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全世界都對新冠疫苗翹首以盼。
接種疫苗是預防傳染病最有效、最經濟、最便捷的方式，是現代人的常識。從呱呱墜地起，幾乎人人都要接種疫苗，已是伴隨孩子成長必不可少的一步。
截至2019年，我國納入免疫規劃的疫苗接種率持續保持在90%以上。半個多世紀以來，通過接種疫苗，中國消滅了天花，通過了無脊髓灰質炎的證實，摘掉了「B肝大國」的帽子，有效控制了麻疹、白喉、百日咳、乙腦等傳染病。
這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回首中國防疫史，只有新中國真正實現了戰勝傳染病的一次次奇蹟。這樣的奇蹟絕非理所當然，它的背後，有疫苗科學家們孜孜以求的研發培育和以身試藥的獻身精神，有衛生防疫人員跋山涉水的艱辛困苦，更有新生的人民政府全民動員、消滅瘟神的氣魄和壯舉。
唯一被消滅的病毒
1979年12月，全球消滅天花證實委員會在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確認，1977年在索馬利亞發現1例天花病例後，全球再未見天花病例。據此，委員會在全球消滅天花認證書上用六種文字寫道，我們證實消滅天花已在全世界實現。時任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章以浩代表中國在認證書上簽了字。
天花，是人類與疾病的鬥爭史上第一個被消滅的病毒，也是迄今為止唯一被人類徹底消滅的病毒。在中國防疫史上，天花也是第一個被消滅的病毒，1961年中國最後一例天花病人痊癒後，中國徹底消滅了天花，比全球足足提前了16年。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疾病，傳染性強，致死率高，感染天花的人即便僥倖逃脫死亡，也會留下一臉麻子。「這種傳染病危害人類的歷史非常久遠。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疑似天花留下的瘢痕。」研究新中國衛生防疫史的歷史學博士肖愛樹教授介紹，我國有關天花的記載，始於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唐宋以後，天花在中國的流行逐漸增多。在歐洲，天花同樣令人談之色變，17至18世紀，天花在歐洲肆虐，以至於當時一個女人只要臉上沒有天花侵襲的痕跡，就意味著具有不同尋常的美貌。
如此惡名昭著的天花病毒，最終向人類繳械投降，一個重要原因是人類發現了最早的疫苗——能夠預防天花的牛痘疫苗。牛痘疫苗誕生前，中國古人在與天花的長期抗爭中發現，染過天花而僥倖存活者可以終生不再患天花。基於此，古人發明了人痘接種術，其實質與今天的疫苗免疫原理相同，就是用毒性較低的天花病毒使人輕度感染，從而產生抵抗力。
中國人最早發明人痘接種術，但最終讓中國和全世界消滅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國鄉村醫生愛德華·琴納給一個男孩接種了牛痘，接種後男孩產生了對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類是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那為什麼接種牛痘能夠預防天花？這是因為牛痘病毒是人痘病毒的近親，牛痘病毒感染人以後產生的症狀，不像天花那麼嚴重，但產生的免疫應答，足以使人體抵禦天花病毒的侵犯。這也是種牛痘比種人痘更加安全的原因。
琴納的牛痘疫苗接種法逐漸在全世界推廣。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vaccine」（疫苗的英文）一詞作為醫學術語使用的人，這個單詞的前綴「vacc」在拉丁文中就是「牛」的意思。
1805年左右，牛痘經由澳門的外國商人和醫生傳入我國。到了晚清時期，牛痘施種局已經不少。魯迅先生在《我的種痘》一文中，就記述過兒時接種「洋痘」的經歷。「洋痘」，就是源自國外的牛痘疫苗。不過，我國後來徹底消滅天花，所用的並非外來的牛痘苗，而是利用中國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壇株」生產的本土天花疫苗。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壇神樂署成立了中央防疫處，這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防疫機構，第一個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產機構。正是在這裡，誕生了新中國戰勝天花的功臣「天壇株」。
據《中國生物製品發展史略》記載：1926年2月，一名西北軍士兵劉廣勝，約25歲，患天花住進北平傳染病醫院。當時（中央）防疫處第三科痘苗股負責人齊長慶到醫院取患者帶膿的皰痂，接種在猴皮膚上，待猴出痘後又轉種另一隻猴，如此再傳一代。之後又將從猴體上取得的皰漿接種到家兔的皮膚和睪丸，連續傳五代，再轉種牛犢皮膚上。在牛皮膚上連續傳三代……採集第三代牛皮膚上的痘皰作為生產痘苗用的毒種，命名為「天壇株」。
