他們沒有更多注意開展安全合作的必要先決條件，而這種合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者身份衝突狀態的變化。此外，很少有學者採用實證證據來分析歷史爭端對日韓兩國安全關係的影響程度，尤其是未能通過實證驗證身份衝突產生的政治影響是否真正取代了合作應對共同外部威脅的動機。
而作者認為，歷史問題地位的變化是影響兩國安全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即雙方安全關係的進展和破裂都可以用歷史問題上的身份衝突的動態來解釋。作者的論點著重強調了韓國國內的政治動態，而較少強調日本的政治動態。日本在1991年海灣戰爭後進行了政策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了日本軍隊在亞太乃至全球範圍內所承擔的擴張性的角色上。所以根據新政策日本在該地區的戰略重點是促進和加強與韓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是雙邊合作。因此，日本的政策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常量，並傾向於增進與韓國的安全關係。
兩國安全關係取得進展或者中斷往往是由於韓國國內的輿論變化造成的，而這種輿論變化極易受到歷史問題的影響。其變化模式如下：當用政治解決歷史問題從而創造相對友好的外交氛圍時，兩國的安全關係趨於改善；反之，當日本的保守派政客推行民族主義的政策和言論時往往會導致混亂——而韓國媒體以挑釁的口吻報導這些政策時往往會煽動韓國公眾對日本的反感情緒，而當民間組織發起公開抗議並裹挾著韓國政客採取對日強硬政策時，騷亂則會愈演愈烈。最後，韓國國內最初的溫和派政府和政客會主動對日採取強硬措施。簡言之，如果日本引發了兩國的身份衝突（identity conflict），那麼韓國實際上將會把衝突燒向安全政策的舞臺。
隨後作者通過三個案例來解釋驗證了自己的結論。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3.1第一次朝核危機與慰安婦問題（1993年-1994年）
作者首先回顧了第一次朝核危機的經過。面對朝鮮核威脅，在日本對慰安婦問題作出讓步之前兩國的安全合作也只是迫於美國壓力而流於形式。而且兩國元首起初都將慰安婦問題作為雙邊關係最關鍵的議題，這也被媒體輿論大肆報導。直到1993年的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的「河野談話」和時任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對侵略戰爭進行道歉後雙方才在朝核問題和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歷史問題的解決是1994年日韓兩國進一步發展安全關係的先決條件，韓國公眾對日本敵意的減少也為1994年中期以來的新的安全發展創造機會。但是作者指出，安全合作的水平僅僅是為了顯示兩國上升的友誼水平，上升後的安全合作水平也只是達到了日本與其他鄰國（包括曾經為敵的中國和俄羅斯）早已達到的程度。雖然日韓兩國1994年期間在安全關係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這些進展既沒有實質也不及時——這也不能充分支持現實主義者「日韓兩國為了應對共同面對的來自朝鮮的威脅而進行安全合作」的論點。
3.2 1998年朝鮮飛彈威脅與2001年歷史教科書爭議
在日韓兩國於1994年開始軍事交流和建立互信措施後，韓國和日本之間的安全關係一直保持穩定到1997年。然而在1998年到2000年，兩國在安全關係上又取得了一個重大進展——1998年雙方啟動了第一次日韓安全對話（the first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Dialogue），建立雙方陸海空軍事熱線，並在1999年進行了聯合搜救演習（SAREX）。
現實主義者認為1998年的朝鮮飛彈威脅是推動這些新的安全合作的重要動機，然而通過細緻的探究會發現，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外交政策才是主要原因——該政策的重點是與韓國鄰國建立合作環境以獲得國際社會對朝韓和解的支持。為實現這一目金大中總統試圖通過《日韓夥伴關係宣言》來解決與日本的歷史問題。《夥伴關係宣言》標誌著日韓兩國之間歷史性的和解。通過這一宣言也增強了兩國的互信，為1998年以來的安全合作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然而由於日本歷史教科書引發的爭議使得日韓兩國的安全關係在2001年經歷了嚴重挫折，為了表達對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的抗議，韓國採取了包括暫停聯合搜救演戲、禁止日本海上自衛隊訓練艦隊停靠仁川港、暫停每年舉行的防務峰會和日韓安全對話等一系列措施。日韓兩國安全關係的倒退花費了多年才得以復原，而這一事實證實了身份衝突的中心地位是日韓安全關係的關鍵驅動力。
3.3 朝鮮核威脅與獨島/竹島之爭（2005年-2006年）
2005年至2006年由於朝鮮的飛彈試射等問題使得東亞地區再次經歷前所未有的安全緊張。這段時期朝鮮造成的軍事威脅足以促使日韓進行安全合作。事實上日韓兩國也承認了合作的必要性，並承諾要進行雙邊合作。然而這段時間的合作幾乎沒有實現——這又是由於歷史問題（特別是獨島/竹島領土爭端和後來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主導了雙邊關係並對雙方安全合作產生了負面影響。隨後作者詳細回顧了這次事件的經過。
總言而之，2005-2006年日韓安全受到歷史問題的嚴重阻礙。2007年小泉純一郎內閣被安倍內閣取代，雙方開始恢復大部分的軍事交流和雙邊會晤。日本和韓國在2007年開始了新的工作級別防務對話。從那時起日韓兩國之間的安全關係似乎已經恢復到正常。然而當2009年獨島/竹島爭端因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批准和日本官方指定的教科書對島嶼宣示主權再次發生時，雙邊關係也再次惡化。獨島/竹島問題仍然是阻礙雙邊安全關係發展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本文通過對幾個歷史問題引發的激烈外交爭論論證了身份衝突（identity conflict）是造成日韓兩國衝突的關鍵因素。歷史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民主化進程後成為了雙方之間十分嚴肅的雙邊議程，並嚴重影響了日韓兩國後冷戰時期安全關係（即不穩定、跌宕起伏、低水平的安全合作）的本質。作者指出，鞏固日韓之間的合作行為對於維繫在美國的領導下的東亞地區集體安全體系至關重要，並可以以此確保地區的安全穩定。因此美國和日韓兩國的領導人應該做出真誠的努力來幫助日韓打破歷史爭端的僵局並建立新的互信基礎，而不是僅在危機時期才簡單的重複三邊合作的花言巧語。這可能是東亞地區走向真正的多邊合作的第一步，也是實現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