「天壇株」的誕生，使中國終於可以生產自己的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由於近代中國戰亂頻仍，國家的衛生防禦體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齊長慶培育出的「天壇株」以及中央防疫處以此為毒種生產的天花疫苗，沒有機會讓老百姓普遍受益。
新中國成立前，國民政府也曾實施過義務種痘。然而，當時的防疫人員根本覆蓋不到廣大農村地區，即便在大城市，很多人對種痘也不接納。在《我的種痘》中，魯迅先生回憶了在北京的世界語專門學校種痘的經歷：「校醫前來種痘……我在講堂上就又竭力煽動了，然而困難得很，因為大家說種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為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群眾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裡來……脫去衣服，點上四粒痘漿……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轉臉去看時，我的青年軍已經溜得一個也沒有了。」
知識青年尚且如此，廣大百姓對種痘的態度可想而知。據資料記載，1923年北京種痘者僅27人，1924年為255人。哪怕是種痘更為普遍的1930年代，天津市每年種痘人數也只有幾萬。對於控制天花而言，這個人數遠遠不夠。
種痘運動
新中國成立前，天花幾乎年年發生，月月出現，每隔數年就有一次大的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數以萬計。1950年秋，剛解放一年的上海暴發了天花疫情，僅從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日（當年農曆除夕）的兩個多月時間內，上海全市就出現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僅是上海，據統計，1950年1月至8月，全國天花患者高達44211人，死亡7765人。消滅天花，已經成為擺在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此時，年輕的新中國關於如何對付天花已經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確定了衛生工作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部長李德全在會上指出：對付天花等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以服務人民大眾為前提。
10月7日，政務院發出《關於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指出「為了預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們必須在今秋開展一次種痘運動，以免再犯往年的錯誤，即於春季天花已經流行之後才開始發動種痘。」10月12日，衛生部又發布《種痘暫行辦法》，規定「嬰兒應由出生後六個月內種痘一次，屆滿六足歲，十二足歲及十八歲時，應各複種一次，凡從未種痘者，或逾規定之年齡而未複種者，應各複種一次。」
出生後六個月種痘，是因為嬰兒在出生六個月內，從母體中帶來的抗體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個月後母傳抗體就消失了。為什麼間隔六年要複種一次？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病毒學專家趙鎧解釋，「根據過去的觀察，小孩種痘後，在六年以內得天花的很少或者不得天花，隨著年齡增長，所產生的對天花的免疫力逐漸減弱，六年是他的保險期。連續三次接種後，抗體可以持續很長時間，因此十八歲後就不接種了。」
轟轟烈烈的種痘運動，在新中國開展了起來。當時，百廢待興，國家貧困，但為了不給老百姓增加負擔，種痘一律免費，種痘所需要的人工、牛痘苗及衛生材料等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
由於專業的衛生防疫工作人員寥寥可數，有的縣甚至僅有幾個人，各地就積極動員中、西醫培訓種痘員，設立種痘站，組織巡迴種痘隊，並動員學生、教師、公安人員和居民中的衛生積極分子配合，加入這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種痘運動。這些種痘人員逐戶逐院為群眾種痘，到了1952年，全國累計完成牛痘接種5億多人次，約佔全國總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區的種痘率在90%以上。
今天看來，90%以上的接種率似乎並不難，但當年的種痘人員面臨的卻是重重困難。農村的路不好走，種痘人員跋山涉水，有時連續步行好幾天才能到一個村子。疫苗需要低溫保存，又沒有如今的「冷鏈」系統，防疫人員保存疫苗用得最多的是類似暖壺的廣口冰壺，雲南省氣候炎熱，防疫人員發明了一個土辦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裡面的芯，然後把痘苗裝在裡面，用背包背著冬瓜下去種痘。
最大的難題是由於衛生教育水平有限，許多群眾對天花缺乏認識，不願意接種疫苗。有人認為「種痘要選日子」，有人覺得「種痘是小孩的事，但大人不必種」，甚至還有人迷信「今年是大痘年，種痘與不種痘都要出天花」。今年87歲高齡的黃素娟，從1960年開始就在北京市衛生防疫站（今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擔任預防接種工作幾十年的她，起初還因打疫苗挨過罵，「有一次跟著農村的村醫上門，給村民打傷寒疫苗，村民就覺得我沒病幹嗎給我打針，挺晦氣的，倒黴，連門都不開，就在屋裡罵。」
正因如此，衛生宣教是種痘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人民日報》《健康報》等刊載了大量關於種痘的報導，各級衛生機構編印、發行了許多關於種痘的掛圖、連環畫，人民美術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種痘預防天花》掛圖，僅半年發行量就達到了43萬幅，足見其流傳之廣。此外，有的地方還組織宣傳隊到群眾中間，通過召開座談會、演街頭短劇及組織演講等鮮活的方式開展宣傳。
跋涉在山間鄉野的種痘人員，也是一線的宣傳力量。1951年江蘇省興化縣種痘大隊的劉歆曾回憶：「每到一個村，由村長召集群眾會，我們在會上宣傳普種牛痘的好處。群眾聽說是毛主席派來種牛痘的，馬上集合起來……一位民兵中隊長，一臉的麻子，性格很開朗，他在群眾會上主動現身說法……」
這樣大規模的全民免費種痘運動，使全國的天花病例數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後，北京再也沒有發生過天花病例，成為全國第一個消滅天花的大城市。一年多以後，半年前還在流行天花的上海，徹底消滅了天花。1954年，全國有天花病例的省份減少到了13個，天花病例從1950年的4萬多人下降到了847例。
最後一例天花患者
上世紀50年代末，我國消滅天花的戰役已經接近尾聲。全球消滅天花證實委員會委員、北京生研所原所長章以浩在《全世界和中國根絕天花的歷史事實、基本經驗及啟迪》一文提到，1959年，我國「只有新疆、四川及雲南3個省級地域內發生病例。」
這三個省份中，雲南面臨的天花威脅最大。因其與緬甸、寮國、越南三個國家接壤，國境線長達4061公裡。歷史上，邊民交往頻繁，相互通婚的現象十分常見，當時這些相鄰的國家尚未消滅天花，這就導致常有天花從境外傳入。1959年雲南省滄源縣發生的672人發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從緬甸流入的。
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國在雲南、西藏、廣東、廣西等地建立了邊境天花免疫帶。以雲南省為例， 對邊境50公裡範圍內的居民，實施3年普遍種痘一次的辦法以加強免疫。邊境天花免疫帶建立後，雖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後並未引起天花流行。
1960年後，鑑於國際上發生航空傳播天花造成天花流行的實例，我國除加強邊境檢疫外，又於1962年修改了種痘辦法，即嬰兒出生後六個月初種，同時其他年齡人群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劃分為六個地片，每年以地片為單位輪流普種。這樣就相當於全國居民每六年完成一次普種，從而維持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
黃素娟的記憶與修改後的種痘辦法一致，她告訴記者，從1960年開始在北京防疫站工作，到1988年退休，她經歷了3次普種牛痘，「50歲以下全都要種，工作量不小，後來全球徹底消滅了天花，就停止了種痘。」
1981年，衛生部通知取消全國實行接種痘苗的辦法。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滅天花證實委員會宣布已經徹底消滅天花。而我國消滅天花的時間更早，最後1例天花病人是1960年3月出現在雲南省思茅地區西盟縣的胡小發。西盟縣與緬甸接壤，當時緬甸境內的斑嶽寨有天花流行，這個寨子的一名9歲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間隨父親到我國西盟縣探親，將天花傳染給了我國一名11歲女孩，該女孩又外出探親，引起另一村寨5人發病，接著傳到南亢寨引起胡小發患病。1961年6月，胡小發痊癒出院。
胡小發痊癒後，天花真的在我國滅跡了嗎？怎樣才能確認胡小發就是我國最後一名天花病人？1979年，衛生部組織專家赴60年代初期尚有天花報告的雲南省和西藏自治區，調查驗證我國最後1例天花發生的日期。調查的辦法很巧妙，一個是麻臉調查，麻臉，意味著得過天花，通過調查就能確定得天花的時間；另一個是痘疤調查，痘疤，是指人種痘後留下的疤痕，所謂痘疤調查，就是通過痘疤來檢驗一個地區免疫接種的覆蓋情況。
痘疤調查相對簡單，因為種痘一般都會記錄姓名、接種人數等，只需核實一下。一般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著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為消滅天花的佐證。
麻臉調查就比較難了，趙鎧院士當年參加了這項調查，他回憶，除了要入戶和到集體單位調查外，還要到電影院等公共場所調查，站在電影院門口，「看有沒有麻臉，發現麻臉就把他請過來，跟他了解，做記錄，通過當地人做翻譯……」
最終，調查組在雲南省孟連、瀾滄、西盟和滄源縣，以及昆明市共調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麻臉的人均在22歲以上。在西藏日喀則、山南地區及拉薩市調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麻臉，其年齡均為20歲以上。這意味著，調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發病的，1960年代初之後，天花確已在我國絕跡。
1979年12月，世衛組織認可了這一調查結果。中國於1961年消滅了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的時間整整提前了16年，這個偉大的成就終於得以確認。
抵禦小兒麻痺的武器
就在天花被中國人民逐漸攻克時，另一個被老一代人視為惡魔的疾病突然暴發。1955年，江蘇南通出現了一種怪病，1680人突然癱瘓，還有466人死亡。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兒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變癱了，變瘸了，一時間人心惶惶。幾年後，怪病又在廣西南寧發生大流行，當時南寧正值暑天，家家戶戶卻害怕得緊閉門窗，不讓孩子出門玩耍。這個怪病就是俗稱的小兒麻痺症，醫學上叫脊髓灰質炎（脊灰）。
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沒有治癒的辦法。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是因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輪椅上。無法治癒，就只能預防。這對彼時的中國而言，是一個比種痘應對天花更大的難題，因為中國尚不具備研製、生產脊灰疫苗的能力。
1957年至1958年，北京生研所的聞仲權分離出了兩株脊灰病毒，並試製出試驗脊灰滅活疫苗。但是，試製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夠投產，沒有人敢打包票，畢竟，一個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製成功平均需要10年時間。
考慮到全國脊灰流行的嚴峻形勢，衛生部決定派人到蘇聯學習。1959年，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所的顧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聞仲權，成都生研所的蔣競武，一同前往蘇聯考察、學習脊灰疫苗的製造。他們考察的對象原本是滅活疫苗（死疫苗），這種疫苗已經在美國被批准上市，但顧方舟了解到一個新情況，美國、蘇聯正在研究減毒疫苗（活疫苗）。
恰好，一次國際性的脊灰疫苗學術會議正在莫斯科召開，顧方舟在會上聽到了兩派人的激烈交鋒：一派主張用死疫苗，因為安全，認為活疫苗剛剛發明，它的毒力可能返祖，簡單來說，就是孩子吃了以後排洩出來，會通過糞口傳播，傳播過程中疫苗病毒會不會恢復毒力？另一派則主張活疫苗效果更好，因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產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時在血液和腸道內產生免疫，而且毒力返祖只是理論推測，當時還沒有實例。
兩派爭得不可開交，最後也沒有明確的結論，沒有人能解答，我們國家選擇哪一種是對的。顧方舟頗費了一番思量後，給衛生部寫信說明情況，建議採用活疫苗這條技術路線。衛生部經過研究，最後採納了他的意見。對這條技術路線的選擇，顧方舟算過一筆帳，據他在《一生一事》一書中的口述，「死疫苗打一針就幾十塊錢，而且不是打一針，得打三針，過一段時間得補打第四針。我們中國有多少孩子，一年就有一千到兩千萬新生兒，光是這個經濟帳算下來，我們中國承擔不起。咱們中國一沒有那麼大的經濟力量；第二用死疫苗，你得組織生產，生產疫苗得多大規模……第三你得培訓一支防疫的隊伍，給孩子打針不是那麼簡單。」
路線既定，醫學科學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共同組成了協作組，顧方舟牽頭任組長，開始研究試生產。1960年初，500萬份脊灰減毒疫苗在北京試生產成功。
試生產的疫苗安全、有效嗎？顧方舟等人先自己試了，結果沒問題，但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還需要十名左右的孩子來做安全試驗。顧方舟的大兒子剛好是1960年出生，還不到1歲，於是，作為組長的他主動提出，「我孩子小東算一個，你們還有誰願意參加？」最後，整個協作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讓自己的孩子參加了試驗。
這個讓孩子試藥的故事很多人都聽說過，有人不以為然，但《一生一事》的作者、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的範瑞婷對此感慨不已：「我去年當了母親後，越發覺得顧老他們當年的舉動感人。讓孩子去冒險，對任何一個父母來說都太煎熬，不忍心。記得顧老說服疫苗後的觀察期要個把月，難以想像他作為一個年輕的父親是怎麼熬過去的。」
幸好，孩子們試喝後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臨床試驗都順利通過後，第三期臨床試驗正式開始，這次是在北京、上海、青島等十幾個城市，跟各地的防疫站合作，讓400多萬名適齡兒童服用疫苗、觀察效果。這麼多孩子口服試生產的疫苗，壓力可想而知，但是必須經過這個程序，國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規模使用。最後結果出來，口服疫苗後一個月抗體陽轉率可達80%-100%，無明顯臨床反應，證明疫苗安全有效。
疫苗有了，但要滿足全國孩子的需求，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產量遠遠不夠，於是衛生部決定在昆明建立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簡稱「昆明所」），專門從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產。今天，昆明所已是我國最大的脊灰減毒疫苗研製生產基地，但它當年的起點——玉案山上的花紅洞，卻是距離昆明市幾十公裡的一片荒地。
選址在這裡，一是因為生產脊灰疫苗需要大批猴子，雲南的猴子多，比北京方便；二是備戰備荒的年代，「雲南很小心，市內的和近郊的土地不敢給」，「就怕打起仗來，這些地方用來備戰備荒。」
玉案山上什麼都沒有，附近只有一個傣族村莊，花紅洞更是一片荒蕪，沒有房子，沒有路。範瑞婷告訴記者：「那時昆明還沒通火車，醫學科學院曾經約談過其他同志，沒人願意往這個偏僻的山溝裡鑽，最後顧老挺身而出，主動帶著全家從北京搬去了昆明。」
昆明所初建，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顧方舟帶著這些科研人員，餓著肚子一邊搞科研工作，一邊幹體力勞動，修路、建實驗室、蓋宿舍。人都吃不飽，還得給猴子蓋猴舍，天天餵蘋果、餵蔬菜。範瑞婷講了一個細節：「山上電壓不穩，沒有冰庫，毒種又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醫院租冷庫，需要時工作人員就趁著夜裡溫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種背回山上。」1960年最早一批來到昆明的科研人員之一趙玫回憶：「當時的產品質量良好，全靠我們嚴格規範的無菌操作等技術。」
就這樣，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產出了第一批疫苗，連續三批合格，產品被國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產，一批批液體活疫苗從這裡運到全國各地，中國孩子從此有了抵禦小兒麻痺的武器。
「四苗防六病」
1960年，黃素娟剛開始在北京防疫站工作，那時脊灰疫苗還是個新鮮產物。她記得，北京最早接種脊灰疫苗是試驗性的，「一瓶一瓶的紅色液體」，接種時「捏著小不點們的嘴巴，往嘴裡一滴，就完事兒了」。「大約是1961年到1962年，更多的疫苗生產出來了，但一開始疫苗還是不夠，我們先集中在發病率高的市區（東城、西城、宣武、崇文），對6歲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種。後來疫苗多了，就往外擴，近郊、遠郊全都服用，這樣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種。」
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幾乎全都來自昆明所。當時，創建沒幾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設法提高產量，還在試製新的糖丸疫苗。原來，顧方舟發現，給孩子們滴液體疫苗的時候，孩子們不知道吃的是什麼，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們都喜歡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裡。這樣不僅孩子們愛吃，而且糖丸比液體更容易保存，方便在我國偏遠地區推廣接種。1962年，昆明所與上海信誼藥廠協作試製糖丸成功，第二年冬天生產了1000萬人份的糖丸。之後生產量逐年增加，由每年生產各型疫苗約2000萬劑量，增加到1970年的7000多萬劑量，1980年後更是達到年均1億人份劑量。
不僅是脊灰疫苗供應量逐漸增加，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越來越多的疫苗實現了量產，新的疫苗品種也陸續研製成功。1950年，預防結核病的卡介苗僅有兩個實驗室生產供應，1957年中國生物製品六大所陸續建成後，每個所都有卡介苗專用實驗室生產卡介苗。1965年我國研製的麻疹活疫苗試製成功，比世界上第一株麻疹活疫苗僅晚了兩年多，第二年麻疹疫苗開始在全國大批量生產。
隨著各種疫苗供應量的增加，一些地方開始改變新中國成立初期季節性、突擊性的預防接種方式，嘗試有計劃地按程序接種疫苗。在黃素娟的記憶裡，從上世紀60年代起，北京市已經嘗試按照免疫程序給孩子們打疫苗，她告訴記者：「那時我們防疫站的經費每年一共30多萬元，買疫苗就要佔一半還多。」「孩子們一出生就要打卡介苗、種痘，後來種痘取消了，脊灰疫苗足夠多之後，也開始按程序接種。另外還有乙腦疫苗、百白破、流腦疫苗等，我們當時自己叫『計劃接種』。」
這樣「計劃接種」，大大降低了北京市的這些疾病發病率。黃素娟說：「過去冬天鬧麻疹，春天鬧流腦，夏天鬧乙腦，一年到頭忙個不停，傳染病醫院都住滿了。按計劃接種疫苗後，就看到發病率逐年明顯下降，現在這些病已經很少見了。」而在全國其他地方，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因「計劃接種」實現無脊灰、麻疹、白喉的縣和地區。
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滅天花的經驗啟發，1978年，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加強計劃免疫工作的通知》。北京疾控中心免疫所原所長、主任醫師孫美平告訴記者：「從此，我國開始實施計劃免疫（2000年後改稱免疫規劃），當時是用4種疫苗預防6種傳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
最早列入計劃免疫的這4種疫苗，可謂我國疫苗行業的「四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產能力也能滿足全國兒童的需求，這4種疫苗所預防的傳染病也是世衛組織重點要通過免疫接種預防控制的疾病。
1975年，在全球消滅天花有望和部分國家成功控制兒童傳染病的經驗啟示下，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正式提出了「擴大免疫規劃」（EPI）的概念，要求各成員國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傷風、麻疹、脊髓灰質炎和結核病等傳染病。1981年之前，雖然我國還沒有參加EPI活動，但我國實施的計劃免疫，卻與EPI異曲同工，甚至有的地區的實踐活動比EPI更早，接種的疫苗種類也更多。
免疫策略與疫苗程序並非一成不變，通俗地講，也就是接種什麼疫苗、何時接種，是不斷調整的。孫美平向記者解釋：「疫苗是否納入免疫規劃，以及接種程序的調整，都需要經過科學綜合考量，包括生物技術的發展、人群疾病的流行及危害程度，疫苗供應保障能力，接種實施可及性等等。」
對此，黃素娟舉例說，北京最早接種脊灰疫苗時，規定8月齡孩子第一次接種，後來經過本地流行病學調查，發現2個月大的孩子就有感染脊灰的，「雖然2月齡孩子接種脊灰疫苗後陽轉率不如8月齡高，但是能保護一個孩子是一個呀」。據此，北京市把首次接種脊灰疫苗的年齡調整為了2月齡。此後，全國也陸續跟著北京調整，直至今天，孩子們仍是2月齡開始接種脊灰疫苗。
孫美平也談到了脊灰疫苗，「我是50後，還記得小時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現在已經沒有糖丸了，為什麼？這要說到疫苗的不良反應。糖丸疫苗是減毒活疫苗，一些有嚴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如果服糖丸前沒有被發現，服用之後極個別孩子會發生肢體的麻痺，用家長的話說，我的孩子『不吃糖丸不得病，吃了糖丸麻痺了』。近些年通過全世界大量的監測數據發現，『與疫苗相關的脊髓灰質炎麻痺病例』的發生率雖然是百萬甚至兩百萬分之一的低概率，但沒有任何孩子和父母願意攤上這樣的事情。因此，根據世衛組織的要求，我國自2016年5月1日開始，所有孩子第一劑不再服用脊灰減毒活疫苗，必須接種滅活疫苗（死疫苗）；第二、三劑仍然口服減毒活疫苗，但是劑型變成了液體滴劑，不再是固體的糖丸。」
孫美平所說的這個改變，其實也是糖丸的發明者顧方舟一直掛念的事情。範瑞婷告訴記者：「最後一次對顧老做口述史訪談是在2015年，他滿心憂慮，因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死活疫苗』兩派沒有爭論出明確的結論，考慮到國情我們採納了活疫苗的技術路線。雖然事實證明，當時的決定是對的，我國也實現了無脊灰的目標。但他一直擔憂這些自身免疫缺陷的孩子，開會時也向衛生部反映過，至少先打一針死疫苗，可是我國人口眾多，一針涉及的資金、疫苗供應量也相當大，改變並不容易。」
如今，顧方舟的願望終於實現，甚至比他預期的更好。「今年年初，我國再次調整脊灰疫苗的免疫程序，規定所有孩子第一、二劑都接種滅活疫苗，第三、四劑口服減毒活疫苗。這樣就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與疫苗相關的脊髓灰質炎麻痺病例』的發生。」孫美平說，「所以現在家長們帶孩子接種脊灰疫苗時，會發現醫生有時是打針（死疫苗），有時是拿一個內有疫苗液體的塑料軟管，往孩子口中滴兩滴（活疫苗）。」
B肝疫苗的免費
每一個孩子呱呱落地後，24小時內就要接種兩種疫苗，一種是卡介苗，另一種是B肝疫苗。伴隨著新生命的啼哭聲，孩子的「人生第一針」往往是父母最耳熟能詳的疫苗。但人們也許想不到，作為繼「四大王牌」後被納入計劃免疫的第五種疫苗，B肝疫苗的歷史並不長，孩子們有機會接種它，僅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
曾經，我國是名副其實的「B肝大國」，據調查，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一般人群的B肝病毒攜帶率高達9.75%，也就是說，全國大約有1.2億人長期攜帶B肝病毒。孫美平告訴記者：「感染B肝病毒後，可能會發展成為B肝病人，如果沒有治癒，就會發展成慢性B肝病人，再經過長期發展就會導致肝硬化，甚至肝癌。」
要阻斷B肝流行，最有效的辦法還是疫苗。然而，由於B肝病毒不能在實驗室進行離體培養，無法用分離病毒、培育毒株、培養病毒繼而製作疫苗的傳統方法研製B肝疫苗。這個難題直到20世紀60年代B肝表面抗原（HBsAg）的發現才得以解決。
什麼是B肝表面抗原？為什麼它可以解決B肝疫苗難題？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教授莊輝耐心地對記者解釋：「在B肝病人的血液裡有三種病毒顆粒，即大圓球狀顆粒、管狀顆粒和小球狀顆粒。其中第一種是真正的B肝病毒，有傳染性和致病性，後兩種顆粒只是B肝病毒的外殼，即B肝表面抗原。B肝表面抗原沒有傳染性，但可刺激產生保護性抗體，即B肝表面抗體，有了B肝表面抗體，一般就不會感染B肝病毒。」這就意味著，人們可以利用B肝表面抗原研製B肝疫苗。
1972年，我國開始進行從B肝病毒攜帶者血液中分離提取B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時任北京人民醫院檢驗科主任的陶其敏，在實驗室研製出了我國第一代B肝血源疫苗，命名為「7571疫苗」。由於沒有條件進行動物試驗，她像眾多的疫苗科學家一樣，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結果體內果然產生了抗體，且沒有發生異常反應。
不過，由於沒有經過疫苗各期試驗，「7571疫苗」還不具備投入生產的條件。真正讓B肝疫苗實現生產、走向市場的是趙鎧院士和他當時所在的北京生研所。「六五」期間（1981年至1985年），B肝血源疫苗的研製及中間試驗（即現在的三期臨床試驗）被列為國家科技重點攻關項目。據擔任攻關負責人的趙鎧回憶：「我們合作攻關是按照滅活疫苗的思路來做，就考慮怎麼純化，怎麼滅活……因為當時做的疫苗，我們在哈爾濱做觀察……疫苗的純度不好，還有病毒的顆粒。」1985年，B肝血源疫苗通過臨床試驗，研製成功，並通過了我國新藥審評，獲得了新藥證書。
面對B肝流行的嚴峻現實，北京生研所無私地將這一技術資料分享給了長春、蘭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國B肝血源疫苗的年產量達到2000萬人份左右。
1986年，我國的新生兒開始用上了中國自主研製的B肝血源疫苗。將新生兒作為重點接種對象，是因為母嬰傳播是B肝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新生兒時期感染B肝病毒，90%以上要發展成慢性，但成人感染B肝病毒僅約5%發展成慢性。
事實證明，B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難以克服的缺點，莊輝院士介紹：「第一，由於B肝表面抗原是從B肝病毒攜帶者的血液中提取的，定期並大量採集B肝病毒攜帶者的血液，對攜帶者的健康不利；第二，不能排除B肝病毒攜帶者可能還攜帶其他未知病毒，受種者有感染其他病毒的潛在風險；第三，生產疫苗的工作人員在生產過程中接觸B肝病毒攜帶者的血液，可能發生意外感染；另外，產量低，成本較高，不能完全滿足需要。」這些原因都決定了B肝血源疫苗只能作為過渡產品。
「七五」期間（1986年至1990年），基因工程B肝疫苗的研製被列為國家生物技術攻關項目。最終，有兩種基因工程B肝疫苗研製成功，遺憾的是，兩種都沒有形成規模生產能力。為了滿足需求，1989年，經國家計委和衛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聯合深圳康泰公司，與美國默克公司籤訂技術轉讓合同，以700萬美元的價格從默克公司引進了重組酵母B肝疫苗（基因工程B肝疫苗的一種）工業化生產技術。
700萬美元對於當時我國的衛生防疫經費而言不算少，但對默克公司而言，也確實是相當低的價格。莊輝院士告訴記者：「我國政府為引進此技術所支付的費用均用於美國專家來華指導工作、協助建設疫苗生產線、培訓生產人員，以及我國生產疫苗人員去美國考察和學習等。」
與我國當年手工作業的生產工藝相比，引進的全封閉式自動控制生產線的確大大提高了疫苗產量，每條生產線年產量可達3000萬劑；生產出的疫苗效果也更優，對母嬰傳播的阻斷率高達90%。
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國將B肝疫苗納入了計劃免疫管理。莊輝院士說：「當時是推薦所有新生兒於出生後24小時內接種首針B肝疫苗，並於1月齡和6月齡時各接種1針B肝疫苗，但由於國家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種費用均由家長負擔。2001年，50名專家聯名給國家建議免費給新生兒接種B肝疫苗。2002年後，B肝疫苗免費，只收取10元接種費。2005年，B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費。」
疫苗從收費到完全免費，對B肝防治的效果是顯著的：我國摘掉了「B肝大國」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衛組織提出的目標。統計表明，我國5歲以下兒童B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27%降至2014年的0.32%，下降了96.7%，2019年估計為0.2%。全國慢性B肝病毒感染人數已由1992年的1.2億例減少至2019年的8600萬例。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2007年，繼B肝疫苗之後，我國繼續擴大免疫規劃，將A肝疫苗、流腦疫苗等納入國家免疫規劃。至此，我國兒童基礎免疫形成了人們熟悉的14種疫苗預防15種傳染病的局面。
免疫規劃取得的成績，沒有人能夠忽視：消滅了天花；通過了無脊髓灰質炎的證實；摘掉了「B肝大國」的帽子；麻疹發病例從1959年的超過900萬例，下降到了2017年的不到6000例；白喉病例在1960年高達15萬餘例，2006年後沒有報告病例；A肝發病率從1991年的55.69/10萬，降至2019年的1.4/10萬，處於歷年最低水平……
「事實證明，接種疫苗是預防傳染病最經濟、有效的手段，簡單點講，免疫規劃工作就是為大眾築起健康的防火牆。」談到對免疫規劃的理解，孫美平這樣說。2018年，國家衛健委在回答關於「免疫規劃40周年」的有關問題時則表示：「免疫規劃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
的確，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種痘運動算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人們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處。從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絕，到如今期待新冠疫苗的誕生，人們對疫苗的態度改變了太多。
遺憾的是，近些年發生的一些疫苗負面事件，影響了公眾對疫苗安全和疫苗接種的信心，導致一些兒童家長猶豫甚至拒絕接種疫苗。對此，作為從事預防接種工作30多年的健康科普專家，孫美平想告訴大家：「在猶豫、等待的過程中，孩子就可能會暴露在病原之下，就有可能被感染得病。」對於疫苗質量，她特別補充說：「不要因為個案，失去對我們國家疫苗的信心。我們國家對疫苗執行兩個非常嚴格的標準：一個是國家藥典標準，另一個是疫苗的註冊標準，每個疫苗都有唯一的註冊號。國家藥典每五年升級一版，每升級一版，疫苗的生產標準就會更加嚴格。我國疫苗總體的監管水平已經達到世衛組織標準，2010年以來，兩次通過了世衛組織的疫苗管理驗證。」
事實上，目前各國競相研發的新冠疫苗，也正在增加公眾對國產疫苗的信心。正如撰寫了《中國疫苗百年紀實》的江永紅所分析，在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工作中，中國的速度和成果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疫苗的整體水平已經進入世界第一方陣。今年上半年，中國就有至少6個團隊的新冠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中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承擔研發的滅活疫苗目前已經正式啟動臨床三期試驗，各項進度均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國產疫苗，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資料：江永紅著《中國疫苗百年紀實》，範瑞婷訪問整理《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趙鎧、章以浩主編《中國生物製品發展史略》等
感謝北京疾控中心、國家圖書館、國藥中國生物對本文採訪的幫助。
來源 北京日報
本報記者 楊麗娟
流程編輯：王夢瑩